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集体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特征。不管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激发、传承过程中，集体记忆都需要依凭多样化的载体得以呈现和传承，其载体主要包括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和传媒型四种类型。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其对内形塑“我者”促进融合，对外区分“他者”实现“划界”；此外，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因此，形塑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需要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展开必要的反省，并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积极发掘和再造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积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推行“体化实践”；注重传播、传承及巩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策略、平台及受众导向。

作 者：李朝辉，男，博士，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讲师。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1]11。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新的时代背景、党对民族工作主线的确认，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给学术界从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宽视阈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新命题，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文献回顾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更是国内学界共同探讨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兼具的热点议题，积淀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内涵特征及实践路径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意义^[3]，对维护国家统一和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大意义^[4]。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团结和弘扬中华文化^[5]，塑造国民整体性规范并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6]，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是维系民族良好情感的精神支撑^[7]。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社会意识，是“共建”意识、“共享”意识、“共担”意识的有机统一^[8]。其不仅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总体感觉、内在认知、态度偏好等感性层面的心理活动，也包含了概念判断、理念认同、演绎推理等理性层面的心理过程^[9]。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就是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重维度^[5]。如果借用心理学范式进行简约性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致可以划分为感性符号层次、知性身份层次和理性省思层次^[10]。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议程，仅从加强民族团结的路径来推进是不够的，还须从增强国民意识的路径来推进”^[3]，国民意识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11]。学者们青睐文化路径，如发挥文化符号系统的整合与建构作用^[12]，强调将“象征的再生产”作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文化路径^[13]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主体说服、动力激发进行的利益性诠释、情感性共通、心理性契合汇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15]。同时，有学者强调社会心理路径^[16]、民族政策机制^[11]的作用，以及基于社会资本建设视角提出的社会化路径^[18]。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维视角，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价值性阐释较多，绝大部分学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建设、民族认同等方面，较少从社会心理层面尤其是集体记忆层面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中华儿女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了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记忆。这种来源于历史深处的内生性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影响中华民族认同。本文从集体记忆理论出发，明晰集体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聚焦集体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发掘、再造以及传承进行系统阐释，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

集体记忆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及显著特征的学术概念，经历了脉络分明的概念演化过程和多学科研究进程。从政治学视角来审思，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集体记忆不仅攸关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对内形塑“我者”、对外区分“他者”，还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2.1 集体记忆的内涵及其特征

记忆原本是一个被心理学集中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特指人们对感知过的、体验过的、想象过的东西的识记、保持和再现。”[19]598伴随心理学的发展及细分，特别是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学界对记忆研究的关注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的基于个体层面逐渐转向对记忆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如心理学家巴特莱特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20]3。而真正将记忆置于社会框架中来研究的是哈布瓦赫。受涂尔干“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概念。“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21]335之后，康纳顿将集体记忆研究延展至社会记忆[22]40；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将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升华为“文化记忆”；诺拉则强调“记忆之场”概念[23]。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提出已近百年，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档案学等学科均对其展开了研究，但就概念本身来看，由于大家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界定集体记忆，使得集体记忆成为“一个看起来一目了然但细想下去又捉摸不定的概念”[24]1。摒弃概念界定的纷争，从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重要资源的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是为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集体记忆是属于集体的记忆，不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集合起来的记忆。从纵向结构来看，集体记忆包括集体拥有和分享的“过去”，以及正在发生或建构的“当下”；就横向结构而言，集体记忆由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构成[25]。

