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顺应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从“中国”“华夏”到“中华”“中华正统”观念，再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缓慢递进、一脉相承、水到渠成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朴素的共同体意识，即“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华夏；中华正统；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国历史上与当下各民族的总称，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本单元和知识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探寻其历史渊源与形成脉络，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针对性较强的专题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深度有待加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形成问题，已有成果侧重结合当下的政治语境进行分析，对其历史渊源与演进脉络的研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继续展开探讨。

从词汇和语义结构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复合型名词，包含“中华民族”和“共同体”两个词语，“中华民族”是该词语的主体，“共同体”起到加强语义的作用。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历史渊源与形成脉络，必须从两条线索入手：一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即从“中国”“华夏”到“中华”“中华正统”观念，再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形成演变过程；二是中国历史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过程。

一、“中国”“华夏”等名称的初始含义与华夷观本质

“中华民族”中的“中华”一词，是由历史上“中国”“华夏”两个名词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王树民等较早提出这一观点，并先后发表两篇论文进行详细地考证和论述。陈连开对此进一步阐发，其说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那么，“中国”“华夏”的初始含义是什么呢？

“中国”“华夏”两个名词均形成于先秦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具有地理和族类双重含义。“中国”一词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诗经》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中国”指西周的都城“京师”。这是最早使用“中国”一词的传世文献资料。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所指地理范围呈不断扩大和东移的趋势，渐渐包含了中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其铭文有“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之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使用“中国”一词的实物资料。“中国”在这里是“中央区域”之意，主要指以洛邑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从地理意义上看，先秦时期“中国”主要指包括黄河中下游在内的中原地区。

同时，“中国”具有族类含义。当其作为族称时，既是自称也是他称，其含义与“华”“夏”“华夏”“诸华”“诸夏”“有夏”等名词大致相同，主要指华夏民族。东汉经学家许慎认为：“夏，中国之人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进一步释义曰：“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晁福林认为，“华”在西周的时候用来形容“非常美丽以致盛大辉煌”，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指文化水平高的诸侯国，亦可谓“礼仪之邦”。胡阿祥认为，“华”与“夏”联合组成“华夏”一词，“华”用来加重语气、加强语义，“以喻其冕服采章，礼义光华”，“华夏者，代表了既华美、文化又高的大国，所以区别于并凌驾于蛮夷戎狄之上”。从词源意义上看，先秦时期“华”“夏”“华夏”“中国”等名词的含义高度重叠，皆蕴含美好之意，意指文明繁荣、礼仪阜盛的诸侯国政权、民族和地域。先秦时期作为族称的“中国”“华夏”，在本质上是以文化作为区分族类的标准。这是中华文明文化民族观的历史远源。

“华夏”“中国”等名词往往与“蛮夷”“戎狄”“四夷”“夷狄”“远人”等名词形成对应的关系，后者通常用来指称华夏周边的少数民族。例如，《论语·八佾》记载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里“夷狄”与“诸夏”相对应，意为夷狄野蛮落后，不懂礼仪道德，因此即使有国有君，仍然比不上无国无君的华夏，显示以华夏文化优越感为内核的华夏中心主义思想倾向。《礼记·王制》按照地理方位描述“中国”与“四夷”的文化习俗之别，其文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这里将 “四夷”按照东、西、南、北的地理方位予以命名，与“中国”形成对应关系，共同形成“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由此可见，“中国”和“蛮夷戎狄”的称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族类名称，而是按照文化风俗和地理方位对当时族类所做的宽泛、粗略的分类和命名，主要体现文化、地理的含义。

此外，先秦时期的“中国”“华夏”等名词还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用来指代华夏民族所建立的诸侯国。例如，《尚书·武成》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意思是华夷各族都服从周武王的命令，遵从上天的旨意，东征商纣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里的“国”是指周王直接统治的王畿，意思是以周王的王畿为中心，由内到外依次由诸夏和夷狄居住，显示了对华夷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同时又将华夷置于以周王的王畿为中心的“天下”统一秩序中。《尚书·禹贡》将这一点表述得更为清晰——“天下”以周王的王畿为中心，由内向外分为“五服”，每隔五百里为一服，形成多层同心圆状的地理区域，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华夏居于内三服，四夷居于外两服，即要服和荒服。其文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五服”各自对应不同的纳贡义务和政治地位，距离王畿越远，纳贡义务越轻，政治地位越低。位于荒服的蛮夷距离王畿最远，政治地位最低。此外，先秦时期的华夷观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时人虽然对距离遥远的蛮夷有一定的文化歧视，但是并不主张使用武力迫使对方臣服，而是主张以德服人，促使四夷主动归附。《论语·季氏》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记·王制》关于“五方之民，皆有其性”的叙述，体现了对周边四夷风俗文化的包容，成为后世中原王朝对周边各族采取羁縻优抚政策的理论基础。

