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叢書是文獻史上重要的書籍組織形態，然何謂“叢書”？叢書的通行工具書《中國叢書綜錄》云：“叢書是彙集許多種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則、體例編輯的書。”[1]但這一定義過于寬泛，幷未準確概括叢書的特質，因爲“彙集許多種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則、體例編輯的書”不僅可以用來描述叢書，類書、總集、政書（如《文獻通考》）莫不如是。李春光《古籍叢書述論》認爲叢書是“以一種書爲基本單位，依據一定的原則和體例，把兩種以上的多種著作彙編爲一新的書籍集合體，幷題以總名”[2]，概括了叢書的兩個特質：一是匯總諸書，二是子目獨立成書。除此之外，程千帆先生認爲，現代意義上的“叢書”，還應當施加一個物質屬性的定義，即“物質形式相同，譬如版面一樣，裝訂一樣”[3]。綜合以上三點，則大致與現代叢書的外延相契合，亦與《中國叢書綜錄》所收叢書相符。

《中國叢書綜錄》在以上定義範圍之內，先以是否跨部類，分叢書爲“彙編”和“類編”兩類。“類編”叢書再以經史子集為類分爲三級類目，“經部”的比如《十三經注疏》，“史部”的比如《十七史》等等。“彙編”叢書以其作者的身份是否一人，分出“獨撰”叢書，比如《亭林全書》《船山遺書》；是否一族，分出“氏族”叢書，比如《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是否一地，分出“郡邑”叢書，比如《鹽邑志林》。其餘則歸爲“雜纂”叢書，比如《百川學海》。又因爲“雜纂”叢書中“輯佚”叢書內容具有的特殊性，特別獨立出來，比如《二酉堂叢書》。[4]以上即通行的對叢書的認識。

但是，夷考叢書之名實，我們會發現“叢書”中某些類別在目錄分類中與其他類目之間的界限幷不明晰，如：《歐陽文忠公全集》明清私家書目皆歸爲“別集”，《中國古籍總目》則歸爲“獨撰叢書”；《中國叢書綜錄》“類編叢書”之“集類”下直接收錄“總集”。可見，“獨撰叢書”與別集、“集類叢書”與總集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這種模糊性對于圖書分類來說頗爲不便，而這種現象的形成與叢書名實之演變歷程密切相關，今試考論如下。

二、觀念的力量：叢書的形成及其“小品性”特質的確立

衆所周知，“叢書”這一概念首次作爲書籍的名稱出現，是晚唐陸龜蒙的《笠澤叢書》，陸氏在序言中對“叢書”的含義進行了解釋，即“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5]。但是，《笠澤叢書》乃是別集，此時現代意義上的“叢書”尚有其名而無其實。

與叢書之名出現的時間相比，叢書之實的出現要晚一些。現在通常認爲所謂的“叢書之祖”，是南宋寧宗嘉泰年間俞鼎孫所編的《儒學警悟》。只是《儒學警悟》長期以抄本形式流傳于世，傳布不廣，至光緒間“有書賈自山西得《儒學警悟》全編六册”[6]，售于京師，爲繆荃孫所注及，後又經繆氏校勘、陶湘刊刻，方大行于世，而爲衆所知。在此之前，則多以南宋度宗咸淳間左圭所編《百川學海》爲“叢書之祖”[7]。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宋代人幷不視這類書爲“叢書”：一是因爲宋人未有將此類書籍命名爲“叢書”的現象，二是目錄上未見“叢書”之類名，《宋史·藝文志》將《儒學警悟》入“類事類”是其明證。直至明代晁瑮《寶文堂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仍將《百川學海》入“類書”，《四庫全書總目》將類書（如江少虞《事實類苑》）與叢書（如陶宗儀《說郛》）同入“雜家”類“雜纂之屬”，都是沿襲這個分類慣例。可見以《儒學警悟》或《百川學海》爲“叢書”，都是出于“後見之明”的追認，此時，現代意義上的“叢書”可稱雖有其實而無其名。

那麽，“叢書”名實合一出現于何時呢？這要以明代萬曆年間《漢魏叢書》《格致叢書》《唐宋叢書》等的出現爲標志，因爲這意味著明代人明確將匯總諸書、子目獨立成書、版面形式一致的書籍組織形態命名爲“叢書”。[8]

