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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史料发现、整理与研究的观察和思考

 

  

    

  《三国演义》的作者学界通常认为是罗贯中,尽管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但无论是证据还是论证都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尚不足以推翻成说。大体说来,支撑罗贯中作者说的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现存二十多种明代《三国演义》的版本上大都明确署名罗贯中,或云“编次”,或云“编辑”,比如嘉靖本、周曰校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皆署“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夏振宇本署“后学罗贯中编辑”,双峰堂刊本署“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熊清波刊本署“东原罗贯中编次”,等等。 

    

  二是相关文献的记载。比如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序)([1]序1) 

    

  明人说得如此明确,一定是有所依据的,不能轻易否定。即便是否定,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一方面要举出否定的证据,另一方面还要指出现存材料中存在的问题。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成为一门专学,《三国演义》就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作为作者的罗贯中无疑是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研究者们围绕着罗贯中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孜孜以求,做了大量工作,尽管相关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但也取得了不少进展,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反思。当然,对罗贯中的寻找也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它同时还寄托着人们的一个心愿,那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表达敬意。放眼整个古代小说研究,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的作者问题同样受到关注,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可以找到一些具有规律性和方法论的东西。 

    

  下面根据相关材料,对有关罗贯中史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进行梳理和回顾,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介绍对罗贯中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总的来说,罗贯中研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材料的缺乏,史料真伪的辨析固然重要,倒还在其次。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足够、可信的史料,罗贯中的生平经历乃至创作等问题就难以解决,很多问题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尽管经过几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也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但这些史料所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而且其真伪需要细心甄别,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还难以解开蒙在罗贯中脸上的面纱,我们看到的只是其背景或剪影。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三国演义》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者所能看到的材料除了明清时期的一些刊本,不外《七修类稿》《西湖游览志余》《少室山房笔丛》《续文献通考》《书影》等书中一些语焉不详、似是而非的记载,这些材料大多被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蒋瑞藻的《小说考证》、鲁迅的《小说旧闻钞》等书收录。但这些材料还无法支撑起对罗贯中全面深入的研究,比如当时的胡适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都有些不够确定:“明初的《三国演义》也许真是他做的。”(胡适《三国志演义》序)([2]739)“也许真是”,语气间可以感受到胡适的游移不定,缺少足够的材料,自然就显得底气不足。 

    

  其后,经过研究者的努力,相继发现了如下一些新材料: 

    

  一是《录鬼簿续编》中有关罗贯中的记载。 

    

  1931年夏,郑振铎与赵万里到浙江宁波访书,收获颇丰,得见许多珍本秘籍,其中“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当数明天一阁藏蓝格抄本正续《录鬼簿》的发现[3]。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录鬼簿续编》一书中有关于罗贯中的直接记载: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4]续编二) 

    

    

    

  尽管学界对《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归属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但这位作者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对罗贯中的情况较为熟悉,这一点大家则是有共识的,他的话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这段话虽然不长,但提供的信息相当丰富,包括罗贯中的名号、籍贯、性格、生活年代、作品等。当这一新发现被披露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比如鲁迅就因此对罗贯中产生了新的认识: 

    

  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5]再版序言) 

    

  《小说旧闻钞》序文末段的意思,正如你所解释的,即:(一)罗是元朝人,(二)确有其人,而不是某作者的化名。(鲁迅《致增田涉》)([6]673) 

    

    

    

  《录鬼簿续编》明确说罗贯中系太原人,这与明刊本《三国演义》及明人典籍里记载的东原不一致,且该书只著录罗贯中的杂剧剧目,未提《三国演义》一书,其后不断有研究者对《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提出质疑,由此产生有关罗贯中籍贯的争论。 

    

  二是《赵宝峰先生集》《宋元学案》《九灵山房集》等书中有关罗本的记载。 

    

