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可以称之为“到民间去”叙事，也可以称之为“到群众中去”或“深入群众”叙事。它起源于中国古代乐府“采风”制度，即乐府官员自上而下到民间采集民歌，以了解民情。这种政府工作方式，后来慢慢演变为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交流的方式，以及交流的姿态，其直接关联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文化中的“到民间去”思潮。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认为，文学应该“以人民大众的信仰和爱好为基础”。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民粹派革命家和文学家将“到民间去”的口号发扬光大。在民粹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穿上农民的服装，深入俄罗斯各地农村，了解农村的状况，体察农民的痛苦生活，教农民识字，宣传民粹派的思想，践行他们的社会理想。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的思想在一战结束前后，传播到中国。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化中就出现了“到人民中间去”思潮，出现了大规模的“到人民中间去”的社会运动。李大钊是率先接受民粹主义“到民间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大钊说：“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做现代文明的引线”，“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黑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利病的人……” “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 “到民间去”这一口号，在延安时期已经由早期的呼吁，演变成一种对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具有指令性的行为框架的指示，它既是理论话语，也具有实践性行为模式的规范功能。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中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与此同时，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出现了大量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作品，比如《到民间去》（田汉）、《田家冲》《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赵树理）、《暴风骤雨》（周立波）等。当代时期，“到人民中间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社会行为模式和文学叙事模式，更是进一步被发扬光大。从“十七年时期”文学，到新时期文学，再到新世纪文学，“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大量的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和主题意蕴。

一、“十七年时期”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十七年时期”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文学中都有较多的表现。

（一）革命历史题材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在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主人公朱大贵、严江涛、严萍等人，虽然都出身于农村，但都在经历了当兵和做学生的生活之后，殊途同归地回到了农村，他们的回乡，显然与一般的城市打工人回乡不同。严江涛、严萍都是经历了“保定二师学潮”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朱大贵也是经历了军队的生活历练，因此，他们的回乡实际上是对五四学生运动行动轨迹的重温。他们的“归去来兮”，完整演绎了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叙事。他们回到农村以后，在父辈的启发和帮助之下，深刻认识到集体斗争的必要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头税运动”。同样涉及学生运动叙事，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更是一个典型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作为对革命有功的“我”——林道静来到河北定县，本来她是去发动农民的，但最终却在老农民德顺爷爷的启发下，认识到“我”是有罪的，那是来自官僚家庭的父辈的 罪恶，所以，她需要“为父亲赎罪”。“为父亲赎罪”的理念，若放在五四新青年的面前，一定会受到启蒙思想的攻击，但在《青春之歌》中，整个小说都以类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了知识分子林道静的 革命经历。小说特别安排了林道静到河北定县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情节。林道静心悦诚服地接受德顺 爷爷的教育，认识到自己的“有罪”并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也是知识分子“到人民中间去”的目的之一，与抗战时期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和教育人民的贵族姿态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说丁玲和杨沫的“到民间去”叙事，在主体姿态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同属于“到民间去”叙 事的题中应有之义。革命历史题材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大多是学生运动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人民中间去”的叙事复现。

这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不但经常构筑着叙事作品的主结构，而且也出现于文学作品的子结构中。田汉的话剧《文成公主》中的文成公主在到吐蕃和亲的路上，深入民众之中“访贫问苦”就是一种典型的“到人民中间去”的情节。同样，在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中也有剿匪小分队“访贫问苦”的桥段——“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京剧《智取威虎山》唱段《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这种子结构虽然只是小说中的一个小段落，但有标识小说作品的人民性的作用。

