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来说，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性别研究都可谓关键词式考察法的绝佳试验场。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引发争议以来，不论本土学界对其态度如何，均无法否认其所产生的巨大震荡威力。但我们往往更愿意关注其得出的种种结论，而非关注其推导与研究的变化过程。事实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非铁板一块，它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演绎中，其自身也时时存在着分歧与矛盾；它所引发的国人在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流动，乃至海内外学界的互动演绎也始终是“正在进行时”。关键词研究的引入不仅可以呈现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内外语境中的思想性、价值观和权力内涵，也能触及中西在社会—文化价值上的断裂、赓续与变异，这也恰是雷蒙·威廉斯在国内的引介者汪晖所强调的“变迁”：“通过它人们有可能看到生活和思想的更为广泛的变迁——一种与语言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2]

性别/妇女研究进入中国已有近50年历史，但本土的女性文学研究曾一度很难突破线性的历史观，对其的讨论始终在一个“西学东渐”的路径中展开，此中的“西学”不仅指来自西方的各类女性主义理论，也包括各类“先行一步”的从性别视角出发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对女性作家的个案讨论，如梅仪慈、葛浩文对丁玲、萧红的发掘，还是对理论的系统阐释与运用，如周蕾、文棣（Wendy Larson）将性别与现代性问题相勾连，都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争议和批判性吸收。这种相对异质性的研究及围绕其上的讨论，不仅折射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被接受与挑战的演进过程，也是管窥性别研究在国内学界的接受、变异，乃至本土化轨迹的重要窗口。

一

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图谱中，性别视角的引入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话语如影随形，而现代性这一概念在国内学界的兴起，又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摆渡者不无关系。可以说，性别、现代性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三者存在复杂的纠葛，其在漫长演进中所涉及的议题、所引发的争论、所更新的研究观仍值得反复考量。就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实践路径而言，其自诞生之初就通过发掘“被压抑的女性”或“女性的被压抑面”，而将矛头指向压抑机制背后的“单一中心”，以呼唤“多重的现代性”。

对于海外第一、二代学人如夏志清、李欧梵等而言，性别探索只是他们在现代文学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分岔小径，其目的与收获均隐隐指向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期，夏志清虽未直接从性别视角对作家作品进行解读，但他对女性作家，尤其是对张爱玲、萧红等人的挖掘，直接得益于其所持的审美性、文学性的文学史观，呈现出反叛革命范式的现代性转向。《残存的女性气质：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妇女》[3]是他唯一专论性别问题的文章，该文从赵树理、西戎开始，一路讨论到丁玲、刘宾雁，指出当代小说中那些作为共产主义事业支持者的女性，往往是反对压迫的战士与殉道者，在小说内外经历着生活的艰辛与情感的压抑。在夏志清看来，这些女性的价值由她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用来衡量，而无法抵达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其论断背后显然是现代性观念对于传统革命一元论的颠覆。此后，李欧梵更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了“追求现代性”的论断。他借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两种现代性”理论，指出自“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我们始终处于“历史的现代性”之中，强烈的启蒙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了绝对的统摄性，压抑了“审美的现代性”。他从突出现代文学中的浪漫性出发，或讨论“新感觉派”的颓废叙事，或演绎张爱玲的“苍凉美学”，甚至挖掘出鲁迅的幽暗面，从而在现实主义或革命主潮之外开辟出一条对抗性的道路。在这个框架下，他对庐隐、冯沅君、丁玲等“五四”女作家有意反弹琵琶，指出她们有别于革命主潮的个性与情感，及其所蕴含的创造性与局限性、脆弱性与丰富性，而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现代性症候。

如果说早期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是在探索现代性的道路上触及了性别问题，那么从海外第三代学人开始，随着海外学界对理论的集体转向，包括性别批评在内的各类方法开始轮番登场。对此，张英进曾概括道：“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英文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开始与北美的文学研究同步发展，而不再跟随新兴的区域研究或者传统的汉学研究。随着20世纪60年代来自欧洲的批判理论的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意识形态批评逐步开始扭转北美学界，在那里新批评对于文学完整性和天才作家之审美接触性的强调迅速失势。”[4]于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中国大陆先行一步开启了“理论时代”，其所借用理论之多样、路径之繁杂，曾一度被诟病为“挟洋自重”、将中国文学视为西方理论的操演场。但这种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实则是各类意识形态的相互交锋。因为在整体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时，队伍日渐庞大的海外第三代学人并没有相对整一的研究对象或思路，这反过来也印证了现代性话语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即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同一性的逻辑，其中包蕴了多重的声音和视角，需要依靠多样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来呈现，而性别正是其中之一。

