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山乡巨变》；“道”“术”之辨；“修养”；乡村干部

《山乡巨变》塑造了众多基层干部，比如指导建社的下派干部邓秀梅，区政委（后来的中心乡书记）朱明。然而相较这些区县级干部，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清溪乡本地干部，他们直接与各类农民接触，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山乡带来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巨变”中，显示出更为明晰的心性结构及现实理解。大体说来，《山乡巨变》塑造了三类有代表性的乡村干部：政治激情洋溢，却缺少策略、变通的陈大春；“履中蹈和”，“术”显“道”微的李月辉；以“克己”等革命者的“修养”统合“道”与“术”的刘雨生。《山乡巨变》的干部塑造及其叙事姿态，当然反映了作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乡村干部应具何种素质的思考。然而今天重读此作品，若不过于被其特定视野所限，而是深入这些不同乡村干部的行为逻辑、现实认知，或许能发现“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其间展现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难题，将长久困扰“当代文学”。

01

“我心光明”：陈大春的离去与归来

《山乡巨变》上下卷依次写建社、办社，但主要人物有变动。下卷第一节，1956年初，清溪乡五个初级社短时间内全都转成高级社之际，陈大春被调到株洲工厂。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八大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工业刚起步，新建工厂需要工人。陈大春被调走虽略显突兀，但尚有理可循，让人费解的是，符癞子也被安排去了株洲工厂。与这个二流子同去，“陈大春感到意外，也有一点觉得屈辱的样子”1。显然，对于符癞子的调离，陈大春很不理解。

1955—1956年国家对“盲流”的限制愈发严格，一般农民已很难进城谋工作，即使株洲工厂主动在农村招工，肯定也会有名额限制。也就是说，清溪乡的两个名额，支书李月辉将其给了陈大春和符癞子。通常情况下，乡村负责人会选派有一定文化的进步青年，《创业史》中郭振山就把招工名额给了改霞。为何选择符癞子，而不是也有进城要求的张桂贞、秋丝瓜、盛淑君及盛学文，李月辉的解释是：符癞子早就要求出去，老是抱怨每次见到刘雨生都很“尴尬”（刘雨生前妻张桂贞改嫁了符癞子），“也好，让他到工厂去，锻炼锻炼”。

陈大春走之前把自己绘制的清溪乡未来面貌的草图交给了刘雨生。在这幅草图中，清溪乡已是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美丽山乡，机器站、水电站、牛奶站、果林一应俱全。“‘这计划还没有开始实行，我就要走了。’陈大春的眼睛放出一种明亮的、如痴似醉的光泽，望望对面的群山。”他沉浸于山乡远景中：“刘社长，你不晓得，我自从参加工作，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也可以说是一片小小的雄心。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耕田的人驾起拖拉机……”此处显示了下卷写作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但也透露出1955年春陈大春为何组织自发社的一些信息。上卷“山里”一节，月光下，陈大春跟盛淑君畅谈他的计划：“农业社成立以后，我打算提议，把所有的田塍都通开，小丘改大丘。亩改大了，铁牛就好下水了。”在他的设想中，工农业协调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改造后，可以做到“比城里舒服”，“山水好，空气也新鲜”。“盛淑君靠近他的左边走。从侧面看他。月光下面，只见他那微黑的、健康的脸上，现出一种发亮而又迷蒙的醉态，好像眼前就是一座万紫千红，花团锦簇的花园。”2

“醉态”是未来想象压倒现实的一种主体状态，表征着陈大春通过合作化改变家乡面貌的强烈愿望。然而尽管他有过建社经验，但在新成立的高级社中并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他如何能调动资源经他的手实现这一蓝图呢？特别是，这位被支书李月辉评价为“左得吓人”、急躁冒进、作风有些粗暴的年轻人，对清溪乡的发展规划有着自己的“固执”理解，从上卷可知，这一理解不同于李月辉的“心宽路远”“不着急”。