（二）农村现实题材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到人民中间去”叙事更为常见。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第一部）所讲述的故事，其实就是下派干部邓秀梅的工作经历。虽然小说多次转换叙述人和叙述视角，但主体部分却是邓秀梅的“下乡”。无论是乡支部书记李月辉的保守，还是其他积极分子的作为，甚至是落后分子的反对合作化的行为，都发生在邓秀梅的视野中。青年干部邓秀梅在下乡之后，经受住考验和锻炼，增长了才干，并获得了升迁。对于女主人公邓秀梅来说，“到人民中间去”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虽然不像《山乡巨变》中有一个覆盖全局的“到人民中间”去的邓秀梅的视角，但小说中的县委老刘依然是一个下乡走进人民之中的领导者形象。他深入群众，运用自己的领导艺术，很有权威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农民解释了党的农业合作社的政策；在“整党”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村长范登高，并代替支部书记王金生宣布了对老干部的处分。此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在柳青的《创业史》中有着同样的体现。梁生宝在蛤蟆滩的创业，当然算不得“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但这部小说同样不乏“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县委陶书记、杨副书记、区委王佐民书记和下堡乡支部书记卢明昌，他们作为上级领导，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其中，王书记到蛤蟆滩，帮蛤蟆滩互助组制订生产计划，亲自到北原上参与防治吸浆虫的斗争，就是这一叙事的明显体现。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也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到人民中间去”叙事。萧长春虽然是东山坞的村干部，但他从部队转业回乡和从水库工地回到东山坞两件事情，基本上可以就其行为轨迹论定为稍加变形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而乡党委书记王国忠更是一个标准的“到人民中间去”的典型人物。他在萧长春遭受富裕中农“闹粮”阴谋的压力和副社长马之悦从中作梗之后，来到东山坞，深入田间地头，深入农户，了解农民缺粮的实际情况，批评了马之悦的资本主义思想，并指导萧长春按照《三国演义》的谋略，与马之悦等人展开周旋，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些“党的工作者”形象带有《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同志的痕迹，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领导者形象，正是因为他善于“到人民中间去”开展调查研究，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农村合作化运动题材小说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与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小说中青年学生“到人民中间去”开展阶级斗争和接受贫苦农民教育和改造自我不同，《创业史》《山乡巨变》和《艳阳天》等小说中的“到人民中间去”的主体大多为领导干部，这些人物的下乡行为很少有改造自我的成分，主要是下乡指导工作和对某些难以决断的事情做出裁决，如对某些党员干部的经商行为做出定性和对这些人的行为作出组织处理等。此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往往被研究界称为“工作队”叙事,其基本的意义表达虽是一致的，但此种叙事中的类第一人称主人公往往为高屋建瓴地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施加影响的上级党的领导，大多是县委和区委的书记或副书记（乡长或区长等大多因外出“培训”而缺席叙事，只有《艳阳天》中的乡长真正涉入叙述，却是个负面形象），都属于领导精英。他们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深透，并对下级乡或村工作中发生的争议掌握着政策的解释权和裁决权，属于政策权威。他们一般都支持年轻干部，比如老刘支持王金生，朱明书记支持邓秀梅，县委杨副书记和乡里卢书记支持梁生宝，王国忠书记支持萧长春。他们以身作则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但是，由于这些“到民间去”的主体，大多有上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因此，小说第一人称“我”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地位，又大多具有领导的权威。这种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的叙事，在“文革”时期得到了延伸，如电影和歌剧《杜鹃山》中出现的“党代表”柯湘及其行动路线，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的一种类型。与此种叙事具有同构的是一些反官僚主义的作品，如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及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等，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到人民中间去”叙事的变形，他们借助于人民的力量，对官僚主义进行针砭，同时“担当着合法性论证，权力话语植入和表现英雄成长等功能”。

二、新时期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新时期文学在文化功能上与“十七年时期”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却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与“十七年时期”文学相比，这一叙事在主体形象、权利地位和情感表达上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型式。

（一）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伤痕文学主要讲述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被迫”“到人民中间去”的故事。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以受难知识分子的身份展开叙事，主人公章永麟既如一个儿子又如一个丈夫一样，受到女主人公马缨花、黄香久的保护、喂养和拯救。这两个被隐喻为“人民母亲”的女性，给受难的章永麟以重新走向人生的勇气。王蒙的《在伊犁》、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都是以第一人称回忆了当年他们在人民中受到的厚待，并以重返故地、重温历史和重访故人的形式，塑造了温柔、善良的“人民母亲”形象，表达了他们对“人民母亲”的感恩之情、忠诚之志。在这些伤痕文学中，叙述主体大多是第一人称“我”。即使是第三人称，也由于主人公与创作主体生活经历的高度同构，而具有第一人称的身份特点和抒情性。这个第一人称“我”，其身份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既怀有“到人民中间去”的使命，也具有“到人民中间去”的实际行动。虽然他们的“到人民中间去”不像五四文学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我”那样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但是他们同样获得了人民的滋养，更加认识到了“人民母亲”的伟大；也因为他们的受难，而坚定了对人民的忠诚，以及对人民的感恩。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完整地复制了“到人民中间去”的所有环节，甚至还增加了一个“回访”的流程，并因为这一流程的增加，使得整个作品更加具有抒情性。

