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海涅预言；马克思；列宁；文艺；革命；政治；人民

 

 

　　作者：单世联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亨利希·海涅（1797—1856）是19世纪德国诗人，在文学上，他既是浪漫派的最后代表也是其终结者，在政治上，他向往自由，欢呼革命，也同情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1854年，海涅在为其文集所写的前言中，担心共产主义的胜利将威胁文明，毁灭艺术：“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这个认识我是以极大的恐惧和忧虑的腔调说出来的。……我确实恐惧而胆战心惊地想到那些阴沉的圣像破坏者掌握政权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他们将用他们粗暴的拳头摧毁我亲爱的艺术世界中的所有大理石雕像，他们打碎诗人所钟爱、妙不可言的浮想联翩式的奇思妙想；他们将锄掉我的月桂树丛林而代之种上土豆；既不织布又不劳动的百合花却穿戴得像所罗门国王那样华贵，倘若它仍不思抓起纺锤一类东西干活，将被连根从社会的土地上拔起；玫瑰花——无所事事的夜莺的新娘不会有更好的命运；至于夜莺，这种与事无补的歌手将被赶走，呜呼！我的《诗歌集》将被小贩用来做成纸袋，为将来的老妪装进咖啡或鼻烟……”［1］这一观点反复出现于海涅诗文之中，是其政治、艺术论述的核心观点，我们称之为“海涅预言”。

 

 

 

　　诗人害怕由穷人和无产者推动的革命毁灭诗歌，担心高度发展的文明成为不实际的平等和实际上的平庸的祭坛上的牺牲品，这种心态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文化上蔑视底层人民，以艺术之名指控革命，也是现代保守主义、精英主义文化论述的常设议题。“海涅预言”由政治上的同情与文化上的恐惧构成，这一矛盾源于19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与文化艺术的紧张。从马克思到列宁，从社会民主党的弗朗茨·梅林、普列汉诺夫到共产党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克拉拉·蔡特金，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他们对海涅的回应既是“海涅预言”的历史效果，也反映了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实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线索。

 

 

 

 

　　一  “海涅预言”的客观内容

 

　　

 

 

　　海涅所说的“共产主义者”，首先是指当时的“穷人”“无产者”，如“笨头笨脑的农夫”“罗圈腿的作坊工人”等。1830年8月7日，“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黑尔戈兰岛，一个渔夫笑着告诉避居于此的海涅：“穷人胜利了！”［2］次年5月，海涅来到欧洲之都巴黎，接触到圣西门主义并对之产生好感，一度又与流亡在此的马克思亲近。海涅并不贫穷，其工作、生活也与无产者极少交集，但他无法摆脱共产主义那难以抗拒的魔力。一个是“逻辑的声音”：只要无法反驳“凡人均有吃饭的权利”这一大前提，那就必须服从由此推出的所有结论——吃饭优先。另一个是“仇恨的声音”：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虚假的爱国主义者等，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也是海涅的敌人，所以“出于对民族主义者的仇恨我差不多要爱上共产主义者了”［3］。在其激进时刻，海涅甚至愿意为了穷人的利益而牺牲科学与艺术。他是浪漫诗人，是争取自由的战士，还是感受到共产主义魔力的预言家——他一身纠结着19世纪西方的三个历史阶段及相应的三种世界观，“海涅预言”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首先是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即诗人的精神追求与穷人的物质需要的对立。布哈林明确指出这一点：海涅认为群众是新时代的英雄，却又嘲笑他们在艺术上的无知［4］。自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圣茹斯特提出“面包是人民的权利”后，近代社会政治运动无可辩驳的理由就是“凡人皆有吃饭的权利”。这一“肚子的逻辑”有强大的力量。海涅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与德国泛神论结合起来，从历史与理论两方面揭露基督教精神政体的残暴行为，伸张肉体与精神的平等权利。当代学者指出：“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仿，海涅坚信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不是政府的形式或者人员，也不是共和国或者君主的宪法限制；真正的问题是人的物质幸福的问题。”［5］但是，肉体恢复不是肉体至上或肉体唯一，仅仅争取吃饭的权利的革命，不会尊重诗歌。穷人革命天经地义且力大无穷，但其狂暴粗野却使海涅反感和害怕。当有人说“人民多美!人民多善良!人民多聪明”时，海涅几乎是本能性地说：“不，你们在撒谎。穷困的人民并不美，相反，他很丑……其善良大受赞扬的人民并不善，他有时像其他有权势的人一样恶。……人民陛下也并不十分聪明，也许比其他人还笨，他们几乎像他的宠儿一样无比愚蠢。”［6］穷人的丑恶和愚蠢其来有自，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物质纵欲与精神禁欲成正比，“肚子的逻辑”完全可能否定精神的位置，把人物质化、动物化。“海涅预言”表达的是人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及其可能遭遇的威胁。