明代後期叢書的大量出現，同樣在目錄分類上也有所反映，明末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首次在子部下獨立分出“叢書”一類，即是例證。不僅如此，祁氏還交代了其分類的理由，這對我們認識明人的叢書觀念，具有重要的價值。萬曆四十八年（1620）祁氏在對澹生堂藏書進行整理編目後，對其目錄分類的思想作了一次系統的說明，即《庚申整書略例》，《略例》中總結了“因”“益”“通”“互”四例，“益”例是指祁氏所增加的類目，其中包括了“叢書”類，文曰：

叢書之目，不見于古，而冗編之著，叠出于今，既非旁搜博采以成一家之言，復非別類分門以爲考覽之助。合經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幷集焉，如後世所刻《百川學海》《漢魏叢書》《古今逸史》《百家名書》《稗海》《秘笈》之類，斷非類家所可幷收，故益以叢書。[9]

有明一代，以官方藏書目錄《文淵閣書目》爲代表的目錄分類中，“類書”一類涵蓋極廣，祁氏早有批評。[10]祁氏在這裏先采取了否定性的定義方式，將“叢書”與“成一家之言”的著述、以及“別類分門以爲考覽之助”的類書相區別。這是因爲叢書固然應當視作一個整體，但是其作爲整體的意義幷不超越于其子目的總和。叢書中子目的聚合僅僅是數量的叠加，其間不具有貫穿始終的思想，故而區別于“一家之言”。其子目的排列也沒有結構性的意義，所以也與“類書”不同。顯示出祁氏對“叢書”特質的清晰界定。

但通過《澹生堂藏書目》之著錄及《略例》中對叢書譜系之追述，可以發現祁氏所認爲的“叢書”與現代的“叢書”是有區別的。一則，《澹生堂藏書目》“叢書類”下又分爲所謂“國朝史”“經史子雜”“子匯”等諸種，其中著錄則僅有諸如《國朝典故》《漢魏叢書》《顔氏傳書》等書；二則，《略例》中云叢書是“合經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幷集焉”，而其對叢書譜繫的追溯則僅止于《百川學海》《稗海》等書。充類至盡，現代歸屬于叢書的“《十三經注疏》”“十七史”等這些更重要的文獻從形式上來看完全符合祁氏對叢書的界定，但却未見祁氏著錄或提及，其原因何在呢？

這是因爲，明人的叢書觀念除了形式上的規定之外，還有內容上的約束。謝國楨先生云：“明代刊刻叢書可分二類，一宗《百川學海》，一宗《說郛》。”[11]這是在形式與體例上做出的區分，若從內容上來看，二者實具有共同之處，即“小品性”。例如，馮可賓《廣百川學海序》云：

自聖人之經崇深若海嶽，而百家雜俎，秖見其煙波峭蒨，不足多耳。雖然，彼孔子大聖人，商羊萍實之是采，問官學琴之不遑，慎德積小以高大也。豈必㮣如青蓮不讀非聖之書，可乎？班氏且謂街譚巷議，道聽塗說，言之尤邇者。乃粃糠瓦礫，至道之精，奚弗具焉。矧如近所刻《逸史》《稗乘》，至《五秘笈》，真若萬花谷、多寶林，遠搜粉蠹之遺，近探青緗之秘，其宏钜足以補正史而裨掌故之闕。[12]

這段文字雖然是在向正統知識觀念爲叢書爭取其合法地位，但也很坦然的承認了叢書不是嚴肅的、經典的著作，其內容僅僅是“補正史而裨掌故之闕”。戴澳《唐宋叢書序》則云：“《檀弓》諸篇不入《禮記》，猶之餖飣小品。《邶》《墉》諸什不載《國風》，視諸軼詩何异？漫置之，皆叢書，精收之，皆經史。”[13]也是以尋找叢書與經史之間共同之處來構建叢書的合法性，但也明確透露出他眼中的叢書是“漫置之”的“餖飣小品”。關于叢書的“小品性”，清康熙年間張潮與王晫合刻的《檀几叢書》有很好的論述，吳肅公在序文中說：

