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幸讀到“爾雅國學”公衆號轉載的劉石先生的一篇舊文《誰抄的誰？》[1]，文章講了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誤注”的故事，即注釋蘇軾的名篇《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中“瓊樓玉宇”一詞，注釋往往會引用一條材料： 

　　《大業拾遺記》：瞿乾祐於江岸翫月，或問：“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隨我觀之。”俄見月規半天，瓊樓玉宇爛然。 

　　然而，劉石先生遍檢《大業拾遺記》各本，皆無此條；想必是因襲舊注造成的引證錯誤。後來，他又去請教了研究古典小説的專家程毅中先生，才發現程先生早就注意過這一問題，曾在一九八四年的一篇文章《略談古典文學注本的引證》[2]一文中指出過。程先生指出，該條出自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瞿乾祐當作翟乾祐，《太平廣記》卷三十又引此條，並云出《仙傳拾遺》。於是認爲所謂的《大業拾遺記》即《仙傳拾遺》之訛，而“瓊樓玉宇”原作“瓊樓金闕”（《酉陽雜俎》與《太平廣記》末句皆作“瓊樓金闕滿焉”），注家又妄改古書，削足適履。劉石先生認爲程先生“同時把問題發生的原因也揭示出來了”。 

　　但程先生的推測，也僅僅揭示了疏誤可能的原因，却没有指出這個廣爲流傳的誤注具體的來龍去脉，如説把發生的原因揭示出來，也只能説揭示出了一半；而劉先生又查考了《東坡詞傅幹注》與龍榆生先生的《東坡樂府箋》，發現二注皆不誤，也認爲“那條錯誤材料的始作俑者，就很難確指”了。這倒引起了筆者的考據僻，想要對這條誤注怎麼來的再進行一番考索。 

　　劉石先生的文章，可貴之處是列出了一系列引用這條誤注的著作，其中不乏如胡雲翼先生的《宋詞選》、劉乃昌先生《蘇軾選集》以及王力先生的《古代漢語》這樣經典性與普及度都很高的注本。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綫索。其中值得關注的是胡雲翼先生的《宋詞選》，其實該書成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於一九六二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六二年版《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瓊樓玉宇”注，注文即引《大業拾遺記》，引文與上引全同。[3]而筆者又翻閲了成書在它之前的幾個注本，如陳邇東《蘇軾詞選》、民國學生國學叢書本葉紹鈞選注之《蘇辛詞》等，其《水調歌頭》於“瓊樓玉宇”下皆未引此注，考慮到胡雲翼先生的《宋詞選》的成書之早與影響之廣，則稱胡注《宋詞選》爲之後各條書引用該注的始作俑者，也應“雖不中，亦不遠矣”了。但所怪的是，胡先生的誤注又從何而來？是否真如程毅中先生所説，乃誤認《太平廣記》中的《仙傳拾遺》爲《拾遺記》，又“削足適履”地將“瓊樓金闕”改作了“瓊樓玉宇”？ 

　　文章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即劉先生提到的沈祖棻先生的《宋詞賞析》，他説沈先生在賞析《水調歌頭》之時，引到這句話，竟又“省去‘大業’二字，成了《拾遺記》”，所謂“想當然爾，愈轉愈遠”了。但我在查考了沈祖棻先生的《宋詞賞析》後，總覺得事情没有那麼簡單。沈書引文雖與上引基本全同，但“瞿乾祐”却寫作“翟乾祐”，又寫對了，似專門去查找了材料，但如此的話，又將引書書名魯莽删略，則於理不合。[4]除非她所見的材料，引書書名本來就是《拾遺記》。 

　　所幸如今電子檢索與獲得圖書的途徑較爲方便，筆者考得這條材料出自《拾遺記》竟在古人的注本中已出現過。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卷三九《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夢覺瓊樓空斷魂”注云： 

　　王注：《拾遺記》：翟乾祐與人翫月，人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良久乃隱。李注：先生有詞云：衹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亦同此意。[5] 

