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三百年間，考據學取得極大進展，經典異文問題尤其受到充分關注。自顧炎武《石經考》以下，衆多學者都致力於經典文本的校訂，這項工作不僅有助於消除經典流傳過程中的訛誤、恢復經典文本的原始面貌，實際上也開啓了一個經典解釋的新時代，其價值與意義毋庸贅言。不過，時移世易，今天我們如果繼續這項工作，就不能滿足於停留在清人的層次上，而有必要對其間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就筆者所見，按照清人的研究思路，最容易産生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較爲重視文字分歧的影響，但很少關注語序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二是將歷代解釋平面化，而忽視其背後的歷史層次；三是不會充分考慮經典與現實的複雜關係，對經典解釋中存在的庸俗化傾向關注不足。當然，這些問題也許并非清人所獨有，但確實在清代表現得尤其突出。這對於深入探究經典解釋的變遷以及回答如何重新理解經典的問題而言，都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本文即以《論語·子張》“仕而優則學”章的語序與解釋問題爲例，對上述問題略作探討。

 

 

　　

 

 

　　

 

 

　　

　　一“仕而優則學”章的引用顛倒與誤置懷疑

 

 

　　

 

 

　　

 

 

　　

　　清人已經留意到古書引用經典存在語序顛倒的現象。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六設有“上下兩句易置例”，他説：“古書凡三四句平列者，其先後本無深義，傳寫或從而易置之。”此下他從翟灝的《論語考異》中搜集了十三個古書引用《論語》誤倒的例子。

 

 

　　

　　這些顛倒有九例發生在兩句之間。如《雍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作“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泰伯》“啓予足，啓予手”，《魏書·崔光傳》引作“啓予手，啓予足”；《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史記·孔子世家》引作“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其餘四例有兩例發生在三句之間，如《公冶長》“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引作“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有兩例發生在四句之間，如《先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鹽鐵論》引作“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顛倒了“言語”與“政事”；至於《顔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記·曲禮》正義引作“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則次序全部紊亂。

 

 

　　

　　之所以會發生上述顛倒，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某些語序更貼近日常生活的思維，如“啓予手，啓予足”，由手及足，又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先上後下，都是如此。二是因爲上述語句基本屬於并列平行的排偶之句。這在“少者懷之”被提到“朋友信之”之前而與“老者安之”并置，形成一個對偶關係上面，表現得最爲明顯。當然，這些次序的顛倒對於意義的理解影響確實不大。因此，俞樾總結説：“即《論語》一書，而它書所引上下倒置者已不可勝計，則羣經可知矣。雖於義理無甚得失，亦讀古書者所宜知也。”這一判斷大體是合適的。

 

 

　　

　　但是俞樾在《論語》部分举的最後一个例子，《子張》“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玉篇·人部》引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一顛倒發生在没有上下文的字書中，看上去似乎也“於義理無甚得失”，但事實果真如此麽？下文就前代的引用顛倒與對本章語序誤置的懷疑作一追索。

 

 

　　

　　除了《玉篇·人部》之外，宋前文獻中依照此種語序引用的尚有兩例。一例見於南朝梁代蕭繹的《金樓子》，其《立言篇》云：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古人之風也。修天爵以取人爵，獲人爵而棄天爵，末俗之風也。古人之風，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風，孟子所以扼腕。

 

 

　　

 

 

　　

　　王利器已注意及此，他説：“記憶偶倒，在古書中往往有之……《玉篇·人部》‘仕’下引《論語》‘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金樓子·立言》下同，今《論語·子張篇》作‘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是其證。”延續的仍然是俞樾的思路。不過，王利器似乎忽略了一個問題，即《金樓子》裏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否可以换成“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答案是否定的。因爲在這段論述中，蕭繹强調的是“學”的重要性，不僅在仕以前需要學，在仕以後也同樣需要學。他認爲只有這才是爲己之學，才有古人之風，而今人之學則是爲人之學，是孟子所謂的“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的末俗之風。這一古今之變令人感慨。如果把引文的次序“改正”過來，語意就扞格不通了。

 

 

　　

　　另一例見於晚唐時期新羅人崔致遠的《桂苑筆耕集》卷十七，其《謝借宅狀》云：

 

 

　　

