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创新性发展，即从文明基因、文明主张、文明逻辑、文明理念和文明图景五大方面的内涵更新。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化中始终遵循着特定的发展规律，正是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创新性与继承性的交融互通”以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现代意蕴的创生和呈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深切关怀，为促进各民族国家文明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为跨越全球文明发展藩篱提供了中国经验、为终结资本主义西式“文明”提供了中国力量、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中国贡献。
关键词
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世界意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国运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明形态，有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一直以来都是其得以生生不息和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内在要义，同时也成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过程中的重大使命任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不仅发展了中华文明中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智慧和民族属性，也为走实走好中国式现代化这条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提供了精神力量和历史视野。
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提出近一年以来，理论界围绕着生成逻辑、理论经络、根脉资源、层级关系、历史定向以及体系构筑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阐析。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依旧在哲学反思、理论解构以及思维联系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未能完全实现在本质规定上的“破题”和“指认”。因而，当前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知识体系的自主表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保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良性发展和历史传承，应在中华文明的逻辑递嬗中把握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特内涵，挖掘其深刻的演进发展规律，并明晰其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世界意义，厘清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的文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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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辨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说明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诠释要建基于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层理解和系统把握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五大特征为根本，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充分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相结合，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内涵的崭新赋予。
1.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蕴“历史进步”的文明基因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高度重视文明自身的传承和延续。作为中华文明存续载体的“汉字”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国文字的出现早于殷商时代，伴随着“龟甲和兽骨的占卜”“青铜器上的铭文”，再到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和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这条文字线索不断发展至今而未曾中断。虽然中华文明经历了华夏农耕文明、北方游牧文明等不同文明的演进历程，但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映象中主要以“王朝更替与政权更迭”这种历史周期率的循环现象所呈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和当代建构，从“历史进步”的维度实现了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自身更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延续性的基础上更注重于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以中华文明为文化根脉，并将中国式现代化中代表着“先进本质”和“文明进步”的现代属性着重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总体性”的时空场域和实践基础，其“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就在于提供了一种彰显“进步”的理念范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充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即以“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绵延不绝的古代文化”以及“意义深远的近代文化”等独有的文化形态为发展根基；同时也系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通过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理论形态，进而构建出一种“以进步的历史时间观”为基础的发展型文明形态。这正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主次矛盾”“社会存在”和“历史定位”等分析方法的合理运用，使其不仅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纯粹意识层面的体系化塑造，更是实现了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组织方式和存续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对具有借鉴价值的文化理论赋予新时代内涵，同时对其陈旧表现形式的文明形态加以现代改造。现代历史性的融入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自身的“进步”特质，正是两者之间的“化学反应”真正实现了这一文明形态的永续发展与换羽新生，使中华文明更聚焦于现代转化、社会革命、文明变革等推进历史进步的时代话语。
2.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范式变革”的文明主张
创新性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本属性，具有支配中华文明行为变革的深层生存哲学意蕴。如“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以及“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传》）等内容，可见“创新”品格始终是中华文明深沉的民族禀赋。但在中华文明自身创新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更注重于通过概念化术语的变革和理论化范畴的转向以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解构和重识。如自唐代，韩愈在佛教、道教的压力下试图建立儒家的道统，并发掘出儒家的心性思想；再到宋代，儒家汲取了道家的宇宙观，以及道家、佛家的心性观念，发展出被称为“新的儒家”的理学、心学思想；以及元代直至清末，理学成为官方的主流学术思想，其都是在试图对世界进行合理解释。不论是佛教主张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的玄学思维，还是道教所倡导将“养生与应世相结合”的生存之道，都是从各自视阈下对中华文明的基本范畴进行了丰富和拓展。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充分挖掘和运用了中华文明中代表着“革故鼎新”“吐故纳新”以及“万象更新”等的创新基因，更是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过程中实现了文明范式的实践性革命，即从“术语革新”到“范式转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并发扬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在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中，“第二个结合”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创新表达的基本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这种创新不再仅限于对以往理论术语和学术话语等基本范畴的文化补写，而是立足于文明发展最为本质的文明体系、文明思维和文明结构等解释范式的深层次变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角度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实质，提供了从理论范式向实践范式转换的哲学新解。这种“革命性转变”跨越了缚困于概念变化的理论窠臼，不仅指明了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总体性”所处于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坐标，更实现了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综合性”的哲学革命和主体革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魂脉”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而发展起来的“新”文明形态，回答了“中华文明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本质性问题，可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再是以往传统内部的术语革命和理念创新，而是由传统向现代的整体变迁，即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里程碑”。
