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话语叙事

现代化是中国宏大历史叙事的重要话语概念之一，其作为一个整体话语概念，语义形塑历经了动态历史演进。它启蒙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运动而成为革命形态的现代化话语表达。作为中共重要政治话语，现代化是民族复兴话语的核心话语资源，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话语表达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知识结构，对“实现怎样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话语叙事建构。对于现代化相关问题研究，当前国内学界侧重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讨，而从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视角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蕴含历史自觉的学理意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现代理念的知识分子在中共领导下从学理层面探求现代化发展新范式，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建构。我们基于文化思想史视角，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特质，探源寻绎该时期现代化话语叙事的生成语境、学理意蕴和叙事逻辑，解码由此形成的现代化新语汇、新范畴和新表述，以期深化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课题研究。

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语境的学理溯源

任何一种理论话语的产生都有其特定语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建构现代化理论话语，源于深刻的思想、历史、外部及内在原因和条件，应在具体时空结构中准确把握其出场的学理意蕴。

1.理论语境：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话语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话语是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凝练表达。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最早阐述了现代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科学阐释了现代化话语概念的内涵，成为中共探讨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话语叙事中，马克思建构了包括世界市场、生产方式、发展动力等在内的国家治理话语叙事方式和思维逻辑，成为中国现代化理论话语叙事的思想内核。

“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西方国家现代化中，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其重要支柱，大工业“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原初话语语境中，“现代化”话语具有进步的内涵意蕴，他们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生产等先进生产力要素的语汇共同使用，构成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将“现代化”一词作为考量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术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形容英国“现代化的生产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阶级分析法阐释了现代化变迁的历史逻辑，使用“现代工业国家”“现代大工业”“大工业城市”等话语表述“现代化”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较强现代化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创造出更为丰富的饱含中国元素的现代化理论话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话语阐释，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实现了创新突破，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话语的恪守。

2.时代语境：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历史发展逻辑的客观演进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紧密相连，构成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主题话语。时代的局限，使中国“现代化”话语叙事语境长期呈现于西方文明治理的思维定式框架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初始参照模式。

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话语叙事史。以民族复兴话语为叙事主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显著特征。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系列现代化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历经曲折，各社会阶层通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探索现代化理论，先后历经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构成早期中国现代化话语的主体框架。

语境的交融蕴含着碰撞与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变迁脉络呈现多样化交融态势。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的最早样态和对现代化的最初直观认识。19世纪末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话语探索进入了“制度”话语阶段，倡导学习西方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等先进政治制度，试图以西式政体塑造中国现代国家意识，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问题，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是一条流弊万端和危机四伏的道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倡导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精神，重塑中国现代文明，为现代化话语建构作出了有益探索。

纵观近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演进，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多元化态势，说明国人对现代化话语的探索是感性的，根源在于现代化实践主体的自身局限性，未能科学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与现实国情。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指明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从五四运动起，伴随着具有现代化意识形态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性质和内容都有了新变化。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现代化道路出现了由“西化”向“师俄”的范式转变，体现了国人现代化意识的觉醒，对该时期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具有划时代意义。

3.实践语境：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现代化思想奠定了深厚底蕴

中共赋予中国现代化以全新的发展范式与方向。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现代化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塑造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中共创立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化”话语的运用主要在经济领域，将实现现代化作为自觉使命，该时期现代化话语内涵多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度文化等要素相联系。1921年6月，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使用了“现代化大工厂”概念，这是中共话语体系中对“现代化”概念的首次引入。1923年7月，陈独秀在给萨法罗夫的信中提及“现代化工人”。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也开始使用“现代”“现代化”“近代化”等语词，李大钊早在1919年开始使用“现代的文明”“现代生活”“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现代的新文明”等概念。1924年9月，蔡和森在《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中使用了“近代化”“近代资产阶级化”等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词汇。1927年瞿秋白在中共五大散发的传单中使用了“现代化”一词。在中共成立初期，党对“现代化”概念尚未有清晰的理解，时常与“欧化”“西化”“近代化”等词混用，但其蕴含先进、进步、发展等方面积极要素是一贯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实现革命任务，中共尤其关注军事工业现代化，“战略”“军备”等成为中共现代化的核心语汇。抗战时期中共大量运用“军队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等话语概念，主要指武器装备、军事管理和国防建设的先进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了“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公开使用“现代化”一词，提出“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目标。中共对现代化的话语建构抓住了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号召“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认为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工业化，不断扩展“现代化”概念的丰富语义。