 

 

　　

　　伏以某自趨龍旆，免泣牛衣，職奉非輕，書糧頗贍。嘗讀《魯論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以望東開之閣，永誓依仁；坐北面之窗，唯期肄業。非敢隱居而不嫁，只將直道而自媒。

 

 

　　

 

 

　　

　　據党銀平考證，此文作於中和初年崔致遠初投淮南幕府之時。此前，崔氏已於乾符元年（874）進士及第，并出任溧水县尉，但是經濟并不寬裕，於是他轉投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一面希望增加收入，另一面準備博學宏詞考試、謀求晉升。《通典》記載：“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本文的“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對應的是“先參加進士考試入仕，入仕以後再學習準備宏詞考試”這样一个具體意涵，也絶不可以顛倒。

 

 

　　

　　但讓人困惑的是崔致遠在引用時竟稱《論語》爲《魯論語》，難道他真看到了一個次序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魯論》麽？

 

 

　　

　　衆所周知，今傳《論語》源出西漢帝師張禹以《魯論》爲基礎編訂的“張侯論”，鄭玄《論語注》與何晏的《論語集解》也都源出於此。此後的數百年間流傳的《論語》基本就是鄭、何兩家。《隋書·經籍志》記載：“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并行，鄭氏盛於人間。”到唐代，這種“何、鄭并行”而鄭學較盛的情况應當也還在延續。所以，崔致遠讀到的《論語》，要麽是鄭玄注本，要麽是何晏集解本，絶不可能是原始形態的《魯論》。

 

 

　　

　　那麽，此處的《魯論語》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認爲這是一種修辭的需要。唐人王棨《一賦》云：“爲山用簣，《魯論》之義足徵；載鬼以車，《周易》之文斯出。”這是在賦體中爲對偶所採用的策略。又如梁肅《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云：“公以爲使民悦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夫子微言不絶，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這是散文中爲求變化的結果。具體到崔致遠來説，他作爲一個來自新羅的外邦人士，更有一種求典雅的心理，所以他經常稱《論語》爲《魯論》。由此可見，崔致遠的引用也是誤倒。

 

 

　　

　　簡言之，上述兩例引用都可以確定是誤倒，但其語序却不能被還原。這足以説明語序并非無關義理，至少就本章而言，語序與意義有着密切關係。

 

 

　　

　　入宋以後，開始有學者對本章的語序提出明確懷疑。最早抛出這一疑問的是南宋人程洵，他在給朱熹的信中説：

 

 

　　

　　或以爲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

 

 

　　

　　朱熹在回信則提到自己“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可見在宋代疑經風氣之下，本章語序的意義問題已經得到關注。不過，程洵和朱熹都只停留在表達這一懷疑的層面上，最後并没有真正採用這一看法。但後世却有人直接肯定這樣的意見，如元人胡祗遹云：

 

 

　　

 

 

　　

　　“仕而優則學”，此句當在“學而優則仕”之後。

 

 

　　

　　這種懷疑一直没有什麽反響。不過，1973年定州漢墓出土的簡本《論語》，竟然讓這一看法能够有出土文獻的佐證。“仕而優則學”章，簡本作：

 

 

　　

 

 

　　

　　……而優則[仕，仕]而優五八二……

 

 

　　

 

 

　　

　　釋文外加[]號，表示簡文因唐山地震擾動而有殘損。不過，其次序與今本相反應無疑問，整理者已指出：“仕，今本作‘學’，前後兩句顛倒。”而定州簡本《論語》，出自漢代中山懷王劉脩之墓，雖然其性質學界尚有争議，但可以肯定是公元前55年之前的一個本子，换言之，它曾與《魯論》《齊論》《古論》等并世而行。因此，今人遂有據此調换本章語序者。如黄懷信在引用《玉篇》以及程洵、朱熹之語後説：“定州簡本有‘而優則仕而優’七字（前後闕），則其‘仕而’與‘學而’句倒，當是。”高尚榘也説：“這樣的顛倒雖不影響語句的基本意義，但總感覺（今本）不如簡本符合事理邏輯。”他在此後出版的《論語誤解勘正》更直接認爲定州簡本《論語》的語序“可從”。

 

 

　　

 

 

　　

