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实主义的兴起与重构是新时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共同的现实主义标识下，因作家对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及表意形式上的差异，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亦呈现为形神各异的复杂面向。刘庆邦的《花灯调》和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在历史抑或人作为叙事重心的选择、人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互动重构、时代精神结构与小说情感结构的呼应，以及对中国/世界、民族/人类的认知等方面，为理解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精神质地、美学塑形及其内在的复杂、分殊，提供了颇具症候性和启示性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杨志军 刘庆邦 《花灯调》《雪山大地》 情感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
刘庆邦的《花灯调》和杨志军的《雪山大地》均为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入选作品。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新时代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它们关注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关注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等宏大命题；小说都以有着朴素、神圣的信仰，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忍不拔意志的主人公，塑造了积极带领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领导干部形象，以及拥护党和国家政策、支持主人公工作的牧民和农民群像。两部小说均关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并注重在历史纵深中发掘和表现这一现实；两部作品都倾注着作家真诚热烈的深情，具有饱满的情感内涵和诗意抒情意味。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手法、技巧的运用，尤其是强大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灌注，在两部作品之间建立了深刻的关联。但两部作品在现实塑造、历史想象、气质风格等方面又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和对照。《花灯调》和《雪山大地》便在这一微妙的关联中具有各自的典型性，显示了现实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的两种存在形式，两种颇具症候性的理解和观照现实进而建构和生产现实的方式。
一、历史/革命的发现与“现实”的重建：现实主义的经验性与虚构性
文学并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纯然表现，其精神结构连接着超乎个人的社会主体。如果把文学看作是表现现实的工具，那么，现实已经先于作品存在于社会意识或社会的精神结构中。也就是说，文学所表现的现实，并不就是可见的、稳定的经验性事实，而是社会意识或时代精神制造和生产出来的。
从现代化实践与革命/历史的关系来看，新时代小说重新建立了现实（现代化实践）与历史（革命）之间的有机关系。一方面，小说以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为中心线索，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作为现代化实践的目的和成果；同时，又将革命/历史融入现实，有意识地将其作为社会整体目标的内在构成元素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资源。
刘庆邦谈及《花灯调》的写作：“这个小说，一是有历史感，二是面向未来。历史感就是赓续红色血脉，这个地方是遵义……我写他们去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参观战争纪念馆，这些都是小说的历史感。再一个就是面向未来，小说中高远村的石林，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建成公园，为这里的乡村振兴开先机。在写结尾的时候，我考虑到要立足历史和现实，但是要面向未来。”1作家将其设想的历史感和未来意识，切实落实到《花灯调》的叙事之中。历史与未来，通过当下/现在得以连接；当下/现在亦因历史意识和未来意识的介入，成为饱满的“现实”。杨志军的看法与之相似：“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2《雪山大地》以新时代“新生活”为叙事的起点，回溯至1950年代，通过半个世纪民族历史的沧桑巨变，营造深沉的历史感。
历史感是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和时代关怀的作家特别注重的文学品格。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社会都需要通过汲取与自身有关的历史来理解自身所处的现实，演绎自己的生活故事。有远大抱负的作家，也有意识地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打造自己的宏大叙事，尤其是在某些历史的重要时刻，他们希望将自我、民族、国家、人类置于历史理性和宏大情感之中，获得深沉而又超越的历史感。历史感与现实感紧密关联，可以说，现实感就是历史感，没有深邃的历史感，就不可能有深刻的现实感。但所谓现实亦非既成之物，而是需要作家打破惯例和常规，自主地运用个人的感知去不断地加以“发现”。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就具有现实感，而真正的现实感却又在深层牵系历史感。
为使现实超出社会生活表层而具有历史感，作家通常设置一个具有较大时空跨度的社会生活时间，通过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开阔地带，建立“现实”的深度模式。《雪山大地》描述一段横跨半个多世纪的长时段历史，便属此类模式。另一种建构历史感的模式，是将历史折叠进现实，在现实生活的叙述中，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发现来连接历史与现实，从现实中“讲出”历史的深度。《花灯调》即为此类模式。不同的叙事模式，决定了两部小说中的“历史”有其存在形式上的明显差异。
我们姑且将历史分为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历史，以方便对照辨析。《花灯调》更注重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对其加以政治经济层面的总体观照，更突出社会公共时间，更注重通过年、月、日等时间点的设置来突出空间和时间的历史性。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时间标识不仅是历史时间的显影——脱贫攻坚的冲锋号，更代表着一种“催征感、紧迫感”和“时不我待、争分夺秒的冲锋意识”3。无论是当下的脱贫攻坚，还是历史中的长征、遵义会议，都突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事件”性。小说围绕轴心事件展开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叙述）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意涵和能量，聚焦新旧事物的革命性更替，并承诺客观地记载历史的轨迹，忠实地保留历史的痕迹。