显然，陈大春的工作调动需要辨析，这一设计并不仅仅出于下卷重组人物关系的叙事需要。这或许涉及当代历史的一个难题：如何理解陈大春这一脉络的力量，其革命理想主义和不断革命的冲动，若结合群众运动，颇能冲决延宕革命目标的理性化机制，但也将面临现实发展方式分歧的限制，在基于现实条件、依赖科层制的以稳为先的发展理念中，它也被看作是一股不走寻常路的破坏性力量。这里，把陈大春送走，肯定不是要表现李月辉狭隘、不容人，而是要凸显在如何办社、如何发展方面，他一时无法吸纳陈大春，不知应将其放于何位置。

事实上，陈大春的作风做派、现实认识明显异于李月辉，从土改到建社，他与李月辉一直存在分歧，是李月辉主政清溪乡的潜在制衡力量。对于他的掣肘和经常性的不顺从，李月辉无可奈何。陈大春十三岁开始下力，长得高大威武，小说没有呈现其成长过程，但可以知道，他受大革命时期牺牲的舅舅的影响很深，继承了母亲家族的革命气概（“大公无私”）与父系的勤劳刻苦（“克勤克俭”）。用李月辉的话说：“讲根源，他的没有比。”

上卷对陈大春心性的刻画大多依赖李月辉的视角：“大春是个好同志。他要求严格，性子直套，不过，就是有点不懂得人情，狭隘，粗暴。”狭隘，即好讲“根源”（出身）。不懂人情，即不懂得变通革命原则以合于乡村传统人情事理。粗暴的表现之一是疾恶如仇，但易冲动，比如捆绑偷砍林木的外村人的行为，就被李月辉批评：“你这个家伙，土改时期搞惯了，现在不兴了，老弟。”这是暗示其土改时行为可能过火。表现之二是骂人，这一点也被他的情敌批评为实行“家长制”。然而尽管有这些缺点，陈大春还是在年轻人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但就是这些背后议论他的人，当了面，也都不敢奈何他。陈大春没有一点把柄，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阴暗的东西，一脸正气，工作舍得干，劳动又当先，不怕他的，也都不能不服他。”盛淑君正是被他身上“一种不能抵挡的内在的力量”所吸引。这一“内在的力量”或许可理解为，坚定而单纯的信仰贯注身心，浩然之气“沛然莫之能御”，因而获得“我心光明”的自信。这一洋溢政治激情的人格，也许在李月辉看来，远不够浑厚，且外在于乡村社会；不过若予以发展的眼光，也不是没有通过“事上磨练”进一步提升的可能。——革命在古老山乡激荡出一种崭新的心性。

陈大春心性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私有制的认识。“这家伙是个怪物。我们过去的一切灾星和磨难，都是它搞出来的。他们把田地山场分成一块块，说这姓张，那姓李，结果如何呢？结果有人饿肚子，有人仓里陈谷陈米吃不完，沤得稀巴烂；没钱的，六亲无靠，有钱的，也打架相骂，抽官司，闹得个神魂颠倒，鸡犬不宁。”这是典型的阶级分析视角：关注农民的不同处境，即农民并非划一的整体，其道德伦理需要具体分析。他告诉盛淑君，清溪乡解放前盛、李两个家族为争水发生械斗，死的都是佃贫农。“私有制度，就是这样子吓人，它是一切灾星罪孽的总根子。如今，我们的党把这厌物连根带干拔了出来，以后日子就好了。”此处可能有将其觉悟拔得过高之嫌，但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时代主流认知在其身上的投射。《山乡巨变》并不仅是呈现农业集体化之过程，更是要揭示基于私有制的小生产的“巨变”，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人心动向和社会关系重造。

