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各民族古代神话中有许多关于“多民族同源”的叙事，其母题类型主要是多个民族为“同一个母亲”或“同一个物”所生的兄弟姊妹。“同一个母亲”和“同一个物”成为连接相关民族的同一源头，而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又成为连接其内部之间手足关系的精神纽带。“多民族同源”母题类型的神话叙事，显然包含着“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最初的朴素思想意识，并且这一同源叙事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从神话走进真实的历史和现实。那么，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背后的基本逻辑和真实历史怎样，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多民族同源；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脉络

“叙事（Narrative）”是许多学科研究中常用的词汇，一般指对于故事的描述。“叙事”包涵认知、记忆、情感、交流、传承、宣传等内容和功能。这些内容中的要素怎样有机组织起来，关系到如何“叙事”，即如何表达叙事者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观点，其中包涵着故事的基本逻辑，是一种话语导向，以及话语权力、地位的表现，也是一种话语和实践传承。如果从叙事的主体观察，大致可以分为主位叙事和客位叙事两类。主位叙事即将事情的原委通过主位个体或群体表达出来，是一种主位情感、认识或思想观念的主动表达和自我展示，是一种自己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而故事背后的逻辑合理性是主位意识深处一种已经内化的认同，是自然情感和认同的表达。客位叙事与主位叙事有所不同，是他者讲述他者的故事，即讲述者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别人的故事，其真实性、可信度、站位立场等远不如主位叙事那样更容易让人接受和信服。

“叙事是一种交流手段、知识形式和认知模式，是自我与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中介。”从交流的视角看，中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各种族际关联叙事，叙事的内容包含着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故事。在这些族际关联的叙事中，有一类是关于不同民族源于共同“祖先”的叙事，这种族源关联叙事主要表达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彼此具有共同或相互关联的“祖先”，早期主要以神话的形式进行叙事。这类叙事不同于近现代民族志文本叙事，往往属于文学色彩浓厚的所谓古典口头叙事。“多民族同源神话”文学性的口头叙事带有明显的虚构色彩，不是所谓“科学性”的民族志文本叙事，但其中表达的精神主旨和思想意识却值得深入探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国家社会的不断演进，虚拟的神话叙事逐渐走进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并最终形成了神话叙事—历史叙事—现实叙事的线性发展脉络。中国各民族族际关联叙事从神话走向现实，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的路径，其韧性和活力源自各民族水乳交融的情感和共同走过的历史。

一

各民族族源关联和“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

“作为一个共同体，需拥有一个能够解释他们同宗同源的神话。”中华民族共同体也不能例外，而“任何宏大叙事都需要具备微观基础，民族同源神话恰好可以作为探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切入点。”

199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红河谷》上映，电影以中国西藏江孜地区1904年爆发的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历史事件为主题。电影在开始和结尾使用蒙太奇手法，表现一位藏族老阿妈手摇转经筒，步履蹒跚地行走在神山之间，并且口中念念有词：“雪山女神珠穆朗玛刚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大海中的贝壳，过了很久才长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有10个雪山姐妹，生下来的孩子中有3个最要好的兄弟，老大叫黄河，老二叫长江，最小的弟弟叫雅鲁藏布江。”这一神话将中国的黄河、长江、雅鲁藏布江比作一脉姐妹所生的3个孩子，黄河隐喻着中原地区，长江隐喻着东部沿海地区，雅鲁藏布江隐喻着青藏高原，将内地与西藏有机连接为一个整体，也就是在内地各民族与青藏高原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彼此族源关联叙事。笔者最初以为这段开头和结尾刻意重复的神话叙事是当时的一种政治话语建构，是导演和编剧服务于现实社会的精心设计。

但是，在偶然读了亨利·奥尔良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之后发现，这本写于1895的书中，竟然有着跟电影中藏族老阿妈类似的神话叙事记载。“怒族人这样讲述他们的起源……有一男一女生育了九个儿子。儿子们娶了九个媳妇，一个儿子做了西藏的王，另一个做了北京的王。他们要求七个兄弟给自己纳贡。兄弟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想发动战争。母亲开始干预了，对他们说：‘我是你们九个人的母亲，你们不应该打仗，你们七个兄弟应该给两个王纳贡。’大家接受了母亲的旨意，从此七个兄弟的后代开始在怒江流域繁衍生息，成为了怒族人，并且向中国政府纳贡。”这种当时怒族以歌唱形式表达的神话叙事，是一种主位叙事的对外展演，是表达自我情感和认知立场的方式，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仪式，既唱给自己也唱给他者。显然，一个法国殖民者不会在一百多年前刻意去编造这种口头神话叙事，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当时真实的现场记录。