总之，先秦时期“中国”“华夏”“诸夏”等名词从形成之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蕴含政治、地理、文化等多重含义。“中国”“华夏”与“四夷”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与界限，又同为“五方之民”，共同组成统一的“天下”格局。区分华夷的依据不是固定不变的血缘关系，而是地理方位和文明礼仪，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地位，因此华夷身份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韩愈将这种文化精神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先秦时期华夷观的本质是政治民族观和文化民族观，同时蕴含朴素的“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二、“中华”名称与“中华正统”观念的形成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名称形成与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华”这个新名词，并逐渐演变为政权获得“正统”的标志，形成了“中华正统”观念。

“中华”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所录晋武帝时期的相关史料中。《晋书》记载了晋武帝咸宁年间举行元会仪，即元旦朝贺仪式的流程，其文曰：“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设。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起，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诣东阁下，便坐。”可见，“东中华门”是西晋皇宫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宫门，是西晋皇帝举行元会仪前夕，群臣进入典礼主场时的必经之门，且非常靠近典礼主场。这说明“东中华门”具有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神圣性质，也说明“中华”一词的含义已为当时统治阶层所熟知和认同。此外，《晋书》还记载了西晋时期人们对天文星座的认识。时人认为，“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意为太微垣是象征天子统治天下的场所，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含义，其星座的命名及其意涵与功能完全模拟宫廷的结构布局。在太微垣的星座布局中，出现了“中华东门”“中华西门”的名称，这两座天上的宫门分别位于“东蕃四星”和“西蕃四星”的阵列中。天庭的宫门是人间宫廷的复制，同时被赋予了天命的神圣意义，具有了“天命正统”的意涵。“中华东门”“中华西门”在星宿布局中的出现，反映了“中华”概念在统治者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蕴含了以“中华”为正统的思想萌芽。

西晋中后期至十六国时期，“中华”一词的影响力已经超出宫廷，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用来指称“中国”（意为中原）、“华夏”以及在中原建立的政权或由华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例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爆发后，大臣刘弘上表曰：“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万一四夷乘虚为变，此亦猛兽交斗，自效于卞庄者矣。”这里先是将“中华”与“边陲”相对应，后又与“四夷”相对应，显示“中华”包含“中原”与“华夏”民族的双重含义。西晋末年，士人陈頵认为，“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这里的“中华”是指西晋王朝，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十六国后期，南燕宗室慕容镇说：“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所谓“文身”，是古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礼记·王制》记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这里将“中华”与“文身”相对，表明“中华”在这里主要指华夏民族，与“文身”所代表的夷狄概念相对应。

南北朝时期，“中华”的含义进一步发展演变，成为南北政权统治者和士人标榜本朝正统地位的名词。这一历史时期华夷各族统治者皆争为中华正统，其中以北魏政权统治阶层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自豪而坦然地声称北魏政权是中华正统，将南朝政权斥为“僭伪”。例如，北魏汉族士人韩显宗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韩显宗把当时的南齐政权称为“南伪”，谴责南齐使用中原地名为其侨郡、侨县命名，认为这属于“擅中华之称”（即冒用中华之名）的行为，应当通过交聘手段予以制止，以达到“正名”的效果，维护北魏王朝的尊严。其字里行间，已经完全以北魏为中华正统，而华夏统治者萧氏所建立的南齐政权，在汉族士人韩显宗看来则是“僭伪”政权，不具有正统性。同时，北魏汉族士人李彪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和观点。他在给宣武帝的上书中曰：“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弗违开基，武皇以奉时拓业，虎啸域中，龙飞宇外。”其中，对于北魏“奄有中华”的表述不仅强调了北魏据有中原的历史事实，而且蕴含北魏具有中华正统地位之意。“虎啸域中，龙飞宇外”之语，虽然带有夸张的艺术化表达特征和文人辞藻的粉饰色彩，但包含了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即作者以北魏为中华正统的立场和观点。远在漠北草原的柔然政权统治者发出“克期中原，龚行天罚”“皇舆迁幸，光复中华”的呼声，表达了继承中华正统的立场和政治追求。这表明“中华”作为正统王朝的代名词，得到了南北朝时期华夷各族的广泛认同。