因此，陈大春与李月辉“气性”的差异还在其次，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的理解上，这一理解反映出对私有制现实，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的容忍程度。目标并无不同，但一个求快，一个求稳，可以说复制了合作化运动的“两条道路”。1955年春，陈大春组建了一个自发社，但在随后的“反冒进”中被李月辉“砍掉”了。“原先，他还有时听我的调摆，自从他那一个宝贵的自发社给我砍掉了，连我的话，他也不信了。”“陈大春大叫大闹，吵得乡政府屋都要塌下来了。社是他办的，说要解散，他不甘心。年轻人感情冲动，当时他指了我的鼻子尖，骂得好凶呵！”但紧接着即是“反反冒进”，李月辉由“收缩”的典范变为压制合作化发展的右倾，他更难以节制陈大春。3当时，李月辉在全乡党员大会上传达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当念到“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时，陈大春当众说：“李主席，你自己是小脚女人。”“我放下报纸，半天不做声。别人也都不做声，以为我生了气了。”李月辉不见得真生气，但感到工作不顺手似是真的。他对新来的邓秀梅抱怨道：“我也要求去学习，好叫我的肚子里装几句马列，上级不答应，说就是学习，也要迟两年，叫我继续当支书。要当支书，就得认真地当家作主，大春他不服我管。你来得正好，上级真英明，派你来加强这里。”——“大春他不服我管”，李月辉觉得在清溪乡还没有做到“认真地当家作主”。在他的理解中，邓秀梅来清溪乡指导建社，也有加强这里的团结，特别是解决大春“不服管”的目的。

“陈大春左得吓人，老倌子右得气人。”李月辉口中的老倌子（陈先晋）也可以换成符癞子。在李月辉眼中，陈大春和符癞子代表着清溪乡两股方向相反的“极端”力量，而他的选择恰是“三条路走中间一条”，因此当招工指标下来，送走这两个牵制工作的年轻人，让其到工厂锻炼锻炼，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下卷通过李月辉的转述，可知这两个年轻人在株洲工厂都发生了改变（其实也才去半年），不过陈大春改变的可能只是脾性，不会是信念。符癞子来信报告他已转为正式工人，明年（1957年）春天就能分配到一个宿舍，届时会把张桂贞接过去。如此说来，他们二人实现了进城的愿望。有意味的是，陈大春却没能“转正”，下卷结尾说他很快就要返乡。回来的原因没有交代，结合历史背景，可知当时职工人口增长过快，粮食供应紧张，国家正在精简商品粮人口，陈大春可能就在精简之列。

总之，陈大春要回清溪乡了。回来之后的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形势收紧”时的文艺作品可略知一二。那些作品都有一个重回农村的军人或工人，与队长、社长等只注重生产而忽视政治、混融乡村伦理人情与革命原则的势力做斗争。陈大春代表了基层青年中存在的一种不满，无法估计其到底有多少群众基础，但它极具能量。从正面说，这一不满触及革命理想被各种旧习俗腐蚀的一面，从负面说，它危及李月辉的心性结构。60年代“形势收紧”可以说有其内在逻辑。《分水岭》《青松岭》这样的电影可看作“山乡巨变”故事的续写，4这恰恰显示，《山乡巨变》越是“客观”呈现合作化运动中不同农民的所思所想，越是说明陈大春这一人物的“真实性”。这一内在于革命信念的人物，有其成长脉络和社会基础。能否使其“驯服”，《山乡巨变》并无自信，只是将其支走了事，他的故事只能留待下回分解了。

02

“履中蹈和”：李月辉的治乡之“术”

《山乡巨变》以李月辉、刘雨生为核心领导建社、办社，而不是以陈大春为基础塑造一个梁生宝式的人物，显然反映了作者的现实理解，特别是对合作社领导人应具何种品质、作风的思考。李月辉被定性为犯了右倾错误的支部书记，但小说并未放弃以他为立足点观察合作化运动、评判各色人等的叙事姿态。

亭面糊分得的原地主庭院的门楣上刻着“履中蹈和”四个大字。“履中蹈和”语出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含和履中，国无灾殃。”5刘向《说苑》：“彼舜以匹夫，积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兴，纣以天子，好慢淫荒，刚厉暴贼，而卒以灭。”6可见“履中蹈和”是一种久远的政治智慧，内含对施政者素质的要求。刻于门楣，或可视为此地乡绅对理想的为人处世方式或乡风的追求。李月辉“三条路走中间一条”的行为方式、“气性和平”的性格亦可放在“履中蹈和”的脉络中进行理解，于此更能看到李月辉的人格与传统的深刻勾连。