物之生萬有不齊，必有以匯而叢之，使不散亡，而後用之者得取裁焉。武庫者，五兵之所叢也。庖厨者，百味之所叢也。惟書亦然，好古之士，悉其才智之所及，聞見之所摭，或史之緒餘，或子之支分，或九流之副，稗史之遺，山崖屋壁之藏，窮檐陋巷之述，裒譚脞語，非有盈尺之部可以孤行也，是有賴于匯而存之者矣。愚所知叢書，自《漢魏》而外，若《古今逸史》《說郛》《說海》《稗海》《秘笈》《載籍》諸書，不下數十種。[14]

首先可以看到其對叢書譜繫的追溯與《庚申整書略例》類似，說明他們的叢書觀念大致相同。其次，吳肅公對叢書的“小品性”進行了明確的表述。“小品性”表現爲兩點：一是文本篇幅的短小，即所謂“非有盈尺之部可以孤行”。這不僅體現在有意選擇篇幅短小的文本，還會造成對文本的有意刪節。張潮在編輯《檀几叢書》與《昭代叢書》時曾說：“此兩書每部各五十種，截長補短，每種合得十翻，是以至多者不得過三十翻，庶購者梓者皆易爲力。”[15]後人每批評叢書喜删節原文，殊不知這正是在“小品性”觀念影響下，爲降低閱讀難度而做出的選擇與過濾。而其目的，正如何偉然在爲閔景賢所輯《快書》所作的序言中說的：“士行零星兼攝，或删長牘，或抽大函，端更節次，改易面目，一美可分，雙璧作合，整理素觀，頓延新賞，衆心之快，皆英雄開發之資也已。”[16]乃是使閱讀者得到精神上的愉悅。二是文本的非經典性與非嚴肅性。即“或史之餘緒，或子之支分，九流之副，稗史之遺，山崖屋壁之藏，窮檐陋巷之述”方才被納入叢書的範疇，這正是從內容上來規定叢書的“小品性”，而且這一點更為重要。因為明末如毛晉《津逮秘書》所刻諸書已不再割裂文本，但《津逮秘書》“率為藝術、占驗、題跋、小說等類，不盡為子史要籍，又真偽雜陳，是非莫辨”[17]，其所以歸於叢書，內容的非經典與非嚴肅性特質是重要因素。

總之，我們可以看到，在明人的觀念里，叢書不僅僅只有書籍組織形態上的規定，還有內容上“小品性”的限定。“小品性”主要體現在文本的非經典、非嚴肅性與文本篇幅短小兩個方面，而前者更為重要。這顯然是《笠澤叢書》的序言“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在發揮著影響，顯示出詞語的內涵對其所指對象的限定。

三、乾嘉考據學與叢書觀念泛化的萌芽

關于叢書“小品性”的界定與認識，幷非只存在于明末清初人的觀念之中。乾嘉時期的王鳴盛《蛾術編》云：“取前人零碎著述，難以單行者，匯刻爲叢書”[18]，正是其證。但是經過了乾嘉考據學話語的洗禮之後，“小品性”的內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方面是文本“非嚴肅性”意味逐漸减弱。叢書內容逐漸由看重其“怡悅性情”的功能轉向其附庸于“經史”的考證功能。匯纂“莊語、諧語、談飲燕”的叢書，如《檀几叢書》《格致叢書》不再被重視和認可，四庫館臣斥責《格致叢書》“雜採諸書，更易名目，古書一經其點竄，幷庸惡陋劣，使人厭觀”[19]，斥責《檀几叢書》中所收錄的內容“多沿明季山人才子之習，務爲纖佻之詞”[20]。所以，在實際操作中，叢書的內容雖仍與正經、正史等經典相區別，但“小品性”中“非嚴肅性”的內容則逐漸被捨弃。《知不足齋叢書》作爲乾嘉時期所刊刻叢書之典型，即反映了這一點。王鳴盛爲《知不足齋叢書》所作的序云：

今夫經之有傳注訓詁，史之有辨證援據，學問之大者，盡于此矣。而經史之學必有所旁推交通，引伸觸類，以爲之羽翼者，則叢書是也。前明末季，士無實學，專以浮誇相尚，或空談義理，或泛獵華藻，瀾倒波翻，學術之敝壞極矣。我國家行實政，崇實學，生其間，一切門戶標榜、叫囂營競之陋習，磨揉遷革，鏟刷殆盡，于是乃相率杜門掃軌，平心易氣，以穿穴于傳注訓詁辨證援據之中，百數十年以來，窮經考史之學，彬彬繼起，而古書堙晦者，傳抄刊板亦日以益衆。當此時，而以文之《叢書》出焉，豈非經學史學之羽翼哉？[21]