发现从古典到现代以来的女性生活史、情感史即是其中较早出现的一种路径。这些研究往往横跨文学与历史，即文史不仅可以互证，也可以互相阐发。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5]着眼19世纪早期作为小说读者、作者和形塑者的女性，追踪她们写作小说，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历史，从而描绘“女性如何被纳入中国文学图景”。胡晓真的《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6]以18到19世纪女性创作的弹词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女性的阅读、书写与出版，探寻女性的心灵世界，也从其文字世界中的焦虑和困惑来揭示女性特殊的诠释方式。曼素恩（Susan Mann）《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7]所涉及的重要史料均来自女性作家作品，并与男性书写相互参照，从而在社会性别关系中折射出清朝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此类研究还有孙康宜（Kang-I Sun Chang）的《独行的缪斯：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8]，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9]，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10]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1]。高彦颐在开篇就剑指“五四妇女史观”，通过女性视角的考察，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只有受压迫与侵害的封建女性”这一观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差，中国社会中的妇女在文学修养等方面，都有独特的生存发展空间。

无论在方法还是结论上，高彦颐的研究可堪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些海外研究对各时代中国传统女性生存境遇的展现，大多指向了对“压迫—解放”范式的突破。1928年，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从制度、习俗、生活等方面论述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不公，文中他振臂高呼：“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12]在这个“压迫—解放”范式下，我们一直习惯性地将女性视为父权体制下被动的受害者，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为了建立妇女乃至各类解放运动合法性的话语预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新文化运动被视为重大的断裂，认为女性对压迫的反抗、对自我与自由的呼唤，才导向现代性的时刻。然而，海外研究直接打破了这一框架，不仅为国内学界示范了性别研究范式的实践路径，从女性的个人体验和生活经验检视漫长的历史，并从中挖掘性别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其赋予性别书写以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认为它的价值远不止“反抗的声音”，而是更宽广、丰富，且具有自足性的。如曼素恩所言：“在将妇女引入传统的历史框架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了框架的内容，我们或许还会摧毁这个框架本身。”[13]而这个框架不仅曾经高悬在性别问题之上，也根植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一方面质疑“单一现代性”，暴露其压抑边缘声音的机制；另一方面重新审视被压抑话语自身的意义：其在性别话语上的实践，揭橥曾经定于一尊的中心话语在性别、历史，乃至文学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压抑作用，从而使现代性的多元性与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初步呈现。

二

时至今日，性别已被证明是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有效方式，这种认可不仅来自其所折射出的多重现代性，更多的则在于其与“民族—国家—现代”框架的勾连。无论是海外研究还是本土探索，性别与国族、他者与自身、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女性追求解放的斗争也始终与现代化的进程相纠葛。而这种关联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运动的重要贡献，也恰是西方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盲点[14]。可以说，性别话语被寄予了重估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再造本土研究范式的重要期望，但这种期望本身也始终被怀疑、被超越。

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陆续刊发“性别、写作、女性主义及中国”特刊，白露（Tani Barlow）在此基础上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与女性主义》[15]，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篇文章都专注于论证性别功能与国家构建、阶级斗争的关系。陈清侨在《绝望的语言：五四知识分子“新女性”的意识形态呈现》中指出，所谓的新女性形象在“五四”男作家的书写中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在展现知识分子对其新主体性的艰难理解。孟悦的《女性形象与民族神话》分析了性别与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象征性使用，通过民族与革命叙事对自我欲望、自由情爱的压抑来说明特殊时代革命话语的压抑性。这几篇文章及其所引发的争议正式拉开了性别勾连民族、国家话语的帷幕。此后，大批海外学者对此展开专论。杜爱梅（Amy D. Dooling）在《革命年代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1936—1977》[16]的序言中指出，女性写作视角的引入启发我们重新定义20世纪的民族叙事与革命叙事，女性作家如何从文化上回应这个变革的世纪，应当从其性别身份展开讨论。季家珍的《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17]以传记为切入点，阐释了围绕在妇女问题之上的种种文化悖论和政治抱负，及其与民族、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下的艰难自适。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18]指出性别维度的引入将帮助我们超越平面性的全球/地区架构或民族主义框架，对女性与本土/传统、西化/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二重性塑造关系的关注，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置于一个更具纵深感的话语场域中。

