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们夫妇之间》对这种与时俱进的认同风波的假设和演绎，并非基于对私人情感、小家庭的认知，而是基于对共同体情感、事业、未来的认同。作者有意将如此重大敏感的题材，建立在家庭生活与夫妻关系书写之上，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夫妻关系与家庭风波，使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学趣味兼容；另一方面，人们也愿意看到传统题材书写如何在新语境中获得新元素，在新的生活形态和历史语境中呈现新的张力。在现代革命迈入当代历史语境的前提下，萧也牧找到了“夫妇之间”与“我们之间”在结合意义上的相似性、共通性，尽管作者的初心应该是想强调它们的相异性和时代性。如此一来，这篇小说就不再是私人事件，“夫妇之间”“我们之间”，这个“之间”充满着丰富的象征意味，其间的诸多结合、结合的过程与结果的逻辑关系、对这种逻辑关系的认同与维护，每个环节各有深意。更何况，所谓结合本质上就是一种认同。形而上与形而下、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主义与问题、生活与抒情，可谓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在新历史语境下，事物必然要遭遇再认同，但又未必那么容易进行再结合和被结合。正是在这种必然与未必然的错位与矛盾中，《我们夫妇之间》引发更多思考。

壹

“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1）

《我们夫妇之间》写于1949年秋，1950年1月刊登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2），被认为是一篇“‘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很生动而能说明问题的‘好’作品”（3）。评论界对其写作方式表达了认同。《我们夫妇之间》的成功不仅促进了其他同类作品的发表，也激发了萧也牧的创作热情（4）。

《我们夫妇之间》的文学影响主要在读者和社会层面。康濯曾听萧也牧讲起“《我们夫妇之间》和《海河边上》，合起来总有一二十个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党报和团报”（5），共青团中央出版的《青年的恋爱与婚姻问题》收录《我们夫妇之间》，“由于团组织系统阅读的需要，全国各地加印此书，其印刷量已经无法真正统计，但其总量肯定很大”（6）。至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我们夫妇之间》，如唱本、通俗剧本、连环画、小人书的改编，使《我们夫妇之间》更加普及。

1951年5月20日，《武训传》批判开始。6月，李定中（冯雪峰）、叶秀夫、丁玲等相继对萧也牧展开合力批判。批判从小说文本逐渐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写作”“进城问题”“城市题材书写”“日常生活题材写作”“真实性问题”“叙事手法”等方面。自此，关于《我们夫妇之间》及其引发的系列评论、批判和研究，以至于后来的“萧也牧事件”，合力形成了一桩中国当代文学史事件。然而据统计，“至今共出版了有近一百种的‘当代文学史’……其中仅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了‘萧也牧事件’”（7）。如此说来，这一事件的有些研究并未敞开，那么还有什么通道能够进入这一事件，进而展开文学史观察呢？

1950年7月12日，萧枫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谈〈我们夫妇之间〉》，他在谈及作品时认为：“对于李克，作者的态度，就有些模糊不清了”，“作者忽略了十二年革命工作对一个人应有的作用，这是不真实的，因而说是不典型的”，“作者实在也没有给李克以明确的批判”。他又指出：“其实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这个主题，像这样用夫妻关系来表现，一般地说来是不很合适的，最好放到生产斗争和革命工作中去，这是一个主题思想和题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8）逻辑上说，作家如何表达某个主题属于创作自由。萧也牧试图通过小说来表达对新政权的认同与热爱，也是他的认知与选择。他用一对战时夫妇和新政权节节胜利的同步成长，表达他与时俱进的思想成长。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当然也是一种结合，而且是阶级感情和政治同盟上的结合。一方面，张同志和李克的结合，也是两性情感和家庭伦理关系的结合。事实上，任何结合的理想状态，都是以互动、稳固、相濡以沫为标准，这是符合人情事理的。另一方面，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以夫妇人伦、香草美人之喻比拟社会政治的书写往往自带风险。毕竟夫妇人伦的结合关系有牢靠、稳固的理想一面，也有人性欲望与兽性破坏的本能属性。

可是，任何结合的理想之美好，其魅力恰恰来自对这些欲望与破坏的把控张力。当萧枫指出其实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主题用夫妻关系来表现不很合适的时候，想必他已感觉到存在比拟不伦的风险。既然如此，无论是哪个作家，无论是何种情节模式、叙事方式，既然选择了以夫妻关系来比拟认同叙事，就天然地无法置身事外，也无法跳出这一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弱化人物的私人生活元素和个性、性别差异，抹平故事的象征效力，尽量切断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对应关系，加强叙事的理想氛围，从而增强小说人物与故事内容的群体共性和象征意味，这一点在“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呈现得尤为明显。