王鳴盛此序雖仍然認爲“經史”所“旁推交通，引申觸類，以爲之羽翼者”才稱爲“叢書”，强調叢書的“小品性”，但對明末學風的批判可以見出，其重視叢書的原因在于叢書可以作爲考據的資源。盧文弨在其爲《知不足齋叢書》所作的序中也說“自唐以來，說部之流傳于今者，蓋寡矣，安得天下多生鮑君其人，而使前人之著作有所藉而不至澌滅也與”[22]，認爲《知不足齋叢書》中所刻的內容是“說部”。其實這裏的“說部”應當作“小品”理解，因爲，無論是在盧序本身的語境下，還是《知不足齋叢書》實際所刊刻的大量內容，都不能以“說部”來涵蓋，比如盧序中所提到的《風俗通》《方言》，又如《知不足齋叢書》所刊刻的《唐闕史》《兩漢刊誤補遺》等等。所以，盧文弨以“說部”來指稱叢書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其小品性而言。只是盧文弨所以重視叢書已在于其“擴充見識”“充實學問”[23]的功能。

另一方面，由于考據學的學術範式開始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古代文獻，故而格外重視文獻的完整性與精確性。《四庫全書總目》常常以“足資考證”或“疏于考證”來評價一部著作是否有價值，就是最好證明。[24]因此，此前編纂叢書時，出于欣賞的目的對古代文獻進行删節以適應“小品性”這一普遍做法，也從學術的角度遭到了批評。盧文弨《知不足齋叢書序》又云：

則昔人叢書之刻，爲嘉惠于學者至也。雖然亦有反以爲病者，真僞不分，雅俗不辨，或删削而非完善，或脫誤而鮮校讎，就數者之中，不完與不校之爲弊更甚。[25]

盧文弨對此前人刊刻叢書不够謹嚴與隨意删削的態度進行批評。既然不能進行內容的删削，自然會導致叢書中子目內容的增長，《知不足齋叢書》中所收錄的許多內容都已經遠超張潮所言的“三十翻”，可見“小品性”的含義中“篇幅短小”的尺度也逐漸變得寬泛。

由上可知，無論從文本內容的“非經典性”還是形式的“篇幅短小”來看，“叢書”的“小品性”雖然仍然被視爲“叢書”的特質，却呈現出弱化的趨勢。故而，有學者將叢書的源頭追溯到《詩》《書》《禮》等經典，單炤爲《知不足齋叢書》所作序稱：“子亦知夫叢書之所自乎？其端蓋肇于孔子。”[26]即是例證。而這已隱隱有了叢書泛化的意味。

但是，“小品性”作爲叢書的特質這一觀念，直至晚清仍然未變，繆荃孫在給《積學齋叢書》所作的序言中說：

古今經籍之傳，由竹簡而縑素而楮墨而槧刻，日趨便易。至叢書之刻，在藝苑已爲末事，然萌于宋，繩于明，極盛于我朝。乾嘉之間，大師耆儒，咸孜孜焉弗倦，校益勤，刻益精，藉以網羅散逸，掇拾叢殘，續先哲之精神，啓後學之塗軌。[27]

在繆荃孫對叢書歷史的追溯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校益勤，刻益精”的乾嘉時期，叢書仍然是作爲“掇拾叢殘”而存在的，也即其“小品性”的特質仍然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之中。“叢書”觀念的傳統始終限制了“小品性”的脫離，而“小品性”則是制約“叢書”概念泛化的關鍵。

四、《書目答問》的影響：叢書部類的獨立與叢書觀念的泛化

叢書的泛化，是由《書目答問》完成。《書目答問》作爲晚清時期的指導書目，其影響自不待言，魯迅尚言：“我以爲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28]《書目答問》在四部之外另立“叢書”，是其目錄分類上的功績，後續之書目編纂多沿用之。然其對“叢書”的具體著錄，則是導致叢書觀念泛化的“罪魁禍首”。2000年中華書局影印《儒學警悟》的“影印說明”中即如此認爲，文曰：