在此历史占据主导的叙述中，日常生活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尤其是后者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从本质上说，人类社会历史是与更深层的、自然的、有机的历史（自然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历史）相对立的，“事件”是对既有流程、规则和轨迹的“断裂”。自然的历史在《花灯调》中几乎是缺失的，即便小说在结尾处写原始石林的发现，其意义也是要建成用于旅游观光的石林公园，为“乡村振兴”开先机，其意义存在于作家“面向未来”的历史感中。高远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也被整体性地纳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宏大历史视野中。
《雪山大地》虽然也勾勒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和轮廓，注重一种独特的集体经验的传达，其主要人物父亲强巴、母亲苗医生、角巴德吉、才让哥哥等和《花灯调》中的主人公向家明一样，都注重将个体行为与广阔的社会历史、与宏伟的群体事件、与神圣的使命和信仰，融合在一起；但小说却在人物与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留出了开阔的日常生活空间，并在社会历史之间之外，详细描述了雪山、草原、大地等自然世界的历史。小说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并非以“事件”性突兀出现，而是透过人物生活、处境和命运的改变，缓慢、疏淡地呈现于远方地平线，占据、主导叙事的是一种处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深层的、有机的时间流。雪山大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历史，既与中国当代历史演进密切相关，又与雪山大地上的生灵万物生息相通，具有自然/历史的混合性、混沌性。
进一步看，《雪山大地》并未对“历史”做浅近的理解、限定和近距离聚焦。小说中的“革命/历史”仅仅是通过角巴从解放前饱受军阀欺凌的部落头人到解放后成为沁多公社主任的转变，从他的感恩之举中简略提及。小说致力于在较长时段内描述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生活现象、自然景观和文化元素，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礼仪等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这种构思、写法，使现代史诗性叙述中多了一些民间故事、文化和形象元素；长时段历史中存在的元素被作为具有历史特征、带着历史印记的因素加以对待。小说遂有了开阔浑厚又扎实细密的风格。
刘庆邦则选择更具典型性的“历史的瞬间”，在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关键时刻，在一个深度贫困村的典型环境中，围绕典型人物，聚焦特定时刻所凝聚的历史力量。为此，《花灯调》专意强化了革命/历史讲述。作家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入新时代的现实变革，为新时代实践提供一种历史资源，赋予其一种崇高神圣的价值感，并以之为道德价值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小说开篇不久即写到，向家明刚进村，前来欢迎的老支书便向她介绍，因高远村偏僻贫穷，红军四渡赤水时有一部分曾在村庄树林里露宿一晚，向一户村民借过五石包谷并打了借条。但村民搬家时却把借条弄丢了。向家明说：“借条是革命文物，可以证明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如果找到，可以送市博物馆展览。在向家明去高远村之前的谈话中，区委江书记便将高远村脱贫攻坚战跟红军湘江战役和四渡赤水战役相联系，表示同心协力迎接挑战的决心。在正式制定高远村脱贫攻坚行动规划之前与向家明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高远村地处革命老区，“在遵义会议期间，在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老区人民付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现在到了回报老区人民的时候，一定要让老区人民彻底摆脱贫困，有获得感、幸福感。不然的话，我们就对不起老区人民”。
将现代化实践与革命/历史加以关联，也并非偶然地出现在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中。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有意识地把白洋淀新区建设与雁翎队抗战故事、王家革命先烈的故事和孙犁的“荷花淀”小说加以联系，有着同样的目的和意义诉求。这与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叙事将“革命”作为反思和批判对象，大相径庭。这体现了社会精神结构、世界观和信仰内核的时代性转移。在“现代化范式”占据主导潮流的时代，“革命史范式”遭到排斥。在前者看来，“革命”是对“现代化”的阻断，如同德里克指出的，“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革命不仅未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革命带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可能打断了清末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4。在“告别革命”的视野中，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对革命/历史采取了淡化、碎片化处理，乃至从个人、民间立场以欲望之径解构革命/历史。1990年代，革命/历史在市场化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形态三元一体的格局中，呈现出更为复杂暧昧的面貌。进入新世纪尤其是新时代，革命/历史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方式、路径，被重新发掘并得到肯定性的表现。《花灯调》《白洋淀上》等小说便将革命/历史作为一种重建整体性中国形象所需要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遗产。
《花灯调》侧重于在国家意义维度上讲述革命/历史，使之与当下/现实相关联，并呈现于当下的讲述中。这一被重新发现的历史，意味着其在根本上是一种应该挖掘和继承的“传统”与“遗产”。它们与当下现实与时代生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链条和整体。小说建构这一有机整体的策略之一，更多是通过人物之口直接揭示出来，而不是形象化的具体叙述。高远村在区委江书记的提议下建一个村史馆，直观展示高远村前后的历史性变化，“不忘过去，面向未来，激发出继续前进的斗志”。在讲话的最后，他进一步提出，脱贫“不是高远村奋斗的终点，而是踏上新征程后的新起点”。这是将现实历史化的典型方式，而所谓新征程便是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做好二者的衔接，“尽快迈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让地处革命老区的高远村赢得更大的胜利，争取更大的光荣”。从革命老区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这是一个乡村历史前进路线图，它属于正在缓缓铺展开的更宏伟的历史蓝图：“民族要复兴，乡村要振兴。民族复兴，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建构策略之二是，小说有意识地把扶贫攻坚规划项目现场汇报会与遵义会议联系起来：后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而前者“关系到高远村脱贫攻坚的前途和命运”。不同于《花灯调》现场追踪式的正面强攻现实，《雪山大地》将个人史、家庭史、生活史、情感史融为一体，让不同于革命/历史的另一种历史在场，显示出由国家历史叙事向民族记忆叙事的转换。5