集体记忆是集体所保存所共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及现在全部认识的总和，包括实物的、实践的、知识的、情感的、想象的各种形态。“集体记忆体现出整个群体较为深层的价值取向、情感表达以及心态变化等方面。”[26]集体成员可以在各种文化实践活动和物质存在中感受到集体记忆，前者如节日、庆典、仪式、风俗、纪念等，后者包括广场、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图书馆内承载集体记忆的各种文献图书资料等；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认识到集体记忆；还可以在本集体与其他集体的互动中体会及感悟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具有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等特征。一是建构性。“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重构。”[21]59哈布瓦赫认为，集体并非“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并非简单地用新思想代替已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通过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实现巩固自身主体同一性的目的[27]。这种建构性既包括对过去的累积性的建构，也包含一种对过去的穿插式的建构，这取决于集体记忆的建构主体自身的主观需求，即基于客观条件之上巩固自身主体的同一性。“作为共同体选择、组织和推广的结果，集体记忆的建构通常被运用于同一性的凸显、延续性的展示和合法性的诠释。”[25]二是客观性。集体记忆虽然是基于现在对过去的重构，但这种重构不是搭建海市蜃楼，并非凭空建构，而是需要基于过去发生或存在的客观的事物来进行主观建构。三是社会性。“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获得集体记忆，也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体或群体交流这些集体记忆并获得认同。”[28]集体记忆是集体所保存和共享的记忆，是在集体成员的社会互动、交往、交流乃至交融中形成的，不是个体化的旧梦重温，也不是由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和累积而集合起来的记忆，不是“集合的记忆”，而是“集体的记忆”。

2.2 集体记忆攸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

首先，集体记忆有助于增强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个面向，既包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分界意识、命运意识，也包含团结意识、奋进意识以及发展意识，但其核心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3]。而集体记忆的构建及强化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

集体记忆维系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认同就本意而言指的是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特征大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些特征通过诸多符号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特征构成一个群体集体意识的基础。”[29]民族认同形成和得以强化的重要来源是民族成员具有共同的历史遗产、历史记忆和共同命运[30]。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凭借、基点及基本依据，因为它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事实基础，指引情感及叙事方向，引导群体认同的发展方向。集体记忆的遗忘及其新的建构还会影响中华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31]98

集体记忆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进一步想象的基石。“历史记忆对于建构全体成员共属一体的牢固想象具有重要的作用。”[32]即便是人数最少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都相互认识，更别说相遇相知了，但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能够活在集体成员的心中。民族的本质是每个成员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成员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33]6。这种“相互联结的意象”和“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很大程度上指涉民族的集体记忆。超越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而萌发的主观认同，是个体得以想象共同体并维持这种想象的关键机制[34]。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尤其如此。中华儿女基于过往的集体记忆来想象中华民族的现在及未来，不管是在中华民族强盛时共享荣光，还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万众一心、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经历及精神，抑或中华儿女在中国这片广阔土地上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都成为大家想象和憧憬未来的素材、信心和基石。集体记忆一旦消失或抹去，中华儿女将凭借什么来想象中华民族？

其次，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弱将直接危及中华民族认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如钱穆强调：“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35]2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是其集体记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失去历史来源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明白现在身处何处，自然不清楚未来要走向何方。一个集体记忆薄弱、断裂甚至失忆的群体很难维系下去[36]。“集体记忆的缺失、断裂或薄弱势必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37]，更遑论共同体的认同及其意识的铸牢。

2.3 集体记忆对内形塑“我者”，对外区分“他者”

“集体记忆是对一个共同身份的探索，这个共同身份将一个社会群体联合起来。”[38]任何共同体都希望营造一种身份归属感，这样的营造离不开时间维度的延续及空间维度的共融，蕴涵在集体记忆之中的共同体历史以及历史遗忘，有助于实现“我们是谁”的集体考量，进而实现铸牢集体意识的理性自觉。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化，体现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壮阔命运，蕴涵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永葆的共同理念及价值追求。这样的集体记忆有助于中华儿女体认何谓“我们的历史”，进而形成一种“我者”的融合意识及归属情感，从而可最大限度地将原子化的个体联结起来，形成具有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记忆既是引导个体走向集体的“磁石”，也是集体内部消弭分歧形成共鸣的“桥梁”。

集体记忆的过程还伴随着“我者”与“他者”的比较和区分。在对外区分的过程中实现“划界”，同时生发一种共属一体的强烈情感。“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39]10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以“他者”为身份参照，以集体记忆为认同依据，才有可能在“我者”与“他者”的镜像互动中固化、澄清及确证身份归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需要进行不同内容及方式的系统比较，以区分“我们的记忆”和“他们的记忆”，他者的不同往往凸显自身的鲜明特征和精神气质，而这种区分同时又增强了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认知[40]。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能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41]