知青文学的作者，大都是在特殊年代下放的知青。他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践行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都以自己的人生完成“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知青文学作家表达了与伤痕文学相似的“人民”情怀。

知青文学中的主人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也同样是要感恩人民的伟大。路遥的《人生》中的高加林虽然只是高中毕业回乡，但他依然践行着“到人民中间去”的行动路线。他在农村“发现”了村民思想观念的保守，比如他与巧珍谈恋爱受到了围观；他发现了农村人生活的不卫生，如水井很脏（他给水井撒漂白粉被当成了下毒）、不知道刷牙（他带头刷牙，结果被当成了瞎鼓捣）。他一方面感受到“人民”的愚昧和科学知识的匮乏，另一方面又将人民看作是收留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热情赞颂了他们的博大胸怀和包容心。知青文学中的其他作品，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啊！香雪》、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也都以知青的视角，亲历性地叙述了作者到人民中间去的见闻和感受，以及他们回城后对人民的感戴，表现了人民的宽厚和善良。总体来说，知青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既表现了下放知青对人民的启蒙观察，也表现了他们对人民的感戴之情。虽然也有例外，如同样作为知青文学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王小波的作品则以针砭国民性弱点为主，但这样的作品并不是主流。

（二）改革小说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受到上级的委派到电缆厂任厂长，对由保守势力掌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下派干部的叙述是很多改革文学的共同故事模式。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车队女队长解净、《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的饭店经理牛宏，李国文的小说《花园街五号》中的刘超，陆文夫的小说《围墙》中的新任建筑设计所所长“我”都有着或被上级委派到基层，或自愿下到基层的共同经历。柯云路的《夜与昼》可以说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代表。小说中的李向南也是受到上级的委派，在家庭势力的支持下，到古陵县去搞改革。这些故事都有一股罗曼司格调，故事中往往安排男主人公与基层的女主人公谈恋爱，如乔光朴和厂里的童真谈恋爱；或安排了一个女主人公陪伴男主人公一起到基层，如女记者林虹和李向南一道去古陵县。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中的主人公，都有类似于赵树理小说中的干部那样，都是强力地深入民间的改革者，他们既手中有一把“尚方宝剑”（某上级机关的改革指示），又深得民意支持。这种“到民间去”叙事甚至出现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老庄》中。小说中的高子路虽然出身于高老庄，却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回到高老庄。他到高老庄，不但要了解农村的现实和困境，要在乡村中“搞改革”，而且还要在乡村中“搞人种改良”。

（三）寻根文学和文化反思小说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到了由知青文学发展而来的文化寻根文学中，有关“人民”“民间”身上的蒙昧弱点，都倏然消失不见了，“人民”或“民间”的神秘力量则被发掘了出来，并为创作主体和作为作者化身的主人公所崇拜。阿城以一个下放知青的口吻讲述了主人公“我”对具有神秘魅惑力的“乡下奇人”的发现。《棋王》中的世外高人王一生，儒道合一，“何以解忧，唯有下棋”。《树桩》中的李二，是一个被喧嚣世界湮没了名和姓的民间歌手，其生存如同无言的枯树桩，但就在其行将就木之际，一曲风流绝顶的山歌，令所有的人骤然忆起他往昔的光彩，由嘲弄、蔑视而震惊、崇拜，并在他的身后传诵不绝。《树王》中的肖疙瘩和他佑护着的山与树，面对着野蛮的践踏，把一切潜隐着的能量都付与了那升腾着的火焰，最后一展他们那为世事纷扰所遮蔽的价值，其精神在空中撞击、断裂、纠结、升华，山为之惊叫，人为之悚立，宇宙为之惊慌。虽然“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是知青“下乡运动”的产物，虽然叙述主人公与农民之间的接触是分离式的，但他们都对民间怀有虔诚的崇拜，相信民间的力量。阎连科的《寻找土地》中的叙述者——死亡士兵的灵魂，也是一个“到民间去”或“到人民中间去”的角色。他跟随着自己的骨灰盒回到了故乡马家峪。故乡的人民为流浪的亡灵举办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大出殡，给人性提供了一块赖以栖息的净土。在阎连科的叙事中，深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民风民俗的力量被发现和褒扬。