　　之後剿襲馮應榴的蘇詩王文誥注，此條引注全同。則出自《拾遺記》且又作“瓊樓玉宇”的注文版本，起碼在清代就已經出現過。其中所謂“王注”指的是舊題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的注，則也許此條材料在宋代可能就出現了。但遺憾的是，王十朋分類本的宋本、元本甚至是明重編本（稱《東坡詩集注》），此句注内容與上引略同，但僅言此注出“次公”，即出自趙次公注。但皆未注出處，也無“拾遺記”三字。如此，則這條注文“拾遺記”三字的出處，似是明清以後人加的，那倒底是誰加的？依據又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請先容筆者賣個關子，留到後文回答。現在先回到沈祖棻先生的引注，那麼，沈先生是否引了清人馮應榴或王文誥的蘇詩注呢？似也不是。因比對二注，雖大致意思相同，文字却頗有差異，如“於江岸翫月”，清注則云“與人翫月”；“瓊樓玉宇爛然”則作“瓊樓玉宇滿焉”，似沈先生的注文的直接來源也不是清注蘇詩。 

　　突然想起常聽説老輩學者注書，注典故往往用類書，而常用的類書就是《佩文韵府》，則是否上引注文注家與沈祖棻先生在注書時也用了《佩文韵府》呢？考《佩文韵府》卷三七上“七麌”韵“宇”字“玉宇”條云： 

　　《拾遺記》：翟乾祐于江岸翫月，或問：“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隨我觀之。”俄見月規半天，瓊樓玉宇爛然。[6] 

　　與沈祖棻《宋詞賞析》引幾乎全同，而與文章最初引的誤注，也僅“翟”字不誤且無“大業”二字而已。則沈書的材料來源，應當就是《佩文韵府》；所謂來源《大業拾遺記》的通行誤注，應也是來自《佩文韵府》，只是一時將“翟”誤爲“瞿”，又覺引文與書名時代不合，於是想當然地以爲此“《拾遺記》”應是更符合時代的“《大業拾遺記》”，故增“大業”二字。始作俑者，大概就是胡雲翼先生的《宋詞選》。如此，沈祖棻《宋詞賞析》出處爲《拾遺記》的注文，並非抄自選本中的“《大業拾遺記》版”而又删字，反是直接來自《佩文韵府》，可説更接近來源文獻；之後注本中“《拾遺記》版注文”，或是來自沈先生，或是徑引《佩文韵府》。各注本中最最常見的“《大業拾遺記》版”注文，則是從胡雲翼先生的《宋詞選》而來，陳陳相因，蔚爲大觀。 

　　今人注本誤注的來源，大致已經釐清，但實際上問題只解决了一半，還有各種疑竇尚未解開：《佩文韵府》玉宇條中“《拾遺記》”的出處從何而來？蘇詩各清注本中出處爲“《拾遺記》”的注文從何而來？與《佩文韵府》的這條材料又有什麼關係？ 

　　《佩文韵府》爲清康熙時期官修大型類書，供文人查找典故、選取辭藻之用。其重要來源是元代陰時夫編的《韵府群玉》，考該書卷十“七麌”韵“宇”字“玉宇”條： 

　　翟乾祐與十許人翫月，或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拾遺記》）[7] 

　　文字與《佩文韵府》略異，但出處已標爲《拾遺記》。可見，《佩文韵府》“玉宇”條，正是來自《韵府群玉》，此條文字出《拾遺記》的記載，至少在元代已經出現了。那麼，是否即《韵府群玉》搞錯出處，又爲“玉宇”詞條，妄改“瓊樓金闕”爲“瓊樓玉宇”？ 

　　類書的編纂，往往抄自前代類書，改頭换面，前舉《佩文韵府》抄《韵府群玉》即是一例。抄引往往不檢，故有誤抄誤引者。或許再找到《韵府群玉》此條材料的來源，就能找到錯誤的源頭。考成書於宋元之間的兩部類書《古今事文類聚》與《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其中有一記載幾乎相同的材料，《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月部“隨至月中”條云： 

　　玄洲之南，以水精爲月，刻瑤爲兔。翟乾祐與十許人翫月，或問：“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拾遺記）[8]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二月部“月中樓宇”條與之文字全同。[9]二書皆在翟乾祐事前加了個“帽子”，即“玄洲之南，以水精爲月，刻瑤爲兔”一句。按此句當正是出自《拾遺記》的文字。考今通行本王嘉撰、蕭綺録之《拾遺記》，卷十“瀛洲”云： 

　　瀛洲一名䰟洲，亦曰環洲。……有金鑾之觀……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10] 