　　不過，定州簡本《論語》并未參與到兩千餘年的《論語》流傳史中，長久以來的《論語》面貌都是穩定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而非相反。更何况既然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誤倒的情况發生，那麽，能保證漢代的定州簡本《論語》的語序就一定是“正確”的而不是誤倒麽？不論如何，直接根據出土文獻更動語序的作法是不足爲訓的。但爲什麽會發生引用誤倒的現象？又爲什麽會有人認爲顛倒的語序更合乎事理邏輯？這些問題值得深思的。要回答上述問題，就有必要對本章解釋的變遷歷史先作一梳理。

 

 

　　

　　二“仕而優則學”章主旨解釋的變遷

 

 

　　

 

 

　　

　　歷史上對本章主旨的解讀，按照時間順序來説有以下四種：一、勸學；二、仕即是學，學即是仕，仕學爲一；三、仕學兩句各有所指；四、仕學相資。下面依次討論。

 

 

　　

　　最早對本章主旨作出概括的是皇侃。他在《論語義疏》中説“（此章）亦勸學也”。之所以説是“亦”勸學也，是因爲在本章之前，皇侃就已將《子張》一篇中子夏一些言論的主旨定爲“勸學”。如“日知其所亡”章，皇侃云“此勸人學也”，又如“博學而篤志”章，皇侃云“亦勸學也”，本章之“亦”字即承此而來。這一理解也爲邢昺所沿用，《論語正義》云“此章勸學也”。這種解讀至少是南北朝到宋初大約五、六百年間主流。

 

 

　　

　　不過，在宋學興起以後，强調以新意説經的風氣瀰漫開來，至遲到北宋中期，作爲疑經代表人物的劉敞就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在《七經小傳》中説：“優，謂優裕過人也”，然後引用《學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解释“仕而優則學”，引《爲政》“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解释“學而優則仕。”後來南宋人孫奕就在這一解釋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闡，説得更爲清楚明白：“仕優而不劣，則仕盡善矣，仕盡善則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學優而不劣，則學盡善矣，學盡善則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也。”這一解釋頗爲新奇，關鍵就在它把上下兩句的“則”這個虚字都解釋成了“即”。如此一來，本章的主旨就變成了：做官做好了就是學了，學習學好了就是爲官了。這一解釋完全混淆了學與仕的界限，將二者變成了一體。

 

 

　　

　　在南宋時期，類似的解釋頗有影響。有學者更援引《先進》“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來解釋“仕而優則學”。如謝良佐説：“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强調學、仕不二。

 

 

　　

　　不過，上述兩種理解各有各的問題。明人曾有一個簡短而有力的質疑：

 

 

　　

 

 

　　

　　有謂仕與學并用不得，而以子夏之言爲偏者，故单重學一邊説。又有謂優者充足有餘之意，（仁）[仕]到優處即是學，學到優處即是仕。如此兩項説，子夏當日胡不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又胡不用一即字？畢竟非立言本意。

 

 

　　

 

 

　　

　　確實，如果按勸學之説，本章的次序應該反過來才對，上引程洵之説與此正同，但事實上語序正好相反，所以這種理解也隨之被否定；如果按仕即是學、學即是仕之説，爲什麽不直接用“即”字而用“則”字呢？而且，依照謝良佐的説法，勢必至於廢學，誠如朱熹“謝氏别爲一意，亦過高而失子夏之意矣”。

 

 

　　

　　那麽，程洵和朱熹是怎麽解釋這一章的呢？先看程洵的“上下兩句各有所指説”：

 

 

　　

　　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説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不知此説是否？

 

 

　　

　　朱熹對這一看法頗爲讚賞，他覆信説：“此説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朱熹在回答學生問“仕而優則學”之意時，也曾引用過這一看法：“某嘗見一親戚説得好，謂子夏此語，蓋爲仕而不問學者設爾。”這裏的親戚就是程洵，他是朱熹的内弟。後來朱熹對本章的解釋也是在程洵理解的基礎上展開的。完成於淳熙四年（1177）的《論語或問》明確討論了何以“先仕而後學”的問題：

 

 

　　