这些海外研究对性别修辞的讨论迅速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赞同者看到了性别作为问题撬动支点的可能性，即性别研究的意义并不只是女性本身，而在于与其他范畴的连接路径。如刘思谦认为：“性别不是一切，就像以前大行其是的阶级、民族不是一切一样，性别、阶级、民族这三种人的基本的类身份都不能单一地决定和涵盖文本的全部意义。”[19]李小江也指出：“对我而言，‘民族’比性别要‘大’，就像‘阶级’对你而言也比性别要‘大’一样，它让我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总在关注我们这个民族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部分女人的问题。”[20]批评者则看到了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及其背后现代性话语与“民族国家寓言”的逻辑关联。如董丽敏认为这类海外研究大多还是在文明/愚昧、西方/东方的大格局内展开，而不是紧贴男性/女性这一基本性别框架，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海外学者“根植已久的‘欧洲中心’或者‘白人中心’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对于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的考察，无论如何很难摆脱那种以‘文明’为核心的启蒙意识”[21]。温儒敏等则更进一步看到了现代性话语对“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迷思，“90年代以来，‘现代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成为统摄性的概念，无论文化研究还是思想史研究，都乐于采纳这个研究视野，诸如‘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相互冲突与依存关系以及文学作为‘民族国家寓言’的观念，就成为重新书写文学史的逻辑起点，并试图以‘宏大叙事’的姿态颠覆旧有的研究方式与习惯”[22]。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中，个体与社会是分裂的，本文不断重申分裂的存在及其对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影响，相较而言，“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3]。这一论断一经引入，旋即被当成了追寻本土现代性和阐发民族主义诉求的重要依据，但也很快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共同拆解。

一方面，海外研究从革命/历史的视角反思其与性别话语的捆绑，如《妇女研究论丛》曾在2017年组织以“妇女与中国革命：延续与变迁”为题的研讨会，其间，钟雪萍与王玲珍或反思为什么“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或探讨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视点或框架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24]。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女性写作与中国传统规范、现代政治、身体价值等的关系，重新思考妇女解放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如文棣的《中国现代妇女与写作》[25]通过讨论传统文化对女性写作的规范和制衡、政治话语对女性意义的国有化等，指出了摆在现代中国女作家面前的几组重要关系：国家救亡责任与女性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肉体欲望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26]认为传统男权中心对女性的规制、观看和统御的视角，与西方现代文明观看和想象东方文化的视角是一致的。周蕾主张将女性置于“主体的凝视与他者的形象之间”，用自鉴的立场和方法批判和反思强势文化，从而建构起关于女性和中国现代性的新思维。此后，周蕾在《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27]中进一步否定了詹明信的论述，认为其将“第三世界”视为异于自己的他者，但中国文学本身就包含着“断裂与异质”和“多重多义性”，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异于西方的“原初中国”。

国内学界最富洞见的观察即是注意到了“性别—国家”框架背后的新启蒙主义话语。贺桂梅认为：“‘女性文学’的提出和80年代新启蒙主义话语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新启蒙主义话语的构成部分。”[28]贺桂梅对基本的批评理念和理论资源做出检视，认为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实则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话语、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西方当代女权/女性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三个方面，而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忽略了妇女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复杂历史资源，导致了在其统摄下的研究往往从单一性别角度考虑问题，无法更广泛地面对妇女在现实处境中所遭遇的社会/文化问题。这种观点随后也被海外研究所吸收，白露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29]中通过分析“妇女”这一名词被误用的历史来透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在该书的第六、七章中，她分别以李小江和戴锦华为研究对象，分析改革初期当代中国的启蒙女性主义的重新确立，以及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变化，从而校正了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连接方式的历史理解。

这些颇具反思性的辩证之声提醒我们，性别话语虽则随着现代性话语的到来而展开，但在本土语境中，二者曾共同置身于“人学范式”之中。所谓女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时，正是针对20世纪50—70年代妇女解放理论的性别观念及其历史实践的后果，并在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脉络中逐步深入，西方理论的介入尚在其后。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性别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马春花借用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入戏的观众”所得出的“既介入又间离的位置”，“从中国的妇女解放实践以及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来看，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都以平等与独立作为共同体的政治诉求，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女性群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具有耦合关系，妇女深深介入并置身于整个现代进程之中，因此，20世纪中国男性知识精英往往将妇女作为诠释传统和衡量中国能否现代的基础。女性/性别矢量的加入，一方面能够呈现民族国家建构、现代化发展的性别化修辞机制，另一方面也将呈现超克这些‘霸权统识’的可能性”[30]。由此，我们重新进入性别与“民族—国家—现代”的纠葛，方能认识到各种霸权论述的排他性，从而重新建立起更为独立与自适的研究视野。