　　二類書所引，與上引文字略同，當是撮述與節引。惟瀛洲作玄洲，或是䰟洲之訛。在宋末的類書中，翟乾祐事的材料曾與出自《拾遺記》“水精爲月”的材料，因皆爲有關“月”之事，而被一些以事分類的類書相混爲一條，而注出處時，又將這條混合的材料的出處籠統地注成了《拾遺記》。後來，《韵府群玉》再將翟乾祐事單獨析出，又據各類書記載的這條材料的出處，注爲《拾遺記》。 

　　從宋末類書的記載看，當時這條材料的“瓊樓金闕”已改爲“瓊樓玉宇”，那這個改動又肇自何時？前文在講蘇詩注中亦引此條時已經説過，舊題王十朋《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就已經有用這條材料爲注文的。其卷六《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夢覺瓊樓空斷魂”注云： 

　　次公：瓊樓以言月也。翟乾祐與十許人翫月，或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天，瓊樓玉宇滿焉。[11] 

　　這應是趙次公注蘇詩時，撮述《酉陽雜俎》中的記載，而他已將“瓊樓金闕”寫作“瓊樓玉宇”。所注之詩爲“夢覺瓊樓空斷魂”，僅須注“瓊樓”而已，因此特意爲注詩而改動材料的動機看來是不存在的。至於是趙次公時代可以看到作“瓊樓玉宇”的版本，還是他自己頗爲欣賞東坡《水調歌頭》“瓊樓玉宇”一詞，從而對《太平廣記》《酉陽雜俎》原始材料進行改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程毅中先生文提到這條注文有兩個關鍵的誤處，其一是出處的訛誤，其二是將《太平廣記》與《酉陽雜俎》中的“瓊樓金闕”改成“瓊樓玉宇”，有爲注“瓊樓玉宇”而“削足適履”之嫌。但現在看來，“削足適履”的嫌疑是不存在的，而這條材料出處的訛誤，也歷史悠久，始自宋元類書編纂組织材料的錯誤，終於使用清代類書時不慎妄增的錯誤，錯誤之間層累疊加，並不是將《仙傳拾遺》誤作《大業拾遺記》這麼簡單。其中來龍去脉，非進行一番追索是不能尋得的。 

　　接下來再回答一下之前遺留的一個問題，即《蘇軾詩集合注》中王十朋注中的“《拾遺記》”三字是如何而來，現在進行了前面的一番追索，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此條材料出《拾遺記》的記載，在宋末元初的一些類書上就有記載，那增出的三字，則應是清注蘇詩者補的。那增補者是馮應榴嗎？還是也别有一番隱情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蘇軾詩集合注》“王注”後緊接着引用的“李注”中。所謂的李注，實際上就是參與補註宋犖藏《施顧注蘇詩》闕卷的李必恆注。宋犖在獲得宋槧《施顧注蘇詩》殘本後，寶愛異常，又思將其完足彌補缺憾；因之邀請當時的學者對闕卷進行補充，補注工作主要由邵長蘅、李必恒完成：邵補注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三、卷二六八卷；李補注卷三五、卷三六、卷三九、卷四十四卷；並重編重刻，形成了一個新版的足本《施顧注蘇詩》，後世簡稱“清施本”。此詩即收入該書三六卷中，注釋自然是李必恒所作。李必恒參考的重要文獻，就是王十朋的舊注本。考清施本卷三六《六月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夢覺瓊樓空斷魂”注: 

　　《拾遺記》：翟乾祐與人翫月，人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良久乃隱。又先生有詞云：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亦同此意。[12] 

　　與前引馮應榴注幾乎全同，只是没有了“李注”與“王注”的分隔。馮應榴注本所謂的“王注”“李注”，其實是全襲清施本，再將王十朋的舊注與李必恒的申發區隔，成爲“合注”的形態，只要稍稍比對一下前後的注文，宋本百家注的引用的李白、杜甫詩句，李白一般徑稱“李白”、杜甫有時則僅稱“杜”，但清施本都改稱“李太白”“杜子美”，而《蘇軾詩集合注》亦是如此。如此，則該條注文《拾遺記》出處的補加，就並非馮應榴的“功勞”，而是補注施顧注的李必恒了。 