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积“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
中国有着百万年以上的人类生存史，在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中全世界各民族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样态和风格迥异的文明模式。如《左传》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理念所表达的是中华文明自身“包罗万象”的文化品格，这种包容性深蕴于整个文明发展的历史交融格局中。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到盛唐和宋元时期，多民族交融，各大宗教与文化在此和谐共存等，都展现出中华文明自身“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继承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有教无类”“天下一家”等属性特质，同时还立足于全球多民族多国家更为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格局，力图实现世界历史范围内全人类文明的繁荣共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并深化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说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注重将“存异”的现实处境指向“求同”的发展模式，“容”最终的结果在于“融”，即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多元共生、寻求共识、携手共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对国内多种文化形态的兼收并蓄，不仅吸纳了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等不同文明的有益成分，更注重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制度管理，实现对古代基督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的多教共治，进一步维系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致力于构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文化形态，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使各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能够在国家权威语言文字的覆盖范围内自由使用各族语言文字，真正将“包容性”纳入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建构当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世界向度的“和合”主张，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到全球文明倡议，从创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再到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的过程中，都坚决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观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这代表着中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利益，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的愿景提供中国智慧。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不断推动人类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使中华文明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发展壮大，凝聚起世界范围内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文明共识。
4.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涵“一元主导”的文明逻辑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文明倾向。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就开始形成各种文化系统联结的文化共同体，随着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向外强力扩张，中国部分地区开始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层。在政治上不同历史阶段下中华文明也强调“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从夏商时期建立中央都城，加强王权、王畿力量和改变对地方管控方法，到周朝时期形成了“天下共主”政治体制，再到秦汉时期通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形成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总体而言，追求大一统格局是历代王朝的政治共识，但不同王朝所建立的统一格局却较为短暂。不论是先秦时期的“帝王意志”，还是隋唐时期的“皇权至上”，在初期的励精图治后，中期统治阶级往往会走向衰败和灭亡。这是由于其思想实质大都是以个人或者集团的意志主张代表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而导致在世界历史轨道中呈现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演进规律，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并拓展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面对新时代以来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格局，各种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网络文化等多元文化相互交汇和不断碰撞，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磅礴生机活力，但同时也要求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化过程中要自觉抵制各种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避免陷入多元文化所导致的价值冲突和理念窠臼中。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加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自觉抵制一切消极和落后的文化思潮。尤其在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即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标准作为评判准绳，以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在真正意义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民”“实践”以及“不断发展”这四大属性融于其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将“多元”的民族空间格局打造成“一体”的复合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实现人民主体性的构建和发展，并以制度体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因而得以将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牢牢统一起来，展现出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进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构建出一种实现长期执政、打破历史怪圈、实现稳定发展的一体化模式。