　　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産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悦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這顯然是以程洵的解釋爲基礎的，但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即下句否定的對象改變了。在程洵的解釋中，上下兩句分别針對的是“仕而不學者”與“學而不仕者”，可到了《論語或問》中，上句所針對者没變，下句所針對者却變成了“學未優而仕者”，朱熹認爲這是本意。爲了尋求解釋上的圓滿，朱熹又推出了上句乃是針對“仕未優而學者”，下句針對“學而不仕者”的餘意，可謂治絲益棼。朱熹後來自己評價《論語或問》時説此書有“支離”之病、“不須看”，這也可算是一個例子吧。

 

 

　　

　　朱熹最後是如何處理這一問題的呢？在《論語集注》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可以稱爲“仕學相資説”：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在這段解釋中，朱熹不僅改變了“舊説以仕優爲優閑有餘力，學優爲德業優長”這個“一字而兩義”的情形，把它正確地統一成了“有餘力”，而且他從這個“優”字找到了一個突破口，用“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這一共通性把上下兩句緊緊關聯在一起，這樣，就可以先從“事異”的角度揭示了兩者的意義，再通過勾勒“仕—學—仕”與“學—仕—學”這樣兩個小循環，從“同理”的角度展現出一個“……學—仕—學—仕……”的大循環，如同畫了一個“圓”。在這個無始無終的“圓”裏面，爲什麽先仕而後學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學、仕兩者形成了一種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没有“勸學説”偏重一邊的弊病，没有“學仕爲一説”將二者混爲一談的問題，也没有“兩句各有所指説”的割裂，真可謂精密周到、盛得水住。而自元代延祐年間開始，包括《論語集注》在内的朱注《四書》被作爲科舉取士的教材，這一解釋也自然成爲自元至清大約七百年間的主流。

 

 

　　

　　當然，朱熹的解釋也仍有問題。相對前三説而言，如此理解需要經過先分説、再合説這樣兩層解釋才能完成，顯然要複雜得多。更重要的是，“然”字以下的意思在原文中是看不到的，只能視爲朱熹在本意基礎上推廣的餘意。所以，除了程洵的解釋被淘汰之外，“勸學説”與“仕學爲一説”在後世仍有相當的影響，這也是需要説明的。

 

 

　　

 

 

　　

　　三“仕而優則學”章語序顛倒的根本原因

 

 

　　

 

 

　　

　　在梳理了“仕而優則學”章的不同解釋之後，我們可以重新回到語序顛倒這一問題上。

 

 

　　

　　檢視上述四種解説可以發現，除了第三説能够回答何以仕先學後這一問題外，其餘三説，都留下了語序顛倒的隱患。

 

 

　　

　　就“勸學説”而言，既然“學”相對“仕”而言被提到了一個更爲重要的位置，那麽，先學後仕確實是一個更合乎羅技的語序。這正是《金樓子》《桂苑筆耕集》發生誤倒的原因。認爲“學而優則仕”一句應在前的胡祗遹解釋得更詳細，他説：

 

 

　　

 

 

　　

　　《書》曰：“學古入官，政乃不迷。”又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觀之，學也者，學爲仕也，故孔子以子路“有民人，有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爲佞。

 

 

　　

 

 

　　

　　這一方面是認爲“學”在先而“仕”在後，另一方面也是强調“學”對於“仕”的重要作用，主張即便入仕以後需要繼續學習，如果象子路那樣認爲不讀書就可以仕便是佞。其中援引《尚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與“念終始典於學”來進一步闡發“勸學説”的方法源於宋人。如楊時説：“念終始典於學，自天子逹於庶人，不可一日忘也。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朱熹在《論語或問》中對這一説法亦曾予以肯定，他説此解“以學爲主，尤爲得其大意”。如果認可用“念終始典于學”來進行相互闡釋的話，那麽“勸學説”就更進一步變成了“以學爲始、以學爲終”，可以説這是最容易引發語序顛倒的一種解釋了。試看兩例：

 

 

　　

　　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爲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爲有用，而非溺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墻，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

 

 

　　

 

 

　　

　　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言乎始終之于學者乎。始之學也，期在仕，常不怠；終之學也，期在學，常怠。蓋期在仕也，以仕之故學者也，故不怠也；在其學也，止之乎學者也，學之外將無他，似見學之急于仕、深于仕，鮮不怠者矣，故怠也。