 

 

 

　　其次是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即诗人的自由创造与穷人的平等诉求的对立。梅林认为：“海涅只是作为诗人来观察事物的本质的。……他对任何群众专政都有一种美感上的厌恶，对他来说，民众专政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卑贱的统治。”［7］19世纪中期，起源于法国革命时期、以平均主义与禁欲主义为特征的“巴贝夫主义”在巴黎影响很大。平等诉求有其道义逻辑，但它挟带的铲平智力差异的力量，却与诗人追求的个性自由和审美卓越相对立，以致于如果有人写了好文章，就会有人说：“他是位贵族，是个爱好形式的人，是艺术的朋友，人民的仇敌。”［8］海涅对此极为反感，他以蠢笨、庸俗的大熊来描绘平等主义者：“我们的基本法律应当是：/一切造物完全平等，/我们不分什么信仰，/不分皮毛，不分气味。/严格的平等！每一头驴子/都有权担任最高的官职，/可是狮子，却要让他/驮着谷物袋走向磨坊。”［9］在海涅看来，平等、整齐的逻辑，加上实施这一逻辑的无产者，必然摧毁美和艺术。

 

 

 

　　最后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即诗人的美好理想与革命的暴力实践的对立。梅林批评说：“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海涅……一窍不通……只要共产主义还只是一种远景、一种希望、一种憧憬，给幻想以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时社会主义抒情诗就蓬勃兴旺；当它一旦明确地认识到，必须要在世界历史的搏斗中来实现的时候，就证实了这个古老的真理：在武器面前诗人保持缄默。”［10］普列汉诺夫认为，浪漫主义虽然反对资产阶级的庸俗，但对那些指出必须进行社会改革的社会主义体系却极不友好；浪漫主义者只想改变社会风气，而对社会制度却丝毫不想加以改变［11］。海涅是诗人，却是一个有革命理念的诗人。通过挖掘德国文化（神学和哲学）所蕴含的革命意识和政治潜能，海涅认为，循宗教改革—哲学革命—政治革命演进的德国，将发生一场比法国更为彻底的革命，德国革命植根于宗教和哲学革命所收获的文化成果，所以是文明的革命。其诗化表达是：“我不想作无套裤党人，也不想作锱铢必较的市民，也不想当人人可当的议会议长；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同等光荣、同等神圣、同等幸福的众神的民主。我们所要求的是美酒佳肴，紫罗袍，珍贵香料，富丽堂皇和纵情欢乐，喧笑的水仙舞，音乐和喜剧。”［12］海涅是革命诗人，但他不能接受“无套裤党人”的革命逻辑。对此，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有专门论述［13］。

 

 

 

　　分析“海涅预言”蕴涵的精神与物质、自由与平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能将之简化为文化关切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成见，而应展开其历史的、真实的内容，并由此而肯定其预言的合理性。就其真实性而言，恩格斯当时也认为，共产主义者中有一批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一切精致的东西，即科学、美术等等，都当作无益的、危险的东西，当作贵族式的奢侈品加以消灭……”［14］就其合理性而言，海涅构思的“政治革命”没有发生，但政治革命必须有思想文化的前提这一点，却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关键之一。为了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性和文明性，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解为德国哲学的“实现”，认定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恩格斯还接着海涅的说法，也认为德国哲学是“政治变革的前导”［15］。

 

 

 