虽然《花灯调》《雪山大地》中“历史”的内涵及其在场形式并不一致，但小说都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时代现实中被重构的状态。记忆并非是历史生活的客观记录，作为一种过去的“再现”，它意味着当下对过往的组织和建构。研究认为：“记忆作为社会、政治和历史事业这一整个问题又变得复杂起来了……已经成了发明的问题。”指出：“换言之，传统的发明是一种实践，在大众社会中，当村社和家庭等小的社会单位正在解体时，当局需要发现其他方式把大部分人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发明是选择性地运用集体记忆的一个方法，完全出于功利目的压制一些细节，同时高扬另一些。”6发明并不意味着无中生有，也未必不可靠，但其中隐含着某种目的性。小说中某些历史事件、某些地址地名和历史人物的反复出现，往往代表着人物、地点的权威性或某种思想的蕴含、发展。而这些被“发明”的历史，借助叙事和象征性的联想，重建了历史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现实“发明”历史，历史借以进入现实，在现实中被描述，并超越物质现实而重构精神现实。《雪山大地》以宏大时空跨度的形式，建构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历史从过去向现在延伸、跨越，“传统”在现代价值视镜中被衡量和扬弃。
《花灯调》中的革命/历史起着某种向心性的象征作用。这一历史不仅建构了高远村在脱贫攻坚战这新征程的“前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了深刻的联系，也反映和强化了高远村所在的革命老区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文化性格。小说中这种历史所起的作用，如同《雪山大地》中的雪山神话和松赞干布的历史传奇，均代表了某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的民族文化特性，这是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重建一种民族特性的重要资源和依据。通过历史/记忆的回溯，它们成为融入生活、习俗和血脉的“传统”，作为宝贵的文化精髓和精神信仰，被发现并灌注进当代精神结构。
在《花灯调》和《雪山大地》中，现实和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思想为现实赋形赋义；现实是思想直接或曲折现身的形式。思想与现实的同一性，是两部小说的共通之处。但现实与思想之间连接和呼应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两部小说美学形式和风格上的差异。《花灯调》具有当代中国主流现实主义的表意形式，注重人物、情节、环境和细节的典型化。小说以时代精神为价值根据来熔化、提炼和组织题材，最大程度地贴近时代、跟踪现实，体现出明朗乐观、积极向上的风格。《雪山大地》以内在于时代的方式言说时代，小说用大量篇幅描写父亲与藏民的日常交往，牧人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生活和情感，高原自然景色和民情风俗的描述，淡化了叙事的时代言说自我的紧迫性。大量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内容，显示着一个思考、体验和感受着的主体的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主人公与其居于其间的社会现实、时代精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使父亲获得了更多与普通草原牧民接触和亲近的机会，使他主要不是以一个汉族国家干部的身份存在，而是以普通人身份融入藏族牧人之中，成为其一员；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去亲近、了解草原大地并将生命融入这片土地。
如何理解《花灯调》和《雪山大地》及新时代中国小说中普遍涉及的经验性现实描述与虚构性文学想象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小说的日常性与总体性、现实与思想的关系，如何营造小说的“真实感”？紧跟时代步伐、贴近时代脉搏，是否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想象力度？这些问题，都与现代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经验性与虚构性这两个密切相关、相反相成却又充满争议的维度。
作为一种现代文体，小说是经验性与虚构性的融合、统一。经验性要求忠实于现实，以真实为诉求；虚构性要求忠实于理想，以对现实的超越和溢出为目的。前者引领小说走向坚实具体的生活世界，直至沉入零散破碎的世俗生活世界；后者则希望通过一种“有机”的形式趋向一种“总体性”的世界，将散碎偶然的片段编织成一种“总体性的形式”，借助象征的力量将某种秩序赋予世界。在“虚构”过程中，个体经验被纳入既有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中，自我意识借此得以形塑和展现。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文体形态演变、创新的动力，便来自经验性与虚构性关系的调整和错动。
经验性与虚构性在深层关联着“现实/理想”的关系及“个体/世界”的关系。20世纪初，个人性、世俗性、经验性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20世纪中叶，当代文化秩序逐渐以超越“经验性”的“虚构性”重构了现代小说的秩序和形态。1970年代初“经验性”因素卷土重来，将“虚构性”视为某种理念性的“虚假”。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经验性”崛起并延伸于19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私人化”“身体”写作潮流中。同时，一种新的“虚构性”写作以暧昧驳杂的“主旋律”形式浮出水面。“抵抗投降”式的写作，也借助道德理想主义资源，参与了这种“虚构性”写作。在一个世俗化潮涌而来、总体性价值消逝的时代，无论“主旋律”还是“抵抗投降”，主流话语抑或精英立场，都潜在地将重构“生活世界/个体命运”关系作为关注焦点。“经验性”与“虚构性”不再将对方视为他者，借压抑和贬低对方来确立自身的权威地位。二者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经验性与虚构性的合流，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鲜明地体现为日常性与总体性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世界图景想象模式。
日常性意味着“现在”和“当下”，注重个体、生活的“现实性”意味着对具体的进行中的生活经验的捕捉。日常生活是依靠经验和习惯运转的直观之物，显现为琐碎、平凡、微观、单调的形态，具有自然生成性和自发性、偶然性。对于人的主体性来说，日常生活是一种捆缚。因此，突破实利、庸常的日常生活牢笼，是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同时，日常生活的自发性、偶然性和自我生成性，又是主体建构所需的重要资源和基础。日常生活由此既是一个需要征服、掌控的对象，又是一个需从中汲取力量的资源。福楼拜、卡夫卡、罗伯·格里耶、纳博科夫、博尔赫斯、意识流、新小说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使日常生活成为一个被消解和挑战的重要角色。
总体性掌控之下的“虚构性”则注重对日常性的组织和建构。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一叙事性文体承担了这一职能。卢卡奇认为文类变迁并非基于自身规律，而与时代演变、历史哲学有着内在同构性。小说属于“已没有自发的存在总体了”的现代世界，其中“偶然的世界和成问题的个人是相互制约的现实”7。因此，小说不再模仿“形而上领域里的自然统一”8，如果说，“史诗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9，那么“小说以塑造的形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10。“小说创作是把异质性的和离散的一些成分奇特地融合成一种一再被宣布废除的有机关系。”11借助内部形式的统一性，小说虚拟外部世界的总体性。