 

 

　　

 

 

　　

　　“仕學不二説”雖然没有“以學爲重”的傾向，但也還是受到先學後仕這一慣性思路的影響，很容易發生語序顛倒：

 

 

　　

 

 

　　

　　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與仕一道也。皋、伊、周、召，以仕爲學；孔、孟、顔、閔，以學爲仕。豈仕之外而復有學，而學初無仕哉？後之學者就其迹而歧之，督錢穀，决獄訟，則曰此仕也；讀《詩》《書》，談仁義，則曰此學也。仕自仕，學自學，州縣與庠序分爲兩途，聖人之道所以不行于天下也。

 

 

　　

　　歐陽文忠公謂文學止於潤身，政事足以及人，是判文學與政事爲二途，不知文學是未行之政事，政事是已行之文學，烏可歧而二之……厥後，歐公又有政與文相流通之言。正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可判爲二乎？

 

 

　　

 

 

　　

　　至於“仕學相資説”也有類似情况。事實上持這一觀點的吕祖謙早就不自覺地把這一章引倒了：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互爲終始而無間也。

 

 

　　

 

 

　　

　　所以即使朱熹千方百計地想迴避掉這一問題，但也無法改變後人下意識顛倒的現狀：

 

 

　　

 

 

　　

　　盖“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二者相資而不離也。尚賢果欲仕乎，則務學可也。尚德果已學乎？則出仕可也。兄弟尚交勉之，以無貽斯名字之慚。（按：曹氏二子長曰政，字尚賢，次曰潤，字尚德）

 

 

　　

 

 

　　

　　由此可見，上述三種産生過較大影響的解釋，雖然發生顛倒的可能性或大或小，但全部都没法規避被倒引這一問題。除上舉外，宋以後還有衆多誤倒的用例，如宋人陳著《本堂集》卷八十九《代邑士祭前人文》、明人龍膺《綸㶏文集》卷十四《學而優則仕》、清人桂馥《説文解字義證》卷二十四一直到今人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等，都是如此，大概這一次序已經成了人們的潛意識，如果不刻意關注，可能不少人都意識不到本章的次序原來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是爲什麽呢？我認爲有必要聯繫整部《論語》來進行解釋。

 

 

　　

　　一方面，“學”字在《論語》中的地位異常顯赫，而“仕”字則不然。譬如《論語》的開篇就是“學而時習之”一章，這被視爲一個有意的安排，所謂“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再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針對思而不學者强調“學”的重要性，又如“六言六蔽”章指出仁、知、信、直、勇、剛而不好學都有可能産生流弊，都必須用“好學”來進行節制。其他表面雖無“學”字，而實際上仍是“重學”的篇章則更多，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即爲其例。至于《論語》中談論“仕”的地方就要少得多。據楊伯峻統計，《論語》中“學”字出現了64次，而“仕”字僅出現了8次，兩者受關注的不同可見一斑。這也導致人們在提到“仕而優則學”一章的時候，就常常會先想到“學而優則仕”而不是“仕而優則學”。

 

 

　　

　　另一方面，孔子對學、仕兩者關係的態度更讓這一顛倒容易發生。《論語》中與這一問題直接相關的有兩章。一是“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這是對於“學未成則不仕”這一態度的肯定，所謂“言己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孔子悦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禄也”。二是“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這是對於“學未成則仕”這一行爲的否定，所謂“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几希”。但孔子是不是不讓弟子出仕呢？是又不然。所謂“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而且從“子使漆雕開仕”就可見孔子其實也是希望弟子出仕的。只不過當時的情况是，士人往往學之未成就急欲出仕。如《墨子》云：“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學習的時間剛滿一年，就希望出仕了。孔子感慨説：“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正是針對這一情况而發。因此，孔子對於學、仕的關係應當這樣理解：“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一言以蔽之，先學而後仕。

 

 

　　

　　而這一次序，其實也是先秦時期有識者的共識。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産云：“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這也正是孔子批評子路使子羔爲宰乃是“賊夫人之子”的原因。但到中唐以後，隨着門第社會的崩潰與科舉社會的興起，雖然“先仕而後學”的情况仍然存在，但“先學而後仕”畢竟成了常態。所以，先“學而優則仕”，後“仕而優則學”這樣一個顛倒的語序也就隨之成爲了常態。