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蓄“共筑和平”的文明图景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离不开其主张“和平、和睦、和谐、和合”的思想学说。中华文明的和平特质缘起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农耕文化。因“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故逐渐演化成“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天人相应”的和平特性。这种特性逐渐延伸到各朝各代的文明主张中，不论是战国末年主张的“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还是春秋时期中强调的“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或者周代所提到的“协和万邦”（《尚书·虞书·尧典》）都表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指向。而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化过程中，不断将“交通成和”“共生并进”和“保合太和”等和平理念赋予世界意义和现实价值，进而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维护世界秩序和国际和平的文明图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化并升华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外发型的现代文明，现代化肇始于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通过将外来的西式文明与本国的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明理念不断进行融通和调适，变革传统文化以实现从“外部传导性转化为内部创新性”。正是因为经历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殖民扩张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创新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加重视对于和平思想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纵观整个现代文明的建构历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将自身“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转化成“为天下谋大同”的实践主张，即通过“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提供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深化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打造人类文明共同体，以保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更是将“协和万邦”的文明思想引申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即将“和衷共济”“内圣外王”以及“民胞物与”等理念主张引申到当今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来，构建出以国际法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保持世界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主张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维护、治理，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始终致力于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将理想中“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打造成现实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每个国家和民族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和平理念的现代叙事和当代表达。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在本质上是克服‘体用’二分，‘道器’割裂的辩证过程”，进而逐渐实现民族自我意识从自省、自觉、自信再到自强的发展脉络。这同时意味着在传统文明普遍性中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这一“生命体”自我更新和现代转型的文明形态，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探索深刻印证了其同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并在不同维度下蕴藏着特定的辩证思维方法。通过提炼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指向。
1.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华文明现代理念的出场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早期阶段，基本上处于向“他者”文明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但不同阶段下中国都始终以中华文明作为发展基底。在明末清初时期，伴随西方殖民统治及其文化的强制入侵，打破了清政府以“中央之国”自称的封闭立场。中国不得不探求传统文化的新出路和新走向，不论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企图以“中体西用”的资本主义科技拯救腐朽衰残的封建制度，还是维新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尝试以君主立宪制度为改良主张，其实质都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进行的改良和发展。即便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强调了“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究其本质，仍是在立足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现代尝试。虽然洋务派与维新派等主要流派在引导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向的过程中，因理论的阶级局限性和当下适用性的不足，未能真正实现符合中国发展规律的现代化发展，但总体上的发展路向都始终选择以自身的中华文明为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起点。
实际上，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的理念选择上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与尝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以构建“自由独立”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为契机，发起了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由于缺乏足够的“科学理性”作为启蒙支撑，未能找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根本出路，但也为社会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积极动因。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指明了发展出路。中国共产党以不同于一般的认知维度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将其作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理论学科而学习，更是将其作为一种救国救民、改造“宇宙”的社会真理而运用。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单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说来传播的境界，陈独秀就在《广东群报》上明确指出，“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这一改变不仅在真正意义上从内部激活了中华文明自身的现代基因，马克思主义也便不再是漂浮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无根浮萍”，尤其其中“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的相通性、“人民立场”与“以民为本”的一致性、“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相似性，都先在预兆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一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爆发出强大力量，中华文明便从文明思维、文明选择、文明实践等方面都被注入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动因。也正是因为找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融通，才真正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建构基础。这种对于中华文明在运思模式和认识尺度等方面的现代特殊性探索，即经历不同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实践尝试，为进而走出“轴心时代”，破除“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能。
2.创新性与继承性的交融：中华文明现代转向的叙事形式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欧文化语境下的学说体系，同中华文明之间定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视差”。而中华文明又在中国人心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必然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取和运用，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结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向中继承性与创新性的逻辑互动，其不仅是对表达形式、理论体系等方面相互影响的“物理作用”，同时更是对于话语形式和表达模式等内容现代创新的“化学反应”。