李月辉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熟悉清溪乡不同农民的性格、心理及他们对合作化的态度。他“不急不缓，气性和平”，基于“求稳”“不求有功，但求不冒”的心理，非常支持“反冒进”。“我们这里，本来有个社，今年春上，坚决收缩了，‘收缩’是上头的指示，‘坚决’却要怪我。”李月辉的理由是，清溪乡“互助合作基础差”，互助组都没搞好，贸然建社肯定出问题。从其后“小脚女人也还不是人？”的自我辩护可知，他并不仅是被动执行“反冒进”政策，而是内在认同这一政策的合理性。7而如何对待自发社及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正是当时高层关于合作化运动速度争论的焦点之一。

上卷“途中”一节极富象征性，可视为以何种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寓言。所谓“途中”，指邓秀梅、李月辉二人去区里开会的路上。天不亮邓秀梅就去找李月辉，准备出发，李月辉说：“急么子呵？别的乡包管没有我们这样早。”“这一回，我们定要赶到各乡的前头，叫朱政委看看，搞社会主义，哪个热心些？”但李月辉对形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自以为很积极，实际已落后，等他们到了区里，别的乡早到了。二人赶来的“途中”，李月辉向邓秀梅阐发他的“心宽路远”哲学。

“有些干部，嫌我性缓，又没得脾气，有点不过瘾。……干革命不能光凭意气、火爆和冲动。有个北方同志教导过我说，‘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对革命是害多益少。’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不会怕路途长。”

“也不能过于心宽，毛书记说过，过犹不及。”邓秀梅笑着跟他说。

“我觉得我还不算‘过’。”

“你是这样觉得吗？”

“是呀，要不，今天我就不会抄近路。这条小路，茅封草长，不好走极了。”

为了早到，李月辉征询邓秀梅是否“抄近路”，邓秀梅当然同意走近路，此处李月辉尽管懂得变通，不是过于心宽，然而“茅封草长，不好走极了”的评价，也显示出对“近路”的保留。不过他们之所以迟到，表面看是由于误判形势，低估了其他乡“搞社会主义”的“热心”，根本原因或许是缺乏那种披荆斩棘，让小路变大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8可以看出，李月辉实际还是认为农业合作化应从容一点，最好不要“抄近路”：“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尽管邓秀梅给了“这是正正经经的右倾”的评论，但李月辉对当下政策的偏移、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也于此呈现了出来。9

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争论是个老话题，这里不做过多展开，只想指出李月辉“心宽路远”、看似从容的主张所忽略的一面。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不能孤立看待，后者制约前者，前者的发展需要不断增长的商品粮与工业原料供应，而其生产的农业机器、现代运输工具、化学肥料等工业品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10。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共处于一个协调发展又互相制约的链条中，其中的关键正是农业集体化。此时的中国广大乡村，已不是“天子入疆先问我，诸侯所保首推吾”的土地神所护佑的“封建”空间。如果土改之后，中国农村回复到先前那种乡土社会，工业化将遥遥无期；如果基层干部仅满足于做地方上的“土地菩萨”而不具备更大的视野，那他将或多或少感到不能适应形势。现实是，中国农村已经深深卷入由国家主导的工农业交换关系中去了，11周立波上书反映的粮食统购问题亦源于此。12这亦涉及加速的另一原因，即以统购、合作化限制“资产阶级”13。

可以说，客观情势推动着农业集体化加速。当时尽管强调生产关系应适应生产力现状，但因后发国家的落后现实，实则更侧重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即通过激发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改变生产关系，从而释放生产力。其中枢纽是重估农村阶级力量。关于土改后的中国农村，邓子恢认为贫农占比已非常少，土改时期的贫农上升为了新中农，再加上之前的旧中农，中农的比例，老区80%，新区60%—70%，所以，“团结中农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最主要的政策环节”。“我认为中农生产消极，正是他们不愿加入合作社的表现，当他们不自愿入社时勉强要他们入社，只会增加社内的动摇与不满成分，造成合作社长期的不稳定状态。”因而对中农要“依靠教育说服，采取思想感化政策，来达到自愿”。14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则在新老中农中分化出“上中农”与“下中农”，将前者与富裕中农相联系，将后者与贫农相联系，在这样的划分方法中，易于接受合作化道路的贫下中农的比例占到了百分之六七十。15在此视野中，“人心”是分化的，“群众”是有阶级属性的，或者说，“群众路线”的实质乃是阶级路线。“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6“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17——这样的乐观判断正是由此逻辑得来。