 

 

　　

　　錢鍾書在談到清人解經的不足時説：

 

 

　　

　　其中談到爲清人所忽略的“闡釋循環”的另一邊，即舉大以貫小的方面，正可以借來説明“仕而優則學”章的顛倒問題。因爲人們對於本章的具體理解是以對整部《論語》“重學”與“先學而後仕”的理解爲基礎的，而在這一背景下，只要不是像程洵那樣割斷上下兩句的聯繫，仍關注“學”與“仕”的關係問題，不論哪一種解釋，都很容易讓人産生先針對未仕者説“學而優則仕”、再針對已仕者説“仕而優則學”的印象，遂據全書之指而變此章之“序”。這可以説是本章語序發生顛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學而優則仕”的成語化及其與“讀書做官論”的混同

 

 

　　

 

 

　　

　　除了語序顛倒問題之外，在談到本章的解釋時，不得不提到的還有“優”字究竟應理解爲“優足”“優秀”還是“有餘力”的問題。近數十年來，這一問題得到衆多討論，雖然還有不同意見，但目前公認的意見是應解爲“有餘力”，本文不再贅述。不過，需要追問的是所謂的“誤解”是什麽時候開始發生的？“學而優則仕”又是怎樣一步步被等同爲“學問好了就去做官”這樣的“讀書做官論”的？

 

 

　　

　　如果對“優”字的解釋歷史作一追溯的話，可以發現，從漢代開始，就有學者就將“學而優則仕”的“優”解釋爲“優足”。如趙岐在概括《孟子》“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一章的章指時説：“學優則仕，仕以行道。”

 

 

　　

　　在現存的《論語》注本中，最早對“學而優則仕”作出疏釋的皇侃也采用這一解讀：

 

 

　　

　　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

 

 

　　

 

 

　　

　　這與後世理解的“優秀”不同，但與“有餘力”也有着微妙的區别。皇侃并非不知道“仕而優則學”的“優”應解釋爲“有餘力”，事實上他正繼承了馬融引《學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來進行闡發的思路，明確説：“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那麽，他會意識不到上下兩句的“優”字歧義可能造成問題，而犯這樣一個低級錯誤麽？我們似乎不應該用這種態度来揣度古人的解釋。實際上，皇侃在把“優”字解爲“優足”之時，也藉助其他方式改變了此句的解釋方向。

 

 

　　

　　所謂“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略嫌費解。《禮記·學記》云：“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禮記正義》云：“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者，本學先王之道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夫學爲官之理，本求博聞强識，非主於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云弗得不治也。故化民成俗必由學乎。能爲師，然後能爲君長，故官是學之類也。”王文錦解釋説：“學者不相當於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的任何一官，然而任何官長如果没有學識，公事就得不到良好的治理。”然則皇侃是引用《學記》的話來解釋“學而優則仕”，故此處之“立”應爲“五”字之誤。如此一來，“學而優則仕”意思就變成了：學業優足者一定要出仕，這樣才能讓五官得學，也才能讓公事有得到良好的治理。

 

 

　　

　　如果仔細推究這一解釋的話，我們就能發現一個被忽略的細節：不僅上下兩句的“優”字解釋不同，上下的“則”字也不同。上句的“則”字表示因果關係，乃“就”“便”之意，而下句的“則”字却被解釋成了“必”，表示一定、必然。本來“學而優”可仕、可不仕，其間的關係是鬆弛的，所謂“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重點不在“仕”而“學”。但在皇侃引用《學記》來解釋以後，“學而優”與“仕”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强關聯，本句的解釋方向就被整體改變了。如此一來，“學而優則仕”的終點就會不落在“仕”上，而仍能够回到“勸學”這一主旨上來。在某種意義上説，皇侃其實也實現了一個解釋上的“圓”。

 

 

　　

　　這層意思在邢昺的解釋中展現得更清楚：

 

 

　　

 

 

　　