  1959年上海书店收购了一部《赵宝峰先生集》。该书卷首有一篇三十一位门人共同署名的祭文,其中有一个人叫罗本,时间在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代一些《三国演义》的版本上署名“罗本贯中”,这意味着罗贯中的名字叫罗本,贯中是其字。那么《赵宝峰先生集》中出现的这个罗本是不是写《三国演义》的罗本呢?两人不仅名字一样,生活的年代也一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它可以“使人略知罗贯中的身世和社会关系”,“使我们对罗贯中的籍贯和生卒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7]。 

    

  这则材料是周楞伽于1981年率先披露的,随后他又在黄宗羲《宋元学案》一书中找到了有关罗本的记载。他不仅在赵宝峰门人中找到了罗本的名字,印证了《赵宝峰先生集》的记载,而且从王梓材增补的小字按语中发现了有关罗本的记载:“《戴九灵集》‘书画舫宴集诗序’言:沈师程之友罗彦直氏。罗先生拱字彦威,则彦直盖先生之字也。”([8]3514) 

    

  周楞伽认为“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原来罗本并不字贯中,而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罗拱字彦威”([9]125)。于是他又去查《九灵山房集》,在该书的《书画舫宴集诗序》《寄罗彦直》等诗文中找到了有关罗彦直的记载。 

    

  在《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祭文的门人名单中,有一人名叫“高克柔”,王利器认为这个“高克柔”应为“高柔克”,即《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为此,他提出罗贯中、高则诚两位大文学家是同学的说法[10]。 

    

  通过对《赵宝峰先生集》《宋元学案》等书籍的搜检使人们知道在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叫 

    

  罗本的人,至于这位罗本是不是那位写《三国演义》的罗本贯中,因材料有限,既难以证实,但也不能说绝对不是,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只能存疑。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周楞伽披露了这些材料后,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研究者在介绍《三国演义》的作者时也甚少提及。 

    

  三是山西罗氏家谱、族谱及相关文物的发现。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影响,山西的研究者注意在本地寻访文献,发现了一些他们认为与罗贯中相关的新材料,主要包括如下一些:《题晋阳罗氏族谱图》。1984年冬,孟繁仁在元人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十中发现一篇名为《题晋阳罗氏族谱图》的文章。根据该文记载,元代在太原曾居住着一个罗氏家族。孟繁仁认为这一发现“为证实《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记载的正确性,提供了一件旁证,它帮助我们在揭示罗贯中之谜的艰难道路上,迈出了小小的一步”([11]57)。 

    

  清徐《罗氏家谱》。1986年6月,孟繁仁在山西清徐找到罗氏家族,并搜集到一部《罗氏家谱》。他认为在罗氏家族中“第六代罗锦及其次子,是两个应该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录鬼簿续编》中被确记为‘太原人’的罗贯中,很可能就是被太原清徐《罗氏家谱》中被除名的那位罗锦次子”[12]。在后来撰写的文章中,孟繁仁将推测性的“很可能就是”直接变成了“是”:“据《罗氏家谱》提供的材料考证,罗贯中原名罗才本,后略名为‘本’,字贯中,是罗氏家族第一支第六代后裔罗锦的次子,他的生年,约在元仁宗延佑七年(1320)前后。”[13] 

    

  祁县《罗氏族谱》。1993年春,杨立仁到山西祁县西六支乡河湾村进行地名调查,在村民罗瑞录家发现一部罗氏族谱,经过调查,“又进一步发现了罗氏宗祠、明万历进士罗应宿手抄族谱、明永乐十年罗氏神轴、相传罗本之墓及湖海石砚等一系列与罗贯中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在这些材料中,《罗氏族谱》有两部,一部藏于罗瑞录家,其中记载“十二世祖罗翁讳五训,母刘氏,所生一子,名本。十三世祖罗翁讳本”。另一部藏于罗巨川家,其中对罗本的记载与前一部族谱相同[14]。其《罗氏族谱创修原序》有“本朝初,吾祖讳本字贯中,流他乡,有钜著”等内容。 

    