三

如果说，新启蒙主义话语主要从抽象的人性话语角度来谈论性别差异，将女性的生理、心理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的自然转换，并且认为突出女性差异是为了完善人性的丰富性，而非对男权文化的批判，那么，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实实在在地与性别相关，如果只是将其视为“大写的人”之下的次级结构，则无法揭示出女性与现代性在各个层面遭遇时所产生的独特经验。于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国内研究几乎同步迈入了新阶段，通过挖掘女性独特的经验和气质，即“女性意识”或“主体性”，来触摸文学内部温热而鲜活的生命形式，最终重新阐释文学史及文学传统。只是，追求现代性意味着一种反叛，它指向了挑战传统、勇于变革，而在生成现代性之后，这种反叛又指向了现代性本身，即对于新的规范和价值观再次发起冲击。于是，这种在主体性与女性意识层面上的女性主义批评在诞生之初，就开始同步接受质疑与挑战。

各类对特定文学史及具体作家作品的重读、改写在海内外学界几乎同时兴起，相关成果不胜枚举。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31]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恋爱”的公式写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主题演变来看待中国现代作家内心的分裂，由此来阐释文学与政治、性别、权力等元素间不断演变的互动关系。朱萍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性别和主体性》[32]通过对比鲁迅、郭沫若、刘呐鸥等男性作家，与白薇、丁玲等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讨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文化想象中强化了女性，而这些强化了的女性意象，又如何在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革命女性主义这四个方面发生效应。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立政治：当代中国实验小说》[33]通过对鲁迅、莫言、苏童、扎西达娃等人的批判性解读，最终揭示出这些实验性小说背后的“厌女症”倾向，并将其与过去帝国时代压抑女性的种种话语进行类比，指出这是一种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压制。钟雪萍的《被围困的男性气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34]可以被视为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吕彤邻的补充与回应。钟雪萍分析了当代中国小说中种种被夸大的男性征服欲望，认为这种怪异书写现象背后是男性在特定政治历史背景下受挫，想要重拾性能力、恢复男性气质的反应。此外，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35]、林幸谦的《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主义批评》[36]等个案研究，则是通过对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解读，反思中国现代女性书写在性别论述间的互动与对话。

这些女性主义话语的花式应用无疑开拓了文学研究的空间，其方法与成果被国内学界迅速吸收，通过林林总总的试验于文学史的缝隙处重新建立起性别的现代主体性。但这些西来的话语实践能否真正切合到本土文本中，也随即成了讨论的新焦点。研究者们发现，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女性气质的社会决定论，并以此来发掘独特的女性文化，但也会由此错误地强化性别的刻板印象，从而窄化女性的现代性经验，导致一系列的弊端。比如，在理论立场层面上，不加反思地“继承”以性别差异论为核心的女性主义立场，一味寻求文本中女性主体性的线索，呈现出单薄而重复的女性意识碎片拼图；又如，在技术层面上，热衷于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挖掘“无意识”中的女性意识，导致了将主人公心理直接等同于作家心理的逻辑错误；再如，在研究策略上，只注重阐发女性文学的思想意义、文化意义，而忽略了作为审美经验载体的文学文本在生存经验之外，还有着情与理激荡的审美张力。

应当看到，中国文学中的性别话语无疑受到西方理论的启发与催化，但在世界文学的链条上，中国文学的性别话语又是在构建本民族文学图景、塑造中国文学形象的过程中逐渐壮大的。所以，本土的价值观与美学观，具有中国经验和民族记忆的运思向度、书写形态、美学诉求，也应当被纳入研究视野之中。于是，一些海内外研究纷纷做出反思与调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即为两部几乎于同一时期问世的著作：王玲珍的《个人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自传书写》[37]、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38]。前者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式来拆解性别与中国现代性主流话语的研究，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对中国女性自传书写中的主体意识进行全方位的探索。王玲珍指出，尽管女性作家自传性写作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流话语，如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改革等息息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书写长期被忽略、挪用的“个人性”话语，包括女性主体性视角、情感挣扎、跨主体关系，及女性心理、身体活动等。后者则聚焦于性别话语而非性别本身，通过讨论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叙事文本对性别的表述，来探究性别的文化意义是如何被纳入现代认同的框架中，这种超越性别的开阔视野反思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呈现出现代性诉求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关联性。