以此再回到李月辉主政的清溪乡，会发现他更多是在“劳动”层面将农民看成一个整体。下卷中，菊咬金因挖塘泥与陈孟春发生冲突，李月辉告诫孟春，“你的背后要有成千成百的群众，你要时时刻刻不脱离他们”。

“他一个单干户子，算什么群众？”

“跟你我一样，他是搬泥头骨出身，如今也还是搬泥头骨，你拿扁担，他也有一条，你凭什么说他不是群众？不是群众，又是什么？”

不论“社员”还是单干的中农，都是吃苦下力的劳动者，劳动是他们“重归和好的共同的基础”，因此李月辉拉着他们的手，让他们和解。这更像传统的“和事”，一定程度上偏离当时以斗争求团结的要求。在更强调集体劳动的时期，李月辉所谓的“共同的基础”也被敏锐的批评者批判为“合二而一”，认为他正是以这样的“哲学”对抗“一分为二”。18

不过基于“共同的基础”，李月辉确实更能理解包括菊咬金在内的各类农民在入社问题上的担忧。比如处置菊咬金钻法令空子的砍树事件，李月辉明知树是菊咬金封山令下达后砍的，属违法行为，但“听他这样低声下气，话很恳切，又看见他的夹着烟卷的右手的个个指甲缝里塞满了墨黑的泥巴，李月辉心里活动了。他琢磨一阵，觉得让了这一着，好给以后交往留个地步，况且好了他，也还是好了一个辛苦勤快的劳动者，未来的社员”。李月辉送了一个人情，没有追究，趁机劝其入社，但菊咬金并不愿意；李又打电话给刘雨生、李永和，让前者领悟落后可转为先进的道理，让后者“大方一点”，不要封存菊咬金偷砍的树；同时鼓励菊咬金：“好好干吧，我们都巴不得你好，亲为亲好，邻为邻安。”可谓仁至义尽。这里可以阐释为李月辉体贴民情、宽容大度，但另一方面，法令在清溪乡的落实似乎是有弹性的，松紧端看主政者的态度，而以人情“感化”换入社是否可行也值得思考。

下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表现李月辉的“领导艺术”，即“哲学的方法加经济学的措施”。李月辉试图以之降服落后党员谢庆元。

李月辉亲自到了谢庆元家里，用哲学的方法，加上经济学的措施，降伏了老谢，也就是说，打退了他心里的寒潮，使他重新积极了。他答应了李月辉的要求，护秧到底，并且抽空把自己多年积累的技术上的经验传授给青年。

李月辉的哲学的方法，大家已经晓得了，就是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又在比方谢庆元这样的人的身上，充分估计了长处，他相信：“只要不是对抗性的，事情有坏必有好，人们有短必有长。”根据这思想，他耐心地跟谢庆元磨了好久，最后达到了他的目的。

摸透每个人的脾性，看到其长处及未来改变的可能，当然没错，不过当涉及菊咬金、谢庆元等人的实际利益时，他的这套组合拳毫无效验。比如，谢庆元拒绝将下村秧苗分给烂秧的上村，却准备将其卖给单干户秋丝瓜，后者送了他两斗糙米，一块腊肉，这可视作秋丝瓜的“经济学的措施”，所以何样的劝说对谢庆元都不再起作用。李月辉很生气：“这太不像话，他能被秋丝瓜收买，就难保不被别的人买通，不整一下不行了。”李让召开群众会，谢庆元大受刺激，秧苗被盛清明看护起来无法分给秋丝瓜，他本想以不当副社长相威胁，但又觉得继续当副社长或许能赖掉账。谢庆元是理性化党员，其些微转变发生在自杀未遂，朱明主持的批判会之后。“这个家伙挨了一下斗，比以前好得多了。”李月辉不得不承认，“挨了一下子斗”的效果超过了“哲学的方法”。