2.4 集体记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21]71借助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超越个体经验感受的当下性，与过往历史及经验连成一体，从而获得关于集体的总体性感觉和认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集体记忆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素材来自源远流长的历史，立足当今社会主导思想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可以展开对过去意象及记忆的重构。同时，集体记忆还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想象，从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回溯源远流长、苦难和荣耀并存的历史，透过集体记忆，中华儿女追寻民族的起源，与从未谋面的祖先和圣贤搭建起文化心理及情感归属上的关联，形成“记忆性的社群”。这种社群“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42]124。

“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21]71借助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超越个体经验感受的当下性，与过往历史及经验连成一体，从而获得关于集体的总体性感觉和认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集体记忆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素材来自源远流长的历史，立足当今社会主导思想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可以展开对过去意象及记忆的重构。同时，集体记忆还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想象，从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回溯源远流长、苦难和荣耀并存的历史，透过集体记忆，中华儿女追寻民族的起源，与从未谋面的祖先和圣贤搭建起文化心理及情感归属上的关联，形成“记忆性的社群”。这种社群“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42]124。

“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21]71借助集体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超越个体经验感受的当下性，与过往历史及经验连成一体，从而获得关于集体的总体性感觉和认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集体记忆的作用十分明显。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素材来自源远流长的历史，立足当今社会主导思想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可以展开对过去意象及记忆的重构。同时，集体记忆还有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想象，从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回溯源远流长、苦难和荣耀并存的历史，透过集体记忆，中华儿女追寻民族的起源，与从未谋面的祖先和圣贤搭建起文化心理及情感归属上的关联，形成“记忆性的社群”。这种社群“提供了一种道德传统，有助于表述我们生活中的一致性，使我们有义务来促进我们的历史中所有记忆和期望的理想，把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前辈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代连结在一起”^[42]124。

3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多样化载体

集体记忆是集体共有的，在集体中由集体成员共同享有、共同传承的事或物。在集体中发生的或者与集体有关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可能具有典型性或强大的冲击力和刺激性，甚至扩展至国家这样的集体层面。当然，也可能是碎片化的、民间化的、片段性的。随着集体的主观意愿和需求以及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些事或物被集体不断地加以整合、赋予意义，甚至使之典型化。此时，这些事或物很可能转化为集体记忆中标志性或典型性的元素或因子，并固化或铭刻在集体的记忆中。集体记忆以物质或非物质的方式不断地被建构、复制、传承、激发。就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而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通过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建构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43]。不管是在建构、加工阶段，还是在传承、激发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都需要依凭多样化的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物质客体、物质现实，也包含众多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这些载体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承载物及中介，是用来形塑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而建构起来的构造物，因此它是可塑的，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变化。具体而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3.1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型载体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44]1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需要通过各种符号来承载、再现及传承，包括语言符号、文字符号以及图画符号。不论中华民族集体规模如何演变，中华儿女都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因而语言符号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普遍性载体。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共同体都凭借特有的文字进行书面交流和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文字，中华儿女凭借文字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与此同时，在文字符号中，历史教科书由于记录着中华民族如何从历史中走来，记载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苦难、荣耀及梦想，书写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成为极其重要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载体。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一样，属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普遍性载体，每个集体都有标识性的独属于自身的图像符号，其承载着深厚而重要的集体记忆。总而言之，就当今的中华民族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用语言和文字，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教科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地图等国家象征符号都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极其重要的载体。

3.2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

“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45]32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像中华民族这样的集体，一旦要形成记忆，离不开特定的地点及场所。基于便于日后的仪式展演和记忆重构的角度，集体记忆还趋向于将记忆空间化，以形成独属于本集体的且打上集体烙印的多样化场所。集体成员一旦身处其中，或者想起该场所，便会勾起往昔回忆，从而形成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这种载体看得见摸得着，属于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对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而言，其场所型载体包括各类建筑物，如广场、雕塑、文化遗迹、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等。这些特定的场所承载、记录、保持着属于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华儿女处于这些特定的场所时，能够自然地回忆、想起、再现中华民族所共享的事或物及其展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属于典型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场所型载体。中华儿女一旦深处其中，看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姓名，观看承载着那段苦难而屈辱历史的影像，就能够唤起中华民族成员有关共同苦难与屈辱的集体记忆，有助于领会中华民族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还有益于凝聚中华民族成员的爱国主义热情。