作家选择写什么，有时并非是主动选择。作家如何写，同样也并非完全独立自主。一定程度上，作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代人立言。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多少都有些不自觉的“为生民请命”的崇高动机，这种使命感固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也每每带来一厢情愿的隐忧。尤其是当接受者并不领情，甚至不认可时，艺术与现实间的尴尬会令作者处境艰难。既然如此，对萧也牧的批评，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自然就包括了对作家和作品的批评，也包括了对作家与代言人关系合理性与叙事合法性的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看起来，主题、题材貌似巧妙地沿袭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作家将美好的期待，放置于参与、接纳和欢呼新政权到来的语境之中，这无疑是锦上添花的叙事。然而，一旦聚焦文本的信息符号和象征意味，这一结论便经不起推敲。作家忽略了夫妇人伦关系的私情、欲望与破坏力的天然属性与其他关系的结合不兼容，这种不兼容在夫妇人伦关系里靠感情、理性、传统诸多力量共同完成超克。但对于其他关系的结合，显然人们并不会这样去包容和超克，而是选择规训和惩罚。

《我们夫妇之间》一开始就过于被这种比拟关系的叙事理想所吸引，作者预见了这种比拟关系美好的一面，却把风险忘记了。为了书写结合的美好，他仍旧按照夫妇生活的逻辑，大书特书其结合的波折和转变，并没有记住已被规定好的对应关系和象征位置，这就更放大了对私情、欲望、破坏的解读风险。文本的艺术趣味是由作品生成的，但同时也指向了作者和作者所在的群体（阶级），这是一种关联与结合，也正是化名“李定中”的冯雪峰批评该小说的核心思想：“我当时读了《我们夫妇之间》以后，很觉得反感，我不满意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那种不诚实的态度。”“第一，我反感作者的那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最严重的一点，而且我并不觉得我说得‘过火’。”“现在再说我反感的第二个理由。我以为作者的趣味是不高的……尤其内容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则作者简直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恰恰有点像癞皮狗……我就要踢它一脚！”（9）

归根结底，“写什么”的问题是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引发诸多批判的根源。萧也牧后来应该是对此有所认识，他对作品进行了修改。1950年7月，知识书店出版的萧也牧短篇小说集《海河边上》收入了《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12月，此书推出第2版，有明显修订痕迹：“第一，去除‘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宏大命题；第二，删除李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趣味；第三，去掉对工农兵‘不雅’言貌的描写。”（10）1951年3月，青年出版社出版萧也牧小说集《母亲的意志》时，将修改后的《我们夫妇之间》收入，同时添加“附记”。萧也牧在“附记”中说：“收在这集子里的《我们夫妇之间》一篇，曾在我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海河边上》里印过。后来不断接到读者的来信，对这篇东西，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我根据了这些意见，修改了一次，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觉得需要重印一次，所以又收在这集子里。”（11）然而，萧也牧主动服膺的姿态迟到又朦胧，此举并没有让他逃过被批判的劫数，后续批判者依据的仍是《人民文学》刊载的初刊本。其实，迟到的觉悟本来就于事无补，还被看成主动认罪的证据。

萧也牧作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考虑的是艺术张力的逻辑，而不是生活逻辑和政治规约的威力。张小霞认为：“故事继续前行，分出两条叙事小径。其一，两线分离，文章以夫妇关系的破裂结束；其二，两线合拢，夫妇之间重归于好。萧也牧选择了第二条叙事路径讲述故事。然而却错选了两线合拢的方式。……因此，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李克应该向张同志靠拢，才能保证政治正确。可是，萧也牧却在生活惯性的推力下做了错误的选择。”（12）或许，更好的解释是，萧也牧的选择不是生活惯性的推动，而是艺术惯性使然。这既是作为小说家的萧也牧的才情呈现，也不排除他有成为一个新中国礼赞者的热情，甚或豪情。因为从《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一）》（13）可以看出，萧也牧的创作成绩最佳。

萧也牧对夫妻关系这一题材的设计，选择了我们夫妇之“间”来着眼。间，隔也，即隔膜。“我们”既然已成“夫妇”，着眼点应该在合而不在隔。“我们”与“夫妇”，是二而一的关系，不应有“间”，更无论“之间”。萧也牧却偏偏看取了“我们”和“夫妇”的“之间”，因为他是作家，他在制造和寻找叙事波澜与艺术张力。在这个意义上，萧也牧的“写什么”既是题材的选择问题，也是如何看待题材的眼光问题，既关乎写作艺术本身，又不仅仅是写作艺术。故而，基于学术辨析与求真的旨趣，即便是出于最低限度的思考与追问，也应该是对作者“怎么写”的揣摩，这自然也就包括了对作者这样写、为什么要这样写的读者回响反思、文本解读推理与本质阐释的逻辑追问。