  石刻门斗。2004年,孟繁仁经村民提供线索,在河南省鹤壁市庞村乡许家沟村一处废弃民宅院内发现一块石刻门斗,他认为上面所刻图案“隐写的‘罗贯中’三字环环相连,丝丝入扣,构图合理,寓罗贯中‘镌名石匾’之局部意明显,实实在在地蕴藏着‘罗贯中’的名字”,“许家沟村罗贯中‘隐名石匾’的发现,不仅为‘罗贯中晚年隐居地——许家沟村’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更为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水浒全传》的成书过程做出科学、准确、全面、合理的认识和评价,拓宽了道路”([15]116)。 

    

  山西陆续发现的这些罗氏家谱、族谱及相关文物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有关罗贯中的史料,因为它们与罗贯中的关联主要来自主观附会,看不出与罗贯中的直接关系,而且是否真实可信也存在问题。因而除了一些山西籍研究者认可,认为这些文物“对揭开罗贯中籍贯与生卒年代之谜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学界则大多持质疑态度2如果说,清徐的假罗贯中之说是由于学术研究上的粗疏造成的失误,那么所谓罗贯中乃祁县人的说法,则是有人刻意造假炮制出来的谎言[16],这是一位学人对这批新材料的评价,话虽然说得有些重,但点出了问题所在。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罗贯中史料的搜集情况,有些让人失望,所发现的这些新材料本来就不多,但就是这么一些材料要么真伪存疑,要么难以证明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直接关系,由此不难想见罗贯中研究的难度之大。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渐趋冷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次是对罗贯中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目前出版的有关罗贯中的专书并不算多,主要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作品集。主要有两部:《李行道孔文卿罗贯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世德主编的《罗贯中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前书主要收录罗贯中现存剧作《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对其进行校勘、注释,后有《历代有关作家史料之记载》《风云会本事汇辑》及《作者戏曲辑评》三个附录;后者“本着谨慎求真的原则,将古本中明确署有罗贯中名字者收录进来”[17]1凡例,收录现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戏曲,包括《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和《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第二类是有关罗贯中的故事集及小说作品,包括曹晋杰、朱步楼的《罗贯中传奇》(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海童的《罗贯中》(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朱世滋的《金戈书生罗贯中》(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梁枫、隽青的《罗贯中演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啜希忱的《罗贯中传奇》(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浦玉生的《湖海散人罗贯中传》(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等。这些都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来描绘罗贯中,属于文学作品。以曹晋杰、朱步楼的《罗贯中传奇》为例,该书是一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并参阅各有关资料创作的一部短篇传说故事集。人们在欣赏这部富于民间文学色彩的短篇故事集”([18]1)。 

    

  第三类是罗贯中研究的论著或论文集。包括谢无量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后改名《罗贯中与马致远》,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姚仲杰等主编的《罗贯中新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秦山主编的《解读罗贯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姜广智所编的《东原罗贯中研究文集》(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田同旭主编的《论罗贯中与山西》(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范光耀主编的《罗贯中太原清徐考》(线装书局2020年版)等。还是一些论著是探讨《三国演义》兼谈罗贯中的,如段启明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杜贵晨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山东省东平县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术研讨会组委会所编的《中国·东平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卫绍生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 

    

  公开出版的著述之外,还有一些内部编印的论文集,如政协太原市清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罗贯中研究专辑》(1990)、《清徐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所编的《罗贯中研究论文选集》(一)(2001年)、《罗贯中研究文集》(清徐文史资料第十辑,2005年)等。还有两种有关罗贯中的刊物,一种是《罗学》,由罗贯中学会主办,采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从2012年开始出版创刊号,至今已出版至第八辑。该刊的创办宗旨是“以期在新时期,广泛团结学人,综合研究,促进‘罗学’,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1)。另一种是东平县罗贯中研究会创办的《罗贯中研究》(2006年),可惜只编印了一期。 

    

   

    

    

  最后是对罗贯中的研究。依据相关文献,研究者围绕罗贯中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罗贯中究竟是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尽管现存《三国演义》的明刊本及明代典籍中有不少支持罗贯中作者说的记载,但也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较早提出质疑的是张国光,他明确提出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其怀疑的主要根据是罗贯中的署名系明人伪托,《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与罗贯中生活的年代不符,因而罗贯中“是一位戏曲家,是肯定的,但却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他既是〈水浒〉的始撰人,又是〈三国演义〉的唯一作者”[20]。 