从电影《红河谷》到《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中的相关神话叙事，使得笔者产生了寻找其他类似神话叙事的联想。在有意查阅了大量中国各民族族源关联叙事之后，笔者发现，各民族几乎都有类似的神话或者传说叙事。例如，彝族的创世长篇叙事史诗《查姆》，在讲到人类起源和民族来源时说：洪水消退后，世上只有兄妹俩生存，于是结成夫妻，生下36个小娃娃……成为今天的彝族、哈尼族、汉族的祖先。纳西族的长篇叙事史诗《创世纪》，在讲到民族形成时说：利恩小伙子和白鹤姑娘结成夫妻后，生了3个儿子，老大讲的是藏语，老二讲的是纳西族语，老三讲的是白族话。同一个母亲，生下三个民族的祖先；同一个意思，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傈僳族的一个神话说，洪水滔天之后，世上只剩下兄妹俩人，后来结成夫妻，生下5个子女，分别变成了汉族、傈僳族、彝族、独龙族和怒族。独龙族《创世纪》神话说：远古时代，洪水淹没大地，世上只剩下阿波、阿朋两兄妹。兄妹俩婚后生下九男九女，分别演变为汉族、白族、纳西族、藏族、傈僳族、怒族和独龙族等。苗族《创世神话》中，兄妹成婚，生出苗族、彝族、汉族。佤族“司岗里”的神话，是讲包括佤族祖先在内的人类祖先都是从“司岗”（石洞）里出来的。从石洞里最先出来的是佤族，依次是汉族、拉祜族、傣族，最后是掸族。在莽人《洪水滔天》的传说中，也有兄妹成婚的故事，并由他们所生的“皮蛋”碎末变出了汉族、傣族、哈尼族、苗族、瑶族和莽人。

这种多民族同源叙事，往往是某个地区，几个相互联系紧密的民族，彼此表达他们来自同一个祖先的情感和立场。这些同源民族的认识范围是有限的，他们的神话叙事一般不涉及超出他们认知范围的其他民族，因此，一般的多民族同源神话所涉及的民族往往是特定区域内有限的几个。这种神话叙事在中国西南地区广泛存在，同样在中国东北、西北地区也有流传，例如，东北地区额尔古纳旗鄂伦春族神话说，一对夫妇生活在洞中，生7男1女，后来7个男子变成鄂温克族、蒙古族等7个民族。西北地区维吾尔族中流传的《天神创世》中，描述女神让成活的泥巴人分出男女后，让他们去繁殖各个民族。当然，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不同地区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彼此接触的范围以及频率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受自然地理阻隔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域性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多民族同源神话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数量也存在着较大差距。据王宪昭“少数民族多民族同源神话及母题统计数据表”，我国北方地区有同源神话9个，其中包括主位叙事者在内，神话内容涉及鄂温克族、汉族、蒙古族、满族、俄罗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西北地区有同源神话10个，涉及秦、突厥、蒙古族、塔吉克族、汉族和“多民族”“多部落”等；西南地区有178个，是同源神话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涉及藏族、汉族、珞巴族、僜人、纳西族、彝族、回族、傈僳族、苗族、拉祜族、傣族、哈尼族、白族、佤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门巴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瑶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阿昌族和其他“多民族”“多支系”等；华南地区有41个，涉及布依族、苗族、汉族、彝族、藏族、侗族、瑶族、水族、黎族、壮族、毛南族、土家族和其他“多民族”“多支系”等；中东南地区有35个，涉及汉族、高山族、苗族、彝族、侗族、黎族、瑶族、壮族、水族、布依族和其他“多民族”“多支系”等。

通过对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的梳理可以看出，只要是多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都有多民族同源的母题神话叙事，而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越高的地区同源神话叙事越多。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电影《红河谷》中的神话叙事，绝不是当时中国电影人专门“制造的叙事”或者是“神话的发明”，而是剧本撰写者从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中挖掘出的一个古老神话而已。“从目前搜集到的我国少数民族较为典型的1436篇人类起源神话看，含有多民族同源母题的作品有272篇（含异文），占到总数的近18.9％。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二