贰

 “怎么写”的艺术与政治

1950年1月1日，《人民文学》刊登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秦兆阳时任刊物小说组组长，他回忆道：“收到这样主题新鲜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14）萧人曾著文赞扬这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是一篇很生动而能说明问题的‘好’作品”（15）。甚至连批判者陈涌也承认，这篇小说“有一些写得真实、令人感动的地方”（16）。显而易见，《我们夫妇之间》的真实、令人感动、典型和有代表性，首先并非出于某种创作流派和团体的现实针对性，而是源于小说人物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小说情节的现实聚焦、小说细节的生动具体。萧也牧谈及写作《我们夫妇之间》的经过，讲述了“错误”的形成起源于“恰好听到一种议论，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原因是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至于什么人的‘趣味’，什么人的‘人情’，则说得很模糊，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17）。可正是萧也牧认为“说得很模糊，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的地方，构成了这篇小说最耐人寻味的艺术生长点，也恰恰是这一题材所包含的夫妇人伦关系中私人空间、个人欲望的道德两难的魅力所在。不仅如此，连参与构建这些私人空间的公共事物，在小说中也被染上私人色彩。毕竟日常化生活天然就包含了浓厚的私人色彩。面对“萧也牧事件”，张小霞认为：“许多作家因为日常化书写最易招致恶谥，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所以选择了能够证明新政权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材进行书写。但是，日常化书写作为生活常态并没有就此消亡。大多数作家进行了写作改道，选择了与萧也牧不同的写作路径表现日常生活。他们以从日常生活洞悉政治思想问题为模式，将日常性中的私人生活领域归之于社会‘公共性’的敌人。”（18）如此一来，公共与私人相对而言，带上了阶级对立的色彩。《我们夫妇之间》对艺术真实性的追求，不仅造成读者阅读取向选择的失衡，更引申出对写作者思想动机的拷问。动机论的演绎当然是非文学性的，却是勾连文本内外最有冲击力和破坏力的通道。

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写这些，正是批判的逻辑所在，也是一些参与者的正义感和力量之源。丁玲曾对萧也牧的“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进行呼应，在1950年专门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丁玲说：“这些书是否主题狭窄、单调，使人不耐呢？以我来看，我是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的。”（19）如此，我们自然也就可以理解冯雪峰义愤填膺的批判激情，也可以反观丁玲带着女性主义因素的批判。丁玲认为男主人公李克是个“很讨厌的知识分子”，“最使人讨厌的是：他高高在上地欣赏他的老婆的优点哪，缺点哪，或者假装出来的什么诚恳地流泪了哪，感动了哪，或者硬着脖子，吊着嗓门向老婆歌颂几句在政治上我是远不如你哪，或者就又像一个高贵的人儿一样，在讽刺完了以后，又俯下头去，吻着她的脸啦……李克最使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假装出一个高明的样子，嬉皮笑脸来玩弄他的老婆——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20）。

丁玲对萧也牧的批评有着生动而严谨的过程感，或者说融合着公与私无缝对接的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意味。在批判升级之前，丁玲曾给萧也牧写信说：“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做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艺术等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是在哪里。”（21）直到1978年，当谈到这封公开信的时候，丁玲始终坚持“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22）。

可以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怎么写”问题，导致一系列批判接踵而来。1951年8月25日，萧也牧所在单位《中国青年》杂志社发专号批判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这份仅33页的刊物，用了10个页面谈萧也牧的错误倾向，从思想根源到具体作品：“不过使我们感到有些惊奇的是：像萧也牧这样一个长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农村中经过锻炼和斗争、并有过相当长期的革命的创作活动历史的人，却仍旧写出了这样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23）1951年9月10日，《文艺报》第4卷第10期“文艺动态”栏目刊登《中国青年》讨论萧也牧作品的消息，同时开辟专栏“读者中来”，刊发《对批评萧也牧作品的反应》，共5篇文章。贾华含以工人身份批判萧也牧，声称“这种违背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创作思想，不顾生活的真实，而且追求低级趣味，损害劳动人民的形象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倾向，也侵蚀到我们工人作者中间来了”（24）。1951年9月25日，《新华月报》也于第4卷第5期发表《对萧也牧作品的批评》。原来表示赞赏和肯定的评论者也纷纷转向。1951年10月25日的《文艺报》第5卷第1期，萧也牧发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25）。同期刊发的康濯的《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成为萧也牧批判运动的一个重要节点。