    

  稍后提出质疑的是张志和,他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平话》进行对比,提出“元末明初我国成熟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现,也没有系统的小说理论,因此,不可能出现罗贯中这么一位超天才的作家。……而‘罗贯中著《三国演义》’也只不过是明中叶的书商为鬻书射利而伪造的一个神话而已”[21],他认为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以此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由嘉靖本所得出的《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这个结论,从今所见最旱刊本黄正甫本《三国志传》的不署作者姓名来看,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或然的判断了。”[22]这与张国光的观点大体相同。 

    

  对罗贯中作者说提出质疑的主要是这两位研究者,从他们所提出的论据和理由来看,还缺少足够的说服力,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黄正甫刊本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还不足以推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著作权。罗贯中作者说有版本依据,有相关典籍的记载为证,要否定学界这一成说目前还做不到。针对张国光、张志和两人的观点,徐朔方、张宗伟、章培恒、杜贵晨、陈翔华等人撰文进行反驳3,应该说他们的反驳还是相当有力的,这实际上是再次巩固了罗贯中的作者权。到目前为止,学界基本上还是以罗贯中为作者这个前提去探讨相关《三国演义》的相关问题。 

    

  第二,罗贯中的籍贯问题。 

    

  在围绕罗贯中进行的各类探讨中,以籍贯问题最受研究者关注,用力最勤,相关著述也最多[23]。之所以如此,既与研究者的乡邦观念有关,也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有关。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相关记载不一,相互矛盾,且语焉不详。 

    

  根据相关文献,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如下五种说法: 

    

  一是太原说。此说见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4] 

    

  二是东原说。东原在今山东东平。此说见于嘉靖本《三国演义》的庸愚子序、《三国演义》的多种明刊本及《三遂平妖传》《隋唐两朝志传》等作品。 

    

  三是钱塘说或杭人、越人说。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钱塘罗贯中本”[24]414,郎瑛《七修类稿》云“杭人罗本贯中”[25]285,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越人罗贯中”[26]26。 

    

  四是中原说。如明《水浒志传评林》署名“中原贯中罗道本明卿父编集”。 

    

  五是庐陵说。《说唐全传》旧本题庐陵罗本撰4。其中以太原说、东原说这两种影响最大,也最受关注,各有一批支持者,其中刘世德5等支持太原说,刘知渐6、王利器7、沈伯俊8等支持东原说,至于山东籍、山西籍的研究者,则更是立场鲜明,山东籍的支持东原说9,山西籍的支持太原说10。除了前文所列举的那些资料,再没有更多更为直接的证据,大家也只能从作品或相关文献中找一些旁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意见,或是提出哪项材料更为可信、草书误写等较为主观、难以证实的理由[27],彼此都难以说服对方。这种僵持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当下,由于没有共识,只能说各说各话,信者恒信。 

    

  后来有研究者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条、《宋书》《魏书》等典籍的记载,发现东晋时期朝廷为安置来自太原的侨民曾在山东设立东太原郡,认为《录鬼簿续编》所云太原即是指这个东太原。这种说法既支持了东原说,又调和了东原、太原之说的矛盾,但赞成这一新说的多为山东籍的学者11,山西籍的研究者则反对这一新说,比如王增斌就指出历史上曾有多个东原、多个东平,且东晋设立的东太原郡,与东原所在地东平郡是分属两州的两个郡,前者属齐州,在今济南;后者属兖州,在今东平县东。两地相距数百里之遥,这两个地名也不容混为一谈除非是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有一定深究的学者,才会形成‘东太原’‘南太原’之类概念”[28],认为东太原说不能成立。确实,东太原说建立在对魏晋历史地理相当了解的基础上,但问题在于《录鬼簿续编》的作者介绍罗贯中的籍贯时何以不用当时大家一看就明白的地名而偏偏用一个要查半天资料才能弄得懂且让读者容易产生误解的地名呢?要知道东太原对一般人来说并非常识,这从情理上也比较难以讲通。这一新说要想站得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一个罗贯中还是两个罗贯中。 