此后，海内外不少研究也显示出更为冲正的思维与宏阔的视野。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39]在延续一贯的女性主义维度的同时，突出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内省的比较视野有助于在中西参照中理解本土女性书写，但又能将其区别于西方的语境。贺桂梅的《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40]则努力在总体性的问题场域中纳入性别视角，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作品中性别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感召力消解的现象。白露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提出，要将中国的女性主义视为地方和全球的共有现象，鼓励中国用自己的术语去讲述妇女何去何从的问题。罗丽莎的《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41]以不同代群与阶级的女性对现代性渴望的异质性与暂时性，解构了民族主义对整体性、稳定性与不变性的迷思，指出性别应是想象和渴望现代性的中心形式之一。

对于现代性与性别天然的亲缘关系，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y）曾在《现代性的性别》中做出这样的判断：“现代”总是被戏剧化和拟人化，从而获得某种形式上的连贯性，但这个主体被当作男性还是女性，在结果上有天壤之别[42]。她以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和盖尔·芬尼（Gail Finney）为例，前者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43]中将现代性的性别预设为男性，用争夺和抗争的比喻指出现代性是对权威独裁的俄狄浦斯式反抗，指向了积极行动、进步发展和对知识增长的渴望；后者在《现代戏剧中的女性：弗洛伊德、女权主义和世纪之交的欧洲戏剧》[44]中以世纪末的戏剧为例，认为现代性再现的想象性中心是女性的心理和性别，因为家庭纽带和家庭身份对于现代性主体建构起着主导作用。所以，芮塔·菲尔斯基认为：“性别不仅会影响历史知识的事实部分——如应该囊括什么，剔除什么——还会影响我们对社会进程的性质和意义所做的哲学假设。”[45]

由此反观作为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关键词的性别，其与现代性话语的复杂纠葛提醒着我们，既不存在一种作为整体性话语的现代性，也不能仅仅将性别实践视作现代性的附属问题。现代乃至后现代理论大多出自西方视角，而这种视角大多不脱离男性化的规范，其中既缺乏女性的经验与视点，也抹杀了因阶级、种族、民族、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差异。性别话语应当对此做出挑战，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做出顺应本土学术范式演进和文学创作实践的选择。德勒兹认为，“任何概念都不无例外地有一部历史”[46]。无论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是性别研究，其历史均是在海内外研究语境的互动中不断形成并始终开放的，对其在不同时空中生成与延伸轨迹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此间的重要研究范式，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

[1]〔英〕雷蒙·威廉斯：《导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37页，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读书》1995年第2期。

[3]夏志清：《夏志清论中国文学》，万芷均等译，刘绍铭校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4]张英进：《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5]〔美〕魏爱莲：《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马勤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13]〔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9、9页，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美〕孙康宜：《独行的缪斯：自传、性别研究及其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9]〔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0]〔美〕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甄橙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1]〔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4]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李小江等编：《平等与发展》，第3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5]Tani Barlow, ed.,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Writing and Fem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Amy D. Dooling, ed.,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The Revolutionary Years, 1936-19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美〕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杨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8]〔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9]刘思谦：《性别视角的综合性与双性主体间性》，《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0]李小江、白元淡：《阶级、性别与民族国家》，《读书》2004年第10期。

[21]董丽敏：《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2]温儒敏、李宪瑜、贺桂梅、姜涛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405-4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24]钟雪萍：《为什么反思“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王玲珍：《关于中国革命与性别平等/解放的理论再思考》，《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相关讨论还有钟雪萍：《“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5]Wendy Larson,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7[〔美〕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孙绍谊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28]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29]〔美〕汤尼·白露：《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沈齐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0]马春花：《现代、民族与性别——试论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三维结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31]〔美〕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2]Ping Zhu, Gender and Subjectivit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33]Lu Tonglin, Misogyny, 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Xueping Zhong,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5]〔美〕黄心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36]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7]Lingzhen Wang, Personal Matters: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8]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39]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0]贺桂梅：《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现代中国》2003年第3辑。

[41]〔美〕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2][45]〔美〕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第2页，陈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3]〔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健、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4]Gail Finney, Women in Modern Drama: Freud, Feminism, and European Theater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46]〔法〕吉尔·德勒兹、〔法〕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第223页，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