　　所以，尽管当时激进的德国流亡者大多受不了海涅的傲慢，但马克思在巴黎期间（1843年10月—1845年2月）却与海涅心有灵犀。从政治立场与未来事业来说，马克思应当与那些激进同胞更为一致，但在文化心理与精神气质上，他几乎是无条件地认同这位名满天下、“有贵族气”的诗人。当海涅受到狭隘的流亡者的攻击时，他从马克思这里得到了支持；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共产主义的探索也使用与海涅相似的语言、概念和风格。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是以欧文、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二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不但要进行政治变革而且要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才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但“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16］。巴黎时期，马克思重点批判的就是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即把占有物质财富看作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把一切人都变成了工人，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17］。马克思与海涅一样不满当时共产主义的“粗陋”。

 

 

 

　　二是构思理想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作为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一方面，主体摆脱了粗陋的实际需要，使需要和享受失去其利己主义性质，实现了“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自然不再是纯粹的有用性，而成为确证和实现主体的个性的对象。“真正的占有”就是“全面的占有”，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是“解放”而不是“禁欲”，是承认“人是特殊的个体”而不是“平均主义”，马克思以此而与“粗陋的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当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将解放“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社会的人的感觉”，人类将“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时，他深刻阐明了艺术和审美是共产主义的必要内容。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整性的人”到《共产党宣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再到《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社会个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等论述，马克思从来都是反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他所给出的共产主义，也从根本上克服了海涅的恐惧。蔡特金说得最为明快：“凡是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是为了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搏斗，关系到人类的整个文化遗产，关系到发展和确认每一个人的全部才智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如果不用自己的艺术观点同我们这一时代的艺术进行斗争，它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撼摇资本主义堡垒的大门，不能从工厂的饥寒的暗夜里冲出来。”［19］

 

 

 

　　当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各种“粗陋”“粗暴”就完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绝迹，马克思主义者所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一个“文化运动”的设想也需要一个过程。

 

 

 

 

　　二 “海涅预言”的历史回声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海涅经历的“七月革命”“三月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穷人”“无产者”才是行动的主体。“十月”“震憾世界”也震憾文化。列宁坚信，“共产主义不会产生禁欲主义，有的只是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力量”，但他也明确承认，“我们也有自己的卡尔斯塔特博士。我们是过分的、太过分的‘偶像破坏者’”［20］。

 

 

 

　　在1917—1918年间，身处革命中心的高尔基观察到，革命在荡涤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无情破坏文明遗产，文化正“处于危难之中”。比如，“由于一系列条件的缘故，我们现在几乎完全停止了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同时，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地被毁坏了。就在不久前农夫们洗劫了……庄园。农夫们把所有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烧掉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无价值的，就是在城市老百姓的眼里它们是否具有价值也值得怀疑”［21］。这些以及更多的“过分的、太过分”的“偶像破坏”行为，令高尔基这位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无产阶级“海燕”，也忧心忡忡。

 

 

 

 

 

 

　　“破坏偶像”的还有1917年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按照协会领导人波格丹诺夫等人的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含任何杂质”的阶级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的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为了严明其阶级立场，他们不惜以艺术的“刽子手”和野蛮的“匈奴人”自居，向一切文化遗产宣战。这类理念和行为不但引起列宁的义愤，连同情他们的布哈林，也不得不重提“海涅预言”予以批评：“甚至那些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预感到某种历史上伟大的新东西，觉得应当用‘热血的激浪’使资产阶级文化和文明的‘衰老的身体’恢复青春的人，甚至他们也把工人阶级看作新的‘匈奴’，这些匈奴人把一切都捣毁破坏，摧毁人类天才的所有辉煌创造，先从地球上抹去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然后在新的田野种上‘最简单的’黑麦。”［22］并非偶然的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德累斯顿也出现了愤怒的群众破坏艺术品的行为，而当地的左翼批评家也用“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概念和语言来为之辩护［23］。一面是“农夫”们因其无知而洗劫文化，一面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源于其“阶级狂热”而来的文化虚无，他们相互配合，在表现革命的磅薄气势和巨大声威的同时，也使“海涅预言”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胎记。

 

 

 