    

  因罗贯中的相关记载内容不一致,其籍贯东原说和太原说相持不下,有的研究者遂提出两个罗贯中的说法,认为元末明初有两个罗贯中:一个是写《三国演义》的东原罗贯中,另一个是写元杂剧的太原罗贯中。持此论者有杜贵晨、陈辽等人,如陈辽就明确提出“有两个罗贯中,一个是小说家罗贯中(约1280-约1360),山东东平人;一个是杂剧家罗贯中(约1323-约1397),山西太原人”[29]。 

    

  两个罗贯中之说以折中的办法解决了罗贯中籍贯东原说和太原说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逻辑上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两个罗贯中并非一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同样难以证实。从学理层面来说,以现有极为有限的资料,既不能证明元末明初就只有一个罗贯中12,同样也不能证明当时存在两个罗贯中,只能说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第四,罗贯中的生卒年问题。 

    

  对罗贯中的生卒年,鲁迅最早在《小说史大略》中根据相关材料定为“大约生于元,至明尚存者也”([30]66),后改为“元明间人(约一三三〇—一四〇〇)”([31]106),这一观点后来被学界普遍接受,成为后来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一个基础。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章培恒校勘整理《三国志通俗演义》,他根据《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则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般假定其生卒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实是一个跟他的实际生卒年也许会相差几十年的假定”,又根据小说中“今地名”小字注考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之前;假如他其时为三十岁以上,则于至正甲辰(一三六四)与《续录鬼簿》作者复会时当在六十五岁以上”[1]前言。按照这个推算,罗贯中至少出生在1300年或者更早。 

    

  对于这个观点,研究者意见不一,有赞成者,如袁世硕根据对嘉靖本诗歌、小字注的考察,认为小说成书于元代,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妨将罗贯中的时代,由公元1330—1400年,提到公元1300—1370年”[32]。也有反对者,如周楞伽认为也存在贾仲明比罗贯中年长的可能性,他又根据《赵宝峰先生集》相关记载推算,“罗贯中在1366年既还只有三十五六岁,则鲁迅说他的生卒年约1330—1400完全正确,他正是元末明初人,生活在整个十四世纪。”13对于周楞伽的质疑,章培恒又撰文进行了解释和反驳[33]。相比之下,章培恒的观点要更有说服力一些。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陈辽提出“小说家罗贯中的生卒年约为1280—1360年”[34],将罗贯中的生年提得更早。 

    

  罗贯中生卒年这个问题关涉到《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乃至这部小说是元代文学还是明代文学的归属问题,虽然比较重要,但限于资料,只能做一些推测,其后没有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讨论,对罗贯中生卒年的探讨也只能进行到这种程度了。 

    

  第五,《三国演义》之外,罗贯中还写过哪些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外,《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这三部小说也都署名罗贯中。对此研究者的意见也不一致[35],有赞成者,比如柳存仁倾向于认为《隋唐两朝志传》出于罗贯中之手[36]74-172,罗尔纲将《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的赞词、叙事、对待人民大众的态度进行对勘,得出“两书都同为罗贯中一人所著”的结论[37]。 

    

  当然也有反对者,如沈伯俊通过《隋唐两朝志传》与《三国演义》两书雷同情节的比较,发现前者系抄自后者,提出“《隋唐志传》不仅不是罗贯中的作品,而且成书相当草率”[38]。陈国军则根据版本、批语及建阳余氏家族刻书情况的考察,认为《残唐五代史演义》并非罗贯中所作,“《帝王御世志传》是建阳余氏家族几代人的自觉的、共同的、有目的的集体创作、出版工程,而《残唐》小说则是这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39]。 

    

  《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这三部小说既然署名罗贯中,想必有一定的依据,现在已无从知晓,但也存在书坊主伪托的可能。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尊重古人的署名,除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 

    

  第六,罗贯中是《水浒传》的作者吗。 

    