知识界在中共丰富现代化思想基础上，不断将各种现代化语汇纳入其话语体系，为现代化话语体系作出了独特理论创造。

4.全球语境：立足中国深刻回应世界现代化思潮的逻辑延续

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掀起了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序幕。近代国人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在探讨“国家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标准量度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路和心态。先进中国人通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现代化尝试，彰显了对现代化的本能诉求和回应世界现代化思潮的逻辑延续。该时期对“现代化国家”的话语体系塑造，激发了对政治、经济等领域多面向的“现代化”话语诉求，映照了国人对“现代化”理论话语建构的发散与聚合的双重效应。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是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不断汲取全球语境带来的诸如“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科学技术”等现代化话语要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为全球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他们以中国现代化为话语依托，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提出“现代化”话语概念和这一话语的核心要义，彰显了面向全球的话语自信和国家治理愿景。

五四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相叠加，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话语建构走向。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促使中国知识阶层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展开了研究，关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世界现代化进程充分证明了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石，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话语与“工业化”紧密相连，在有些语境中工业化就是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触及现代化实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上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提到“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等。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学理意蕴

叙事是话语建构的主要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是指作为社会变革先导的知识分子围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建构扎根中国本土的概念、范畴、理论及话语。围绕现代化话语叙事，该时期知识阶层进行了多次学术争辩，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概念的规范成熟以及衍生概念的初步建构，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话语的勃兴。

1.“现代化”话语的勃兴：作为社会科学语汇的“现代化”话语释义

中国语境中“现代化”概念的形成和语义形塑历经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该话语发端于启蒙精神，五四时期“欧化”“西化”等语词初登历史舞台，先期或同期的“近代式”“现代性”等语汇与“现代化”交替使用。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观的争论中将“现代化”与“西化”并提，1922年3月，严既澄第一次提出“近代化的孔家思想”。1927年，柳克述首次明确提出“现代化”概念，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凸显了这一概念的整体现代性内涵。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正式使用“现代文明”“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话语表述，并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把“西化”或“全盘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蒋廷黻是使用“现代化”一词频率最高的学者，详细阐释了全面现代化观。

在中共现代化思想影响下，1933年7月，“现代化”学术概念开始正式在《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中出现，这无论在中国思想史还是在世界近现代思想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首次以现代化为主题展开专门学术探讨，围绕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中国现代化的方式步骤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使“现代化”语词的整体内涵不断延展。《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争辩，是知识界对“现代化”话语在中国推广应用的正式开端。学界将“现代化”作为重要社会科学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阐释，赋予“现代化”在不同领域相对明晰的概念内涵。陶孟如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中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厘清现代化含义，强调狭义的现代化是“产业革命与经济改造”，而“广义的现代化包含社会的许多方面”。张良辅立足于唯物史观语境下定义和理解“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和方式》中认为中国现代化主要含义是经济层面的。在讨论中他们相继创制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展现“现代化”内核的词汇群，使“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词汇而被赋予崭新时代内涵，话语内涵不断增容拓展。

综观知识界对“现代化”话语的运用，尽管概念表述各异，但话语内涵整体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内容。随着对现代化概念话语认识不断深化，知识界开始全面把握“现代化”的丰富意蕴。注重提炼“现代化”话语内涵，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重视现代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提出不同层面的“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构成现代化的各层面协调并进，把现代化看作一个系统工程。1932年6月，蒋廷黻开始使用包括军事、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的“整个现代化”概念。亦英在《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中指出现代化的中国，要“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