但是，在同样具有“到人民中间去”叙事特征的文化小说中，这一表现则较为复杂。在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作为“落入”民间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不但没有受到民间的关爱和包容，反而深受其歧视。陆文夫的小说《井》中的徐丽莎，也因为受到“井”旁的流言蜚语的“围剿”，而不得不投井自尽。小市民社会（另一种“民间”）在启蒙视野中，成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力量。这种叙述延续了鲁迅的文明批评的启蒙精神和书写民间社会的一般手法。文化小说与寻根文学发端于同一时期，却对民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实在意味深长。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运动与“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新时代以后的文学，出现了两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一种是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主题的创作，一种是以“纸上还乡”为主题的创作。

扶贫和乡村振兴主题创作兴起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随着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很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被抽调到村里任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等。而这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和“到人民中间去”的具体体现。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作家的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待事实的处理方式，也决定了他们讲故事的方式。由于从事下乡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干部身份各不相同，因此，以他们的口吻讲述出来的扶贫和乡村振兴故事，也就色彩斑斓，情节结构的处理体现了他们的职业特色。同时，乡村振兴叙事也由于职业特色的过多牵入，也导致了一些乡村振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主题。

紧紧围绕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主题，是这一类“到人民中间去”叙事的使命。曾经有过驻村干部经历的文联专业作家余同友，就充分发挥了他在文联工作的生活积累。他的小说《找呀找幸福》就不但将小说中的扶贫干部李朝阳设计为“文联干部”，而且还充分利用文联的资源设计了农民将文联创联部理解成“窗帘布”的桥段，还特别在王功兵家的楼顶上组织了一个由脑瘫儿童、卖丧葬品的大妈和音乐家组成的架子鼓乐队的故事。余同友利用文联清水衙门的名声，设计了别有意味的故事冲突，一方面是村民的怀疑，另一方面是李朝阳利用自身优势成功帮扶女儿脑瘫的贫苦户王功兵脱贫致富。小说虽然是一个扶贫的故事，在叙述中设计了不少的障碍，但小说写得非常有趣味，非常有喜感。同样出身于省作协机关的作家李云的小说《渔光曲》也带有特定的机关部门的痕迹。小说《渔光曲》的叙述者，是被镇书记派去做阿香婆工作的挂职女干部杨瑶瑶。显然，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叙事，但作者为了消除“我”与“她”的隔阂，就附灵于这个人物的身上，使得杨瑶瑶的意志成为“我”之意志的代言。因为杨瑶瑶是受镇书记的指派去做阿香婆的工作，镇书记的指示就成为她的工作目标。政府的日常工作形态就是解决问题。所以，在杨瑶瑶的视野之中，阿香婆及其养在上马墩岛上的牛，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杨瑶瑶的男朋友刚子拍视频导致上马墩岛成为旅游打卡地，造成环保压力而受到上级的批评，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小说的出奇之处在于，在“环保”线索之外，另立了一个“开发”的线索。这看上去与“环保”相冲突，但也是地方政府不得不为的一项工作。怎样在“环保”和“开发”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这当然是地方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始而“环保”终而“开发”却使得基层工作者杨瑶瑶疲于奔命。这种“环保”与“开发”的矛盾，在造成杨瑶瑶工作难以笃定的同时，也造成了阿香婆和她的牛群命运的动荡不居。当然，最后实现了神奇的妥协，即在岛上建设污水处理厂以保留牛群、保留黑树林，保持岛上生态，同时又另外建设游乐设施。杨瑶瑶的这些日常工作，看上去事事处处关联着阿香婆，但其实是与阿香婆没有多少干系的，她和她的牛群只不过被动地等待处理而已。小说以杨瑶瑶为视角的叙述，非常鲜明地突出了以“服从”为基调的驻村干部的工作特色。而这正体现了作为实际工作者的“我”，对“环保”和“开发”持并举的工作态度，也体现了“我”对于阿香婆及其所代表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改造”“利用”态度。