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通过小说这一文体揭示和表现已在社会生活实践和理论话语中出现的总体性，是责无旁贷的使命。对于卢卡奇来说，小说承担的总体性功能以及建构总体性的过程，维系在“个人走向自身”的过程中。这一观点与伊恩·瓦特不谋而合：“现代现实主义肇始于这样一种立场：真理可由个体的感官来发现。”12“小说的主要标准是追求个人经验的真实性。”13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新时代中国既是一种具有总体性性质和功能的话语实践，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身边切实展开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可见的现实。他们将书写和记录这一话语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14父亲强巴、母亲苗医生、角巴、才让和向家明、江书记们，便是作家运用历史主义眼光塑造出来以承担这一使命的典型形象。
运用历史主义眼光透视出来的“现实”不仅是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可见的经验性现实。一方面，小说中有着确凿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依据现实生活原型塑造出来的人民群众和党政干部形象，有着对处于时代巨变中的城乡生活的鲜活生动的描绘；15另一方面，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现实又具有程度不同却不可或缺的观念性。所谓现实的观念性并不是指某些理念话语的显性加入，而是说它是按照既有“趋势”和某种话语设定，遵循历史主义发展逻辑推演出来的。16
伊恩·瓦特指出，在福楼拜及其继承者所引发的“现实主义”论战之后，“现实主义”主要被当作‘理想主义’的反义词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主义其实反映的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反对者的立场，它给小说批评和历史书写蒙上了一层特有的色调”17。他认为，将理想主义看作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来理解现实主义，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便是它遮蔽了极有可能构成小说形式的最原创的特性。假如仅仅因为小说揭露生活丑陋的一面就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那只是一种颠倒过来的浪漫”18。因此，他不主张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举。杨志军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元素：“现实主义就是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结构故事，描写人物，揭示真理，表达思想，它提供给读者的是社会共同体多数人希望从文字中看到的那部分内容。”19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只是达到理想主义这一目的的方式：“具体到我的写作，如果说理想主义是目的，那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是手段和方式吧。我尽量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要表达和彰显的理想主义有一个坚实的基础。”20如果说，杨志军的理想主义更具形而上性质的终极色彩，那么刘庆邦的理想主义更具社会历史内涵，理想作为现实的引导者和推动者，直接关联人类、社会、民族、个人的发展和进步。
尽管两位作家对理想主义的理解不尽一致，但并不妨碍其小说均呈现出现实中已有的元素和将来可能有、必然有的元素，融合成一幅现实与理想交织的“现实”图景。容纳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不再是对社会现实情景的客观描摹，其本质是对作家所想象的时代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义话语逻辑的建构。《花灯调》中深度贫困的山村最终成功脱贫，党政干部和农民群众歌舞欢庆，继续乡村振兴大业，便是新时代现实主义话语逻辑的体现。不同于以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是，作家更注重在个人家庭和山村日常生活中刻画人物，赋予主人公向家明更多的“人性”内涵，通过个人情感、欲望、习性和家庭生活关系、情感牵连，描述她在带领村庄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不幸和失落、痛苦等心理情感。但小说的叙事重心并不在日常生活流变和变故（出师不利、身患绝症、深爱她的母亲的去世等）对主人公身心造成的困扰和伤害。小说描述人物的遭际、处境，既是因为它们既出自日常生活的本然，也出自人性表现之必须，又是塑造新时代新人历经磨难，初心不改，终成正果的必然。
在深层叙事逻辑上，《雪山大地》的现实表现与《花灯调》相似，但更具日常性。作家在更大的篇幅、更广阔的时空跨度中，在历史的绵延和时代的跨越中，细致、悠长地描述人物的处境、遭遇和心灵、心境。雪域高原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贫瘠、交通的艰难、医疗卫生和科技教育的落后、频频降临的天灾人祸等日常生活中的灾难性因素，在小说中得到了更多表现。也因此，两部小说都有着告别苦难、克服困难、摆脱困境的乐观或达观。但其间亦有区别。如果说，《雪山大地》将曾经的历史描述为“苦难”，那么《花灯调》则将需要告别的生活表现为“困难”。前者描写苦难，同时也描写坚韧承受苦难的意志和超越苦难的精神信仰。后者表现“困难”，着力描写主人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的智慧、勇气和策略。“苦难”是带有本质性乃至本体论色彩的持久性的精神性存在，“困难”则是更加具体的生活性经验性存在。尽管《雪山大地》依循历史主义叙事逻辑，将苦难设定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但苦难仿佛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萦绕不去。《花灯调》则在强大的历史意志和主人公无私奉献精神的引领下，克服重重困难进入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境界。《雪山大地》中的父亲、母亲、角巴、姜毛、赛毛、才让哥哥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肃穆圣洁的雪山大地，《花灯调》中的向家明则在完成脱贫攻坚使命后，继续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自我。由此可窥见，融会了内涵不同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其形神上的联系与差异。可以说，《花灯调》和《雪山大地》极为典型地代表了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种基本范式。
二、历史或人：时代精神结构与现实主义的伦理—情感结构
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结构最集中地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究竟是以“现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史诗性宏大叙事究竟应将叙事重心放在“历史”上还是“人”上。对历史（现实）与人之关系的处理，体现出作家的人性观、文学观，决定了其根本的叙事价值取向。
