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大一统”国家形态在文化层面的集中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就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人民日报》2023年6月4日）。“大一统”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两千多年的传承与实践，夯实了“华夷一体”文化认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这些灿烂文化既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又有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还有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尽管历史上中国屡遭战乱、出现分裂，但在“大一统”的价值遵循和文化认同下，甚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华夷之间互动融合不断深入，文化认同不断增进，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成为主旋律。

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于亚欧大陆东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最迟到夏、商、周三代，诸夏融为一体，四方则为夷狄，逐步形成了包容中国、夷、戎、蛮、狄“五方之民”的“族群观”。先秦时期形成的族群认知，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我们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差异性，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一套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学说体系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民族观念的形成都跟政治有关。但如果只从政治角度理解民族，很多问题就无法解释。在这一点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理念对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重要。《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册，第2896页）这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先民最早对不同人群的认识，也是在空间层面对一统的朴素认知。从中可以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不同族群的划分标准是基于生产生活方式，属于文化范畴；其二，统治者对不同族群的管理方式是承认各自文化的差异性，但是也有明确的要求，在政治理念上是统一的，在思想教化上也要统一。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居住在中心位置的华夏，也是周天子所居之地。华夏作为较为成熟的族群，在五方之民中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从而能够对周边产生积极影响，在“齐其政”下，通过“修其教”，使周边人群都可以学习华夏的先进文化，进而成为中国之人。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撰，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一一，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册，第675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亦有“能夏则大”之论（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1121页）。以上清楚表明，早在先秦时期，我们先人的一统思想早已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在尊重各民族生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通过教化引导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为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文化基础。这一观念被以后的历朝各代所推崇，我们可以在诸多文献中发现“因其故俗”或“因俗而治”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在三代以来“天下”“四海”“夷夏之别”等思想基础上孕育出了“大一统”的观念。因此，“大一统”的思想内核与以上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思想内涵也因之得以丰富和发展，不仅有“用夏变夷”“华夷一体”，亦有“华夷之辨”“夷夏转换”。

随着秦汉王朝建立，“大一统”思想在实践层面获得长足发展。秦朝统一结束了“万邦林立”的局面，一个车同轨、书同文、地同域、人同伦、器同衡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大一统”创造了制度上的保障。汉承秦制，将“大一统”实践推向了高潮。可以发现秦进一步将思想文化、礼仪制度的一体化设计，让文字符号和价值理念成为了各族共享的文化，这是“大一统”具备连续性和凝聚力的根本前提。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后继统治者是夏还是夷，都有“大一统”的政治追求。通过秦汉王朝“大一统”的整合，中华大地的“五方之民”演变为“华”“夷”两大群体。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其开阔的视野阐释了“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将秦、楚、越以及包括中国四边的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纳入到华夏的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并以黄帝为华夏第一帝。正是这个观念构成了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渊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造就了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邹国力、李禹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司马迁的“华夷共祖”思想是一种平等的民族观念，为华夷一家找到了历史依据，客观反映了先秦中华大地上各族群相互交融的事实。此后，“华”和“夷”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用夏变夷”“华夷一体”成为主流趋势。

按照“大一统”思想内涵，“华夷一体”尽管突出表现在“用夏变夷”方面，但华夷之间亦可相互转换。“用夏变夷”并非华夏化，更非汉化，而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化”而实现政治秩序稳定发展的另类表述（李大龙《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这种“华夷观”也被夷狄所接受和利用，成为他们政权建构，争夺中华正统有力的思想武器，夷狄入主中原多以华夏先王之后自称，认同大一统理念，在文化上以华夏后继者自居，并积极加入正统之争。由此，“正统”并非“华夏”所独占。

“大一统”思想所蕴含的文化观是包容开放的，而非暴力征服，体现为尊重差异性的同时，又通过国家政权调整差异性，逐步实现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提升，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化。从族群融合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也是接受华夏礼乐文化传统、形成共同文化心理的过程。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各族群产生了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共同的文化心理，并发展为中华民族不断凝聚的精神动力，成为了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为了生息繁衍，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政治体，创造了“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夏朝的建立结束了黄河流域的部落纷争，并以王畿为中心形成了势力范围。其后出现的商、周继续在夏朝疆域的基础上拓展着自己的疆域。尽管“王”的直接管辖区域依然局限在“王畿”的范畴，但这一时期统治者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的天下观和疆域观，《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三，《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994页）就是直接反映。同时也出现了关于疆域范围的模糊记载，《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的疆域：“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春秋经传集解》卷四五，下册，第1320页）从秦朝开始，“大一统”实践获得长足发展，吞并六国、推行郡县，实现了对中原九州的“一统”，并北击匈奴、南征百越。汉在秦的基础上郡县范围进一步扩大，东瓯、闽越、南越相继进入郡县管辖范围，开发西南夷，经略海疆，拓展了秦朝以来的南部疆域，并通过设置西域都护、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等，对郡县区域之外更广阔区域实施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管辖和治理方式。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对秦汉疆域范围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记载。秦汉的大一统实践，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为各民族共为一体创造政治条件和地理空间，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夷夏”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尤其是四百余年的郡县制发展，使其成为多民族国家疆域凝聚的核心。