　　鉴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教训，我们党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正确的“批判继承”的方针，但在革命实践中，也出现了轻视艺术、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1948年华北解放区进行土改整党，“左”风甚炽。有人扬言：“贝多芬的音乐也要贫下中农批准！”［24］这种言论并不孤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激化为一种系统理论和行动方案。1978年，周扬总结说：“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解放以后没有犯苏联十月革命的波格丹诺夫那些人所犯的各种否定过去文化的错误。我们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也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四人帮’诬蔑我们‘崇洋复古’，叫嚷要对整个人类进步文化来一个‘彻底扫荡’，比波格丹诺夫还厉害万倍。”［25］这种史无前例的“彻底扫荡”，势所必至地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作为这一悲剧的讽刺性注释，陈伯达在“文革”动员中，竟理直气壮地用“海涅预言”来为“文革”辩护［26］。

 

 

 

 

 

　　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将解放包括文化在内的全部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不只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从实践上看，像列宁这样的领导人对“海涅预言”都很警觉并力图克服。但“缺点和错误”依然发生，难道真的如马克思引用过的海涅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一种解释可以称为“代价论”。布哈林认为，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是半亚细亚式、半野蛮的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我们同资产阶级相比真是个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27］，因此做错事不可避免。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额外耗费”，而且相对而言，还是一种较小的耗费：“不错，在革命搏斗时期有许多‘百合花’被拔掉。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大炮中有更多的百合花被拔掉，有更多的‘夜莺’被赶跑。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自身的破坏工作同革命过程中的破坏的一面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创造事业所花的耗费要少得多，而这个事业将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文明的外表漂亮的野蛮人从事破坏工作的可能性。”［28］按照这种解释，海涅只看到穷人革命的小破坏，却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的大破坏。

 

 

 

　　如何评估革命中的破坏，取决于不同的阶级立场。“阶级论”认为，无产阶级与此前的一切统治阶级是根本对立的，革命必然包括文化艺术的革命。对长期与文化无缘的穷人、无产者来说，文化艺术不但属于统治者，而且还把统治权力合法化，现存的“文化”是穷人对立面，也是革命的对象。这就是葛兰西用类似“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所说的：“将要诞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文明）跟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泾渭分明；……那需要做些什么呢？摧毁文明的现存形式，别无选择。”［29］坚信这一点，则“没有文化”“破坏艺术”就是阶级意识、革命精神觉醒的标志之一。当列宁抱怨俄国文盲太多时，蔡特金却以为，文盲“帮助了你们的革命。它保护了工农的心灵，使之不致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概念所闭塞和毒化”［30］。工农在文化上的“白板”状态，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和政治革命的动员；他们“摧毁文明的现存形式”的行动，又因其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获得正义性。所以布哈林认为，包括海涅这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半朋友”在内，所有攻击“我们的”落后、贫困和不文明，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带来“整个文明和文化的毁灭”的言论，都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一种形式［31］。

 

 

 

　　问题是，离开了此前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又从何而来？这就需要“阶段论”的解释。梅林指出，资产阶级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就有过它的英雄时代。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没有参与文化的条件，所以“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个阵地上还进行炽热的战斗，那从它的母腹中就不能也不会诞生伟大的艺术”［32］。先政治后文化，无产阶级即使在掌权之后也不可能立即拥有自己的文化。在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时，列宁也有两种“阶段论”的蓝图。一是从“有”到“好”，这就是从“黑面包”到“甜饼干”、从“马戏”到“伟大艺术”的发展［33］。另一个是从“有文化”到“有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34］按“阶段论”的观点，海涅当年看到了工农群众不成熟的现状，但没有看到他们将在革命实践中实现自我改造和文化新生。

 

 

 