1951年11月，京津地区文艺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此时萧也牧已经成为反面典型。周扬点名批评萧也牧：“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嘛，我们在小说和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中也领教过了，它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趣味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玩味着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把政治庸俗化。这难道和我们在创作上所提倡的，要正确地表现人民中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要严肃地表现政治主题的要求是能够相容的吗？”（26）

接下来众多的批评意见，更是直观呈现出对《我们夫妇之间》“怎么写”的读者理解。陈炳然的《〈我们夫妇之间〉读后》是《我们夫妇之间》的第一篇评论，他认为小说反映了“刚自农村进入城市时部分干部的思想意识”，也指出了“作者对李克的批评是不够的”（27）。接下来，大量批评者的意见开始集中在现实主义维度上，如“人们会以为这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客观上是歪曲了现实的”（28），“萧也牧的作品的致命伤就是不符合于生活的真实性。越是拿出生活来对照，那么，这些作品就越是显得破绽百出。这种对生活的违反，老实说来，竟到了粗暴的地步”（29）。陈涌认为，该作品的女主人公“就算她身上还带着一些农村的狭隘保守的观念，也怎么可以描写成为一个经常为了一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吵的人？”（30）丁玲甚至质问道，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哪里会是像你所描写的那么一个雌老虎似的泼妇样子呢？你怎么能把当着典型来写的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写成是偷了丈夫的稿费往家中去寄钱的呢！”（31）

上述这些对《我们夫妇之间》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质疑，当然是源于中国式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如“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于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的真实”（32）。貌似纷纭的各种逻辑简而言之就是：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现实可以改造和表现，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皆源于这种“观点、立场”。

小说情节元素的真实，无疑只是“怎么写”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小说情节展开本身，它直接比拟着现实生活流向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故事情节似乎成为对生活面相的呈现——小说文本面相。艺术虚构竟然造成对生活未来的预设焦虑，这或许是特定语境下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别有趣味的再造。张小霞认为，《我们夫妇之间》的女主人公张同志“最终表现出了对于城市文明的认同，向着李克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方向趋近。李克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教育，传染了资产阶级的‘坏的现代性’，是属于阶级根性的变质。而张同志作为典型的工农兵干部，在进城后向小资的‘趋同’，表现了革命基础的动摇。这违背了中国共产党‘进城’的初衷，也是毛泽东最担心的”（33）。这种来自事件发生几十年后的新一代研究者的认知，呼应着和“萧也牧事件”制造年代同样的本质主义的阐释思维，在洞见之外更充满着令人震撼的不安感。

文本中大量的感叹号、第一人称的叙事、叙述者的虚实、文本结构的三段论式……可以说，从“怎么写”的层面，《我们夫妇之间》实在充满着太多可供解读的文本症候。新旧时代转换的张力、历史总结者与展望者的激情、城乡空间与文明的切换、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个人与集体对新生活的热望，诸如此类的丰富理念与情感，都可以在这一篇幅并不长、文字并不精炼、叙述并不复杂、结构仍显稚拙的文本中找到对应。从“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到“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二者的递进关系及其情节见证，是《我们夫妇之间》的内在逻辑。这本来就是一个宏大的政治主题，更是一个关于阶级、政治、国家的公共主题，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的渐进式结盟，用小说原话来说就是：“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除了结合的顺序是以“知识分子”打头以示主动之外，“真是”两个字同样具有特别意义。谁去结合谁、结合是真是假，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在革命语境中不言自明。与此宏大主题相对应的，小说设计了男性知识分子与女性工农相结合的模式。且不说这种大小与公私的对应设计本身的不伦不类，多少存在一些世俗化趣味，单从作者费尽心思设计的这种身份匹配关系，愈加呈现出这些用心之处的言外之意。

萧也牧选取两性的结合来实现宏大叙事意义上的社会政治联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文学叙述，这种比拟虽然不太合适，也终归言之有据。这其中既有中国古典文化香草美人的比喻传统，也是现代革命叙事允许的同类譬喻。然而，以日常生活中夫妻的磨合，来比拟革命政治意义上毫无悬念、干脆利落的结合，不得不说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夫妻组合家庭后，情感、思想和生活习惯上需要一定时间磨合，这是人之常情。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这是政治任务和阶级使命，容不得半点犹疑和回旋。在生活上，虽然是“我们”，虽然已成“夫妇”，虽然理想状况下应该亲密无间，但还是允许“有间”。然而，在革命政治与阶级联盟的意义上，“我们”不过都是宏大主体的一分子，“夫妇”身份退居次要地位，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庸俗的，甚至应该完全服从、服务于更大的“我们”，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间”。