3.3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仪典型载体

地域性、周期性的节日、庆典以及独特的仪式是展演集体文化，传承及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集体通过各种节庆活动及仪式来制造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通过和现在一代的群体成员一起参加纪念性的集会，我们就能在想象中通过重演过去来再现集体思想，否则，过去就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地飘散。”^[21]43各种节日、庆典及仪式能够帮助中华民族集体成员回忆过去将共同体聚合在一起的重大事件或故事。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仅凭借反映在日历上的节日庆典及仪式来隆重纪念这些事件，同时，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也被这些事件所强化。正是通过这些“集体欢腾”的仪典型载体，使得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在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之外，保持其自身的活力。这样的欢腾时刻，是中华民族集体成员文化共享与记忆延续的有利时机，因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22]4。通过参与仪式性的操演及康纳顿所说的“体化实践”，来传承和维持集体记忆，将共同体的过去和现在勾连在一起，形成绵延不绝的统一体，并在这样的“欢腾时刻”建构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和身份坐标。每年的12月13日被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之后，国家公祭网上线，设计了包括在线公祭、海外公祭等版块在内的线上公祭仪式。因此，在每年的12月13日，中华儿女可利用线上线下公祭平台，亲历公祭仪式，实现对这一段集体记忆的固化及刻写，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价值共识。

3.4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媒型载体

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普及开来，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重要的传媒型载体。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能够重组集体日常生活的时序与节奏，为中华民族的生活带来以声音为尺度的技术变革，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延续中华民族文化·70·李朝辉.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认同，但其存在声画分离的问题。电视的出现弥补了广播声画分离的不足。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电视具有逻辑性和理性，在传播行为的组织化程度方面具有高度组织化、结构化特征。电视主要通过再现、突显以及屏蔽的方式，实现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强力建构^[46]。电影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集体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集体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随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当今时代集体记忆的颠覆式载体，它“正在剧烈改造社会发展现实，深度干预人类文明的未来图景，同时也从‘当下’出发重写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37]。

4 以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因此，基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以及传媒型载体的重要性、多样化及全面性，应该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省思、重塑及传播传承等维度，谋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

4.1 省思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不仅应该反思过往，更应直面并应对目前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

一方面，需要深刻反省中华民族对待文物古迹的行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将民族的记忆符号化约为压迫符号”^[29]，以及许多城市基于发展的逻辑开发和改造旧城的需要，加之不够重视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各种载体，导致包括字画、艺术品、寺庙、楼阁等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古迹、遗产、遗址、古建筑被不可逆地损坏甚至毁灭。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一旦毁灭，不仅意味着许多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被抹去，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更意味着许多能够唤起中华儿女自豪感、归属感、同一感的载体也消失了。因此，对待多样化的富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意蕴的物品及场所，应从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以及唤起中华儿女归属感、自豪感的视角来加以认知和对待。

另一方面，亟须深入思考如何应对当下各种解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因素，如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国。由于其本身的迷惑性、互联网传播的便捷，加之社会思想氛围及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该思潮在中国泛起。作为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力帮手，其本质是凭借歪曲历史来证明“学习西方”是必由之路。具体而言，它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这种思潮会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产生强大的解构后果，尤其是对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反抗侵略的否定，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否定，将动摇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关于近现代以来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事实上，在集体记忆代际衰减效应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推波助澜下，一些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陷入“相对主义泥沼”。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遭受质疑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瓦解。

4.2 重塑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每个时代都依据一定的社会现实、社会框架、社会理念和社会需求进行历史与往事的集体筛选和现实诠释。”^[25]全社会都应积极发掘及再造能够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万众一心、敢于拼搏的集体记忆。