　　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己職而優閒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邢昺一面再在“學業優足”的基礎上增加了“德行”一項，一面引子路所説“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來解釋“學而優則仕”，同時還把皇侃的“必”字改成了“當”字，這樣不僅意義更爲完足，辭氣更爲緩和，而且其背後隱藏的語義也更清楚，即針對“學優而不仕者”的隱者而言，“學業德行既優，則不當不仕”。這一思路，和程洵的理解若合符契。只不過，程洵把上下兩句的“優”字統一解釋成了介於“有餘”與“優長”之間的“優閑”而已。

 

 

　　

　　當然這種經典解釋中的細密用心在現實中是很容易被忽略的。當“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這一章經典開始降格進入日常生活的時候，不僅很快就只剩下一句話在發揮現實效用，而且“學優則仕，仕以行道”的後一半也很快被湮没。

 

 

　　

　　如今在自漢至唐的墓誌碑銘等日常文字中可以見到大量不同形式的有關“學而優則仕”的語例，但有關“仕而優則學”的用例很少：

 

 

　　

 

 

　　

　　學優則仕，爲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從事。漢·《故執金吾丞武榮碑》

 

 

　　

　　學優而仕，位極州郡，察孝廉郎謁者考工菀陵葉封丘令。漢·《封丘令王元賓碑》。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晉·潘岳《楊荆州诔》

 

 

　　

 

 

　　

　　學優登仕，撫翼翰飛，朅來粉壁，步武彤闈。北魏·《楊昱墓誌》

 

 

　　

 

 

　　

　　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南朝梁·張充《與王儉書》

 

 

　　

 

 

　　

　　學優登仕，攝職從政。存以甘棠，去而益詠。南朝梁·周興嗣《千字文》

 

 

　　

 

 

　　

　　魯道既昏，綿綿若存。禄移公室，政在私門。學而方仕，謙而彌尊。唐·楊炯《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文》

 

 

　　

 

 

　　

　　譽滿寰中，聲蓋天下，而學優將仕，允屬名家。唐·楊炯《大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

 

 

　　

　　這一情况在科舉社會定型以後就表現得更爲明顯。如宋人范質《誡兒侄八百字》詩云：

 

 

　　

 

 

　　

　　戒爾學干禄，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學而優則仕”已經成了“格言”，但“仕而優則學”却没有。將“學優而仕”與“仕優而學”輸入《全宋文》進行檢索，也可以發現兩者的使用頻率差距很大，前者單獨出現了29次，後者僅單獨出現了5次，兩者共同出現的3次中，又有1次次序被顛倒了（釋道璨《與古翁江相公書》云：“學優而仕，仕優而學，舍學何以爲仕”）。由此可見，“學而優則仕”或者説“學優則仕”已經成語化，其間“優”字的語意也逐漸從“優足”滑向“優長”最終變成“優秀”，被庸俗化爲“讀書做官論”，并下滲成爲一種日常觀念。不妨看《隨園詩話》卷十四的一條記載：

 

 

　　

　　錢塘令曹江廬明府，有子名一熊，乳名順生，聰穎異常，有李鄴侯、晏元獻之風……客又問：“汝想作官否？”曰：“要作，又不要作。”問：“何也？”曰：“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不仕。”

 

 

　　

 

 

　　

　　這裏反面的否定解説尤其值得玩味，它已經不再如漢唐時期是針對“學優而不仕”的隱者而言了，也不再是針對“學未優而仕者”而言了，它變成了一個對於自己的要求，可見這裏的“學而優則仕”正是我們所熟悉的“讀書做官論”，而它竟出自一個孩童之口，足見其影響之大、之深了。

 

 

　　

　　這種日常的庸俗化解讀甚至也影響到清人的經典解釋。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被視爲清人《論語》新疏的代表，但他却解釋説：

 

 

　　

 

 

　　

　　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

 

 

　　

 

 

　　

　　戴望《戴氏注論語》也有類似的理解：

 

 

　　

 

 

　　

　　言仕而優異則教。此‘學’，謂教也。禮，七十致仕，然後爲人師。學而優異則仕。禮，三十而有室，博學無方，四十始仕。

 

 

　　

 

 

　　

　　上述注解有兩個特點，一是解上句之“學”爲“教”，這應當是受《説文解字》之“學”字作從“教”之“斆”字的啓發；二是把上下兩句之“優”統一解釋爲“優異”，可見“學而優則仕”的“優秀”之解還反滲到“仕而優則學”一句上。如劉寶楠、戴望這樣的經學專家在解釋時仍不自覺地受到“讀書做官論”這一誤解的影響，不能不令人感慨。