此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中华正统的执着追求贯穿于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在“中华正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华”作为族称时，已经不限于指华夏民族，也包括践行中原儒家文化、推崇中华文明礼乐的华夷各族及其创建的政权。石硕指出，“中华”是较宽泛的文化概念，具有以“衣冠礼乐”喻指文化的象征意义，“这使‘中华’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和开放性。这是后来‘中华’所指称的共同体得以不断扩大的原因”。“中华”与封建王朝的“正统”问题相连，体现“中华”概念具有突出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突显政治民族观、文化民族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一词的内涵与本质同“中国”“华夏”一脉相承，兼具政治、地理、文化等多重含义，体现了先秦以来政治民族观和文化民族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中华正统”观念的形成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根基。

三、“中华民族”概念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中国施行了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并在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大批中国仁人志士多方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良方。在思想文化领域，以梁启超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尝试思想救国、文化救国，塑造强大的国家精神，凝聚中国全体人民的力量，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梁启超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发挥了一定的启蒙作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认为：“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此后，他不断丰富和推进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1905年，梁启超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尽管此时他的思想存在一定局限，把“中华民族”解释为“汉族”，但是他敏锐而明确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表达了中华民族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基本观点。

此后，“中华民族”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观念被广为接受，并逐渐完成了从指称汉族到成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名称的转型与嬗变。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演进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进行了探讨，再次强调了中华民族由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混合而成的观点，并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作了乐观的预言。他指出，“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且“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这一论述使“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特点更加清晰。此后，梁启超多次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演讲、授课，使“中华民族”概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唤醒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中华民族”概念进一步得以强化和普及，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成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中最具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民族族称。1935年5月，由田汉填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迅速传播，获得了广泛热烈的反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声成为最响亮有力的旋律，起到了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重要作用。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中华民族全体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和职业，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八一宣言》沉痛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的结尾，喊出了“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八一宣言》为凝聚抗日救亡共识、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一宣言》成为一面旗帜，为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方向，激励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抗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凝聚了强大的力量。在知识界，知识分子自觉投入到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中。1939年，傅斯年、顾颉刚、费孝通、白寿彝等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华民族的内在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通过这场大讨论，学术界对“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了更多共识，加深了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统一性的理论认识。同时，这场大讨论促使费孝通等学者对中华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不仅如此，这场讨论还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起到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战斗力的作用，激发了广大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抗敌御辱的决心，激励了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献身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为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时隔50年之后，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结构、特点、形成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阐述。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他指出，中华民族结构呈现“多元”与“一体”相结合的特点，汉民族发挥了核心凝聚的作用，少数民族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演进历程的理论总结，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问世之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此后，学术界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实和阐释，影响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学术共识，并且被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各民族普遍接受，为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由此可见，从“中华”到“中华民族”的概念演变中，学术、政治与社会发生了紧密的交融和互动。“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与近现代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乃至亡国的政治局势密不可分，与爱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强烈政治愿望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概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有浓厚的政治内涵，是中国古代政治民族观、文化民族观的传承和发展，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