萧也牧大概忽略了这种比拟不周导致的巨大阐释裂痕。可以说，如果两性结合的比拟，已经令私情与欲望侵染了纯洁的革命组合，那么，日常生活的磨合引发的一系列联想，已经彻底伤害了革命政治联盟应有的圣洁和坚决。萧也牧的“怎么写”的文本呈现，从文字细节到语言技法，从文本元素到情节架构，从小说叙事到意义旨归，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我们夫妇之间》自带解构色彩的丰富艺术张力。这也正是小说乃至电影引发人们猛烈批判的缘由。尤其是由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上述这些极易引发联想的因素在屏幕上被具象化呈现后，情况变得更加失控：一是接受者并不会辨析小说与电影的差异，二是接受者从具象化的屏幕影像得到的信息，恰恰与小说文本元素产生对应和补充。此时，小说的思想艺术张力转化为特定语境下的政治焦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是，《我们夫妇之间》从文学写作的一种倾向、趣味，进入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指责、批判与改造。（34）

从文本到生活，从小说故事到现实参照，一旦引发了特定语境下的群体焦虑与共鸣之后，《我们夫妇之间》的小说文本，在电影改编的再次激活之后，演绎出“萧也牧事件”也便成为必然。

叁

影响的焦虑：政治政策作为写作的前理解

《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和被批判，“一定程度上，这场批判导致了萧也牧一生的悲剧”（35）。相对而言，我们也可以同意这种判断——《我们夫妇之间》应该属于“典型的‘文学史经典’”（36），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原因当然是这场批判运动所引发的“萧也牧事件”。关于后者的讨论已足够多，相关的反思和考据也都非常充分，深度也正在开掘。然而，作为引发后续悲剧事件的源头——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对其文本构造、创作机制、阅读（接受）机制、读者与社会群体链接机制和互动效应，依然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充分的辨析。事实上，如果这些环节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和清理，一旦类似语境出现，“萧也牧事件”的悲剧仍可能再次发生，这才是《我们夫妇之间》值得再三读之思之的思想史要义所在。

文学即人学，小说文事也是人事。对人的关系网络的理解，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很重要，也是读解小说文本的钥匙。《我们夫妇之间》同样如此。这篇小说涉及几方面关系。首先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毛泽东有言：“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身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37）在中国革命语境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实在不占优势。革命是作战，作战靠队伍，队伍自然有序列。据此，《我们夫妇之间》的人物关系网显然存在许多问题。而萧也牧对错位人际关系的认识非但不明晰，甚至还强化了诸多错位元素的色彩，如以张同志为参照，对李克的能言善辩和生活情趣的渲染，对李克的出身、待人处世的方式、女性观等的强调。如此一来，本来就错位的关系——我们夫妇“有间”，就进一步加剧为我们夫妇闹离婚的对立、对抗的情节演绎，这与小说创作的初衷——“真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形成鲜明反差。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形象演绎，因为与现实的比拟逻辑，加之当时确实存在的离婚潮现象，自然引发了读者的猜想。我们当然不必责难萧也牧不应该这么写，事实上也并非只有他一人这样写。但这种根据理念进行生活的强制阐释，既要讨好理念，又不舍得放弃生活的真实细节的处理方式造成的文本耦合，往往两头不讨好。文本的撕裂导致了批判者对作者创作动机的拷问。的确，没有什么比扭曲应有的序列关系（人伦也好，革命也罢）更令人难以容忍的。冯雪峰的道德义愤大概在此不在彼。

《我们夫妇之间》固然是小说，但由于“我们”这一对“夫妇”的特殊时空的代表性，一开始就自动承接了汉儒解诗以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传统，当然也对应了屈原《楚辞》那种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一言以蔽之，人事即政事。新中国成立固然是历史大趋势、革命必然性的结果，但新政权作为新生事物，对长治久安、对稳定与忠诚的需求无疑是强烈的。这就包括从农村包围城市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新政权的建立与稳固问题，它与城市建设（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与自信心问题。可是面对这一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不仅未能稍加艺术缓颊，反而用情节生动的文本叙事予以反向演绎，实在令人感慨。