　　誰抄的誰？現在似可以回答劉石先生文章題目提出的問題了：這條最終誤注出處爲“《大業拾遺記》”的有關翟乾祐事的材料，最早是趙次公爲注蘇詩“夢覺瓊樓空斷魂”句，據《酉陽雜俎》等記載的撮述，已將“瓊樓金闕”改爲了“瓊樓玉宇”；後宋元之際的幾部以事分類的類書，收録這條材料時，又因與其和《拾遺記》“水精爲月”的材料皆屬於關於“月”的典故而被混爲一條，皆被注爲出《拾遺記》；元代《韵府群玉》將翟乾祐事單獨析出，又承襲前代類書的出處，形成翟乾祐事出《拾遺記》的記載；這個記載被清代官修大型類書《佩文韵府》所襲，而該書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乃文人學者查找典故的工具書。最終，這條材料被一些載有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注本查檢出來，用來注釋“瓊樓玉宇”一詞，而在引用過程中，有些注本又因翟乾祐與王嘉的《拾遺記》時代不合，想當然地認爲《拾遺記》應是《大業拾遺記》，再增“大業”二字，又誤“翟”爲“瞿”，終於形成了“《大業拾遺記》：瞿乾祐云云”的最終，也最流行的版本。此外，注本中直接注出處爲《拾遺記》的版本，恐怕它的來源更爲直接，是查檢《佩文韵府》的。這個“誰抄的誰”的公案，似到此處，應大致可以結案了。 

　　不過，在弄清整件事的來龍去脉後，除了滿足一下筆者的考據欲，得到啓示也並不出劉石先生或程毅中先生所言，即引證古書要小心，要親自目驗，不能憑記憶和想象，且最好引用第一手資料、最早出處等。此種大且重要的“教訓”，已是老生常談，若再在文章末尾煞有介事地重申一遍，總覺詞費。因之僅在總結處講講此外的一些小“體會”：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斷章取義式的引證錯誤時，會想到的往往是作者利用了電子檢索的工具而失察所導致的，照着這個思路追溯，找到他的檢索路徑，往往就能找到致誤之由；類書其實就是“前電子檢索時代”的檢索工具，它與如今的電子檢索工具一樣，著作者稍一使用不慎，也會産生錯誤。因此，有時我們在面對一些“前檢索時代”的注本匪夷所思的引證錯誤時，不妨亦想想當時人的檢索路徑——類書，説不定會有解開謎題的鑰匙。此外，中國之典籍浩如煙海，一個做傳統中國學術的學者，僅靠博聞强記肯定是無法著書立説的，總需一些便捷的檢索工具：從類書辭典，到電子數據庫，工具愈發先進，但學問做得好不好，則從來不取决於工具的發不發達。依靠電子檢索，態度不認真，照樣出現許多紕漏；嚴謹的大學者，通過類書、辭典或其他手段檢得綫索，再去翻書一一查證目驗，一絲不苟，終究還是能够成就學術精品。學術的工具在隨着科技的进步不断迭代，但求真求實、仔細認真的學術精神應該是永遠不變的。 

　　注釋： 

　　[1] 原名《考察學風的兩個案例》，載劉石《有高樓雜稿》，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第二四六—二五二頁。 

　　[2] 《古籍整理出版簡報》第一百三十一期（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後收入氏著《古籍整理淺談》，北京燕山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八八—九一頁。 

　　[3] 胡雲翼：《宋詞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第六四頁。 

　　[4] 見沈祖棻：《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七四頁。 

　　[5] 馮應榴輯注，黄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二〇三二頁。 

　　[6] 張玉書等編：《佩文韵府》卷三七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六六八頁。 

　　[7] 陰時夫等編：《新增説文韵府群玉》卷十，《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元大德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二葉上。其餘如元元統二年（一三三四）梅溪書院本《韵府群玉》、元東山秀岩書堂刊本，此條全同。 

　　[8] 祝穆、富大用輯：《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元泰定三年（一三二六）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一四葉上。 

　　[9]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二，《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第八葉上。 

　　[10] 王嘉撰，蕭綺録，齊治平校注：《拾遺記校注》卷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二二七頁。 

　　[11] 蘇軾撰，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六，《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十八葉下。 

　　[12] 施元之注，宋犖、張榕端閲定，顧嗣立、邵長蘅删補：《施注蘇詩》卷三六，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刻本，第七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