　　“代价论”重在从“量”上分析革命的文化成本，“阶级论”重在从“质”上区分文化的政治属性，“阶段论”重在从“度”上评估文化的习得程度。三种解释同样合理且相互交织，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阶级论”最具解释力。这是因为破坏偶像的不只是没有文化的“无套裤党人”，也包括怀有革命憧憬的文化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初，俄国革命经历了贵族革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三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指出，早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中，就存在着对社会问题的兴趣胜过其他一切兴趣的现象。“他们希望彻底‘毁灭美学’，认为‘一个优秀的皮鞋匠比任何拉斐尔都要好些’，他们也看不起普希金，说他不研究自然科学，也没有写过具有倾向性的长篇小说。”［35］这种“毁灭美学”，蔑视拉斐尔、普希金的观念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直接继承。19世纪革命者的环境过于严酷，“毁灭美学”部分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的绝望。但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文化革命”中，那些出生于中等阶层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学生们，也认为传统所谓的高雅文化不再是“伟大传统”“经典作品”，而是等级体制、社会权力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们罢课示威，反对学校、反对学习、反对考试，拒绝柏拉图、笛卡尔，一些大学还发生了焚烧图书的事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总结这场革命时指出，学生“造反所针对的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理性，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而且也针对理性本身。反对在大学里为统治集团培养干部的斗争确实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却变成了反对大学的斗争。同样，摧毁美学形式的斗争也变成了摧毁艺术的斗争”［36］。

 

 

 

　　所以，革命中必然发生“左”的行为，可以作为对“海涅预言”的第四种解释。“代价论”必须正视，但代价有条件；“阶级论”必须坚持，但文化有共性；“阶段论”必须承认，但学习会进步。不理解、不承认或有意识地取消后一方面，就是“左”甚至“极左”。历史证明，把“代价论”无限放大，以破坏为常态，把“阶级论”绝对化，拒绝文化遗产，把“阶段论”本质化，主张文化禁欲，最终只能成为海涅所说的“偶像破坏者”、恩格斯所说的“粗暴的人”、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者。所以列宁从不承认有什么纯粹的、严格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从接受现有文化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开始。他还特意调侃说：“我们必须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有人在争论，这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37］其实，不但无产阶级的文化不能离开资产阶级创造的成果，而且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学说，也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列宁的文化论述与其党的理论中“灌输论”是高度一致的［38］。

 

 

 

 

　　三 海涅预言”的文化议程

 

　　

 

 

　　在预言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幼稚和文化粗暴时，海涅完全明白，新的革命不但是政治运动的新形式，也是历史进程的新阶段，他为此提出“艺术时期终结”的观点。所谓“艺术时期”是指艺术摆脱依附性地位获得独立的时期，即“在艺术中，就像在宇宙中一样，并无任何目的：……艺术如同宇宙，都是为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着的”［39］。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所谓艺术和艺术家独立于社会现实的“艺术时期”，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一。海涅没有唯物史观，但他敏感到19世纪的时代压力。还在“三月革命”之前，海涅就在诗中说：春天、鲜花、月亮、繁星固然美好，但“无论多么使人赏心悦目，/它们可远远没有组成世界的全部”［40］。“世界的全部”还有贫困和饥饿，有反动的民族主义、书报检查制度和共产主义革命，有资本主义的万物商品化、市场化，有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抵制，等等。作为一个时代判断，“艺术时期的终结”意味着政治时代、商品时代、群众时代的来临，海涅不自觉地规划了现代文化议程。

 

 

 

　　首先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七月革命”与“三月革命”之间，“倾向诗”也即“政治诗”在德国应运而生，海涅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并因此而告别回避现实与政治、逃向心灵与幻境的浪漫派。但海涅之为海涅在于，他看到了诗歌脱离现实的虚幻，也体会到政治对诗歌的压迫。以“施瓦本浪漫派”诗人路德维希·乌兰特为例，当他在1813年将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作结集为《歌与战争》出版时，不但着意指出诗与政治的分际，而且仍然以诗人自居。但后来的事实是，这位诗人此后不再有诗作问世。海涅分析说：“我认为乌兰特的缄默更多的是因为他的缪斯的爱好和他政治立场的相互矛盾。……可是正因为他对新时代满腔真诚，所以他就不能以往日的热情把那歌唱时代的老歌继续唱下去。”［41］政治时代不能再唱“艺术时期”的老歌，但如果只有“倾向”而无诗意诗情，诗人也就不再成为诗人。海涅把这种既要“政治”又要“诗”的两难称之为“命运的捉弄”［42］。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把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但破除被唯心主义夸大了的“文艺独立”，不等于庸俗地、机械地把文艺与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马克思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43］。恩格斯用“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等来说明诸意识形态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论述中有关真实性与倾向性、“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以及“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的论述，都着眼于倾向性与真实性、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当然，理论上的辩证并不意味着实践中的解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文艺主要是由日丹诺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定义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那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44］。但在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中，“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却经常服从于“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要求，政治标准几成唯一标准，严重伤害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苏联领导人加里宁1938年发现，“在苏联境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到处都有人叫嚣，在我们国内黑暗角落里也有人在议论，他们硬说，在工农政权下文化必然会衰落，这些‘下等’阶级不会珍重科学和艺术”［45］。“有人”的议论用了海涅的语言，但让“工农”“下等阶级”来为之负责，却于理不通。这不仅因为当时的“工农”不可能左右文艺，也因为苏联文艺的问题不是“不会珍重”，而是过于珍重、极端珍重。文艺具有“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重大使命，当然不能有丝毫放松和半点闪失。这样才会有政治领导、国家意志直接干预文艺并越来越具体、越直接的行为，而结果则是高尔基的说的，“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46］。在中国，20世纪中期以后频频发生的各种运动，多与文化有关，一部小说、一部戏剧，都可能是“阶级斗争的睛雨表”。文艺从来不只是文艺，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按照这种文艺理论及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文艺充分发挥了“歌颂人民暴露敌人”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存在恩格斯当年所说的把文艺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问题，“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始终难以矫正，直至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不适当地坚持“文化为政治服务”。

