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以“人的解放—文化革命—新的文化使命”为文化建设使命的新发展，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文化内容体系的新发展，以“辩证方法—两个结合—六个坚持”为文化方法论原则的新发展，以“现实的人—人民中心—人民至上”为文化价值导向的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新的文化使命　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并将其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特别是2023年，党中央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我们党的一项关乎新的文化使命的重大决策，在党的理论创新历程和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谱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对坚定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达到了新高度。全面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对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地位、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人的解放—文化革命—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建设使命的新发展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而是公开宣布“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只有把人们从唯心主义、宗教信仰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突破精神、思想的束缚，才能彻底实现人的解放，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只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实现哲学和无产阶级这“头脑”和“心脏”的双重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确认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要在革命运动中争取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要建设自身的意识形态，只有将其上升为“统治思想”，才能谈得上让广大劳动人民个性觉醒和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列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错误的、落后的文化严重危害和阻滞了社会主义建设，主张通过一次深层次的“文化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他将“文化革命”作为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最迫切的任务，“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充分认识到俄国政治变革可以先于文化变革，但是文化革命是一个不能绕过的革命阶段，俄国社会发展必须普遍达到符合进行革命要求的文化水平。他认为，军事任务、政治任务与文化任务有所不同，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夺取所有的技术、科学、知识、艺术方面的彻底胜利，没有这些胜利，社会主义文化就无法建设好。他把“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文盲”“贪污”当作政治教育工作面对的三大敌人。列宁深知，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权仅仅是政治革命的第一步，还需要通过宣传鼓动把阶级自觉和政治自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以此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来抵制包括经济主义思潮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的侵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为推翻旧文化，建设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相适应的新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为把长期被剥削奴役的中国人民武装和组织起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科学文化”发挥了促进新中国建设的作用。1957年，我们党在建设工业化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现代科学文化”的任务，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代化要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追求。这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这一使命任务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和科学研究者在文化领域的积极性、创造力。党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理论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使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91年，江泽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2000年，江泽民提出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一，又提出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他提出“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使命，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文化现代化的使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两大文化使命，基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表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具体来说，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九个坚持”概括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的文化使命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做了进一步阐述，“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并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了文化建设工作。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做了更明确的概括和更突出的强调。他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深刻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和重要地位，为了实现文化建设使命，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提出，历史性地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到关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为铸就文化新辉煌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力量和新的文化形态，它既关照了传统文明，又更好地创造了新文明，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从而使传统文明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明确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等文化建设目标，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提升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以人为本的文化精髓，厘清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区别，以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奉行文化霸权的资本主义文明。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未来发展任务作出的具体部署，既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任务书和路线图，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建设的自觉与主动，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培育和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有力体现。

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文化内容体系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为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基于劳苦大众的政治立场，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明了文化起源、文化领导权、文化功能、文化传承、文明交流等观点，指明了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于文化起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产生于人的劳动生产实践，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关于文化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掌握和巩固文化领导权至关重要，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关于文化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由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关于文化传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要传承前人的优秀文化成果，指出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列宁强调要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印证了文化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关于文明交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交往也将日益频繁。

毛泽东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理论的历史起点，对党的文化建设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理论贡献。尤其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态度等至今仍为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一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深层次思考。毛泽东认为，文化“必须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强调文化发展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文化领导权问题，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惯势力将会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他同时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有利于调动文艺工作者与科学研究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够推动“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使“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三是关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毛泽东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始终秉持批判、吸收、借鉴的科学态度，明确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要求。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包含精华和糟粕，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同样，在对待外来文化与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曾将其比喻为人体吸收、消化食物的过程，认为“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达到“借鉴”与“创新”、“批判”与“吸收”的统一，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如毛泽东强调：“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他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提出要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在思想文化领域捍卫了党的领导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同时，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并强调对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在文化领域加强党的领导，他将文化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同时，他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强调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包含“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内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也高度重视文化发展，更加明确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和谐文化的主张，他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继承和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是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他将中华文化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魂魄”和“独特标识”，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构成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刻论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阐述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职责和工作方法，作出了“两个巩固”重要论断，明确了“四个讲清楚”的要求，阐明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认识和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这一重大时代任务。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用“九个坚持”高度概括了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丰富和拓展“两个巩固”的基础上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求将宣传思想工作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指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行动方向。2023年6月，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十四个强调”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的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十四个强调”涵盖了文化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在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提出了“七个着力”的战略部署，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的部署，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文化思想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的核心要义。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概括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识与方法相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不断发展、完善、提升的思想体系，必将伴随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完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与思想指引。

