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文化在诸多学科中兴起与发展，无论是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还是民族学、政治学等均从自己学科学术角度进行阐释研究，已经积蓄了很多力量。民族学学科中，自从泰勒给文化下定义以来，至20世纪中期文化定义已经多达一百六十多种。文化究竟是什么？每个学科有不同的解释。民族文化研究是对不同群体的文化、社会特点、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一个群体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回顾民族文化百余年的研究史，民族文化研究始终立足于时代特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赓续民族文化研究的理论选择与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蔡元培1926年在期刊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对民族学进行了界定，他说：“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卷，第103—108页）至此，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有了地位，也开始有了探索与研究。从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之日起，其指导思想、研究领域、方法也在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创造创新。虽然民族学作为正式学科是20世纪初开始的，但西方民族学理论则是早在19世纪末就已传入中国。卫惠林曾就其传入过程之复杂进行过总结：“民族学在中国亦早有巩固的根底，古代史家及地方志的编著者都曾很注意的描述过中国周围的原始民族的生活。”（卫惠林《民族学的对象领域及其关联的问题》，《民族学研究辑刊》1936年第1期）民国成立之后，高等学校专业架构已经成型。在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设置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且在哲学、历史学及地理学三门课程中设立“人类学”“人种学”的课程（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512页）。人类学、人种学课程涉及民族研究，这也算是民族研究在近代中国学科体系的早期形态。1903年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出版了林纾、魏易共同翻译的《民种学》，实际上这是将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知识介绍到中国的开始。1905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主要考察中华民族是“一民族”还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集，第1678—1679页）。梁启超算是使用“民族”学术概念的第一人，他说：“自十六世纪以来（约三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梁启超著，黄珅评注《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民族学研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世纪末到1920年前后，中国进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灵活运用于革命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根据中国国情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政策方针，也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1921年，中国共产党把当时的革命任务规定为“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这实际上就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把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的一次实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纲领和政策。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挖掘，在北京大学还创办了《歌谣》。中山大学的《民俗》还刊登了壮、苗、彝、毛南等各族民歌。30年代，蔡元培、沈从文、闻一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其中，闻一多利用与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之际，收集了很多资料，撰写了《伏羲考》《龙凤》《说鱼》《端午考》《“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等学术论文，《伏羲考》引用25条洪水神话传说资料，其中20条是苗、瑶、彝等民族民间文学。这一时期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虽然在进行，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之后，又再度发表《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这一词语才为学术界广泛认同（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1期）。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却是建设民族文化研究的时代真理。20世纪30年代，在蔡元培带领和组织下，许多学者奔赴祖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并撰写出了一系列专著和调查报告，如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1949年6月，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的重要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陈达、陈永龄等人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进行了座谈。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采取马列主义观点立场方法，适应社会需要，针对中国实际问题之解决，谋求学科之发展（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界69年前的反思及其当代意义》，《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在这之后，社会科学的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群众的立场为出发点，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展开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民族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形成了重视应用、重视历史文献、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的特点（杨圣敏《新中国民族学之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在20世纪5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中国民族学做出了两件历史性大事，即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其中，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包含了大量民族文学材料，如《格萨尔》组、《阿诗玛》组、《创世纪》组搜集整理了大批相关民族文学资料。这时期，民族学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问题的理论阐释作为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学又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即学科得以重建，中国民族学摆脱了孤立处境。重建之初，由于少数民族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中国学者开始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研究也从理论探索转向了实际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成为要务，中国民族学学者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编写及修订工作。20世纪80—90年代，还编写了以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知识丛书》，以及《中国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等一系列类似普及读物的书籍，让大众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这时期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首先还是要解决理论方面的问题。除了介绍和翻译国外的著作，中国民族学界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创了自己本土化的研究。这时期的学术界认为，外来的西方民族学理论虽然有其先进性，但是我们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必须结合我们具体的民族问题，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之上。杨堃《民族学概论》，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李绍明《民族学》，童恩正《文化人类学》，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容观寰《人类学方法论》，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撰写的学术论著。民族文学当然也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1981年成立的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小组，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等整理问世。民族文学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经过几十年的搜集、整理、翻译，民族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论方法，比如口头创作中发霉的东西也有闪光的真实，不仅可以填补历史空白，还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纠正世俗偏见（陈醒《“半肩行李半肩书”——访马学良先生》，《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4期）。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实践经验成为后来民族文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无论是受到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的影响，还是受到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有合理的部分，也有应该受到批评的部分。事实也证明了，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进行的民族文化研究，是能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学科建设服务的。马克思主义从成为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来，已经渗透到民族研究内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民族现象、把握民族发展过程、解决民族实际问题的科学指导体系。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各个时期的民族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揭示了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开放的胸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新时期不断创新科学思想体系。进入21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城市和乡村也在发生变化，人口流动趋势增大，文化交流迅速，这些现实情况让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用传统民族学概念和理论去解释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趋势。少数民族面对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其社会和文化也会发生变化，这既是民族学需要研究的内容，也是学科发展需要面对的问题。民族学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中继续开展自己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民族志理论范式的创新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的研究，成为21世纪初期民族学研究的新方向，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中国民族文化研究有了新的新任务。学者们在继续使用国外理论的同时，依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努力探索和创新中国民族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提出了创建中国学派。在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下，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民族志研究，很多学者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研究，比如在非洲、拉美、中亚等地进行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比如开展本体论和知识论研究（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比如提出多点民族志方法（徐炯《多点民族志：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日）和多元民族研究方法（何明、周文《从单一走向多元：民族研究方法创新的构想》，《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比如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的民族关系、民族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丁宏、良警宇《城市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建设》，《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民族文化的研究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也决定了我们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会面临许多新的民族问题。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方法不断推进健康解决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的民族文化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时代命题为导向，使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推进了思想理论的创新，“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怀着文明互鉴的广阔视野，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根脉，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汲取营养成分，以自信开放的心态“传承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互鉴。只有根植本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闪烁光芒。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10页）理论的内涵须与特定时代相契合，民族文化的研究要把握好时代脉搏，不断开拓创新。新时代孕育新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时代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做出的最新贡献，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10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党章。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学研究，更多是将共同体看作具体的族群构成、文化构成、制度文化、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关联和印证。文化内聚力、影响力、认同力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表达，心灵契合、情感共通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民族文化研究建设的核心要素是传承和发展。从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断，到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再到陈连开、贾敬颜论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细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72—177页）；从钱穆认为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融为一体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民族”的独创（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页），到梁漱溟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从徐杰舜分析论述多元一体与各民族创造中华文化的过程（徐杰舜、刘冰清、罗树杰《中华民族认同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页），到麻国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民族文化研究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弥补西方哲学不足的思想方法。在推进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时代，我们要特别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