“谢庆元的选做副社长，李月辉是出了力的。按他原意，不过是爱惜这位从土改以起，就在一道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想丢开他，给他一个比较负责的岗位，使他在工作上不断地跟进，但要是他不争气，在群众中反映全都不大妙，那就只得另打主意了。”基于此，李月辉也试图走群众路线，听取群众对于谢庆元的议论。李永和、陈孟春等反映谢庆元架子大、不参加劳动、与龚子元关系不清，但李月辉最终没有采纳这群年轻人的意见，而是接受了亭面糊的看法，这位老农认为谢庆元是“作田里手”，配当副社长。事实上，李月辉也极为肯定谢的生产技术——“当代文学”中生产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凸显。在越来越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的氛围中，李月辉生产优先的处理方式或许会遭遇挑战。

综合来看，李月辉的“经济学的措施”，主要是以预支钱粮的方式解决生活困难；而“哲学的方法”则是“履中蹈和”“心宽路远”的理论升级版，即看长远，看到事物转化的可能，不以绝对眼光看问题。小说结尾，李月辉在刘雨生婚礼上谈到幼时的一个经历：小时候门牙掉后新牙好久不长，老辈人说让婚礼中的新娘子摸下牙齿，就会长好，他照做了。“后来不久，牙齿真的长起出来了。好快呵，并且长得又白又整齐。那一摸很灵。这里面是有点哲学的。”李月辉讲这段故事，原是想说“老辈子不但看得起妇女，还迷信妇女”，讲的过程中，盛清明不断插话普及科学知识：门牙不长是因缺少钙质，喝点骨头汤就会好。李月辉并不排斥科学，但如何理解“那一摸很灵。这里面是有点哲学的”？这或许指向的是“老辈子”基于经验的价值系统，并不能简单以迷信对待。事实上，现代科学证明，新娘子手上的胭脂富含钙质，这或许是“很灵”的原因。这个故事微言大义：传统经验、地方知识有些可与现代科学、革命理念相兼容，而使其向后者转化，需在体贴理解的基础上施展以“术”。

事实上，站在传统与革命临界点上的李月辉，擅长的就是“术”。若说陈大春念兹在兹于理想信念，李月辉则长于以本地方式“优事理乱”，对以“政治”“根本问题”为抓手的决断力不甚在意。他是“好干部”，不过清溪乡的工作并不突出。高级社成立时，李月辉总结建社经验：“向全县全乡的各个先进社学习”，“有样没样，且看世上”。不追求“先进”、引领潮流，而是“学样”，多少体现出跟随的被动性。而如何重塑革命主动性，如何在“拉车”时不忘“看路”，如何防止革命信仰之“道”不被策略性的“术”架空，正是此后历史试图解决的。

03

“克己”与“道”“术”之辨：刘雨生的成长之路

若将“道”界定为一种统摄性的原理，“术”乃策略、手段，以之观察当代历史，则“道”可理解为革命信念或社会主义原则，“术”即实现此“道”的发展方式、治理方式，对于乡村干部来说，也包括如何落实政策、如何处理传统习俗与新政治信念的关系及做事策略、作风做派，等等。20显然，不同的“术”会引发不同的效果或趋势。比如农业合作化的快和慢，都是为了“道”之实现，但客观情势的“硬约束”形成一个难题：放慢求稳者易被认为是在加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建社的“条件成熟论”也让人想起“第二国际”后期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放弃革命，坐等条件；因而这一发展方式易被视为一种离“道”之“术”。所谓“两条道路斗争”即源于警惕离“道”之“术”。具体到乡村干部，是做“传统的好人”还是“社会主义新人”，其实存在较大差异，这里同样涉及“道”“术”问题。

在此视野中，如果说陈大春侧重于“道”，李月辉“术”显“道”微，基层实干家刘雨生则试图在实践中统合“道”与“术”。相对于“心里眼里，只有革命”的陈大春，“履中蹈和”“心宽路远”的李月辉，刘雨生性情温厚，与乡村各种人事接触最多，尤其在高级社成立后。