什麽樣的書是叢書？向來缺乏一個嚴謹而科學的定義，而始作俑者即爲清末學者張之洞。他在其所編撰的《書目答問》一書中，首次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另立了叢書部，這從目錄學分類的角度來講雖然是一大創舉，但他在叢書部下立了兩個類目，却使叢書的含義含混不清。這兩個類目，一個是“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這基本不存在什麽問題。關鍵是第二個類目，即“清代一人著述合刻叢書”，這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不能算作叢書。因爲若把所謂“一人合刻”算作叢書，那就必然導致天下無書不是叢書的局面。[29]

以上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亦有未盡。因爲“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與“清代一人著述合刻叢書”同樣導致了叢書觀念的泛化。試看《書目答問》“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目”之所著錄，其中有《世德堂六子》《通志堂九經解》《周秦十一子》《武經七書》等書，這些書籍已經與“小品性”相去甚遠，當叢書失去了內容的制約，而僅僅從書籍組織形態上來論，叢書的泛化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這種泛化的叢書觀念又隨著《書目答問》的影響而推廣開來，幷爲現代學者所接受。

所以，以《書目答問》爲界限，事實上出現了兩種叢書觀念：一種兼顧書籍組織形態及其文本內容“小品性”，另一種只顧及書籍組織形態。兩者的定義既不同，所限定的叢書的範圍自然也有異。只是，這本來具有時間先後維度的兩種觀念常常被混在一起使用，比如《中國叢書綜錄》序言本云“我國最早的叢書是俞鼎孫、俞經的《儒學警悟》”，但數行之下又言“如果再加上早已存在的以一姓或一人著作合刊的叢書，那末明代所輯的叢書，可以說是各體具備了”[30]，前既已言“最早”，後面又言“早已存在”，前後分明自相矛盾。其原因也不過是前面采取了自明代以來通行的“舊”叢書觀念，而後面則采取了《書目答問》之後産生的“新”叢書觀念，由于“新”叢書觀念所囊括的叢書範圍比“舊”觀念要大，以往不屬叢書的書籍也要被納入進來，所以“最早”的叢書的上限也要往上推尋了。

《中國叢書綜錄》采用泛化的叢書觀念能够盡可能多的納入文獻，提升其作爲工具書的豐富性與便利性，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這種泛化的叢書觀念確實給目錄的圖書著錄造成了困境，所以可以看到後續的書目編纂對“叢書”外延的縮减，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凡例云：“匯刻群書，歸入叢書部，列于四部之後。經、史、子、集四部中，同一部類之書彙編爲叢書者，俱入所屬部類。”[31]這是將所謂“類編叢書”從“叢書部”中提出，重歸四部，雖然在觀念上沒有否認“類編叢書”的性質，但在實際操作中是縮减了叢書的外延。《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之“編纂說明”一方面延續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做法，將“類編叢書”歸入本部，同時又言“彙編合刻個人著作，或歸叢書，或歸集部，前人處理已多不同，本部所收，或未盡洽”[32]，直接承認“獨撰叢書”歸類的困境及其與“別集”邊界的模糊性。

五、結 論

通過上文的考察，可以發現叢書經歷了晚唐時期有名無實、南宋晚期的有實無名、晚明時期名實相合三個階段。自晚明至晚清，叢書不僅只是一種書籍組織形態上的規定，同時還有對其文本內容“小品性”的要求。但經過乾嘉考據學的洗禮之後，“小品性”的內涵及實質已在逐漸淡退。直至《書目答問》的出現，徹底放逐了對叢書“小品性”的限制，因此導致了叢書的泛化，逐漸形成了現代叢書的定義。

概念時常穿透時間維度，被承襲沿用，而其內涵與外延在歷史進程中却不斷演變。叢書這一概念由于其本身邊界的寬泛性，以及演變節點的權威性，使得其歷史差异被掩蓋和忽視：一方面，常“以今例古”，將現代通行的叢書觀念不加分別的套用于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另一方面，在進行叢書源流追溯時，由不同的觀念所構建的譜繫被交混使用，以致前後矛盾。因此，在使用某些概念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它在各歷史時期所蘊含意義的不同及其所指稱範圍的相异。

注釋：

[1]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頁。

[2] 李春光：《古籍叢書述論》，沈陽：遼沈書社，1991年，第2頁。

[3] 程千帆：《校讎學略說》，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73頁。

[4] 民國間所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輯佚”叢書屬“雜叢”的二級類目，《中國叢書綜錄》將“輯佚”與“雜纂”幷列。