按照海登·怀特的观点，历史编纂与文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一种内在的诗意结构和文学性。作为一部致力于“谱写山乡巨变的史诗”21的长篇小说，《花灯调》用审美结构、形式和诗性的语言，承载历史修纂的使命。22小说以贵州扶贫攻坚战中的真实人物和故事为原型，将纪实性、写实性与诗性审美融合，通过一个村庄的蜕变书写一个山乡巨变的大事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脱贫攻坚伟大战略实践的编年史。为此，《花灯调》设置明确的时间节点和清晰连贯的时间线，以此连接主人公的行迹，贯穿其扶贫攻坚行动的实时状况和进程。时间成为编排故事、组织情节的重要手段。将零散的山村生活故事，组织成有内在关联和规律的历史事件。时间之所以被如此突出，原因在它是被作为某段历史/生活状态终结和另一段/另一种历史/生活的开启。具体的时间作为隐含着作家的观念认识和立场态度历史节点，成了编纂历史叙事的转义性话语。
《雪山大地》则大体保留时代发展脉络和历史轮廓，淡化具体时间标识。小说用充满民族生活气息的语言，详细描述每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情景和样态。草原大地一年四季风景的转换预示着自然时间的流转和生命的生息繁衍。在藏族文化信仰里，一切都依循自然规律，藏民坦然面对生死，将其视为生命的本然状态。父亲和母亲也受此影响，活得坦荡死得坦然。但在现代历史视野中，人之生死却具有特定的道德价值和政治语义。父亲、母亲、角巴们的死，便具有了大写之人的崇高与神圣。《雪山大地》兼容自然与历史两种意涵，写出了他们作为雪山大地的象征所具有的永恒性、超越性。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刘庆邦同样关注“人”：“我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道路是很开阔的。我们只要写了人，写平民这种生活，那么它都是现实主义的。”23《花灯调》塑造了老支书夏方东，村主任尚应金，党支部的监委、村民小组组长周志刚，女支委刘丽及秦希明等在脱贫攻坚中起着中坚作用的人物形象。“他们都很能干，思想、意志、道德品质都很高，在脱贫攻坚方面，都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他们构成了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思想基础，而向家明及镇、区、市各级领导则构成脱贫行动的外来动力和社会政治条件。脱贫攻坚的成功离不了内外的协调运作、共同努力。《雪山大地》并未将社会精神结构（时代精神）作为直接表现对象，它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转型中，通过青藏高原牧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以及对草原生态问题的思考，在深层反映社会精神结构，呼应时代精神。
两部小说都通过主人公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来揭示和表现社会精神结构。社会精神结构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主人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得以体现。《雪山大地》对时代精神的契合和呼应，集中体现在父亲、母亲等人物身上。父亲强巴把牧民孩子读书看作天大的事，他希望藏族人的孩子“踏踏实实做一个吃穿不愁的公家人”24。为此，他不知疲倦地投入沁多小学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第一批藏族知识分子。他成立贸易公司，通过流动买卖、样板展示和将赛马会变成贸易会，宣示了金钱的作用和力量，使他们改变传统观念、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为救治草原沙化危机，他动员“沁多贸易”开发房产，制定和实施十年移民搬迁计划；请老州长才让出山担任无人区管理局局长，把过剩的马群引入无人区，并将无人区建设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还动员才让哥哥回国主管移民安置和城建，实现了牧人的市民化和城市的宜居化。他把生命献给雪山大地，永远驻留在信仰雪山大地的人们心中。
不同于《雪山大地》对主人公政治身份的淡化，《花灯调》中向家明的精神世界由政治信仰和时代意识铸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形象的塑造，虽在高远村扶贫工作和个人家庭生活两个主要方面展开，但重心却在前者。人物形象的塑造、村庄脱贫的故事和新时代中国的变革，构成了社会精神结构（时代精神）、世界观展现和凸显自身的“美学形式”。政治借助美学，得到了统一、连贯和充分的表达。
在历史/人之间，《雪山大地》更关注“人”。小说没有突出重大历史事件，自然世界舒缓的脉动、人们的日常生活变迁和情感世界的描述，淡化了历史进程的宏大观照。历史的淡化，意味着其必然性亦非通过“事件”的方式而凸显，被凸显出来的是作为价值根据的“人”的历史和现实境遇。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开头部分，叙述者“我”的议论和父亲的“总结”貌似都强调偶然、巧合等超出人的理性把握的因素而非时代、历史等宏大力量对于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持久有力的影响和控制，但小说亦未落入强调偶然性和宿命论的窠臼。小说人物的“巧遇”并非突出历史的偶然性，而是借此写出“人”及由此牵连和引发的“事”。
父亲们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现实中，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所处的社会控制系统。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不承认更不会反抗当时的社会规范。作为新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不满特定时代僵硬的意识形态和极端的政策规定，却也并不试图去改变和反抗。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生活在个人和家庭的小世界，或以超然的态度沉溺于个人的心理世界和自足的精神领地。他们的精神气质和心灵结构，并不由周遭社会体系的意识形态决定，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血脉及其所处的偏远荒僻的高原、诚朴善良的牧人和洁净神圣的雪山大地决定。在强势力量面前，他们是弱势者，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地位，这降低了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叛逆性，同时也使其将自己从特定的制度体系和时代风潮中解放出来。他们与周遭世界周旋，用巧妙的方法绕开坚硬的控制系统及其霸道要求，凭着做人的良心和善意为人做事。
彼得·伯格在谈到个人规避社会暴力的策略时，指出：“运用这种方法（即‘巧妙利用的方法’）时，个人并不尝试去改变社会结构，也不对社会结构采取超然的态度。相反，他用社会结构的合法守护者未曾预料到的方式有意识地利用这些社会结构，根据他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丛莽中独辟蹊径。”25在处理才让县长坚持撤换角巴的问题上，父亲“巧妙利用制度”，以桑杰与角巴女儿卓玛结婚的契机，用正常程序之外的方式合法地拿到了桑杰的主任委任书。桑杰顺利接任公社书记，让撤换事件对角巴的打击消失于无形，更证明了“他（指角巴，引注）和政府的关系是一家人而不是两路货”。在牛瘟病毒事件中，父亲和县委书记王石同样运用“巧妙利用的方法”，找到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志强说明事实情况，最终角巴顺利获得自由，使副州长才让寻找替罪羊和栽赃的意图落空。在激进的革命年代，父亲、沁多学校对落难的李志强等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收留、接纳，同样体现了一种做人做事的善良、仁义和智慧，“人有聪明的办法来绕开和颠覆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这样的机巧能够矫正社会压抑，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26。雪山意象蕴含着一种神秘庄严肃穆的父爱，草原大地意象表征着一种博大包容温和的母爱，雪山和草原大地共同建构了小说鲜明的道德感和稳固的价值立场。