虽然说扶贫和乡村振兴是一种主题创作，在扶贫和乡村振兴叙事中利用主人公扶贫干部的职业背景而构思情节，并让他发挥职业优势达到扶贫目的无可厚非，但往往也会造成叙述对“主题”的偏离。作家赵志伟是一位企业家，也曾经有过扶贫经验。他的小说《映山红为什么这样红》与一般的扶贫题材小说中所书写的神一般的扶贫干部不同，小说中的冶炼厂老板老赵和老罗，都是在环保风暴中不得不进行“产业转移”的人。他们一方面将企业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为自己的企业找到了出路，另一方面又借助企业的产业转移而达到了扶贫的目的。小说中所设置的“一石二鸟”的桥段，更符合实际生活，也更别有意味。当然，这种故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主题。而出自公安机关的扶贫干部，则以破案扶贫。出身于公安机关的驻村干部孙明华的长篇小说《授渔记》以公安干警梁双喜的扶贫工作为线索，讲述了他在扶贫的过程中发现了村长充当黑社会老大，杀害上一任扶贫干部的故事。扶贫中加入了侦破，叙述中偏离扶贫的主线，蜕变为公案小说了。扶贫和乡村振兴叙事，一般都属于工作性质的叙事，很少在叙事中虚构扶贫干部和帮扶对象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李国彬的小说《李要饭要饭》却是一个例外。它是一篇新鲜、活泼、诙谐，也很入时的“扶贫罗曼司”。小说围绕着脱贫主题，讲述了一个乡村脱贫项目竹制品厂的兴建和倒闭过程，讲述了一个挂职干部与其帮扶对象之间的爱情故事。挂职干部与帮扶对象之间成为了一对恋人，挂职干部的身份也就不再是外在的“他者”。而“到人民中间去”的最高境界，当然就是成为其一员，这样的隐喻骤然消解了“到人民中间去”修辞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主格和宾格之间的间隙。相较于很多怀乡作品的“离乡”的远距离凝视，这篇小说采取了“在乡”叙述的方式，所以，看上去似乎偏离了主题，但实际上却深化了主题。

在“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中，主格与宾格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虽然属于“二元”格局，但绝不是“对立”的关系。就扶贫和乡村振兴主题来说，帮扶者身怀使命而来，诚心诚意地工作；作为帮扶对象，心怀感激地接受，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也会出现例外情况，使得理想状态破局。余同友的小说《颗粒归仓》讲述了一次失败的舆情解决过程。乡镇干部为解决舆情，去帮助一户村民割稻子，反而为村民的儿子王来所要挟。小说通过做好事割稻子的乡镇干部与村民儿子的冲突，表现了乡镇干部的辛苦，不被理解，以及村民的懒惰。小说采用了不同人物的分头讲述最后汇总的手法，将做好事的尴尬表现得别开生面。朱斌峰的小说《山上的云朵》也讲述了本土企业家回乡创业扶贫的一波三折，多少带有点启蒙批判的味道。小说以一个疯傻孩子的眼光来讲述，使得乡村振兴故事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假如比照现代时期的一些启蒙叙事，《颗粒归仓》和《山上的云朵》无疑有着欲说还休的启蒙批判精神。