知识界在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将学术话语的“现代化”概念提到了重要位置。1935年4月，张熙若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中主张用“现代化”代替“西化”概念。陈序经认为“西化”包括“现代化”和“世界化”，但并不排斥“现代化”概念的使用。1944年，冯友兰强调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代替西洋文化。该时期知识界强调要把中国现代化话语置于世界现代化总体框架之中进行分析和考察，认为现代化就是世界化，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强调现代化要博采众长，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考察中国“现代化”话语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从“欧化”“西化”“中国近代化”到“军事现代化”再到“工业化”概念的话语演变，体现出中国现代化特有的政治意涵，勾勒了中国现代化话语演进的历史图景。

2.现代化模式话语：“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以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轫于西方并不断向全世界扩散和辐射，历史的局限使得具有典型农业文明特征的中国现代化自启动伊始就与西方现代化发生密切联系。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从全球视野把握“现代化”是否具有统一模式和道路，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进入了一种多元比较、争鸣选择的状态。

“现代化”话语兴起过程中，话语的具体言说表征着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初步探索。知识阶层对中国现代化模式问题的探索，始于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1915—1927年）即中国采用西式现代化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聚焦于中国现代化模式是“中化”还是“西化”问题。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西化派”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现代化唯一正确的目标模式。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文中认为“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明确提出“全盘西化”主张。1915年9月，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中承认西方文化在阶段上优于东方文化，提出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主张。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认为西洋文明具有东方文明无法替代的优势。以杜亚泉、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中化派”反对“西化派”关于全盘西化的认识，主张将中国文明与现代化相结合，使现代化带有中国特点。梁漱溟提出“三个文化路向”说，分析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差异，认为复兴中国文化是重振中华的途径。

各种现代化模式之间既有共同遵守的原则，又有各自的特色。在现代化模式问题论争中，知识界最终不再拘泥于“中”“西”之别，认识到各民族现代化模式既具有相通之处，又因国情差异而决定了各国现代化模式必须求同存异。在此基础上，中国知识阶层形成探索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共识，即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中国现代化应在吸收西方文明优点基础上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模式。

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是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延续，论战中双方汲取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中国本位派”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不主张复古守旧，认同西化派对“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阐释。对待西方文化，“必须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加以一番审慎的选择”。“西化派”放弃“全盘”的提法，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入，提出以“大部分西化”“尽量西化”“充分西化”“充分世界化”等话语表述来代替“全盘西化”话语。两派相互吸收，达成了对“现代化”问题的共识，赞同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话语取代“西化”。“现代化”与“西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话语，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现代化”的内涵要比“西化”宽广，现代化容含西化，但西化不能容含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有多种模式，“西化”只是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之一。围绕“现代化”概念话语初步形成了工业化、科学化、民主化、世界化、合理化、社会化等现代化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独有的话语特质。

3.现代化道路话语：从“私人资本主义”到“走自己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话语转变，主要有“私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非资本主义前途”“走自己的道路”等话语样态。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话语阐释，其话语观点和话语表达方式都深受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影响，是中共现代化思想的直接话语表达。知识界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了现代化道路话语体系。

一是“私人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话语。1933年唐庆增在《申报月刊》关于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呼吁中国现代化应采取资本主义方式，“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认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应盲目模仿苏俄。他未能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而使得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前途，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分析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董之学在《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中主张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张素民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目标中，“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屏弃之列”。

二是“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概念话语。在资本主义严重经济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影响下，“以俄为师”成为当时对现代化道路新认识的集中体现。五四时期沈玄庐提倡学习苏俄，认为必须以俄为师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抗战时期，杨幸之、戴霭庐、罗吟圃等主张中国现代化建设应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中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改革的榜样，张良辅赞成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现代化思想，提出“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概念话语，主张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迅速实现中国现代化，充分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三是“非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道路话语。董之学、张素民等主张中国应采用“非资本主义模式”，这是力图兼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模式优点的理想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各有优点，兼采二者之长，不宜有所偏倚。”罗吟圃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认为：“中国目下的唯一可能的道路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该模式要求有广泛行政权力的集权型政府推行经济计划化，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中阐明在政府计划指导下发展工业经济，主张私人企业在政府的指导下有节制地获得发展，这些主张与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致的。现代化道路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是中国知识界认识的一次飞跃，体现了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准确把握。