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的两大类型和基本逻辑

关于神话大致可以分为口头神话、文献神话、文物神话和民俗中的神话四类。而四类神话中有关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口头神话叙事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从现有的口头神话资料分析，中国多民族同源叙事可以分为两大母题类型。一是男女成婚（多为兄妹成婚），然后同一“母亲”生养多个儿女，而多个儿女即形成多个民族；二是一个“物”作为源头产生多个民族，这个“物”有葫芦、肉团、山洞等等，例如佤族的“司岗里”神话，就是同一个山洞走出了不同的多个民族。

普列汉诺夫说，“神话是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这两个问题的故事。神话是人对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意识的最初表现。”那么这种多民族同源族神话为什么要如此叙事，其基本逻辑的起点和落脚点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建构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母题神话？

从这些多民族同源的神话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所谓“兄妹结婚”可能是相关民族早期社会血缘婚姻形态的反映；另一方面，这些创世神话将“同一个母亲”或“同一个物”所生子女表述为不同民族的祖先，从而形成了一个家庭内部的兄弟姊妹关系，是一种家庭或家族血缘关系的有意建构。这充分说明了各民族自古以来彼此就有许多密切的亲缘关系，以及密切的交往或共生的地缘关系，甚至共同的血缘起源关系。这两种类型，无论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个物所生的兄弟姐妹，都是以“家”的内部成员结构连接在一起，其中包含着“天下即家”与“家即天下”的早期朴素思想。

这种多民族同源的神话叙事建构，其基本条件和逻辑应当包含以下几点：1.相关各民族彼此主观上具有认知，共同居住在一个有限的地域内，或者居住于相互临近地域；2.相关民族彼此在实践中存在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为了形成地域联盟关系，他们彼此以源于同一母亲的“家庭内部”的兄弟姊妹关系相连接，以显示彼此的内部联盟关系和共同体意识，以及对外的区隔意识；3.相关民族同时也认识到彼此差异的存在，因此以所谓“民族”彼此进行区分，具体差异往往按老大、老二、老三等出生先后的顺序区别，或者以语言、生计方式、居住环境等不同显示；4.表达彼此和平相处、平等共生的愿望和关系原则，是一种社会秩序结构的描述，是一种主位生存策略表达。以上四点是有机关联的整体，是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包含着各民族“一脉共生”与“和而不同”的早期思想理念。显然，各民族同源神话追求的精神内核是家的伦理和秩序，说明各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彼此友好共存和利害攸关的重要性，因此多民族同源神话是一种民族生存哲学的正面叙事。

从区域文化和社会以及精神领域的各种关系看，多民族同源叙事是以血缘、姻缘、地缘、族缘关系为纽带构建或想象的社会关系系统，是一种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总体兼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叙事。相关地理区域内，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虽然非常显著，但是讲不同语言、穿不同服饰、拜不同神灵的人们并不被视为是超出家庭共同体范围的“他者”。语言、服饰、仪式等文化差异都只是象征标志，并不影响同一个幅员广大的结构体系中各个民族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这些叙事所表现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多元统一的整合形式，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的秩序结构，是区域空间内地方族群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体现。其主位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回答不同族群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如何共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生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这就是多民族同源叙事的基本逻辑。

“神话中的民族关系是现实民族关系的折射，‘民族兄弟’的叙事方式寄托着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共同团结进步的美好愿望。”

关于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知识生产，其细微的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产生的社会功能却是不可忽视。虽然神话表达的是人们观念中的理想秩序，但在真实的行动中人们必然会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神话使思想法典化，强化道德，确立一定的处世准则，认可种种礼仪，使社会体制合理化并获得论证。”当神话产生巨大的社会规范功能时，神话即从虚构走向现实。当神话变为民间传说，传说变为历史故事，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也就自然产生并世代流传，同时这些集体记忆又进一步强化着源自神话的多民族同源叙事，使得这种建构性神话形成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和主题思想，对未来社会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三

从区域关联到整体链接：民族—地方—国家的历史叙事进路

从空间维度看，中国早期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全部都带有区域性特点，表现的往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范围内一些经常相互往来的民族之间的族源关联。这些特定区域内的地方性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都是从相关民族本位局部的有限的地域范围视野出发，而且全部来自底层民间社会的口述表达，其带有政治共同体特征的早期认知只能停留在“家”的结构层面，并未形成中央集权统一的国家话语叙事。因此，从当时相关各民族繁衍生息的地理范围看，早期多民族同源神话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域都是局部的，是前现代国家时期区域性的族源关联叙事。这些叙事一般只涉及有限的若干民族，同时涉及这些民族共同生息的地方或区域，很少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叙事。这种区域性的叙事，具体表现为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同源的神话叙事最多，其他地区相对较少，这与不同地区各民族人口密度、生计方式、所处地理区位环境等关系密切。由于“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记忆的延续性。”因此，从时间维度看，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具有代际传递的集体记忆特点。早期的神话叙事，在相关民族的集体记忆代际传递中，逐渐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文本记载的信史社会，并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在国家社会主导下，中央王朝往往以统一的思想理念将“多民族同源”神话表述为“四海一家”式的国家结构，从而将多民族同源神话纳入了国家政治建构的话语框架并进一步强化着相关民族的集体记忆。