秦汉之后，中华大地存在着诸多王朝或政权，它们也存在不同形式的疆域和边界，特别是被称为“正统”的历代王朝大都试图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大一统”统治体系，并以秦汉的疆域为标榜。《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在记载相应的王朝疆域时多以秦汉的疆域为参照，或者作为突破的基点。正是这种“大一统”疆域观的影响，激励着中华大地上诸多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者在秦汉郡县的基础上，开疆拓土，将更大范围的区域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轨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入华”是华夷交融和各分裂政权政治实践的基本进路，而唐朝统治者则采取了尊重北方民族文化的独立性策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3册，第6247页），实现“华夷共主”“华夷一尊”，突破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实践。辽金元时期，以争夺中华正统而实现国家一统的“合九州居正统”思想是各政权政治实践的取向，也是元朝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和疆域面积空前广阔的主要因由。到清代，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突破了明朝“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的政治实践，强调“华夷一体”“中外一体”，在塑造“天下臣民”、整合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改变了传统王朝对夷狄的管理模式。通过不断丰富发展“大一统”思想，从实践层面将中华大地的“大一统”推向了顶峰。一方面，采取“改土归流”，变“因俗而治”为“有法而治”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大一统”的理念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中国最终定型；另一方面，通过与邻国及藩属国的画界分疆，清朝辽阔的疆域开始有了清晰的边界，中国疆域由传统王朝时期的“有疆无界”，转变为了近现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王朝的主权国家转型，在殖民势力扩张过程中不得已而停止。经过百余年的斗争，中华民族突破重重困难，最终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今天，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是近代才有的，但中华民族的实体早已存在。梁启超指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梁启超《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册，第8页）顾颉刚强调：“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费孝通亦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这个中华民族实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则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主导力量。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基础。考古学证实，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体”的过程（高翔《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6日）。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先秦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了诸夏群体，而“五方之民”则是当时中华大地族群分布的基本格局。历经夏商周三代，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政权,也促成夏人、商人、周人的融合,到西周基本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族的主要来源。中原华夏因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早期的分散文明逐步向中原聚合，不断华夏化，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文化深度交融，这也是“用夏变夷”的过程。秦汉以来，五方之民演变为夷夏之分，夷夏变换、互动、融合愈发强烈，并演化为对华夏的继承和正统的争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关于“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有一个生动的案例可以说明问题。王莽新朝时期的大将军严尤将处理汉匈关系问题，放到了先秦至秦汉处理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的大背景下分析，针对匈奴、高句丽，提出了“无上策”“五难”“慰安貉人”等看法，可称之为“严尤之论”。尽管“严尤之论”未被王莽采纳，但其作为“华夷之辨”主要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后世朝臣、史家和帝王关于“严尤之论”的激烈讨论和实践突破，则充分彰显了大一统思想和实践对于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作用。通过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朝臣和史家对严尤之论的认识存在一个嬗变的过程，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朝臣和史家大都认可并推崇“严尤之论”，均结合汉匈关系历史背景以及当朝的具体情况，展开分析，提出看法，进而援引“严尤之论”加以强调。南北朝之后，朝臣和史家对“严尤之论”的评判发生了嬗变，开始质疑，并展开批判，既有对“严尤之论”的整体质疑和批判，也有对具体“无上策”评判标准的商榷。在实践层面可以说统治者基本不认可严尤的“无上策”论，一直尝试突破，并在唐朝太宗时取得了成功突破（朱尖《论严尤的民族观与边疆思想》，《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后世为何对“严尤之论”会有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原因在于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尽管经济和文化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农耕族群将“华夷之辨”或“守在四夷”作为处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但这一指导思想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农耕族群还是游牧族群，都在积极践行“大一统”思想，并没有把“夏”和“夷”割裂开来，也没有将“夷”排斥在“天下”之外，反而是以一统为前提，一方面认为“夏”“夷”是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认为“夏”“夷”共同构成了“天下”，逐步推动二者的一体化（李大龙《自然凝聚：多民族中国形成轨迹的理论解读》，《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3期）。对此，清高宗有一段重要的表达：“夫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蕃夷亦并无歧视。本朝列圣以来，皇祖皇考，逮于朕躬，均此公溥之心，毫无畛域之意，此四海臣民所共知共见者。”（《清高宗实录》卷八“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辛未”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册，第303页）可以说，清朝统治者作为夷狄入主中原，更加强调“一体”，消弭“华”“夷”之间的界限。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强化，正是“大一统”思想和实践带来的直接结果，而这一结果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起到根本性作用。

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早已根植于中华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社会各阶层无不以国家统一、疆域完整、民族团结、共享太平为价值追求。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具有鲜明的共同体理念，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具有坚定的爱国信念，即“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其清晰的历史逻辑。今天的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