四是“走自己的道路”现代化道路话语。到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批评了将现代化视为苏联化或美国化的错误思想，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要“走自己的道路”，这与中共现代化思想极为相似。

4.现代化范式话语：“以农立国”“以工立国”和“农工并重”

经济高度发展是现代化的首要表征。围绕现代化实施路径，该时期知识分子从“立国”理念上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立国”和“农工并重”的话语理路。

围绕现代化实现范式的话语建构，知识分子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学术争辩。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学术争辩中，章士钊、董时进等明确提出“以农立国”，主张重建中国农本社会。1923年11月，章士钊在《农国辨》中从农国和工国的道德精神层面系统阐述“以农立国”缘由，抨击了欧洲资本主义工国的弊端，认为工业化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董时进认为中国不适合发展工业，农业国的优点远大于工业国。立足国情走工业化道路是中共对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最初探索和最初话语。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该时期中共理论家对“以农立国”论加以驳斥，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23年5月，瞿秋白认为“以农立国”论是“纯纯粹粹的唯心论”。同年6月，恽代英阐明了工业化的重要性，提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1924年6月，杨明斋在《评〈农国辩〉》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驳了章士钊“以农立国”观点，分析“以工立国”的合理性。中共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工业化范式的理论话语对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民族危机影响下，知识界围绕现代化发展范式问题再次展开了学术争辩。“以农立国”派有感于现代工业社会尤其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主张通过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实现中国改革与振兴。漆琪生在《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一文中强调，农业建设农村复兴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1940年1月，杨开道发表《中国以何立国》一文，认为工业不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鼓吹“以农立国”。与“以农立国”论相对立，“以工立国”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中较有影响。19世纪末中国原初的现代化思想就是立足于振兴实业，工业救国思想在思想文化界居于首要地位。1940年6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以农立国”，倡导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建立现代化工业。同月，王亚南发表《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在争论中知识界明确提出“工业化”的话语概念，获得了与“以工立国”同等的含义。此后“工业化”逐渐代替了“以工立国”，丰富了现代化话语体系。

此外，知识界还提出了“先工后农”“先农后工”“农工并重”等概念话语，反映了当时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1940年8月，翁文灏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认为发展农业与实现工业化相辅相成，强调实现农业机械化。郑林庄提出了“第三条路”，主张先农后工，将农村与工业相结合等。

总之，该时期“以农立国”“以工立国”和“走第三条路”的理论话语都有合理成分，拓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所留下的丰富思想资料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5.现代化时序话语：“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动堡垒”

该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时序和步骤进行了话语设计，丰富和完善了现代化理论。在现代化时序上，主要围绕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排除现代化发展障碍的先后顺序问题展开讨论。多数论者从唯物史观出发，认识到中国贫弱落后的首要根源和现代化的主要阻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先除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大障碍，“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深刻分析现代化迟滞的主要原因，“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束缚与残酷的侵略榨取，实为一个大因”。因此，中国实现现代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先决条件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樊仲云的《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陈彬的《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罗吟圃的《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等文章都表达了类似观点。这些话语深受中共革命理论影响，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典型的时序话语特征。“中国要怎样才能现代化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须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动垒堡。”如果消灭“反动堡垒”的问题未能解决，“其余一切的实业计划的建议，工程步骤的筹谋等都是不切实的！”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首要前提，中共从成立那天开始，就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中国共产党围绕民主革命与工业化关系进行了深刻理论思考和初步实践探索，在党成立初期认识到只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毛泽东指出，实现国家现代化必先以革命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障碍，彻底解放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为扫除国家现代化两大障碍，中共领导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探索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为后来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从被动现代化到主动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