 

 

 

　　其次是文艺与商品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把文艺整合进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既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也使交换逻辑与金钱计算渗透到审美关系之中或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由“艺术时期”走向“商品时代”。尽管海涅是新兴的文化市场上的成功者，《诗歌集》是19世纪出版业的成功典范，尽管他努力坚持创作自由而不只是消极地迁就市场，但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却深恶痛绝。他曾向友人诉说：“一个人多么容易成为公众的奴隶啊!公众期待我，要求我继续按我开始的那种方式去写；假如我写的东西出了这个格，他们就会说：这完全不是海涅风格，海涅已经不成其为海涅了。”卢卡奇在引了这段话后指出：“从海涅这个自我批评中，清楚地反映了文学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47］在当时的“小贩”和“老妪”的眼中，海涅《诗歌集》的唯一用途是做纸袋、装鼻烟；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中，“锱铢必较的市民”的算计则已被普遍化为一种交换体制，而《诗歌集》是一种其价值须根据其市场价格来判断的商品。

 

 

 

 

 

　　马克思最充分地肯定“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最深入地揭发了资本体制对精神生产的威胁。马克思以弥尔顿《失乐园》为例说明，当诗人直接与资本交换时，他所从事的就是“生产劳动”，当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写作《失乐园》时，他的精神创造是与资本无关的“非生产劳动”。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48］。马克思不认为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意识形态，也不认为所有的文艺创作都是参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性劳动”。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与文艺的“敌对”关系的批判，是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理论前提。列宁明确指出：“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从艺术家方面铲除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49］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市场，建构了一套文化“公有制”。但把文艺“管起来”、把艺术家“包下来”之后，能否保证列宁所说的“自由创作”，能否解放和提高文化生产力等，又成为一个新问题。

 

　　

 