吴义勤谈到“新人”形象的道德蕴含：“‘新人’蕴含的新时代精神，并不是纯粹运行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它同样获得伦理道德的支持。”27注重人物形象的伦理道德维度，也是《花灯调》和《雪山大地》的特点之一。在集中刻画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党员干部形象的同时，《花灯调》还以主人公的家庭生活为线索，着意塑造向家明的父母和丈夫形象。向家明的父亲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会计，获得很多奖励却从不炫耀，奖品也放在办公室公用。他对女儿们要求严格，提醒向家明获得荣誉也不要骄傲，“不要把功劳都记在自己头上”“都是党把你教育得好”。向家明的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在几个女儿中，她最疼爱向家明，却最明确地表示支持女儿去高远村扶贫，“这是积功又积德的好事”，“啥是为人民服务，不就是在老百姓需要你的时候，你去为老百姓做事情嘛”。家庭生活的叙述、亲人形象的塑造，不仅为主人公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的养成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也为人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提供了生活基础。《雪山大地》中的父亲、母亲、角巴、才让哥哥等人物也都有真诚宽厚、心胸开阔、感恩图报等高尚的道德品质。小说描述汉藏四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亲情、友情，构成一个深厚圆满的情感伦理共同体。
从道德和信仰的角度理解和塑造“人”是杨志军的一贯追求。“我想我还会探索下去，用一切我能得到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来发掘人性、道德和信仰对‘人’的诠释作用。”28他强调，“对大自然的诗意描写，对人类生活的温情叙述，对善良和拯救的深切关注，以及对精神信仰的坚定捍卫，正是文学的价值所在。”29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以善与美为基准的“人”的热切关注。《雪山大地》始终贯穿着鲜明浓厚的伦理道德情感。小说多次描述牧民的淳朴纯粹。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牧民的普遍信任和尊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其将心比心的同情、理解和善意。他与角巴、桑杰一家的深厚情谊便是由此而建立。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老才让身上。老才让不仅僵硬机械地执行激进政策，坚持撤掉角巴的主任职务，还把因自己渎职而造成的、本应州县两级领导负责的牛瘟病毒事件的责任，推卸给角巴，让无辜的角巴做替罪羊。即便是这样品行低劣的人物，作家也让他具备反躬自省的品格和选能任贤的大局观，以彻底救治草原和解救牧民。游荡草原、恶名远扬的盗马贼秋吉，虽背负人命案，却亦能以死赎罪。
《花灯调》《雪山大地》在人物塑造和时代精神表现上，有如下突出特点。
首先，注重现实主义叙事的情感维度，将人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融合一体。中国式现代化征程决定了叙事存在的必要性，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确定开启了抒情的必然性。这是一个叙事与抒情兼收并蓄、互动生成的时代。30情感是《花灯调》《雪山大地》创作的动力，也是进入深层现实的方式。杨志军谈道：“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对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熟悉，而是情感的积累。说白了，写作的感觉本质上源于情感的积累，当情感的积累达到一定浓度，才会有写作的爆发。”31刘庆邦将“文学性”看作情感的投入和表达：“文学性是怎么取得的呢，就是情感化，就是投入情感。任何小说写作的审美都是以情感为中心的，我们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为了表达情感……”32他们的小说具有充实的情感内容和浓郁的情感色彩，并以情感为通道，揭示新时代历史创造者的心灵世界。
情感是个人性与群体性的统一。它不仅存在于个人内部、亲友之间，也存在于主人公向家明与高远村这些原本陌生、现在却由于脱贫攻坚行动而建立的帮扶关系之中。一个特殊的情感共同体由此结成。“感情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前提，以集体的关系为前提。它们无疑是在一个人的机体深处产生的，而且常常是在一个事件发生时发生，这个事件只触动个人，或者对个人的触动格外严重、格外强烈。但是，感情的表达可以说是一系列共同生活经历，对同一处境和相同性质的接触的冲击同时作出相似的反应的结果。……这样感情就渐渐使许多人联合起来，这些人时而是发起者，时而是随动者的参与者，最终形成一种个体间相互激烈的体系……由于感情反应因此达成了一致，也因此被调整到同时发生，因而表现得能够增加群体的安全感，或者增强群体的力量——这种作用很快就能证明，构成一种真正的感情体系是合理的。它们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制度。”33《花灯调》的创作即是一个以脱贫攻坚中真实人物和故事为依据，通过“再现”而唤起情感、净化心灵的过程。小说的情感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一是通过主人公个人及其与家庭、姐妹、父母及高远村的贫困乡亲的亲密关系，借以展现其主人公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人性美善的一面；二是将第一层情感意涵加以喻示性的延伸，提炼出其中的家庭传承和党性原则，在党群、干群、村庄、村民与国家、政党意义上予以深化。小说就此阐说人道主义和人民性话语的双重意涵。《雪山大地》则以人性、族群性和人类性彼此交错的方式，呈现了更繁复的人民性情感意涵。无论简洁抑或繁复，两部小说中的情感叙述有着相同的效用，即将其作为历史性实践的强大动力，揭示这一实践并不局限于话语层面的现实性和具体性。
《花灯调》中向家明的情感触发多因具体人事，关乎个人生活，但她虽有常人情感却又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名党员和国家干部、一个脱贫攻坚先进工作者，其情感围绕脱贫攻坚展开，具有坚实的人民性和党性品质。小说注重生活伦理与政治伦理、人性人情与人民之情的协和。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病重的王奶奶能否在生前见被判十年牢狱的儿子一面？向家明的态度非常明确：“人道主义是人生哲学，是‘普世价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应该争取让王奶奶在生前见儿子一面。”从叙事上看，向家明此言的出现显得出人意料。很明显，这是作家直接介入叙事的结果。34这个略显突兀的典型细节体现了人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互动融合。相比之下，《雪山大地》更注重生活伦理、生命伦理与同胞之爱、族群伦理的融合。藏民的生活世界、情感世界，雪山大地的自然世界和汉藏民族之间的亲密交流，交融在一起，被一种更阔大细腻的生命感受和生命体验所贯穿所笼罩。