此外，有的知识分子如董之学、陶孟和、金仲华等在现代化时序设计上，提出了“政治”和“教育”的发展问题，认为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在于政治腐败和教育不普及，强调要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把改良政治和发展教育放在首位。张素民把推进法治化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因为法令章程无效，工业化就要立刻失败”。这些观点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

6.现代化意识话语：“民主政治的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由传统专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过程，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实现政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以“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内核的政治话语是该时期现代化话语的核心表达，是现代化的标识性目标话语。

民主观念是现代化意识的重要表现。近代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国家学习过程中，首要任务是追求民主制度。政治主张反映和体现现代化意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主张实现民主政治。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共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话语表达。

是否以民主政治为话语内核建构现代政治制度，是该时期各派政治力量论争的焦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鼓吹“法西斯主义救中国”，知识界展开的民主宪政与专制独裁之争，主要围绕“独裁论”“民主论”和“修正的民主政治论”进行。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一文中提出，专制是走向民主的必经阶段，这些政治主张与中国现代化背道而驰。毛泽东勾画了未来现代化中国，“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使之具有了现代政治的意涵，对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走向产生直接影响。该时期中共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等新型政权模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现代化的全新探索，书写了中国政治文明史的光辉一页，为后来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独特政治现代化之路。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曾效仿欧美模式，但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确立了既有别于英美式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最终建构了真正体现现代化意识的制度话语。

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学理特征

该时期现代化话语塑造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呈现出“本土化”的鲜明特质。现代化话语叙事在理论向度上体现互鉴性，在历史向度上彰显时代性，在世界向度上展现原创性，在实践向度上蕴涵整体性。该理论话语有别于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践悖论，具有强烈现代化开拓意识。

1.现代化话语内涵塑造的丰富性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话语概念，涵盖关乎国家各方面建设的若干子系统，涉及整体社会变革领域，体现为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大众化和社会的整合化，构成了中共领导革命的标识性目标话语。现代化话语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高频语汇，也是理解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重要政治术语。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从传统文明不断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1932年10月，蒋廷黻在《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一文中提出了“国家整个的现代化”概念。1933年5月，他又阐述了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整体现代化”观，充分凸显了现代化话语内涵的丰富性。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当年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内涵的话语塑造不断丰富和延展，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该话语概念的塑造在近代中国历经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较为复杂的话语变迁过程，体现了国人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加深。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知识界在建构现代化话语体系过程中，以工业化为中心，涵盖了民主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等领域，为世界现代化理论话语贡献了中国智慧。

2.现代化话语塑造过程的互动性

在近代中国历史场域，现代化话语塑造与现代化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该时期展开的现代化运动伴随于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塑造呈现了较强的互动性。中国现代化话语建构的重要前提是有现代化政党的科学领导，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话语的真正建构主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话语建构与革命话语的塑造互动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发展的必然逻辑，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式，革命的根本目标追求就是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在领导革命进程中注重将“现代化”概念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建构相结合。该时期党的现代化话语本质上是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服务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有着清晰认识，并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强调民主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使得“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互动融合，“现代化”话语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特质，“革命”话语蕴含明确的现代化目标指向。党在对“现代化”与“革命”进行话语叙述过程中，不断丰富“现代化”话语内涵。从长时段看，党的理论创新推进了“现代化”话语的塑造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使“现代化”话语内容日臻丰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进程中的高度理论自觉和自信。

3.现代化话语塑造主体的多元性

该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在现代化话语塑造过程中彼此互动，共同建构。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及同时代知识阶层等都参与到“现代化”话语建构中来，借此表达各自立场和主张。其中，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知识阶层理解并认同“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等共识性话语，对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作出最为突出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和创新性等现代特征，这种现代特征成为推动现代化话语塑造不断获得新生的内在动力。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正确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中国现代化运动，同时，充分汲取其他现代化思潮的合理内核。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现代化思想不断被知识界所接受，使得知识界对现代化话语塑造有了科学理论指导。综观“现代化”话语的叙事演变，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话语的语义形塑既是思想建构、话语建构和价值建构的过程，也是思想认同、话语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过程。作为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在探讨现代化发展道路时也在擘画着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大计。