　　最后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穷人”“无套裤党人”“小贩”“锱铢必较的市民”等，本来是海涅同情的对象，但“艺术时期终结”之后，他们被解放了：“我们时代的伟大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解放。”［50］当时的“解放”，既指市民—资产阶级（以及穷人与无产者）从特权阶层控制下的解放，也指穷人与无产者从资产者的压迫下的解放。双重解放造就的是日趋平等的民主社会。在社会理论与文化论说中，新社会也被称之为“群众（大众）社会”。与法国的托克维尔、司汤达，英国的斯图尔特·密尔、马修·阿诺德等人一样，海涅也是现代“群众（大众）”批判的先驱者。在积极的意义上，这一批判传统关注的是拥有文化权利的“人民”是否拥有一个美的文化生活和好的政治生活的问题。虽然在文化成为工业（产业）的20世纪，当年的“小贩”“杂货商”可能已经进化为文化企业家或创意管理者了，但他们计较的是商业模式、市场营销而非文化内容和审美价值，平庸和市侩主义还是当代文化的顽疾，民主经常表现为群体庸俗，自由更多呈现为个人偏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批判。如果说，海涅所恐惧的文明悲剧源于“穷人”和市民的“革命”和“解放”，那么，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由艺术异化而来的“大众文化”却因此成为“革命”和“解放”的阻力，因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但马克思主义拥有一个更为宏大的传统。马克思、列宁都很重视“海涅预言”，但他们都认为海涅所鄙视的“人民”不但是历史的主人，也是文化的主人。关键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能力，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也是诗人和艺术家的责任。在严肃批评革命者破坏文化的行为时，高尔基认为艺术家应当有所作为：“我们的艺术家应该立即以自己的才智全力投入到情绪混乱的街头民众中去，我坚信，美胜利地进到变得有些麻木的俄国人的心灵之后，必定会消除他的忧虑，平息那些不值得夸耀的感情——例如贪婪之类——的狂涛，并从根本上帮助俄国人变得更具有人性。”［51］在人民还没有充分掌握文化时，艺术家要帮助人民接近艺术、享受艺术；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参与并创造文化的当代，艺术家的全部创作活动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52］充分认识并自觉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这一根本原则，我们就能真正告别“海涅预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重要论述研究”（20ZD&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3］海涅：《卢苔齐亚》，金海民译，《海涅全集》第10卷，章国锋、胡其鼎主编，第11—12页，第12—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42］海涅：《路德维希·伯尔纳。一份备忘录》，胡其鼎译，《海涅全集》第12卷，第52页，第33页。

 

　　［4］参见布哈林《海涅和共产主义》，谢迎芳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0年第3期。

 

　　［5］沃伦·布雷克曼：《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与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李佃来译，第2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6］海涅：《自白》，田守玉译，《海涅全集》第12卷，第170页、第171页。

 

　　［7］［10］梅林：《社会主义抒情诗》，《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239页，第243—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8］［39］［41］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海涅选集》，张玉书编，第417—417页，第51页，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海涅：《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钱春绮译，《海涅诗选》，张玉书编选，第3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参见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二），曹葆华译，第8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海涅选集》，第266页。

 

　　［13］参见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译，第44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6］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7］［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第82页、第81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9］克·蔡特金：《艺术与无产阶级》，《蔡特金文学评论集》，付惟慈译，第99—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0］［30］［33］［49］克·蔡特金：《列宁印象记》，马清槐译，第70页、第10页，第13页，第11—15页，第9—1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卡尔斯塔特（Karlstadt）是宗教改革时代的圣像破坏者。

 

　　［21］［46］［51］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和文化的思考》，朱希渝译，第19页，第107页，第56—5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28］［31］布哈林：《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在列宁忌辰纪念会上的讲话》，《布哈林文选》中册，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第244页，第246页，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参见张黎《表现主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试金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1期。

 

　　［24］参见陈涌《漫谈周扬》，《陈涌纪念文集》，陈越编，第5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

 

　　［25］周扬：《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5卷，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说：海涅“自认是共产主义者，却极其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以海涅看，一旦共产主义革命到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所喜欢的艺术品就会被破坏，他的诗歌集也会被毁灭。……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将破坏旧社会剥削阶级所流传的腐败思想，腐败文化，腐败风俗，腐败习惯，另一方面还将保留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而且必将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化”（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第13—14页，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

 

　　［27］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布哈林文选》上册，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第88页、第97页。

 

　　［29］葛兰西：《马利涅蒂是革命者吗？》，《论文学》，吕同六译，第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2］弗朗茨·梅林：《艺术和无产阶级》，《论文学》，张玉书等译，第266页。

 

　　［34］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2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5］普列汉诺夫：《格·伊·乌斯宾斯基》，《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一），曹葆华译，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赫伯特·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第18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7］列宁：《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8页。

 

　　［38］卢卡奇：《列宁与文化问题》，冯植生译，《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一），第3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40］海涅：《千真万确》，张玉书译，《海涅诗选》，第68页。

 

　　［43］［48］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347页，第348页、第34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4］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译，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45］加里宁：《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工作人员授奖典礼上的演说》，《加里宁论文学》，草婴译，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7］ 卢卡奇：《民族诗人海涅》，韩耀成译，《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二），第232—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50］海涅：《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章国锋译，《海涅全集》第6卷，第81页。

 

　　［5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