从历史发展维度来看，毛泽东驳斥了过去仅仅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外在形式结合”的问题，选择从内在概念和内容层面进行结合。在面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作风建设问题时，毛泽东继承了《汉书》中的“实事求是”概念，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见其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实现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同时也在内涵和外延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新的意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为形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象表达，引用“小康”的传统概念，来自《诗经·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原指一种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生活状态。邓小平提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生动诠释了创新性与继承性的相互结合。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注重“两个结合”的推进，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不仅立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博大胸襟，蕴含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和合追求，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当代建构，解决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博弈的特殊条件下世界历史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创新和发展。这不仅是对于中华文明理论体系的继承和集成，更是对其表达范式的创新和发展。可见，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化过程中不仅延续以往文化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卓绝成果和文化根脉，同时根据时代主题、时局形势和时空场域的需要不断实现文化自身的调试和发展。
3.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中华文明现代路径的主体澄明
不同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同的文明样态，这是由于在长期的价值选择和目标抉择中逐渐形成了自主的路径倾向，其深层次统摄和支配着文明逻辑的嬗变和发展，在总体上呈示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西方现代文明虽具有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形态，但都是遵循着由“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逻辑路向，始终遵循以资本为中心的演进规律。即便“呈示形式”多元多向，但这种由“私有制”带来的“利益追逐”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逃避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没有资本的出场，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拓展，“资本”始终作为西方现代文明得以出场和发展的“永恒”力量和建构主体，所走的必然是体现资本意志的发展道路。
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向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人的逻辑”，虽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存在多样化的发展形式，但始终是围绕着“人的发展”而演绎，不同时期下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围绕着“人的问题”和“人的需要”而展开，所反映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实质性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不同向度，如“全面发展的主体文明”“人民本位的共享文明”“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协和万邦的天下文明”等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是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基本的价值追求，正是在文明选择中逐渐形成了对于未来道路的决定性意义。资本主义借助新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构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话语防线，企图掩盖其追逐剩余价值的政治企图。资本主义虽然也强调“人”，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的需要”更多体现在“公共市场需要”和“纳税人需要”上，在未来的文明走向上必然会陷入“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而谋得一部分人的发展”的文明困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论在规律和目的上都真正立足于人的需要，从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公共需要等多维需要视角中展开，并将“人”作为未来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尤其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其不仅标志着中国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深深关切，同时也表明对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关切，并在真正意义上立足于对全人类根本利益的践行和发展。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
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不仅是党和国家从发展全局的角度出发，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作的深入阐述，同时更是通过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改变传统世界文明格局、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并拓展现代化后进国家文明繁荣路径的现实构想，对于不断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
1.为促进各民族国家文明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发展中之所以能够塑造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以及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文明形态，关键在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我塑造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交往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脉世系、宗教信仰、伦理纲常等传统形式，得以将民族种类繁多、语言体系复杂、地域跨度广袤等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的文明体系统一，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主张的“平等、互鉴、对话和包容”的文明观，为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文明交流提供了“新”交往范式。其中“对话”的行为范式指向“互鉴”的文明目标，而“平等”和“包容”又作为“对话”的先在原则，这就在整体上构筑出中华文明进行现代交流互鉴的实践遵循，其不仅对文明交往理念进行了科学规范，更是对文明发展走向进行了前景判断。正是这种由公平“对话”走向文明“互鉴”的叙事逻辑才能从整体上超越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终极文明”的单向度霸权思想，彻底破除以往“现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窠臼，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世界文明百花园的群芳竞艳。
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互鉴的价值基础。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积极引领下，能够更为自觉主动地摒弃文明交流中的偏见和傲慢，尊重文明多样性与独特性，进而构建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正是在“开放互鉴、取长补短”中发展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正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反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活力。
2.为跨越全球文明发展藩篱提供了中国经验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场域内，不仅面对着“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同时在全球范围也存在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挑战。而中国作为推进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秉持着“行天下之大道”的大局观、“义利并举”的合作观以及“美美与共”的生态观的文明底蕴，同时更是融合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为解决在全球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式微和方案失灵提供了重要借鉴。