 

 

　　

　　不僅如此，這一“誤解”的影響至今仍有着極大的影響力。如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中翻譯此章説：

 

 

　　

 

 

　　

　　官做好了去求學，學問好了去做官。

 

 

　　

 

 

　　

　　更有甚者，還有研究者爲這一解釋作辯護：

 

 

　　

 

 

　　

　　前後兩“優”字，應同樣看待，不應一遵原義，一遵引申義。我們認爲，從引申義較符合句意。

 

 

　　

 

 

　　

　　“學而優則仕”，這句話在人們口頭上傳誦了兩千多年，也被人們遵行了兩千多年。歷代選拔人才，多以德業優秀爲標準，而很少看你是否有閒暇、有餘力。因此，優字理解爲優秀、優良爲是。既然學而優爲優秀、優良義，那麽，仕而優也應是優秀、優良義。仕而優則學，説明儒家對仕者要求高，官已經做得挺好了，還要繼續學習，適應時代方方面面的發展，適應國家人民新的需要，繼續學習爲官之道，學習專業技術知識，以便把官做得更好。

 

 

　　

　　不僅讀書讀好了是爲了做官，做官以後還要讀書也是爲了更好地做官。如此一來，本章的主旨實際上已經從“勸學”完全變成了“勸仕”。

 

 

　　

　　這裏并不想簡單地將之劃爲一個錯誤，而是想指出，將“學而優則仕”與“讀書做官論”混同的誤解絶非一時之事，這一誤解之所以能持續如此之長的時間，正在於它伴隨着思想下滲與社會變遷，已經成爲了一種有深厚積澱的社會共同心理，這不是從訓詁學角度加以判斷就能消除的。

 

 

　　

　　當此之時，回過頭去再重審《金樓子·立言篇》裏的顛倒，也許會有一點别樣的感懷。明人徐九皋就在一篇題爲《仕學軒記》的文章中比較了古今仕學之不同，然後説：“子夏有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蓋傷之也。”爲什麽呢？是因爲人人知誦其言，而踐其行者少，也是因爲“今人學未優，則已仕矣。仕而優，如何肯學”。士子所學并非爲官從政之學，而只是只是科舉俗學，爲官從政也并非真的是爲了參與政治，而只是爲了榮華富貴。不僅“仕而優則學”不曾實現過，連“學而優則仕”也成了一句空話。明人董傳策有詩説：“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仕學本一貫，道在斯爲樂。古之學爲己，今之學爲人。爲己日昭昭，爲人終汶汶。古之仕爲人，今之仕爲己。爲人達其道，爲己良可鄙。”這不正是與蕭繹同一感慨麽？所以，語序顛倒的背後還有着沉痛的現實，而這一現實千百年來都没有改變過，“勸仕”的解釋最終出現在今日中國恐怕也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吧。

 

 

　　

　　總之，通過上述討論，或許可以對本篇開篇提的幾個問題作一簡略回答。

 

 

　　

　　首先，語序絶不是與義理無關的問題，有時候還與經典的意義緊密聯繫在一起，我們無法忽視語序的不同進行解釋。

 

 

　　

　　其次，解釋有時代性，但同一時代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考量，而不同時代的人可能有相同的心理，在一定時間内對於經典的解釋，可能會讓某一種解釋佔據主導地位，但這不意味着這一解釋就可以完全取代其他解釋，相反，它們往往會長期共存，今天衆多不同理解有時候就是歷史解釋在一個平面上的投射。

 

 

　　

　　最後，即便是公認的正確解釋，有時候也未必能够消除“誤解”，相反，因爲人們會不自覺地從自己的時代與處境出發作出理解，如果很多人都産生了同一理解，那麽，即便是“誤解”，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心理，而此時誤解的影響力還會超過“正解”，并持續存在。

 

 

　　

　　總之，這些問題也不僅僅是《論語》“仕而優則學”一章所獨有，在一定程度上也爲經典解釋所共有。今後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些顛倒與誤會，如何在舊解的基礎上另出新説，在經典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這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時代課題。

 

 

　　

　　（注釋请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