清溪乡建社之前只有两个互助组，其中一个就是刘雨生组织的。刘雨生比李月辉更熟悉本地情况。“刘雨生的互助组的八户人家和周围单干的家底，人口和田土，以至这些田土的丘名、亩级和产量，他都背得熟历历。他出生在这块地方，又在这里作了十六年的田。村里的每一块山场，每一丘田，每一条田塍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都清楚。他是清溪乡的一本活的田亩册。”“他为人和穆，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将要建社时，他也曾担心堂客张桂贞离开而“心灰意冷”，但在听了邓秀梅的报告后打定了主意：“不能落后，只许争先。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从此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参加合作化运动，不再理会堂客的吵闹。张桂贞觉得家是空的，“心也是空的”，最终离他而去。一般来说，除了存在诸多缺点的陈大春，小说很少表现李月辉的超越性，但却较为关注刘雨生身上的新人萌芽。

李月辉是脱产的乡级干部，与农民的关系相对超然，而刘雨生则要直接面对各色人等、处理各种繁琐事务。《山乡巨变》试图在刘雨生身上呈现乡村干部必不可少的一项素质——“克己”。群众会上符癞子不断挑衅刘雨生，说合作社若“烂了场合”，社员只能卖堂客，这让陈大春愤怒不已。

“符贱庚，你这个家伙，这是人讲的话么？”陈大春彆一肚子的气，再也忍不住。

“我又没讲你，你争什么气？呵，你也和我一样，还是打单身，没得办社的老本。”符贱庚嬉皮笑脸地说着。

“你再讲混帐的话，老子打死你。”陈大春鼓起眼睛，右手捏个大拳头，往桌子上一摆。

“打？你敢！你称‘老子’，好，好，我要怕你这个鬼崽子，就不算人。”符癞子看见人多，晓得会有人劝架，也捏住拳头，准备抵抗。

这两位年轻人思想对立，经常发生矛盾。但刘雨生的处理方式则要冷静得多，他制止了二人的冲突，以互助组组员的荣誉感使陈大春反省错误，以阶级意识引导符癞子认清秋丝瓜的挑拨。

“国民党时代，他当过兵，你晓得么？”陈大春问符癞子。

“那倒是过去的事了，只是他现在也不图上进，”刘雨生说，“总是要计算人家，想一个人发财。”

“当初划他个中农，太便宜他了。”陈大春粗鲁地说。

“听信他的话，跟我们大家都吵翻，你犯得着吗？”

符癞子低下脑壳，一声不响，刘雨生的这些话所以打中了他的心窝，是因为句句是实情，又总是替他着想，而且，他的口气，跟大春的粗鲁的言辞比较起来，显得那样地温和。他心服了，没有什么要说的。

面对符癞子的攻击，刘雨生嘴唇打颤，泪花在眼里打转，但还是控制住情绪。所谓“克己”，就是不仅不能发火，还应以温和恳切的言辞打中对方“心窝”，替其着想；以德报怨，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如此才能使其心服。“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21陈大春占理，却易冲动。同时也可以看到，陈大春爱“追根”，刘雨生则看表现。刘雨生对待符癞子的方式接近李月辉，但又更有原则性，不是简单“和为贵”。

高级社成立后，刘雨生的责任更大了，不仅要负责这个九百人口大社的运转，还要处理各种日常琐事。

这时候，围上一大群妇女，都是陈家的左邻右舍，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拿着针线活，吵吵闹闹，对刘雨生提出各色各样的要求和问题。

“社长，你说怎么办哪？我又丢了一只鸡。”

“社长，我那里鸡婆生的哑巴子蛋，都给人偷了，偷的人我是晓得的。他会捞不到好死的，偷了我的蛋会烂手烂脚。社长，帮我整一整这个贼古子吧。”

“刘社长，我们那个死不要脸的，昨天夜里又没有回来，找那烂婊子去了。”

