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冬刘备应刘璋之邀入益州，建安十九年（214）夏迫降刘璋，自领益州牧，这便是历史与文艺作品中的“取益州”。取益州是奠定蜀汉基业的重大历史事件，古代文学界对这一专题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2018年出版的大型资料集《三国戏曲集成》及相关史学著述、小说戏剧与曲艺作品中，时见未经充分利用的文献资料，为我们以一个历史事件的书写为抓手，探讨历史题材创作的若干规律提供了可能。

 “惭德”难消：取益州的叙事维护

从史学立场看，刘备取益州付出了相应的道德代价，习凿齿、苏轼、叶昼等人都明确提出过批评。当代史学家田余庆亦曾评论道：“征诸前此刘备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个人历史，可知恪守信义并非刘备的特点。”《三国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及部分衍生作品将刘备铸造为仁君，便须对事关全局的取益州进行叙事维护。《演义》写庞统规劝刘备取益州，提出此举符合兼弱攻昧、逆取顺守的汤武之道，便是试图在理论上消解此举带来的“惭德”。“惭德”一词源出《尚书·仲虺之诰》，其谓成汤灭夏后，将夏桀放逐到南巢，成汤内心有些惭愧，仲虺乃作诰论证放桀合理性，以消解成汤的“惭德”。消解“惭德”可以采取多种策略，最常见的是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取益州于刘璋，无异取益州于曹操。这无疑是拥刘贬曹思想倾向干预下的常规思路。秉持此种思路者既有程颐、王同轨、王夫之等学者，也有蔡东藩、周大荒等历史小说作家。明人王同轨《耳谈类增》卷四十一《中论篇·论孔明取刘璋》所论尤其值得注意：

盖璋暗弱，国社已虚，不朝入吴，则暮入魏，不待智者而知也。且璋之父焉，亦是窃据汉土，璋又不能守。豫州（刘备）收汉弃地，犹得之于吴，得之于魏，而藉资以讨贼兴汉，于义何悖？庞统亦曰：“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而当时蜀士，多归心豫州，亦是瞻乌欲定，所以存蜀，非必背璋也。 ……时违势阻，不得已而用兵。此汤所谓惭德，所谓《武》未尽善，周公之过，不亦宜乎者也。

在这里，王同轨将刘备取益州，相当于“得之于魏”，扩大到“得之于吴”，其实质跟上述论调并无二致。王同轨还批判刘璋之父刘焉“窃据汉土”，这是从根本上指斥刘焉得位不正，为刘备取益州寻求合法性。不过，刘备取益州不曾利用这一借口，《演义》等作品叙述取益州，便须费心另觅弥缝之道。

《演义》及部分衍生作品对刘备取益州的叙事维护，主要表现在张松献地图、杨怀高沛之死、李恢的转变、马超来归和安置刘璋等五个事件中，借此可以审视这批作品曾采取怎样的叙事策略维护刘备，种种维护又是如何难以彻底消解“惭德”的。

1. 张松献地图。《演义》写刘备诸葛亮笼络张松，没有明设计谋，而是写其跟张松打了一场安排周密的心理战。夏少庭述扬州评话《后三国》之《张松献地图》中直白地讲道：“世界上狠人很多，狠到刘备这样，还不是太多，先是转圈子，绕山头，借张松的口，遂自己的愿，还把自己的身子拂得干干净净的；接着又摆难处，逼着对方自动把幅图拿出来。”这便将《演义》隐含的内容呈现出来了。

2. 杨怀、高沛之死。史载张松被收斩后刘璋刘备关系破裂，刘璋令戍关诸将不再向刘备通报文书，刘备因召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责以无礼而斩之。《演义》写二将暗藏利刃行刺刘备而被捕，嘉靖本谓刘备不忍杀之，毛评本写刘备犹豫未决，由庞统下令立斩二将，其意显为维护刘备仁者形象，而如此维护的逻辑则十分脆弱：刘备毕竟没有动用权威饶恕二将。清代《鼎峙春秋》写杨高二将是刘璋派来行刺刘备，其被斩便显得理所当然了。

3. 李恢的转变。史载李恢主动投靠刘备，不忠于刘璋无可置疑。《演义》与清代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写李恢苦谏刘璋不果后投靠刘备。清代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记载评话演出，谓葭萌关张飞大战马超，危难之际元神出现，原来张飞乃大鹏金翅鸟降生。马超在李恢劝降时痛快答应，跟其惊服于张飞密切相关。张飞不凡的出身说明刘备乃天命所归，这便将李恢的转变跟天命论的加持融合了起来，刘备方面的正义性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4. 马超来归。为了迫降刘璋，史载刘备曾暗地里添兵马超壮其声势。为维护刘备仁者形象起见，《演义》遮蔽了此点而未置一词。《鼎峙春秋》写蜀将刘晙、马汉为新投诚的马超、马岱所杀，以此显示二马英雄，实则因小失大，不足以表现马超军力之盛。《演义》写刘、马二将为赵云斩杀，马超自去震慑劝降刘璋，艺术效果更佳。

