谈原则问题最忌空泛，不如从实例切入。先从傅道彬先生《中国文学的君子形象与“君子曰”的思想话语》这篇文章（以下简称“傅文”）说起。此文严格依据历史文献，在厘清古文中“君子”一词所指、“君子人格”多重意蕴的基础上，对始于春秋的“君子曰”话语，从哲学、道德、文学等方面进行深度剖析，最终得出“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君子的人格追求也是中国文学的理论追求；……中国文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思想的‘君子曰’；……（春秋时期）新君子群体凭借道德和知识的优势，建构了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2] 这一结论。显然，作者认为中国春秋时期的新君子群体已经建构了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即“君子曰话语”[3]。对此，有学者表示赞同：“始于春秋的‘君子曰’表述，既是思想阐释，又是道德评判，亦是知识立场和历史预言的宣示，事实上建构了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的思想话语体系。提出这样的概念和命题，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学精神实质的挖掘。其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将会对中国文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4] 这一评价很高，但同时也引人深思：对“君子曰话语”应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才会对中国文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呢？

正是这个问题，把笔者引向对当前文论话语建构中“两个结合”与“两种感觉”的思考。在笔者看来，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确实需要坚持“两个结合”，而且应该把“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贯彻到底；而越是坚持这一点，就越是会感到建构文论话语需兼具“现实感”与“艺术感”，否则建构出来的文论话语要么不太切合当今时代的深层需要，要么与文艺本体相隔甚远。只有兼具“现实感”与“艺术感”，才能找到合适的“标识性概念”，进而建构出富有生命力与阐释力的文论话语。

一

“两个结合”与当代文论话语建构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5] 据此，“两个结合”也是我们从事文化建设、推进文化创新的行动指南。那么，具体到文论建设领域，如何落实“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呢？