[5]〔唐〕陸龜蒙：《唐甫里先生文集》卷十六，何錫光校注：《陸龜蒙全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925頁。

[6]〔清〕繆荃孫：《校刻儒學警悟七集序》，《儒學警悟》卷首，北京：中國書店影印陶湘刊本，2010年，第1頁上欄。

[7] 事實上，陶湘雖代繆荃孫刊刻了《儒學警悟》，但對繆荃孫視《儒學警悟》爲“叢書之祖”的觀點則持保留意見，其《百川學海序》云：“自宋俞鼎孫《儒學警悟》一書出意園遺笈，江陰繆藝風詫爲叢書之祖……平心論之，俞氏雖綜輯諸書，究係專收時代近接，學派相同之倫，且另編目錄，統排卷次，幷非各還各書，乃宋儒《鳴道集》合編濂溪、涑水、橫渠諸書之比……與後來叢書不分派別、不限年代者，猶有不同……若求其搜采淵宏，體例完備……開後來匯刻之風，爲後世叢書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學海》，庶幾足以當之。”陶序見《百川學海》卷首，北京：中國書店影印陶湘影宋本，2011年，第2頁上欄。

[8] 叢書“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一致”三個階段的表述，參見程千帆《校雠學略說》，第174頁。

[9]〔明〕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清光緒會稽徐氏刊本，1994年，第926頁下欄。

[10] 祁承㸁《藏書訓略》“購書”條論“區別流品”時言及“類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經之源委纖備詳明，是類而經者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歷朝令甲、古今故典實在于此，是類而史者也。又如《藝文類聚》之備載詞賦，《合璧事類》之詳引詩文，是皆類而集矣。又如一人一時偶以見聞雜筆成書，無門類可分，無次第可據，如《野客叢談》《戴氏鼠璞》《夢溪筆談》《丹鉛》諸錄、《學圃萱蘇》《焦氏筆乘》之類，既不同于小說，亦難目以類書。”這些問題在《文淵閣書目》中都可以找到。〔明〕祁承㸁：《澹生堂讀書記》卷上，鄭誠整理：《澹生堂讀書記 澹生堂藏書目》（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頁。

[11]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見氏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49頁。

[12]〔明〕馮可賓：《廣百川學海》卷首序，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明刊本，2015年，第1頁上欄。

[13]〔明〕锺人杰、張遂辰編：《唐宋叢書》戴澳序，《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安慶市圖書館卷》第27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明刊本，2015年，第365頁下欄。

[14]〔清〕張潮、王晫編：《檀几叢書》初集吳肅公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康熙刊本，1992年，第2頁上欄。

[15]〔清〕張潮：《尺牘偶存》卷五第2札《寄復孔東塘主政》，南京：鳳凰出版社，2022年，第673頁。

[16]〔明〕閔景賢編：《快書》何偉然序，內閣文庫藏明天啓刊本，第8b-9a頁。

[17]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明清筆記談叢》，第151頁。

[18]〔清〕王鳴盛著：《蛾術編》卷十四，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第七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版，第301頁。

[19]〔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四，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763頁。

[20]〔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四，1767頁。

[21]〔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王鳴盛序，天津圖書館藏光緒八年嶺南芸林仙館刊本，第1頁b—2頁a。

[22]〔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盧文弨序，第3頁a。

[23]〔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盧文弨序，第1頁b。

[24] 艾爾曼以《四庫全書》工程來論述實證學風的衝擊時，對《四庫全書總目》的評價語言和標準進行了統計後發現，“編者壓倒一切的關注焦點是能否正確運用史料及考證方法”。見氏著《從理學到樸學》第二章，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51頁。

[25]〔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盧文弨序，第1頁b。

[26]〔清〕鮑廷博編：《知不足齋叢書》單炤序，第1頁b。

[27]〔清〕繆荃孫著：《藝風堂文集》卷五，張廷銀、朱玉麒編：《繆荃孫全集·詩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56頁。

[28] 魯迅：《而已集·讀書雜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33頁。

[29] 此文又見曾貽芬、崔文印著：《古籍校勘說略》，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第339頁。

[30] 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頁。

[31]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頁。

[32]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第1册，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