5. 安置刘璋。《演义》写益州平定后刘备本想将刘璋送往荆州，诸葛亮提醒刘备不可有妇人之仁，遂改遣刘璋于南郡公安。如此安置的用意有两点：一是消除刘璋在蜀地的影响力，二是便于荆州的关羽控制刘璋。《三国志玉玺传》与高玉贵口述的山西北路梆子《取成都》，便将《演义》中难以明言的内容具体化，相当于给源头作品做出了注解。

书写刘备取益州还存在两种引人瞩目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对刘璋降将严颜转变的有效利用。史载张飞擒获巴郡太守严颜后，钦佩严颜的大义凛然，引之为宾客，此后张飞一路进攻以至成都。《演义》写严颜劝降其管领的部队，张飞行军途中蜀军望风归顺，故不曾厮杀一场。显然，《演义》对严颜转变的有效利用，乃是为了宣扬刘备集团的仁德，尽量削弱战争难以避免的破坏性的一面。

另一种情况是干脆放弃对刘备的叙事维护，直白无隐地宣扬刘备就该不择手段，而不必顾及道义原则，元代《三国志平话》、清代鼓词《新编绘图三国志》等民间色彩浓厚的作品便是如此。论者曾指出元代平话的思想意识颇具特色，即重视功利甚于品质，对如何取得胜利的手段则不予考虑，此论可谓切中肯綮。

 “懦善”刘璋：以《演义》及其衍生作品为中心

关于历史人物刘璋的性行，《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注引张璠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张璠谓刘璋颇似传说中的徐偃王，堪称具眼。今存《徐偃王志异》言偃王“长而仁智”“仁义著闻”，周王来伐时，偃王“不忍斗害其民”，主动退避山中，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历史上的刘璋确实比较仁善，《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记载刘焉死后，州大吏赵韪等之所以推举刘璋上位，便因“贪璋温仁”。史家公认刘璋主要缺陷在于“暗弱”，对此王夫之曾为之辨析道：“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暗于变诈”即尚不失为仁之道。毛评本第六十五回夹评亦为同一意思的表达：“忠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之为无用也。刘璋失岂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

《演义》及其衍生作品表现刘璋之“懦善”，大致采取以下两种路径：其一，直接描写刘璋之仁义；其二，将先后亡蜀的刘璋与刘禅进行类比，从报应论角度表达对刘璋之同情。

直接描写刘璋之仁义，在《演义》叙述取益州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两个关节点：一是雒城失陷后的危急关头，一是放弃抵抗选择投降之时。先看前者：从事郑度劝刘璋徙民烧谷，坚壁清野困死刘备，刘璋不予采纳。刘璋当然清楚坚壁清野的军事意义，放弃此策实出于仁者本怀。日本作家吉川英治《三国》第四部《刘备入川》为郑度献策添补了更毒辣的一条：水中投毒，其表现力煞是惊人。

刘璋之仁义充分地表现在成都被围时放弃抵抗选择投降。取益州造成百姓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此点《演义》特意不加渲染。史载刘备曾允诺部下抢夺成都府库宝物，这显然不利于刘备仁者形象塑造，故为《演义》所不取。清代无名氏撰乱弹《让成都》写马超为刘备献计：在成都城四门放火，逼迫爱民如子的刘璋投降。《戏学指南》1920年第9册载京剧《取成都》、《广播周报》1934年第7期附载平剧《取成都》亦加承袭：刘璋的仁德正好是可以被利用的弱点。

《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文献均谓刘备围困成都，刘璋方面“吏民咸欲死战”“众咸欲力战”；刘璋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吏民莫不歔欷涕泣”。关于刘璋获得吏民支持这一点，嘉靖本、黄正甫本等几个重要版本均据史照录。毛评本写董和劝刘璋坚持抵抗时说道：“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很明显，史书中成都“吏民咸欲死战”这句话，很容易削弱刘备集团的正义性，在毛纶、毛宗岗父子看来十分刺眼，故对董和的话实施了笔削。

人们早就发现，刘璋、刘禅这两位蜀地领主在性格、作为方面，存在明显的共同点：性格上二人皆为“懦善”之人；作为方面，当面临政权崩溃的危急关头，均采取了放弃抵抗的投降策略。《演义》及后世部分衍生作品，为了将刘璋、刘禅紧密联系起来，特意设置了辅助人物来达成目标：谯周、马邈、刘玉形象的艺术功用，便是如此。