首先，立足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客观实情及其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来探索合适的文论话语，这是“第一个结合”在文论建设领域的客观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质上意味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具体实际出发，针对具体问题寻求具体解决办法，而不是照搬外国理论或某种教条来解决问题，其核心即“实事求是”。毛泽东是实施“第一个结合”的典范，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系列成功实践，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结果；而且，他多次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要谨防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述教条化。质言之，“第一个结合”的重点是活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的精神与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目前要解决文论话语建构问题，首先应该面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基本事实，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文学的特点与经验，探寻其本质与规律，进而建构一套话语体系。这种做法，也正是程千帆、杨义等所提倡的，从中国文学本身感悟、抽绎出其本质、规律与技巧的方法；换言之，它不是应用某种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也不是直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而是从中国文学实践中感悟、抽绎出某种理论。比如，程千帆从古典诗歌作品中抽绎出“一多对举规律”，杨义从中国古代小说中抽绎出中国叙事理论，等等。这种直接从中国文学作品中感悟、抽绎出理论的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契合“第一个结合”的基本精神，实可谓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一条重要路径。当然，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用前者来阐释后者，亦未尝不可；但文论领域“第一个结合”最主要的含义，乃是面向中国文学本身，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回答中国文学的本质、规律、发生、发展等问题。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传统文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或基于中华文化元典建构当代文论话语，这是“第二个结合”在文论建设领域的客观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质上意味着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促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文论建设方面，则是需要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择取其中能贴近中国文学本体、阐释效度比较大的部分，进行现代转换，从而生成能有效阐释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文论话语。质言之，文论建设领域“第二个结合”的重点，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或基于中华文化元典直接建构当代文论。这“第二个结合”，主要是解决文论话语的“文化主体性”或“中国特色”问题，同时也是对文艺原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讨论较多[6]，相关论著也比较多，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心雕龙》《文赋》《诗品》《艺概》《沧浪诗话》《闲情偶寄》等古代文论经典进行现代阐释的论著，皆属此类。不过，无论是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现代转换，还是基于中华文化元典直接建构当代文论，都不仅需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与方法，还要考虑“中国化继而世界性”的问题，即立足国学建构出来的文论话语，不仅要能够解释中国文学，而且能够解释世界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我国文论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傅道彬这篇文章大体属于文论领域“第二个结合”的范例。傅先生实际上是从中华文化元典（如《论语》《国语》《易传》《左传》《礼记》等）中择取其中的“君子曰”话语，加上自己富有逻辑思辨色彩的现代阐释，然后指出春秋时期的新君子群体“建构了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这套“话语”确实很有“中国特色”，但如何阐释文学作品呢？又如何使之具有“世界性”呢？这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第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深入中国现实充分把握重构当代文论的根由，又深入文艺本体深刻理解文学艺术的规律，切实加强“现实感”与“艺术感”，这是在文论建设领域贯彻“两个结合”的关键。换言之，只有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精髓，充分了解中国文艺实际与文化传统，切实加强“现实感”与“艺术感”，建构出“既中国化又有世界性”的文论话语，才算是在文论建设领域贯彻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因为“两个结合”不仅要求文论话语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更要求“实事求是”或“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不仅要求有“现实感”，也要求有“艺术感”。真理是有普遍性的，中国人提出的文论真理应该不仅可用于阐释中国文艺作品，亦可用来阐释外国文艺作品。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建构文论话语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生成名目繁多的很多话语，但这些话语未必都契合“两个结合”的真谛，也未必真正具有阐释力和辐射力。“中国具体实际”极为复杂，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目前能看到的（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些文论话语或多或少都与“中国具体实际”有关，或者说是出于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反思而提出的。比如“君子曰”话语，强调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理论）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既是对中国文学作品实际的一种概括及其内在精神的一种揭示，也隐含有对中国当前社会道德滑坡这一事实的关切，似乎是希望重构一种尊崇君子人格的文学理论来影响文学创作、介入社会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中择取某些概念、命题、表述来建构文论话语，有可能实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了，就一定能生成有根的文论话语。原因很简单，“文论话语”要回答文学本质、文学功能、创作规律等问题，要阐明文艺学真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后生成的某些话语，不能回答文学本质、功能、创作规律等问题，那就是在文论建设领域还没有真正贯彻“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工作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君子曰”话语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诚如《文学评论》编辑所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这“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工作，在笔者看来，就是贯彻“两个结合”原则，贯彻到“现实感”和“艺术感”越来越强的程度，以至于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文论话语既能切中我国社会文艺向前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能贴合文学本体，回答好“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是”“文学为何是”等一系列问题，使之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世界性和当代性，能很好地阐释古今中外绝大多数优秀文艺作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7] 对于这句话尽管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有一点至少是可以确定的：感觉在理论建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论话语建构过程中，“现实感”与“艺术感”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如果这两种感觉缺失，或存在明显偏差，其实就是“结合”得不到位，必然会影响到文论话语的生命力、阐释力与辐射力。在某种意义上，文论建构过程中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贯彻“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核心精神，可以加强“艺术感”；而充分了解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加强“现实感”。当然，“现实感”与“艺术感”也可以互相促进，扭结成一种类似于双螺旋结构的精神形式；但不管怎样，在文论建设领域，在贯彻“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培养和加强“两种感觉”（“现实感”与“艺术感”），乃是我们实现目标（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必经环节。

二

“现实感”与文论话语生命力

建构文论话语至少要有“三重考量”：一要植根本国传统，以求接地气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二要切合当前时代需要，以期引领风尚指导实践；三要切合文艺本体，以遵循文艺发展自身的规律。在这“三重考量”中，第一重、第二重考量与文论建构主体的“现实感”相关[8]，第三重考量与文论建构主体的“艺术感”相关。文论建构主体的“现实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结合”的一种结果，决定着所建文论的向度与价值。由于这个问题涉及诸多层面，在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结合傅文展开分析。

毫无疑问，“君子曰话语”是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和阐发出来的，确实是“有根的话语”；但它是否切合我国当前文化建设与文艺创作的客观需要呢？或者说，它跟“中国具体实际”是否结合得很好呢？从表面看，“君子曰话语”弘扬君子人格精神，这完全属于“正能量”，完全符合我国当前文化发展的需要。即便就常识而言，崇尚君子、以德服人，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完全正当的吗？但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反思。