与艺术一样，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与思想改造问题，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选择。例如知识分子对农村与城市的态度与选择，知识分子对工农的态度（叙事的语气、语态等），一定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历史与未来的接受问题、忠诚问题。城市的变化不仅仅是革命环境的变化，也是知识分子对旧环境的重新审视与认知，对自我过往历史的重新审视、自我改造与重新选择。就此而言，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显然是缺乏自觉的。男主人公李克在小说中始终占据着对城市的阐释权，占据着情节推进的主导权，他是强势的叙述者。这也许与作者男性主义的主体本色有关，也许是男性天然的历史叙述主导者身份使然。这些偏颇，在当时的确算不上是敏感问题，我们不能以今视昔。况且，这种性别的本色自觉，自然也生成比拟关系中的宏大叙述的逻辑结果，那就是一切权威来源于“最高理念”。因此，萧也牧试图在结尾强制性回归到“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上来，借李克之口“演讲似地说了不少话”，最终发出这样的豪迈展望：“我相信：在党的教育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定都会很快进步的！”有意思的是，面对这种曲终奏雅的表态，女主人公张同志的反应却是：“今天听得好像很入神，并不讨厌，我说一句，她点一下头，当我说完了，她突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不要老是说些婆婆妈妈的话；像今天这样多谈些问题，该多好啊！’”（38）知识分子李克大谈“主义”，到了张同志这里却落实到了“多谈些问题”。对比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相信人们在哑然失笑之余，一定会有对“五四”以来启蒙与革命关联的意犹未尽的沉思。

其次，如果说革命新秩序改变了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对人的一次解放，那么，它同样也改变了作家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写作首先不再是个人与才华之事，不再是艺术冲动，而是革命政治工作的具体化分工。因此，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是文学创作的首要问题。旗帜与方向是忠诚度的证明与政权人心向背的反映逻辑，而不是生活艺术化表现与作家个人才华展现的逻辑。文学写作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当然也就不再是文章之事，而是集体意愿的正确反映，是公事，也是政事。作品主题的重要性和故事情节的政治正确，映射着现实和历史，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成为作家对革命历史、现实政治与当下工作认同的具象化衡量。进一步说，文学创作不仅仅是作家与写作的事情，而是整个文学艺术工作（宣传工作）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联动与传动的整体性的一个表征。连带性、系统性、症候性，使得文学成为对新生活的一个观察孔。或者说，现实中的人与政治的精神连接层面的动态表征，很大程度上就从文学创作、艺术创作这些最接近思想源头的环节中，得到判断与修正。

不可否认，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固然有很多文本之外、艺术之外的原因，但特定语境下生成的从观念到机制，从现实观察到精神反映，从文本阅读到意义对接的系统性、全过程的改造，这种以政治因素作为写作的前理解的群体精神影响的焦虑，才是根本原因。这种群体精神影响的焦虑，已然成为内置于精神空间的警报装置。然而谁是触发装置的那一个呢？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从作者角度来看，萧也牧的写作心态体现出一代作家的痛苦。这是一种共性的解释，但并不能解释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本身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所在。说一千道一万，“萧也牧事件”的出现，根本还是因为作品《我们夫妇之间》提供了指向明确的由头。我们固然可以讨论种种因果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却也应该思考因果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思考因果构成自身的思想内核、文化积淀与自动化反应（套板反应）的机制本身。只有回到作品本身，对作家作品进行文学史、思想史的考察，打开作品在文学维度上的历史价值、反思意义，才不会拘泥于一人一事，才有可能将现象历史化、将人物悲剧问题化，从而实现对“一代知识人在新旧转换中面对的共同问题”（39）的深入理解。

肆

《我们夫妇之间》：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当代出发

《我们夫妇之间》选取的题材和发表的时间，都意在通过“革命+恋爱”题材的当代创造，完成对革命历史题材叙事的创新。“革命+恋爱”的组合，可将革命事业和个人情感事件进行丰富组合。革命是伟大壮烈的宏大叙事，但革命的主角终归是人，革命也有人道主义，革命也有人情，只要有人，就必然会带来肉体和精神的相关探索。“革命+”模式的内容、对象、题材如果选择合适，将会对革命赋能，尽管风险也同步存在。如果“+”得不合适，就会对革命叙事造成伤害，正如《小二黑结婚》的革命叙事：“小说的革命叙事也是如此：讨好革命，就要牺牲小说叙事的‘深’；追求小说艺术，便要还原革命洪流的‘杂’。”（40）无论如何，左翼文学稍有深度的现实主义艺术探索，都是在“革命+恋爱”题材系列中进行的。那么，如何在革命与情感的组合中写出新意，既能顺承这一题材的既有探索，又能绽放出新鲜的时代气息呢？《我们夫妇之间》的创新恰恰就在这里。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革命+恋爱”的结果出发进行情感逻辑的继续推演。