劳拉·苏斯基认为：“如果我们对人道主义情感，比如同情的体验处于表层，或者如果我们只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考量同情心的话，我们就无法完全体会苦难的社会性，而是有可能屈从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体验。”35不仅如此，论者还提醒：“人道主义情感势必有一些转瞬即逝的特点。在构建个体与社会、大众与个人之间的空间时，它也可能会消失。这种昙花一现的特点是对人类苦难作出情感反应的复杂性，以及预测哪些情感反应会影响政治行为体时存在的另一种暗示。”就此她认为：“情感远不像我们可以想象的政治燃料，更像是政治本身。正是因为不管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它，不公平本身已经介入情感领域，因此，情感成为揭露社会不公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道主义情感的流动性并不存在于某种触发时刻，而存在于伦理关系的社会空间内。”36刘庆邦在塑造向家明的情感世界时，时时注意将其关联于“群体”即赋予其情感以人民性内涵。个人经历和感受到的情感促动她的行动，也触动和感染高远村人。共同的情感反应将向家明、高远村人、助力高远村脱贫的政府干部及企业家联合为一个蕴含集体力量的感情社群。尤其是小说频频写到向家明流泪的细节，作为一种情感表露的形式，这一细节激发了那些为情感所激动的人们，使之目标更明确、态度更坚决、行动更果断和一致。“流泪”仿佛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将人们团结为一种至高的“个体”。
即使在家庭这一人性化、个人化乃至私人化的日常空间中，也贯穿着人民性话语。向家明的人民性伦理既来自于其政治信仰，也源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当她告诉丈夫自己扶贫遇到的困难时，却又不允许丈夫去找江书记：“要是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我还算个共产党员吗，还算个第一书记吗？”人性话语的介入赋予严肃紧张的脱贫攻坚工作更多人情味。在流泪的细节之外，《花灯调》还注意展示向家明日常性、生活性和女性化的一面。她有童心，将与村民家狗的合影发给家人，期待赢得亲人的关注和点赞；她有女性的胆小和爱美之心，她在家里种了不少最喜爱的向日葵并与之合影；她喜欢写诗，对生活有敏感诗意的心灵感触。《雪山大地》描述父亲领导藏民脱贫的事业，同样是在他与角巴、王石、老才让的具有浓郁个人感情色彩的氛围中进行。脱贫的过程，也是他与母亲、与学生和亲人情感世界发展、深化、拓展的过程。母亲苗医生从一位省医院的医生到县医院再到创建生别离上医疗所的过程，也是其心灵和情感世界缓慢打开并呈现出其深厚诚挚情感的动人过程。
《花灯调》《雪山大地》以各自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个爱的情感共同体和善的伦理共同体，将人性与人民性、个人性与群体性意涵容纳其中。
其次，注重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如何借助文学的力量形象地反映新时代中国的深刻变化，是作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刘庆邦认为：“如何塑造新农村的‘新人’形象，是当前作家普遍面临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把人物形象塑造成功，展现时代新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品质，就如同‘树的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树繁花’。”37正是在主人公及其最终塑造他的历史、时代而言，他显示自身本质的过程，便成为“人”获得成长和新质的过程。“人”由此成为“新人”。这里所说的“新人”并不是个体的人即主人公，而是意义上的总体的人、草原上的牧民、白洋淀新区的渔民（关仁山《白洋淀上》）、山村中的农民等等。他们所处的环境——草原、湖区、山地以及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城市、城镇等“新山乡”——便不再是静止的背景，时间也就成了历史。时空不可分割的一体化存在，促使“人”成长为“新人。
新时代小说的“新人”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花灯调》中的向家明，《雪山大地》中的父亲强巴、母亲苗医生，《白洋淀上》中的王决心、乔麦和《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以个人形象出现的“新人”；另一类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牧人、渔民、农民和乡村基层干部。后者中的少数形象往往个性较为鲜明却不够丰实饱满，从其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说，实际上是前者的延伸和扩展。个人面目的新人和群体面目的新人共同构成新时代历史成长和社会发展的景观。
《花灯调》《雪山大地》致力于建构一个积极主动、人格健全、德性良好的现代历史主体。这个主体对他所处的世界有积极应对能力，怀抱对未来的信念并热烈拥抱未来，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向家明、父亲强巴具有巴赫金所说的传奇小说的人物特征，他们“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经受住了各种考验，经过命运的捉弄，经过命运和机遇的波折险恶，竟能绝对完好如初”38。但从本质上看，现代小说毕竟与传奇小说有根本不同，传奇小说中的时间和人物只能是静态的、被动的、消极的：“人只不过是行为的实物主体而已。……希腊小说中人的一切行为，只能归结为在空间中的被迫移动（逃跑、追赶、搜寻），亦即归结为空间地点的改变。”39在这里看不到世界和人任何形成、成长的意向。传奇时间只是“揭示性格的时间，却绝不是人的成长和发展的时间”40。《花灯调》《雪山大地》所要表现的却是一个充溢着新的观念和意义的新时代、新世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等称得上是巴赫金意义上的“成长”的人，他们代表着一个阶级的成长，在深层则有中国历史/革命发展的寓意。刘庆邦、杨志军、关仁山、赵德发们塑造“新时代新人”形象的方式与之不同，新人们被放在具体的、生动的日常生活中，通过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以求他们的理解和认同，并通过以善与爱为纽带和核心的伦理—情感共同体而得以塑造，是人性与人民性话语的融合、再造，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中人性/人民性话语融合再造的内涵，即不以资本的无限增值和扩张为中心诉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为多数人谋利益，致力于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伦理道德与政治意识、心灵情感与历史理性、人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互相支持、丰富和充实对方。前者赋予后者血肉与躯体，后者赋予前者强大的精神和明亮的灵魂。这构成了新时代精神结构与小说的伦理—情感结构之间的呼应关系。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显示出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乃至对革命话语和启蒙话语的双重扬弃。
余论：以现实主义想象“新时代中国”的两种方法
新时代中国的沧桑巨变，促使作家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观念，以求对现实做到及时把握。“新乡土”“新农村”“新山乡巨变”等命名，体现了这一时代作家和批评家力求突破既有“乡土中国”的想象模式，重构新时代中国形象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两种写作实践中得到落实。一是历史重构，二是现实建构。前者在一个较大的历史跨度和视野中，重新叙述乡土社会的历史命运；后者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观照当下乡土境遇，关注其现实状况和发展前景。《雪山大地》概属前者，《花灯调》概属后者。如此区分并不是说，《雪山大地》中就没有“现实重建”，小说中不仅描述了新世纪以来高原藏民在生活、思想和精神面貌方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历史重构本身便是作家“现实建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侧重现实重建的《花灯调》则采取了将“历史”折叠进“现实”，并以开阔的动态的历史眼光观照和评判现实的策略。事实上，两部小说都将乡土中国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表现新时代中国山区农村和雪山大地全新的、和谐有序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现实。