民族同源神话蕴含着民族交往特定的社会记忆和历史经验，具有维系民族关系的正向功能以及表达共同体意识的美好愿望。亨利·奥尔良在《云南游记》中还记录了一段藏族人合唱的内容。“藏族人、汉族人和鞑靼人，有朝一日可以聚拢吗？如果会聚拢来，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天下太平，他们可以彼此相聚。如果天下太平，他们可以彼此相聚。”显然，至少在一百多年前藏族社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西北地区更加遥远的“鞑靼人”的存在，并且有意将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以“聚拢”的方式连接起来。实际上是将“五湖四海”不同区域的民族连接起来。在这段合唱里，歌词内容已经走出了同源神话的叙事，而是将真实的区域性民族与民族关联叙事，扩大为跨区域的民族与民族、地方与地方相互关联，从而建构起了更加广大的地域叙事，将单纯的民族－民族叙事结构扩展为地方—地方的关联结构。这里的“藏族人”代表着青藏高原地区，“汉族人”代表着中原和广大的东部沿海地区，而“鞑靼人”则代表着广阔的西北地区，从而将三大区域连接起来具有了中国疆域基本范围的大视野。因此，当我们以整个近现代国家的领土范围观察时，一些局部的与另一些局部的多民族同源叙事开始出现交集，从而逐渐将不同局部的“多民族同源”叙事连接成一个整体，表现出民族—地方—国家逐渐扩大的线性发展叙事，并最终连接成全局结构成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叙事。显然，如果没有地方多民族同源叙事，没有各民族主位认同的民间基础，共同体建构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有整合地方叙事上升为国家叙事的可能。

虽然“意识和观念是精神力量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和关键因素，人类的各种行为是意识、观念的外化形式。”但是，如果我们单纯强调意识胜于实践的活动必然会陷入理念论的窠臼。因此只讲多民族同源神话还远远不够，共同体建设必须从虚构走向真实的历史叙事。事实上，这种理念也早已在历史进程中付诸实践。从中国历史看，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经广为流传，这种在政治上追求将不同地域连接为共同体的思想，延续为“四海一家”的国家建构思想和行动，而其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源头与“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关系密切。这就使得多民族同源叙事的神话内容，逐渐转变为各民族真实的历史关联叙事，同时这种叙事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着多民族同源叙事的表达。汉朝记载的王昭君出塞，唐朝记载的文成公主进藏，以及清朝广为人知的香妃故事等真实的历史叙事，都是各民族族际关联的历史见证，并且这种族际关联逐渐从具体的皇家成员个体联姻发展到广泛的来自民间底层的姻缘连接，产生了“蒙汉联姻”“藏汉联姻”“满蒙一家”“满汉一家”等等亲缘关系叙事。同时来自民间古老传说的“苗瑶畲同源共祖”等等，已经在分子人类学领域得到科学验证。而回汉两个民族之间共同认同的“回爹汉娘”真实历史叙事，更是家喻户晓。由此可见，无论是各民族上层精英还是草根社会，真实的“三交”关系自古以来就延绵不断。因此，各民族地方主位叙事是国家叙事生成的基础，其内在关联与实践路径是清晰可辨的，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和现实中“三交”实践的依据。这些真实的历史叙事，是多民族同源神话的历史延续和社会再造，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秩序的社会体现，因此为近现代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叙事奠定了坚实的认同基础。