  前文说过,《三国演义》之外,《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这四部小说也都署名罗贯中,对此研究者看法不一,这里单说罗贯中是否《水浒传》作者的问题。 

    

  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文献支持的,这类文献主要有两种:一是当时作品上的署名。《水浒传》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刊本,现存多种。查看这些刊本的署名,除了一些不直接署名者外,署名的有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单独署施耐庵,如英雄谱本、刘兴我刊本皆署“钱塘施耐庵编辑”;第二种是单独署罗贯中,如志传评林本署“中原贯中罗道本明卿父编集”,郑乔林刊本署“元东原罗贯中编辑”,清初德聚堂刊本、汉宋奇书本署“东原罗贯中编辑”;第三种则是罗贯中、施耐庵合署,如嘉靖间残本、天都外臣序本、一百二十回本皆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二是明代相关的记载。有说施耐庵是作者的,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40]9)也有说是罗贯中写的,如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25]285)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24]414)王圻《续文献通考》:“《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41]2698)还有说是罗贯中、施耐庵合写的,比如高儒《百川书志》:“《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42]82)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这些说法与《水浒传》明代刊本上的署名基本是一致的。 

    

  后来金圣叹将《水浒传》从七十回后腰斩,加入自己增写的半回卢俊义惊梦的内容,拼造出一个新的《水浒传》版本。他假称自己十二岁时便得到一个“贯华堂所藏古本”,并假造了一篇署名“东都施耐庵”的序言,说是“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金圣叹批点本是清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水浒传》版本。因这个版本的流行,《水浒传》的作者也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 

    

  罗贯中到底是不是《水浒传》的作者,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者认为《水浒传》为罗贯中一人所写,比如罗尔纲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罗贯中,《水浒传》的原本是七十回([43]83)。王晓家在《〈水浒传〉作者考论》一书中亦持相同的观点:“《水浒传》的著作权非‘施耐庵’而系罗贯中。”([44]201) 

    

  更多的研究者认为《水浒传》系罗贯中与施耐庵合写,至于两人如何合作乃至关系如何,则是众说纷纭,或认为是罗作施续,或认为是施作罗续[45],还有研究者说得更详细:“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创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遗事》的框架结构,……对‘宋十回’加强了忠义思想,对‘武十回’更多地保留了话本原貌,对杨志、鲁智深、史进故事也分别进行了处理。征方腊部分施耐庵加工的成分最重。……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加工者和定稿者。……罗贯中对《水浒传》的最大贡献是设计出开篇的‘乱自上作’和终篇的悲剧结局,对施耐庵的‘集撰本’的总体思想倾向进行了改造和提高。”[46]限于有限的材料,连罗贯中的《水浒传》著作权都需要讨论,对其成书过程却说得如此详细,这只能是个人的主观推测,指出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已,难以证实。 

    

  此外,还有罗贯中的交游问题14、罗贯中有志图王等问题15,这里不再详细介绍。至于有人提出罗贯中是王越的化名16,有人提出罗贯中是《西游记》的作者16等等,这些基本上属于牵强附会,缺乏必要的学理性,这里不予讨论。 

    

  总的来说,依据现有的资料,研究者对罗贯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受到材料的限制,进展不大,一些重要问题无法解决,而且在近年来处于瓶颈状态,难以有大的进展,但正如一位学人所说的:“研究在封建时代,而且是在动乱的年代,像罗贯中这样的下层文人,是否有碑铭、谱牒、诗文书札或其他文字资料留存下来,实在很难说。但是,我们不妨抱着一线希望,继续留心搜寻。”[47] 

    

  从上述梳理也可以看出,罗贯中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既体现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自身的独特性,也呈现出许多共性,在《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作者的研究中,也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研究者的思路和方法也大体相同,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处于瓶颈状态,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乃至取得突破,这是整个古代小说研究都必须面对且要给出答案的问题。 

    

  注释: 

  1.以上见杨立仁、袁钟晋、张礼明、柳秉钰《罗贯中故里考察记实》,《文化月刊》1997年第8期。相关情况参见秦山主编《解读罗贯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参见姚玉光《罗贯中籍贯太原说新证》,《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 