从叙事上来说，由于很多作家都曾经以驻村干部的身份来写作，因此，这种“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大都有着亲历记的叙述特征，小说的叙事也大多以亲历者“我”为叙事者。即使有些作品的作者，并没有亲历乡村扶贫工作或乡村振兴工作，叙事也以第三人称叙事，但也主要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事。而在情节的设计中，不但采用情节化的手法，写出扶贫干部工作的一波三折，而且，结局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具体来说，这些小说都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写乡村的贫困，再写扶贫和乡村振兴活动中的“不被理解”和遭遇的困难，再写通过驻村干部艰苦细致的工作，贫困的村民得以脱贫致富，乡村的面貌得到了改变，村民一起走向了共同富裕。最终，那个“到人民中间去”的“我”（驻村干部）在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得到了凸显。总的来说，有关大学生村官、机关事业驻村干部的扶贫和乡村振兴事迹的叙述，在情节模式和表现主题上，重现了“到人民中间去”的叙述模式。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也就是那些早年离开乡村而后又重返故乡的叙事，这样的叙事经常被文学批评界称为“纸上还乡”。在梁鸿的《梁庄十年》《中国在梁庄》等作品中，主人公或者还乡者大多是离开乡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新的时代里，回到作为故乡的乡村，重访故地，访问亲友和乡民。这些作品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直面乡村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因为创作主体与乡村的故乡关系，其叙述又充盈着对逝去故乡的忧愁情感。这种“纸上还乡”叙事中的叙事者身份，非常类似于知青文学中的“返乡知青”。在这种叙事中，创作主体（也是叙事者）是作为曾经的乡村之一员而出现在乡村现场的，“曾经的乡村”和“现实的乡村”构成了一种对照，所引发的情感是由“面向过去”的叙述姿态所造成的。虽然这种叙事和“乡村振兴”叙事可以归属“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二者的叙述起点都在乡村寥落的现实，但乡村振兴叙事却是“面向未来”的。前者必然导致故乡不再的伤怀，而后者必然带来浪漫的豪情。而无论是“纸上还乡”叙事还是“乡村振兴”叙事，又与那些将乡村作为旅游休闲好去处的叙事有所不同。

四、结语

文学叙事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一般来说，其“主格”大多是知识分子或革命者，而其“宾格”则大多是被称为“人民”的底层百姓，“到”的句式表达了一个由“上”而“下”的行动趋向和行动过程。这种叙事本来是一种文化思潮，继而又演变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行为模式，并进而成为一种文学叙事模式。其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行为模式、理论话语、政策话语，还是一种文学叙事，都表达了“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到人民中间去”叙事总是关联着具体的历史语境，特定的历史创造了创作主体的“到人民中间去”的经历和经验，从叙事来说，一般都为亲历性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虽然在叙事程序上与现代时期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有着叙事模型上的一致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的历史工作任务的不同，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 色彩，也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表达功能，如社会动员功能、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功能、发现民间力量的 功能、反思国民性的功能和振兴乡村社会反哺人民的功能，等。比如20世纪50—60年代，党的农村工作 任务主要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因此，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到人民中间去”的主人公，大多为党的各级领 导干部，他（她）们“到人民中间去”的任务，也主要是为了解决“人民”中间存在的对待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态度问题。这一时期的若干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则主要叙述青年学 生“到人民中间去”发动群众干革命或改造自我。而20世纪70—80年代则比较复杂，既有改革小说中 “到工厂去”领导人民搞“改革”的叙事，又有伤痕小说、知青小说中“到人民中间去”接受人民的恩惠 和感恩人民对自己庇护的叙事，又有寻根文学中对“民间力量”的重新发现。新时代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主要以扶贫和乡村振兴叙事为主题，表现了驻村干部对乡民思想和生活帮扶的经历和工作努力。

作为一个近现代以来出现的叙事模型，作为一个发生于近现代政治革命史中并被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文艺传统，当代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不但体现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和文艺政策的一贯性，而且阐述了党的领导者或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映照出党和知识分子始终如一的对“人民”的信仰，以及面向“人民”定义自我的精神追求。同时，虽然很多作品都叙述了“到人民中间去”的主体在践行“到人民中间去”的过程中，试图努力与“人民”融为一体，但作为“到人民中间去”的主格，在“到人民中间去”的过程中，主格和宾格天然地处于叙述的两端，它们之间的二元性和疏离性，又是不可避免的，而正是这种二元性和疏离性创造了“到人民中间去”叙事的戏剧性和张力。

（注释请参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