该时期塑造中国现代化话语，也有知识界的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现实抉择达到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水平，使中国现代化话语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知识分子积极推动了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在探索国家现代化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话语的总体性塑造，不断丰富和建构“现代化”话语体系，使话语体系中“现代化”概念系统处在不断塑造形成和语义丰富的过程中，建构了中国现代化模式和话语体系。

4.现代化话语塑造方式的开放性

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近代中国现代化话语塑造是世界现代化话语建构历程的一个分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放性优化过程，是认识逻辑、实践逻辑和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完整话语体系。话语是社会实践活动的语言呈现，知识界在现代化话语建构过程中既学习西方现代化理论，又因特殊国情而不断形塑自身现代化理论话语，使中国现代化话语建构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修正和完善的过程，最终打造出既彰显中国特色又融通中外的现代化叙事话语。

现代化话语塑造所呈现的较强开放意识，主要体现在时空两个维度。从空间维度看，进步知识分子立足于世界尤其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与理论基础，结合近代中国特殊国情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话语系统。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其在总体上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当然，进步知识分子在建构现代化话语时紧密联系中国独特国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从世界视角审视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彰显了中国现代化话语较强的开放性意识。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塑造方式的开放性体现在既立足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更着眼于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路向。如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问题，话语塑造具有鲜明开放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首要经济问题是资本问题，“应当在不碍国家权利与不害国内生产者的利益之原则下，尽力利用外资”。知识界倡导合理利用外资，同时也要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体现出思想观念的开放性和长远的现代化眼光。利用外资是手段，积累国民资本是目的，所蕴含的科学利用外资的理念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学理昭示

知识阶层对中国现代化理论话语的建构，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建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提供了借鉴。

1.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话语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

对现代化理论话语的科学建构，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政党，中共为现代化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是现代化话语建构的设计者和推动者。中共为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话语进行了不懈理论探索，在现代化发展道路话语设计上，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将现代化运动与革命运动共同推动，促进了现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建构。

“现代化”是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要“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蕴含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通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含义。抗战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尽管还未正式使用“现代化”概念话语，但他已经科学描绘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创造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战略构想。1948年晋绥干部会议首次提出现代化的战略话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现代化建设“两个转变”的总体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理论的深刻认知。工业化、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话语的一个鲜明特征，将其纳入现代化话语体系，拓新了现代化话语的内涵意蕴。知识界对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直接映照。他们对现代化的话语塑造，说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被知识界所认同和接受，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理论话语建构的核心领导力量。

2.必须正确认知中国国情

现代化理论话语的建构唯有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对现代化进程产生正确理论指导。近代以来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未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科学认识中国国情。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良派、革命派等领导建构的现代化理论话语，都未能指引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在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知识分子立足于近代国情，从学术、学理层面对中国现代化话语内涵予以阐述，形成了一系列现代化概念，为中国现代化思想提供了丰富养料。

只有认清中国国情，认真总结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话语。当年中国关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在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以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徘徊。知识界提出的“中国本位化”“西方化”和“俄国化”等话语都有很大片面性，根源在于未能正确认知国情。围绕“现代化由谁领导”“现代化为了谁”“现代化依靠谁”，中共顺应历史潮流，在领导现代化运动实践中对中国现代化重要目标和未来走向作出准确判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的问题引出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毛泽东提出了要建设异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构想。

3.增强历史主动性，摆脱对西方的话语依赖

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必须跳出西方现代化话语陷阱，坚持独立自主，增强历史主动性，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话语创新。该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话语的建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在现代化运动实践中实现了“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双向共生，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促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为探索中国自主现代化理论话语作出重要贡献。

“现代化”概念话语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理论升华。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现代文明”“现代文化”“工业化”“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等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思想话语，展现了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自信自立和自主自为，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信，表明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拓新，提升了中国探索的现代化道路的世界话语表达。

（本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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