首先，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历史教科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以及普及性，能够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深深嵌入国民的脑海。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要注重故事、史实及反思三个重要书写要素的有机结合。讲故事的方式能够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触动心扉的情感打动读者，使读者有兴趣了解历史；同时应尊重史实，历史叙事并非叙事者想象力的任意驰骋，需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激发情感共鸣，促使人们产生深层次的理性的思考，拥有理性的爱国主义，成为理性的爱国者^[32]。

其次，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打造一套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在强化总概性象征符号和总详述性象征符号的意识时，主要是通过国旗、国徽、国歌，以及红色景点、红色文化符号、革命历史故事来建构；在复兴传统关键象征和关键详述性象征符号、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时，主要是通过长城、黄河、大运河、故宫、天安门等具有中华民族历史符号的景点，还有“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儒释道文化”“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人合一”等历史传说、传统经典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来建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仅应该关注过去，更应该关注当下及未来，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对当下的某些事件进行建构，形成新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比如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

再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纪念性公共空间为重点，积极开发新的记忆之场。情感品质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底蕴，因而新的记忆之场的建构不必然追求高大宏伟，而应注重营造纪念性氛围，传达纪念性情感。同时，应重视受众和记忆场所之间的互动，可充分依托大众传媒及互联网，打造一系列网络化虚拟记忆之场，以便打破时空的限制，使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人们能够借助新技术介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在开发记忆之场时，尤其要重视灾难符号的构建。“记录灾难的符号可以激发民族自强”^[29]，与战争和灾难有关的遗址的保护以及相关纪念物的建设，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至关重要。

最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涉的事件、人物、典礼、仪式等为导向，积极推行体化实践。“节日和仪式是文化记忆最重要的传承和演示方式。”^[29]集体记忆不仅沉淀在具体的符号、空间、物件、历史教科书中，还积淀在人的各种行为之中。人的规定性操演式身体行为，指涉历史真实事件、英雄人物，能够传递信息、提供有效的记忆系统，是传递及维护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及载体。可充分挖掘现有的节庆，比如春节；亦可再造新的节庆，如中华民族日。

4.3 传播及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不会自动进入个体的头脑，需要集体成员的交流互动、传递信息。换句话说，集体记忆需要重视传播问题，它是在长期持续有效的传播中得以传承和巩固的。

一是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整合并优化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内容及载体，谋划一套长期而有效的传播策略，促进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规范、有序、持续、精准传播。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很可能会造成各行其是、信息混乱、无效传播甚至有害传播。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将与之相关的记忆内容整合起来，充分利用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传媒型载体，并在综合考量记忆内容、传播媒介、时代特征、受众特点、大众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谋划传播策略。

二是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性，与时俱进地动员及整合各方力量，搭建一个线下线上、“体化实践”“刻写实践”相融合的传播平台，推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常态化及大众化传播。该平台的目的是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华民族成员了解、认知、承认、接受、内化乃至主动传播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推动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想象朝着同一性方向前进。为确保该平台持续具备较强的传播力和良好的传播效果，还需制定及完善平台管理制度，严格把关传播的主体及内容，并积极探索构建合理且可行性强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实现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的制度化、规范化及有效性。

三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尤其要注重以受众为导向。充分发挥受众的能动作用，注重与时俱进地增强传播时受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从而提升传播效果。“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集体记忆传承的主要途径”^[22]40，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播尤其要注重以身体实践为主要方式来展开。在设计纪念仪式活动时，应注重丰富及创新操演方式，如注重情景体验、多元互动，目的是使得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长期处于激活、唤醒及巩固状态。在此基础之上，应充分考虑受众之间的社会关系，尽可能实现集体记忆的二次传播。让那些被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传播所动员及感染的受众，主动去感染和影响其身边的人，最大化地实现传播的效果。

5 结语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成员共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具有突出的建构性、客观性及社会性。从历史深处一直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专属于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这种源于历史深处的内生性的集体记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影响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进一步的想象；对内促进融合，对外实现划界；还紧密连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具备多样化的载体，主要包括符号型、场所型、仪典型以及传媒型四类载体。基于集体记忆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多样化载体，可以从省思、形塑以及传播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这三个基本方面来深入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向。总而言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指标及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将集体记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基于集体记忆的视角来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触及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及核心，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更宽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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