《花灯调》和《雪山大地》作为新时代现实题材现实主义小说的两种范式，前者偏重以外在视角观照、认知和评判山乡生活的时代变迁，乡村处于这一超级眼光和外来视角的“规划”中，期待着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整理”；后者更重内在观照，从藏民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中，由风景和风俗的描绘，揭示藏民生活、情感和精神、信仰世界的自身特质和文化心理逻辑。两部小说叙述眼光和视角的区别，造成了其叙事重心的内/外之分，也是前文所述“历史/人”之别的叙事表征。
从新时代现实主义和而不同的个性、气质和面目中，可以看到，作家如何在不同的理解架构和感知视野中，瞩目社会政治或历史文化，倾心历史发展进程或在日常生活方式中赓续传统，作家的社会热情、历史意识、文化观念，被新的现实巨变和时代氛围激活，将社会现实纳入历史视野，将个体自我纳入族群和人类视野，将现实/历史/个人作为对话和反思对象，以自身内在的历史经验脉络，进一步打开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中国空间”，并延伸至“世界”意识的重构及中国/世界之关系的再感知、再思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32 刘庆邦：《〈花灯调〉是我创作的理想，还是我人生的理想》，《济南时报》2024年4月18日。
2 19 29 杨志军、王雪瑛：《写作的过程就是投入雪山大地的怀抱——关于杨志军长篇小说〈雪山大地〉的对话》，《文汇报》2023年11月14日。
3 刘庆邦：《花灯调》，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不再赘注。
4 [美]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总第10期。
5 关于这一点，参阅王金胜《经由风俗之镜/径——杨志军〈雪山大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涵》的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
6 [美]爱德华·赛义德：《发明、记忆与地点》，《视觉文化研究读本》，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67页。
7 8 9 10 11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69、28、53、53、74页。
12 13 17 18 [美]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刘建刚、闫建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6、3、3页。
14 刘庆邦用“千年德政”“千年梦想”和“一步千年”来概括十年来中国在脱贫攻坚、山乡巨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参看《心甘情愿写巨变—〈花灯调〉创作谈》，《文艺报》2024年1月10日。杨志军也将《雪山大地》的创作看成是对自己、父母、朋友及朋友的父辈的生活经历的书写，“……所有这些经历自然也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我的生活本身。”《雪山大地》即对生活本身和生活记忆的书写。参阅李英俊《杨志军〈雪山大地〉：向奋斗的父辈们致敬》，中国作家网2023年11月13日。
15 在此问题上，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较之《花灯调》更具典型性。学者将这部小说看作“非虚构的虚构小说”，参阅刘艳《为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历史现场铺写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评欧阳黔森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16 在此问题上，关仁山的《白洋淀上》颇具代表性。学者认为：“《白洋淀上》的描述并非严格的现实之书而是理想之书”，参阅李浩《理想之光，以及雄心勃勃的地域“史诗”——言说关仁山〈白洋淀上〉的某个角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19 杨志军、王雪瑛：《写作的过程就是投入雪山大地的怀抱》，《文汇报》2023年11月14日。
20 28 傅小平：《杨志军：建树的现实主义者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文学报》2024年2月22日。
21 23 白雁、贯溪恩：《刘庆邦：我有三个精神根据地》，《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4年3月17日。
22 刘庆邦明确的以文学写史的意识，参阅《心甘情愿写巨变——〈花灯调〉创作谈》，《文艺报》2024年1月10日。
24 杨志军：《雪山大地》，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不再赘注。
25 26 [美]彼得·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页。
27 吴义勤：《现实书写的新篇章——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笔者在分析《白洋淀上》时，曾指出：“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组织和叙事模式上，遵循着‘修齐治平’的伦理逻辑，注重正邪、美丑、善恶、公私等人物道德品质的对照，注重叙事的载道和伦理教化功能。”参阅《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论关仁山〈白洋淀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30 关于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中抒情与叙事关系的分析，参阅拙作《抒情与叙事：新时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
31 李英俊：《杨志军〈雪山大地〉：向奋斗的父辈们致敬》，中国作家网2023年11月13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3/1113/c405057-40116910.html。
33 [法]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高煜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48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34 刘庆邦在创作谈中有极为相似的表述：“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宗旨之一，其精神一直被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力弘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参阅《心甘情愿写巨变——〈花灯调〉创作谈》，《文艺报》2024年1月10日。
35 36 [加拿大]戴尔·斯潘塞、凯文·沃尔比、艾佐·亨特编：《情感社会学》，张军、周志浩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134—135页。
37 王觅、康春华：《“把农村问题想透，把农村故事讲好”——作家学者热议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文艺报》2024年3月18日。
38 39 40 [俄]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296—297、336页。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