三、辩证方法—两个结合—六个坚持：文化方法论原则的新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非常强调辩证方法，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江泽民认为：“学习和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差异，多掌握一点唯物辩证法，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条重要要求。”胡锦涛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作出了许多深刻阐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我们要始终珍惜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些论述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因此，与时俱进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唯物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由此可见，文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先进文化能够推动和引领社会进步，腐朽文化会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造成迟滞和阻碍。因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文化，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的方法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坚持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观点方法对待文化，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树立创新意识，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问题，认为这些极坏的作风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针对文化领域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毛泽东提出理论与实践要统一，就是“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进一步指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里充分肯定了“双百”方针是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基本方针。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要求，深刻阐明了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文化态度。毛泽东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认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毒素和糟粕必须抛弃。196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中作了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认为来信中提出的“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应引起重视，深刻阐释了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文化态度。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针对党内外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指出，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要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这是新形势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上，他强调要“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在上述思想基础上，胡锦涛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和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同时，他还提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法原则，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指明了方向。

在“两个大局”交织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重要论述强调了文化建设的立场、方针和态度，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原则。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方法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思想方法。他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信念和信心。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自觉，要在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用好“两个结合”这一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用好“第二个结合”。“结合”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发展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两个结合”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结合”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打开了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空间，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即“六个必须坚持”。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坚持”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就是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文化建设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建设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要深刻认识“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就须把文化自信自立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之中，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文化活力、增进前进动力。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正确认识到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和方向，创新才能把握和引领时代。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我们增强问题意识，敢于应对文化领域虚无主义带来的风险挑战，居安思危，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坚定文化自信，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思想保证。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用科学思维方法处理复杂形势，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文化建设规律，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文化态度，坚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四、现实的人—人民中心—人民至上：文化价值导向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的人”，强调文化要满足人民精神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文化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强调重视“四有”新人培育，在始终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强调文化发展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文化要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贯穿其中的本色和底色始终是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也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从重视“现实的人”到强调坚持“人民中心”，再到提出“人民至上”，不仅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也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态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聚焦“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是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主体，他既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也不是单纯作为生物存在的生命个体，而是和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紧密相连的。由此可知，“现实的人”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人民群众恰恰就是这种从事实际活动并能够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动力源泉，因此重视人民、坚持人民立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立场。由此基本立场出发，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恩格斯则强调，文化与人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人是文化活动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列宁也极为重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认为文艺事业发展要扎根人民，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强调“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他在充分认识到“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后，提出尽管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但与此同时，更要认识到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具有强大的反作用。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重视人民群众，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去创造客观世界就显得尤为可贵。因此，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鲜明的特征，人民立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立场。

坚持人民立场或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是对我国文化建设立场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在认真总结宣传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他提出了坚持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这是我们党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文艺立场、文化发展方向和建设路线进行的初步思考与探索。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曾提出，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革命思想的文化宣传都应该彰显“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服务。“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将“为人民大众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宗旨。由此可知，毛泽东不仅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而且还解决了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进而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途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方面始终坚持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使得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吸取中外优秀文化的精华，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强调“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他特别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他把文化建设的根本点和着眼点放在人的素质提高上，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将两个文明建设同“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文化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还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江泽民在新的“二为”方向基础上，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要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期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他还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而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胡锦涛提出把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人民性、人民立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在领导文化建设上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立场，且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一是我们党坚持了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立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鲜明的文化价值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了谁”“依靠谁”“由谁评判”等重大问题，体现了牢牢扎根人民、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牢记“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热爱人民、尊重人民、敬畏人民；就是要始终牢记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人民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建设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二是满足人民精神富有的价值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的最终归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趋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人民精神富有问题日渐显现。习近平指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他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习近平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要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及对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领作用。这充分彰显了党对满足人民精神富有的价值追求。要实现人民精神富有，就要高标准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富有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动文化繁荣、如何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秉持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精神支撑理论，谱写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

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样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样态。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以贪欲为驱动力的资本主义文明不同，强调文明交流借鉴、文化和谐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创新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起了文化文明的力量。习近平呼吁世界各国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契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全新文明形态和发展选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独特土壤孕育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秉持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独立性、精神自主性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全新样态，为新时代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方向。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召开了三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通过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等八次专题性会议对文化建设作出部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我们党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等制度性文件，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落地生根。通过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制度我们党完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体系构建。这些方法举措，不仅彰显了我们党在文化上的自信、理论上的自立、精神上的自觉和实践上的自强，也是我们做好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的导航灯塔和指路明灯。2023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的指示强调，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七个着力”的要求，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是习近平立足当下文化建设的重点、难点及热点做出的精准部署，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实践审思，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保障。“七个着力”作为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文化强国建设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这进一步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刻认识和坚定立场，也是我们党重视文化建设、贯彻文化发展道路的有力证明。

综上所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是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的“中国智慧”。这一思想从文化使命、内容体系、方法论原则和价值导向等多维度阐释了在新时代构建现代中华文明的新发展理念，表明我们党坚定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达到了新高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