首先，为如何看待全球性治理问题提供了“着眼大局”的思路视角。欧阳修曾在《经旨·易或问三首》中指出“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孔子也在《周易·益卦·彖传》中提出“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理念主张，都指明了要善于观察事物发展的大势、大局和大道，掌握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才能行事顺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基于此，不仅着眼当下的文明现状，更展望未来的文明发展。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格局”的宏大视阈关注人类发展的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始终保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行天下大道的大局观，建设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普遍安全的世界。其次，为如何解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问题明确了“和平共生”的思路范式。孔子在《论语·阳货篇》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墨子在《墨子·经上》中提出了“义，利也”，老子在《老子·德经·第八十一章》中也指明了“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义利思想。可见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原则。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理念不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文化多样化的时代，始终主张以“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理念应对全球性的风险挑战，尤其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面对全球文明问题时提出了共建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实现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协调平衡，明确“推行霸权主义、建构世界霸权体系”绝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后，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贡献了“美美与共”的生态观。在面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空间发展失衡”等现实困境时，不论是《荀子·礼论》的“天地者，生之本也”，还是《传习录·门人黄省曾录》的“盖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体”等内容，都深刻阐明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朴素追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贯彻着“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全球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这一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革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理论上破解了人与自然“二元割裂”问题，并在全球创造性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实现生态环境的全球行动、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支撑。
3.为终结资本主义西式“文明”提供了中国力量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发展过程亦表现为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更替过程，即以新的文明形态取代旧的文明形态。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西方凭借其话语强势和先发优势不断鼓吹资本主义的“普世”文明形态，将资本主义文明称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的文明形态，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有助于打破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并实现社会主义文明的现代转向。
一方面，以全面发展超越片面追求。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均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在资本逻辑下，任何主体行为都服务于以“资本盈利”和“资本增殖”为主的畸形发展模式，这种片面化的物质追求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在其他方面迭出不穷的矛盾状态，如金钱政治、价值虚无、社会动乱、生态污染等各种现实乱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共生共进的合力状态。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内在局限性，同时也化解了西方“现代性之殇”及其带来的人类危机。另一方面，以和谐共生超越对抗冲突。资本主义文明的生成逻辑始终伴随着剥削和侵略的进行，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通信中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列宁也在《“遗憾”和“羞耻”》一文中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就是依靠对外扩张而铺就的。在唯物史观视阈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呈现出分裂性和对抗性的发展态势，即“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资本与劳动、生产与生态均呈现出对立、对抗的态势”。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以“仁德”为核心的“和合”文明，始终体现着“尚和合”“求大同”等文化智慧，始终坚持“系统和谐、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各要素的内在统一，其格外注重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协调共振。
4.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中国贡献
人类文明发展伴随着人类历史生成和演进过程而不断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人类物质性生产劳动推动了社会文明形态的整体性变迁。尤其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后，工商业的兴起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资本主义文明自身同样也具有“野蛮”和“残酷剥削”的内在本性。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剥夺了其他人全面实现他们自由的条件，从而否定了他们的积极自由”，因而在资本主义阶段下经济增长是同群众的贫困和异化连在一起的，导致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以及人的自我异化，这就决定了西方所走的是一条体现资本意志的发展道路，而要破除这种异己的行为关系和现象，就要实现对于“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从多个维度开创了“达到人类文明新高度”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坚持以“人民至上”驾驭“资本逻辑”。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既具有以“大约小变其治，则人为本，法为末。欲变法，先变人。大变其治，则法为本，人为末”为代表的人民性政治主张，同时也遵循着要使“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的价值要求。在“两者”相互结合的过程中，构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以此为实践导向，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主张驾驭和制衡“资本逻辑”，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之路正是按照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推进要求形成的，为世界提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化的逻辑向度。其既不同于以往中华文明仅仅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乃至“人与自然和解”的文明范式，导致人在自然面前“屈从”和“无力”的认知形态，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自然成为人的附属物，人是自然的主宰者”这种导致人与自然发生尖锐矛盾和割裂的理念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逻辑，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模式，更是在全球生态层面创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性的认知深化。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社会全体人民的精神建设提供了理论宝藏。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符合时代主题和发展要求的现代文明，不仅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商业文明等几千年的文明精神实质融入其中，更进一步形成了能够回应时代问题、满足人民需要、符合发展需求的文明理念，切实保障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发展，从人类社会层面创生了新的文明形态。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互动、互惠共生的关系样态，进而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其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系统化文明范式中推进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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