首先，从词源本义上讲，“君子曰话语”所隐含的种种对立与我国目前倡导平等、公正、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完全一致。正如傅先生所指出的，“‘君子’一词最早是阶级的，是居住于城邑中心的宗族统治阶层，而小人则是处于乡野的被统治者，‘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是上古时代普遍接受的观念”，“君子”一词最开始就带有高人一等的意味。后来，到了春秋时期，“新君子群体在政治上咬断了与旧贵族联系的纽带，实现了阶级解放；在思想上割断了与‘半人半神’的宗周旧思想的关联，完成了哲学突破”，由此“君子”的所指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出身上的贵族”转义为“人格上的有德有识者”。在中国古代，君子与小人，无论在出身、阶级，还是在知识、人格上，都是对立的、高下分明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突出一类人而贬低另一类人的“君子曰话语”，是否会遮蔽“另一类人”的合法权益呢？此外，中国古代的“君子”概念主要指涉男性，那女性的合理愿望能在“君子曰话语”中得到体现吗？孔子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一句流传甚广的“君子曰话语”，给女性带来了多少痛苦！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今人不应该用当今价值观苛求古人；但是，如果我们要以古代的“君子曰话语”为基础重构可为今用的“思想话语”，则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第二，从现实人性和基本国情来讲，“君子曰话语”与我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貌合而神离的。这一点很难被意识到，而且说出来也很不容易得到认同，但还是有必要说出来。从表面看，“君子曰话语”崇尚仁爱忠信的君子、“以实现道德完美为第一要义”，在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似乎恰好是非常急需的“一针注射”。然而，真是如此吗？我国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的“基本现实”是什么呢？这种现实最需要的是不是“君子曰话语”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主要地是一个封建帝制国家，社会主导文化是一种儒法互补、释道兼用的文化；但不管文化形态如何复杂，全社会都比较推崇君子而鄙视小人，尤其是读书人，大多以成为君子、学优而仕为人格追求、人生追求。为了成为仁德君子或道德智识上的“人上人”，有人苦读经书，有人乐善好施，有人舍生取义，有人以道制欲，也有人虚伪狡诈、欺世盗名。不论真伪，君子们往往自视甚高，“总感到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他们站在忠、孝、义、勇、公等道德制高点上，由此衡量是非、臧否人物、评判历史，显得底气十足”[9]。但事实上，正是其中一些君子，统治、压迫着广大平民，有的还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比如严嵩，初为君子而后几为魔鬼）。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年间，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观念；虽然废除了主奴高下有别的封建等级制，但人们的等级意识依然是存在的。因循着传统惯性，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儒雅君子”为人格追求，且大多数人希望成为“先进分子”。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推崇“仁德君子”、想要成为“人上人”的倾向。这是当前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呢？是自古至今，虚伪、欺骗、腐败不绝如缕，有时候甚至相当严重；其中有一些跟“儒雅君子”或“先进分子”有关，其贪腐事实触目惊心，令人非常惊愕。这类现象早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反省：把治理重点放在“思想道德”上是否合适？其实，我们早就需要回归常识，把人还原为人，既承认其求真、向善的可能性，也充分意识到其犯错、作恶的可能性，进而把治理重心从“德治”“人治”转移到“法治”上来。过于强调德治而疏于建立完备的法治机制，这是有可能出大问题的。邓晓芒认为，“时至今日，我们实在应该看清人类本心的伪善和恶劣，承认并承担这种恶劣：然后寻求拯救之道。”[10] 李德顺也指出，“德治主义并不是一剂治世良方。……如果任由德治冲淡、排斥甚至取代法治，那么这种德治主义就不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国良方，反而会成为干扰甚至对抗法治建设的一幅精神销蚀剂。”[11] 而实实在在地以法治为基础，在全国各行各业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免疫机制”，至少可以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地运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些人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当然值得敬重和赞扬。但这是“锦上添花”的事；相比于“锦上添花”，“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

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我国当前社会非常紧迫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我国当前社会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关键系于此。中国封建社会由“明君、清官、君子”所维系的管理体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总之一句话：民主法治强，则国强；民主法治弱，则国弱。我们文艺界、学术界人士，如果为“民主法治”多出一份力，我们所属的社会就可能多一分安全与繁荣。因此，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是比较清晰的。