四、历史上的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诠释和运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理论阐释，提出“四个共同”“四个与共”新观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注入时代新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历史上共同体意识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最优表达”。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不仅是“中国”“华夏”“中华”“中华民族”等概念发展演变的结果，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并且不断增强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历史上的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朴素的、原生态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前奏。其重要表现有二：其一是以政治、疆域统一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其二是华夷共祖思想。“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华夷共祖思想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政治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主流政治思想。“大一统”一词最早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其文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作者借解释编年史《春秋》一书记录时间的方式，表达君权独尊、一统天下的政治主张，此后逐渐发展演变为“大一统”思想，包含政治、民族、疆域、文化等多领域实现全面统一的政治理想。其中，以政治一统、疆域一统的政治思想尤为重要，历来备受统治者关切。西汉大臣、经学家王吉认为：“《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是对“大一统”政治思想的经典表述，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大一统”政治的共同理解和追求。在分裂动荡时期，诸多政权统治者以实现“大一统”政治为终身追求。例如，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人统治者石勒，在晚年因为统一大业未能完成而忧心忡忡，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北魏孝文帝对“大一统”政治的追求尤为强烈。他在确定迁都洛阳大计后，向群臣表达即将率兵南下、兼灭南齐、一统天下的决心，曰：“今徙极中天，创居嵩洛，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兼凶蛮密迩，朕夙夜怅惋，良在于兹。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唐太宗在位时期宣称，“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言语间流露出实现“大一统”之后的自豪和霸气。“大一统”政治思想贯穿于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时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华夷共祖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萌芽，当时流传的各种世家谱系以及各族祖先传说纷纷以黄帝或者炎帝作为始祖。这一思想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记》对此有充分的展现。《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根据《史记》的叙述，当时与西汉王朝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匈奴统治者，与西汉统治者同源共祖，皆为黄帝后裔。《史记》对匈奴族源的叙述，部分代表了西汉时期的社会认知，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华夷共祖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不少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以炎黄子孙后裔自居，主动以黄帝、炎帝为本族先祖。例如，前燕政权奠基者慕容廆“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有熊氏”即黄帝部落。《史记集解》曰：“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南匈奴贵族后裔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北魏统治者拓跋氏认为拓跋鲜卑是黄帝后裔，其先祖是黄帝二十五子之一，受分封而从中原迁居到北方朔漠。其文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北周统治者宇文氏认为宇文鲜卑为炎帝后裔。史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认同，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意识、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不断增强。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遭受列强的蹂躏，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浪潮。无数爱国仁人志士先后走上救亡图存、民族解放、振兴中华的道路。历史上共同体意识的长期积淀，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飞跃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同时，这种朴素的共同体意识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中向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意识转型，演变为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同。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土壤的重要概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经历了从“中国”“华夏”到“中华”“中华正统”，再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蕴含政治民族观和文化民族观的丰富内涵，呈现不断递进、一脉相承的线性发展面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不断丰富，意涵不断增强。

先秦时期的“中国”“华夏”“诸夏”等名词从形成之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蕴含政治、地理、文化等多重含义，具有政治民族观和文化民族观的内涵。这一时期，区分华夷的依据不是固定不变的血缘关系，而是地理方位和文明礼仪，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地位。文明程度的差异不是依靠武力征服来抹平，而是以德服人，通过怀柔羁縻政策，促使“远人”主动归附、相互认同，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形成的历史远源。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华夏”概念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名称——“中华”。“中华”概念从一开始就具备政治、文化上的神圣意义，与封建王朝的正统问题紧密相连，形成了“中华正统”观念，出现了华夷各族统治者激烈争夺“中华正统”的历史现象。其中，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争夺“中华正统”的现象尤为具有历史性意义，表明“中华正统”概念超越了狭隘的“华夷之辨”，将华夷各族共同囊括在其中。“中华正统”观念突显了政治民族观和文化民族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体现了一定的创新和突破，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浪潮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新概念，并得到了强化和普及，获得了广泛认同，成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中最具凝聚力与号召力的民族族称，推动了“中华民族”完成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激励了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抗敌。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中华民族”概念起到了加强理论阐释的重要作用，而且发挥了领导、组织、推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是中华民族获得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此外，梁启超、顾颉刚、白寿彝、费孝通等爱国知识分子通过著书立说和学术大讨论等方式，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启蒙、推动的重要作用，激发了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抗敌御辱的决心。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华民族”概念注入新的内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突出强调各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强调各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演变规律与演变趋势，其中包含突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后，学术界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实和阐释，使该理论逐渐成为学术共识和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被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广泛接受，为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表现为古已有之并且不断加强的“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原生态的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前奏。“大一统”思想和华夷共祖思想推动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并在近现代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意识，即中华民族认同和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新成就，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顺应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华夏”到“中华”“中华正统”，再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缓慢递进、一脉相承、水到渠成的过程。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政治民族观、文化民族观一脉相承，不断充实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相关。历史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要解读今天的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以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指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牢牢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的话语权，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研究，是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研究的起点，也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基础。笔者在此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待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史研究不断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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