《演义》第六十五回写谯周以天象、童谣规劝刘璋投降。按刘璋降于建安十九年（214），其时谯周（201—270）仅有十四岁，尚未进入仕途，不可能有劝降之举。《演义》之所以写谯周劝刘璋投降，是要与后来劝刘禅投降进行对应。为了凸显谯周在劝降之事上的重要性，《演义》写刘禅令谯周作降书，毛评就此揶揄谯周为“惯修降书第一手”。揆诸史实，替刘禅作降书者实为郤正，此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业已指出。

《演义》第一百十七回写江油守将马邈投降邓艾，献上地理图一本。嘉靖本卷二十四第四则《诸葛瞻大战邓艾》谓“邓艾求马邈地里图，邈呈上”，可见马邈早就绘有地理图，其准备降魏的心理跟当年的张松正相仿佛。黄吉安撰川剧《江油关》第五场亦写马邈主动献上舆图。佚名撰现代京剧《渡阴平》第十场邓艾唱道：“可笑马邈似张松，今得地图越奋勇。”此类作品写马邈与张松同有献图之举，是为了将刘禅与刘璋更为密切地勾连起来。

刘玉这个人物，见于清代无名氏撰乱弹《让成都》、无名氏撰京剧《取成都》，其谓刘璋有一子刘玉，在父亲降顺前力主抵抗，后被马超射杀。据史书记载，刘璋有子循、阐，并没有一个叫刘玉的儿子。山西北路梆子《取成都》中，跟刘玉功能相同的人物则为“刘毅”。力主抵抗的刘玉（刘毅）形象的添置，跟蜀亡前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正相对应。

以戏剧为大宗的《演义》衍生作品，特意将刘禅与刘璋进行类比，于舞台上呈现同情刘璋之倾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效果，最著者有郑瑜《鹦鹉洲》、汪笑侬《哭祖庙》等剧作。在戏剧演出实践中，汪桂芬和汪笑侬的唱腔均取得了轰动效应。

余论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引法正笺刘璋之言：“左将军（刘备）从举兵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胡三省注曰：“盖时人以璋倚备为用，备反袭璋，议备之薄也。”可见在攻取益州进程中，刘备集团便已面临巨大的道义压力。《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条的一段记载，说明蜀地人士中长期存在一股反对刘备的暗流。李邈在刘璋执政时任牛鞞长，刘备取益州后为从事：

正旦命行酒，得进见，让先主曰：“振威（刘璋）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

传后赞语谓“汉南（李邈字）哽哽，天夺其守”，“哽哽”即“耿耿”，谓其说话直率，无所忌讳。另一位蜀地人士张裕对刘备取益州亦有微词。《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载其任刘璋从事时，在涪城之会上当众嘲笑刘备相貌，又曾预言九年后当失益州，刘备记恨在心，终寻借口将其诛杀。又据《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记载，刘璋被刘备安置于南郡公安，孙权杀关羽取荆州后，以刘璋为益州牧，驻秭归，这给刘备造成了一定干扰。此时刘璋虽为孙权所用的政治工具，但其内心仍以刘备取益州为憾，却是可以肯定的。《演义》部分衍生作品之同情刘璋，便是建基于《演义》特意遮蔽的此类史实之上。即便是坚定维护刘备的作品，亦可窥见弱化取益州带来的道德代价的意图。比如明代无名氏杂剧《庆冬至共享太平宴》第四折中，刘备称“自得西蜀，民心归伏，各安其业”，因设太平宴宴享功臣。显然，这是用治蜀实绩彰显刘备集团的仁德，为落实“逆取顺守”的儒学理论服务。

为了尽力给取益州寻求合法性，古人曾抬出天命论为刘备辩护。《演义》与清代鼓词《新编绘图三国志》均有此等描写。考虑到据史书写取益州难以圆融地为刘备辩护，征用天命论的说辞又不免太过虚玄，有的作品便另辟蹊径，寻求以和平方式纾解困局：清代维庵居士《新编三国志传奇》和无名氏乱弹《让成都》，皆写刘璋主动让位刘备，试图使矛盾消弭于无形。以上处理方式因违背基本史实，艺术性上难辞软弱无力之诮。

取益州在道义上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裂隙，为刘备所取代的刘璋便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作为核心作品的《演义》，业已采取多种手法表达对刘璋的同情，后世衍生作品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将刘璋之愤懑推向一个高峰，取益州故事的多个侧面由此得以呈现。《演义》与衍生作品构成的作品群，完成了一种“大文学”叙事，昭示出经典作品与衍生作品之间，存在一种互文关系。借助此种互文关系，可以一窥塑造复杂政治人物、描写复杂历史事件的新路向，有别于《演义》的新型创作亦可借此打开一片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