从想象的虚构的神话叙事，到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叙事，多民族同源理念在各民族代际间不断传递，这种观念的再生产意味着意识的不断加强，并产生出维持这种关系运行和再生产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正是有了来自各民族内部族源关联的主位叙事，当近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时代发展大趋势时，中国的王朝国家在向民族－国家转变时，便逐渐产生了知识精英概括的“中华民族”国族叙事。“中华民族”概念从无到有，经过历史的不断打磨修正丰富和考验，尤其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顾颉刚先生则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多次撰文指出，“在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文化先贤的高度概括，超越了地方社会的区域性民族性叙事，上升为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叙事，这也是当今主权国家治下的“国家主义”建构和巩固的需要。虽然新的社会实践和知识生产造就了新的国家叙事，但其源自神话的“多民族同源”叙事与当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主旨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的整体连接以及国家社会的整体形成，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历史脉络的延续。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叙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各族人民的“三交”更加密切。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在国内范围的大流动进一步加强和加速了共同体内部的“三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政策从早期的服务于各民族追求政治上文化上的平等，到追求经济上区域间的共同富裕，再到全体人民认同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与时俱进。当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课题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必然要求。

国家发展建设必然要凝聚人民，而人民如何回应国家的召唤才是成功的关键，两者相辅相成，任何单向的国家建构工程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会常常在新国家的‘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倘若没有来自人民的“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关注当下的国家发展建设的政策措施，也要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的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中华民族“多民族同源神话叙事”是我们追溯历史精神源头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各民族人民参与国家历史叙事建构的活水源头。显然，从中华民族“多民族同源叙事”的神话，经历各民族千百年的“风雨同舟”，才会有近代以来各民族族源关联的民族－国家叙事产生。从虚构的多民族同源神话，到历史上真实的各民族“三交”事实；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叙事表达，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叙事一脉千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奠定了基本框架。这是一个清晰可见的历史叙事脉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历史链条。没有神话的思想源头，没有历史上的同甘共苦，就不会有当下的各民族共铸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本质上看，就是解决中国多民族社会与国家统一相一致的问题，就是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国家叙事辩证表达，就是进一步协调各民族关系使之与当代国家共同体高度一致的问题。“共同体实质是基于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而形成的共同关系，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与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引下形成的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当下的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大家庭叙事的基础，没有各民族的叙事，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叙事，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叙事。过去的单一民族叙事和少数相关民族叙事，已经表现为当下各民族普遍的“三交”态势叙事，这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也是各民族群众性实践的结果。“现在一个家庭中有几个民族的成员，已经司空见惯。”以“三交”为基础的“民族相对性”认识已经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国早已是“汉非汉”“胡非胡”“蛮非蛮”“客非客”，是真实的彼此之间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新时代的现实叙事，都是建立在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协调行动之上的真实社会实践。“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符号“充分彰显各民族在共同体内的平等地位，既回避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逻辑冲突，又为二者的整合架起了桥梁。”

显然，“大家庭”叙事最早源于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源泉，也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直到新时代成为各民族群众的行为准则。从古老的多民族同源的地域性“家庭”想象到新时代整体性国家性“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千年一脉的共同信仰和绵延实践，铸就了今天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国家疆域。各民族同源汇成的“家”，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聚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聚合为时代的“国”，从而形成了“家—族—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历史积淀作用下，‘家国一体’的制度惯性在心理层面持续规约着国民。国民仍基于‘家’想象‘国’，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发展彼此缠绕且凝结共生。将‘国’想象为‘大家庭’，契合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认知习惯，赋予了国家合法性的情感根基源，贯通了‘家—族—国’的想象扩展进路。”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国内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自然形成的认识，并不是他者强加的客位叙事，而是56个民族共同的主位叙事，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自我立场的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56个民族的主观感知和客观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光辉历史和现实实践中。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

五

结束语

“多民族同源神话”来自于中华大地生生不息的各族人民，他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这片辽阔土地，有着自我的深刻理解和情感依托。多民族同源神话以“家”的结构叙事，将中国各民族关系界定为天然的血缘家庭内部成员关系，是一种区域性的“家庭共同体”结构，体现着早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彼此之间自然朴素的认识和情感。多民族同源神话的精神力量，以及世代延续的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实践，形塑了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守望相助生死与共的历史命运。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不是当下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有着久远的思想源头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也是各民族大家庭社会实践的延续。因此，“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既源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又是与新时代相适应的。”

早期多民族同源神话虽然具有想象的建构色彩，但这种建构有其自洽的合理逻辑，并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深刻影响了真实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存在，是“民族共同体结构的建构性与建构的结构性这一‘双重互构’”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与近现代产生的“国家感”意识密不可分，也是国家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建设不仅要体现在具象的国名、国旗、版图等等一整套普世的象征符号上，而且要内化在全体国民的意识和行动中，因此当代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同步的重合的一致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要“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强调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血脉相连、手足相亲的主流特征和真实历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奋斗。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