第三，就人文艺术的天职而言，“君子曰话语”与我国当前文化建设与文艺创作的伟大使命是不太契合的。人文艺术的天职，是要跟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与现实保持“必要的张力”，冷静地反思、批判现实，引领现实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基于对我国历史文化与基本国情的反思，拙见以为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伟大使命，是推动传统德治文化向现代法治文化转型。具体到文艺创作领域，则似乎应该从传统推崇君子、贬斥小人这种二元对立的伦理性叙事转到反思人性、重审自我这种自我批判的人类性叙事上来。诚如著名作家残雪所说：“伟大的作品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12] 我们太需要这类自审性作品来深化自我意识，来重新认识人本身。我们每个人（包括道德模范）需要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现实中人”不是“超人”、不是“神人”，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完全有可能犯错、有可能作恶的“凡人”，因而有必要建立起自我防范、自我审查、自我惩戒的机制。越是“先进分子”，越是应该敢于推动建立这种相当于“自审”的法治机制（或“自否定机制”）；因为只有牢牢确立了这种自审机制，才能让人少犯错误、保持先进性。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文论话语建构时需要面对的一部分“现实”。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在当前这样一个大转型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文艺，乃是“自审”（或“自我批判”）的文艺，是有助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文艺。文论话语作为文艺创作的先导者，应该肩负使命科学引导，朝着紧要处用力。进而言之，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潮流浩浩汤汤，“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文明”的社会形态一定会充分实现出来；只有顺应这种大势的文艺或文论话语，才会更有生命力。正如邓晓芒所说：“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开辟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13] 而“君子曰话语”赋予“君子”太多的权威感、道德感、优越感，其本身缺乏“自否定机制”[14]，因而是有必要加以警惕的。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一文中说：“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就会拖成不治之症。……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要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15] 这些话无疑是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的。习总书记在此提出的“自我革命”理论，渗透着强烈的“现实感”和“自审精神”；其核心思想提醒我们，无论是从事文论话语建构还是文艺创作实践，都需要意识到“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决不能讳疾忌医，而需要在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上下大功夫。张福贵说：“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理论，是当前文学研究话语体系中‘社会个人话语’建构的思想基石。”[16] 诚如其言，在当前文论话语建构活动中，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习总书记“自我革命”理论的指导意义。此外，莎士比亚、易卜生、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钱钟书、残雪等作家严于自剖自审的创作实践，邓晓芒的“自否定哲学”和“新批判主义”，也为我们建构契合时代需要的文论话语提供了从文学到哲学的重要资源。总之，我们固然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有根的话语”，但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到当代文化现状与文艺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考虑到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伟大使命，立足现实建构话语。

如果我们拥有比较长远的文化眼光和强烈的“现实感”，就会发现当前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不是推动建构“君子人格”，而是健全民主法治、推进自我革命；正是这一点，从深层次上影响到我们建构文论话语的方向与旨趣。

进而言之，在当今时代，如果着眼于建构“君子人格”重申“君子曰话语”，不一定能解决文论话语“中国化继而世界性”的问题。“君子曰话语”虽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其中隐含的“德治”倾向既不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的迫切需要，也不太符合当代世界发展大势；而且，“君子曰话语”是否能够就文艺本体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西方文艺界所接受，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

“艺术感”与文论话语阐释力

如果说“现实感”直接影响到文论话语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取向，那么“艺术感”则直接影响到文论话语的本体结构与逼真程度[17]。在当今时代，如果一套完整的文论话语仅有中国特色，但不能基于“艺术感”回答关乎文艺自身的一些根本问题，或在文艺根本问题上不能提供具有普适价值（或至少是具有启发性）的中国智慧，那么它就没有真正贯彻“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就需要做出调整。因为“两个结合”的精髓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落到实处解决文艺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那就还没有真正“结合”起来，至少是还没有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运用到文论建设领域来，确保实事求是地回答好文艺学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哪些文艺学根本问题不能回避呢？在笔者看来，一套完整的文论话语，至少要能够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如何是？文学为何是？”等文学本体论问题，或者说在文学本质、文学创作规律、文学功能等根本问题上能够提供破题智慧或解决方案。显然，回答这些问题是需要“艺术感”的，或者说需要对文学艺术本身有深切的体验和敏锐的感悟。只有真了解文学艺术，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文艺说出某种真知灼见。只有确实具有“艺术感”、贴近艺术本体的学说，才会具有较强的艺术阐释力。比如，关于文学本质问题，我们知道有“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情思意趣的感性显现形式”“文学是人的生命体验的陌生化显现形式”“文学是人运用诗性智慧感通人心的一种符号形式”等一些回答；这些回答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毕竟渗透着论者的“艺术感”，体现了其对文学本质的某种认知。再比如，关于文学功能问题，我们知道有“净化说”“娱乐说”“启蒙说”“审美说”“镜鉴说”“兴观群怨说”“寓教于乐说”“培根铸魂说”等回答；这些回答也不一定能完全概括文学的本质，但它们毕竟包含着某种洞见，隐蕴有某些“真理的颗粒”，能够回答或解释文艺学科中的某个根本问题。那么，“君子曰话语”能够回答文艺学科中的什么问题呢？