    

  2.相关质疑问题参见陈辽《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罗贯中找到了吗?》(《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再论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等文。 

    

  3.反驳意见参见徐朔方《论(三国演义)的成书》(载其《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杜1997年版)、张宗伟《黄正甫刊本(三国志)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与张志和先生商椎》(《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1期)、章培恒《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杜贵晨《关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问题——与张志和先生商榷》(《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陈翔华《(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等。 

    

  4.学界一直有这个说法,但遍查《说唐全传》各版本及相关资料,并没有一个是署名罗本的,这应该是一种误传。 

    

  5.参见刘世德《罗贯中籍贯考辨》(《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刘世德《东平人说罗贯中籍贯考辨》(《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罗贯中是哪里人》(载其《夜话三国》,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等。 

    

  6.参见刘知渐《重新评价〈三国演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 

    

  7.参见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 

    

  8.参见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9.相关论文参见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山东东平人——罗贯中籍贯东原说的外证与内证》(《南都学坛》2022年第6期)等。 

    

  10.相关论文参见孟繁仁《罗贯中试论》(《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王增斌《从太原罗贯中两个太原两个罗贯中”——元末罗贯中籍贯近三十年争议论评》(《江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等。 

    

  11.参见刘颖《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杨海中《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东岳论丛》1995年4期)、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辩论》(《齐鲁学刊》1995年5期)等文。 

    

  12.也有研究者在做着这样的努力,比如刘洪强提出两罗合一说,见其《太原罗贯中与东平罗贯中为同一人考论》,《唐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3.周楞伽《小说札记》,《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持反对意见者尚还有张国光,参见其《〈三国志通俗演义〉非罗贯中所著说——兼论章培恒同志所考订的罗氏生年之不足据》,《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4.参见韩伟表《20世纪的罗贯中交游研究——〈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15.参见李益荣《〈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有志图王政治抱负的形象表述——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运城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李灵年《再谈罗贯中有志图王》(提纲)(载赵庆元主编《皖江侧畔论三国》,黄山书社2001年版)、竺洪波《熟悉的陌生人”——也说罗贯中有志图王》(《中文自学指导》2003年第5期)等。 

    

  16.参见赵长海《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论析》,《中州学刊》2010年第2期。 

    

  17.参见韩亚光《古典名著〈西游记〉作者是罗贯中》,《前沿》201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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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孟繁仁,郭维忠.罗贯中故乡纪行[J].文史学刊,2018(7):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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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张志合.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90-96. 

    

  [23]韩伟表.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J].中华文化论坛,2001(1):70-74. 

    

  [2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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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 

    

  [27]刘知渐.重新评价《三国演义》[J].社会科学研究,1982(4):8-17. 

    

  [28]王增斌.“东原”、“太原”、“东太原”、“南太原”详考——兼论罗贯中籍贯“东太原说”之误[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1(2):77-83. 

    

  [29]陈辽.两个罗贯中[J].江苏社会科学,2007(4):179-182. 

    

  [30]鲁迅.鲁迅小说史大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32]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J].东岳论丛,1980(3):28-35. 

    

  [33]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答周楞伽同志[J].文学遗产,1982(3):120-126. 

    

  [34]陈辽.施耐庵、罗贯中生卒年考[J].江汉论坛,2012(10):100-104. 

    

  [35]韩伟表.罗贯中著述研究举要——《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1):8-13. 

    

  [36]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7]罗尔纲.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J].学术月刊,1984(10):22-32. 

    

  [38]沈伯俊.《隋唐志传》非罗贯中所作[J].明清小说研究,1997(4):107-114. 

    

  [39]陈国军.《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J].明清小说研究,1999(1):205-212. 

    

  [40]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4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42]高儒.百川书志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3]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4]王晓家.《水浒传》作者考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5]吕乃岩.试说罗贯中续《水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66-74. 

    

  [46]李永祜.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J].菏泽学院学报,2011(4):24-37. 

    

  [47]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9-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