这其间的道理非常朴素，革命也好，恋爱也罢，作为一种追求，无论事业或是感情，两者结合的“+”，其理想与目的都是结合。过程可以很曲折，也可以很顺畅，但结合是必然的预设和期待。不仅如此，结合得越理想、越完美，反过来也可以证明追求的价值的合理性与重要性。作为文学题材的“革命+恋爱”，其逻辑亦如此，这也是《我们夫妇之间》的故事情节之本。

《我们夫妇之间》甚至更进一步，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因果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同类题材的加强版。从两性情感的恋爱而言，自然的、正常的结果就是结为夫妇，这是日常生活逻辑，也是革命伦理中对革命男女所期待的瓜熟蒂落的美好预设——革命的恋爱导致革命的结合。从革命理想追求本身来说，其应有的结果当然也应该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阶级的大联合。只不过，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此前的联合与结合必须再次经受新环境、新语境的考验，所谓“真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中的“真是”，在细微之处尽显历史真实。

萧也牧作为一个从现代迈入当代新生活的作家，他所找到的和他所理解的现代文学迈入当代文学的角度和方式，自然是革命题材小说，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有意思的是，他找到了革命文学中久负盛名的“革命+恋爱”小说模式——左翼文学一以贯之的绝佳组合模式，进而在现代小说左翼文学抒情脉络上开启了当代征程。

何为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当代化？本质上就是如何进入当代，展开对革命历史的当下理解。萧也牧的理解使得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革命+恋爱”，在当代语境中翻开了新篇章。因为革命进入了“真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的新历史阶段。按小说文本所拟定的逻辑和叙述，《我们夫妇之间》的夫妇结合，非常革命，非常历史，也非常当代，非常宏大，也非常具体。既为“我们”，也是“夫妇”，这不正是“革命+兄弟”的另一种演绎吗？况且，异性革命主体的组合与结合，远比“革命+兄弟”更为动人和传奇。这不仅是革命自然成熟的结果，也是革命事业所期待的结果，更是革命事业的昨天迈入今天、走向明天的最好逻辑与开启。

那么，如何解决私人情感与诸多律令的两难？那便是“新的政府和法令，如同救世主一般应声而到。道路是自动打开的”（41）。《我们夫妇之间》的写作，自然就成为革命组合新愿景开端之后，必然有的更加美好的过程和结果。小说正是这么构思的，通过主人公之间一系列的误会、冲突之后，达到更高的组合与认同，成就一种更加紧密的结合。患难见真情，不再是停留在夫妇之间的小家庭、小“我们”的考验之上，更是对这对革命伴侣在新的历史阶段的革命再造。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以这种曲折的叙事，达到对“革命+恋爱”小说的当代突围与超越。这不仅是革命的成功，也是恋爱的成功，更是所谓“我们夫妇”的再成功。如果说“革命+恋爱”属于革命初创期的初步叙事、青春叙事，那么，《我们夫妇之间》就属于革命成功的再叙事，也是革命者成长的中年叙事，是一种革命叙事史的当代延展。从恋爱史进入家庭史，从生长史进入生活史，从革命组合史进入革命改造史，这无疑是一种宏大叙事的现代结束，当然也是当代开启。

故而，《我们夫妇之间》是“革命+恋爱”叙事的当代左翼写作突围，是现代文学在革命与恋爱两条线上的自然而然的当代叙事结合。相较于《青春之歌》的过去式的成长回顾，《我们夫妇之间》是面向未来的正在与将来进行时，它站在革命成功的起点，书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革命者的现在与未来，是对革命者的当下与日常的自觉参与、理解和展望，属于后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抒情与叙事。正如《我们夫妇之间》所探问的，在革命成功后，革命者、革命的恋爱者、恋爱的革命者，他们应该过上什么生活，属于哪种模式的幸福？这种当代语境与和平建设时期的革命者的家庭生活、情感生活与日常生活应该如何展开，何以可能？这一切无疑值得人们去畅想和向往。