仔细阅读傅文，会发现该文主要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的人格精神是什么？由于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等观念，大多数人敬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因而“君子”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最广泛也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符号”，于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也经历了从英雄表现向君子叙事的转变，君子与小人的冲突，成为中国文学基本的人格对立与矛盾叙事”[18]。在中国文学世界里，“君子人格”或“君子形象”是怎样的呢？傅先生从道德、知识、礼仪、气度四个方面做了出色的考察与总结（君子有四：以仁爱忠信为核心的道德追求、以谦敬辞让为规范的礼仪风度、以诗书经典为基础的知识修养、以勇武敏行为追求的英雄气度），尤其强调了仁义、贵和、真诚、中庸这四种君子德行。由此可知，傅先生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渗透着一种道德精神，以“太上立德”为终极追求的君子人格构成中国文学的内在旨趣。如果说中国文学渗透着某种人格精神，那么这种人格精神即君子人格精神。傅先生由此认为“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19]。综观傅文，其主要价值是“有助于对中国文学精神实质的挖掘”。换言之，它侧重揭示的是中国文学的人格精神，而不是在文艺根本问题上提供中国智慧。

因此，“君子曰话语”尽管在哲学、文学等方面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特别是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艺的精神特质，但这跟“建构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是两码事，或者说二者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我们将古代的“君子曰话语”视为宝贵的思想遗产，尤其是对先秦典籍中的“君子曰话语”展开细致的考证阐释工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那么确实是有可能“建构一套从哲学到文学的完整思想话语”的。也许，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的“进一步完善与提升”的工作。

综上，当前建构文论话语需要在贯彻“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切实加强“两种感觉”（“现实感”和“艺术感”），从而有效提升文论话语的生命力与阐释力。“两个结合”，从根本上保障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特别有助于加强文论建构主体的现实感与艺术感。如果主体兴趣只在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不能在文艺根本问题上提供中国智慧，那么所建构的文论话语即便具有中国特色，也不一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更不一定能解决“中国化继而世界性”这一重要问题。进而言之，如果我们今天确实需要找到可以作为新时代文论话语基点的“标识性概念”，那么这样的概念应该完全符合“两个结合”的原则，既凝聚着强烈的“现实感”，又体现出恰当的“艺术感”。如果说“两个结合”是当前文论建设的基本原则、必由之路，那么“两种感觉”则应是建设主体的内在遵循、必备（主观）条件。总之，在寻找标识性概念、建构文论话语时遵循“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现实感”与“艺术感”，才能建构出既契合现实需要又切合文艺本体同时还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从而“对中国文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戏剧与影视评论话语体系及创新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１] 张江：《“两个结合”是文学理论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２] [９] [18] [19] 傅道彬：《中国文学的君子形象与“君子曰”的思想话语》，《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３] 傅道彬所说的“君子曰话语”，指的是《左传》《易传》《论语》《国语》《礼记》等典籍中记载的、以“君子曰”（或 “君子谓”“孔子曰”“仲尼曰”等）领起的话语，其内容涉及哲学、道德、历史、文学等。

[４] “编后记”， 《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５]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６] 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７]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８] 由于“现实”兼涉当前社会现状与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一个人的“现实感”必然既包括对当前社会现状的认知与感受，也包括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认知与感受。在很多情况下，历史、传统构成最大的现实。对于当前社会现实的认知越深刻、越清晰，就必然越是触摸到当前社会的文化底蕴与传统基因；换言之，如果离开了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清醒认知，是无法认清当前现实的，因而也就谈不上真切的“现实感”。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会切实加强中国人的“现实感”。

[10] 邓晓芒：《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1] 李德顺：《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12] 残雪：《残雪文学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13] 邓晓芒：《新批判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4] 邓晓芒：《“自否定”哲学原理》，《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

[15] 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

[16] 张福贵：《当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17] 所谓“逼真程度”，在此指的是文论话语逼近艺术真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