革命的流血牺牲、革命的艰难困苦，都是为了革命之后的幸福与成长，都是为了革命之后一代又一代人能够分享革命的果实，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迈入建设。革命的当下与未来就这样徐徐展开，无缝衔接。而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艰难困苦的终结为收束，以平静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开启为开端。有鉴于此，《我们夫妇之间》并列着另一情节框架，即革命者进城，革命者从农村到城市，从艰难困苦的乡村生活进入城市改造的日常生活，从前现代乡村的封闭与保守，进入现代城市的开放与自由，这当然也是革命前行应然的轨迹。这也是《我们夫妇之间》存在两条线叙事的缘由：一条线是“革命+恋爱”，强调革命夫妇结合之后应有的家庭生活及磨合；另一条线是革命者进城，从原来的战斗生活转入城市改造，突出其间所发生的对立与融合。当然，革命者进城题材在当代文学中所在多有，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同志，你走错了路》等，都在思考革命者进城后的生活变化，尤其是思想挑战。

有意思的是，《我们夫妇之间》还出现了一个特异的话题，即对“革命+恋爱”结合之后生下来的“革命成果”——孩子（革命接班人）——的讨论。革命夫妇结合之后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当然天然拥有“革命果实”的寓意。然而当男女主人公因为思想分歧与感情变动而发生矛盾时，甚至要分开时，《我们夫妇之间》的女主人公却抛出了很重要的问题：孩子谁来接手？小说观点鲜明，孩子一人一半，都有责任。事实上，让男主人公李克对女主人公一再容忍、迁就包容的很重要原因，或者说感情砝码，也恰恰是孩子。这一书写，潜在意味让人深思。孩子是维系夫妇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革命事业的结晶。孩子的存在甚至可以弥合夫妇之间的裂痕，即便是已经发展到要分开的程度，但一想到孩子，强势的男主人公李克也宁愿选择退让和容忍。这是人之常情、日常生活的常态，也是《我们夫妇之间》对左翼文学抒情传统当代发生的另一症候的传承，即家庭情感（儿女之情）深度进入了左翼文学抒情视野。

作为当代文学开篇之一，《我们夫妇之间》的典型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涉及革命者进城这一与革命历史同行的重要题材，也涉及了“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革命恋爱题材小说艺术的当代发展与深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萧也牧从这一题材的艺术探究中，对左翼文学抒情传统进行对接，将“革命+恋爱”的逻辑从文学到现实、从私人空间上升到革命政治，将其现实化、历史化和当下化，完成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当代发生的深度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夫妇之间》既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左翼文学，也是对当代革命事业承前启后的文学想象与深度叙事。故而可以说，《我们夫妇之间》算得上是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当代出发与深化，此后一直到茹志鹃写出《百合花》，现代中国革命小说创作终于迎来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向当代转换”（42）。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第76页，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李国文：《不歇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1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3）（15）萧人：《文艺批评使我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133、13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4）（13）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一九五〇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完成情况调查（一）》，《人民文学》1951年第3卷第5期。

（5）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15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6）袁洪权：《〈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文史探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

（7）（10）（12）（18）（33）张小霞：《“萧也牧事件”考辨》，第1、22、12-13、49-50、13页，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8）萧枫：《谈谈〈我们夫妇之间〉》，《光明日报》1950年7月12日。

（9）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93-9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11）萧也牧：《母亲的意志》，第84页，北京，青年出版社，1951。

（14）石湾：《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第3页，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

（16）（28）（30）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83、84、8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17）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我们夫妇之间》，第13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19）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20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张小霞认为，《我们夫妇之间》的成功使得解放区文艺黯然失色，从而引起丁玲等人的打压。这种引申之论只能说是后续的猜测式论述，可备一说。见张小霞：《“萧也牧事件”考辨》，第42页，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20）（21）（31）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第255-256、262、26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2）丁玲：《谈写作》，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8卷，第266-26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3）张念嘉：《认真改造自己——读对萧也牧作品的批评后的感想》，《中国青年》1951年第73期。

（24）贾华含：《不良倾向侵蚀工人读者》，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第12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25）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6日。此文先后刊登于《中国青年》1951年第77期、《新华月报》1951年第11期、《新建设》1951年第3期、《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1期。

（26）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第1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7）陈炳然：《〈我们夫妇之间〉读后》，《文艺学习》1951年第3卷第1期。

（29）叶秀夫：《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7期。

（32）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2卷，第186-1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4）见寇鹏程：《中国“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罪与罚》，第172-24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35）程光炜：《1970回望1951——萧也牧人生两个不寻常的年头》，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EJZTfpwC5PLWCtFV_IE3Gg。

（3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第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8）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1950年第3期。

（39）黄道炫：《镜子里的影子：瞿秋白和他的世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0）傅修海：《赵树理的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以〈小二黑结婚〉的再解读为中心》，《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41）〔日〕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黄修己编：《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06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42）傅修海：《现代左翼抒情传统的当代演绎与变迁——〈百合花〉文学史意义新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傅修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