之前是没有人找刘雨生处理这些杂事的，他代替了李月辉的部分职能，高级社正在向政社合一方向发展。22这体现了社员的信任。责任变大意味着权力变大，被腐蚀的危险同样也变大，尤其是在传统人情伦理依然盛行的乡村社会，如何平衡其与革命原则的关系，进而坚守革命之“道”，对基层干部来说是极大考验。菊咬金被形势所逼，无奈入社，但他入社又想找个“靠山”，于是拿了熏肉送给刘雨生。刘雨生当然不要，秉公无私的新会计盛学文以反话试探刘雨生：“社长你就收了吧。”“难得他有这一番敬意。”刘雨生反驳他：“你说的什么，你这个青年团员？共产党员大公无私，替人办事，连一杯水也不应该吃人家的。”菊咬金深谙“人情客礼”。刘雨生未收他的熏肉，但他想到了盛佳秀，于是走到盛佳秀那里，盛佳秀高兴地收了。菊咬金让她多在刘雨生跟前“方圆两句”。盛佳秀把熏肉做好，刘知道已经晚了，才拿起筷子，盛佳秀就开始给菊咬金说好话了。在此，刘雨生显出极强的原则性，反复向盛佳秀讲道理：人要互助，但不能送礼，作为干部应注意群众影响。“我们党，从中央起，都是不兴接受人家礼物的。”“人家会说，这不又是地主和国民党老爷那一套来了？”事实上，陈大春回来的功能之一，就是以其不可变通的刚性冲击有板结可能的乡村社会。

不同于陈大春，刘雨生懂得变通，并不忽视策略。表现之一是“话术”的使用。刘雨生能摸透谢庆元的脾性，为让他负责包耕，夸他是“老作家”。“几句米汤灌得谢庆元称心如意，对立的情绪马上消除了。”也就是针对谢庆元的“寒热病”，“相机设法融化他心里的冰块，激起他的工作的热情，比方现在吧，两个人就说得非常地合适，投机，刘雨生趁势和他一起商商量量，把社里功夫安排得有条有理了”。刘雨生也会使用“经济学的措施”，比如让谢庆元上小学的大崽给社里看牛，每年能增加五百斤谷子的收入，这样就不愁学费了。另外就是同意他支钱救急。但刘雨生并不是无原则迁就，在做这些的时候会趁机教育他：“不应该拿个人的生活的解决当作为党工作的条件”。“对刘雨生的田里功夫，谢庆元没看在眼里，但他的一心为社，对别人充分关心的这点，使他折服了。”对于单干的中农，刘雨生虽未放弃思想工作，但更多时候是给以形势压力。说服每一位农民甘心入社会造成巨大的人力浪费，实际上也无法做到。菊咬金、秋丝瓜最终入社就是迫于形势，农忙时“忙不赢”还在其次，主要是国家垄断了生产资料，宣传上依然讲自愿，但实际上堵死了单干之路。刘雨生告诫菊咬金“单干的路径会越走越窄”，“打开窗子讲亮话，在肥料方面，石灰方面，农药和新的农具方面，政府自然是先尽社里，这是国家的制度”。秋丝瓜入社，群众看得很准：“形势所逼，他不得已，你以为他自己有了认识？”“不管如何，他也只好进步了。集体生产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一个人扳不住。”——刘雨生以“革命队伍总是欢迎新来的人的”回应这些议论，让社员接纳他们。

表现之二是将精神意志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下卷的故事尽管发生于1956年春夏，但常青农业社的生产竞赛、动员妇女参加劳动以及劳动间歇唱歌娱乐，更多体现着写作时期的时代氛围。“双抢”（抢收抢种）时节劳动强度极大，单干户菊咬金按照此地习俗准备了鱼虾肉蛋等吃食，常青社社员看到单干户能够“打牙祭”，没了干劲，盛淑君的山歌也失去效能。对此，李月辉一开始的主张是不迎合社员，动员积极分子，不要“打牙祭”。

“社才成立，根基不厚。况且，今天的不打牙祭，是为了将来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子孙天天打牙祭，这里边是有哲学的。”李月辉愉快地说。

“在这样的场合里，哲学不作用。我决计说服她去。”刘雨生的口气和态度近于严肃。

下卷虽然经常展现集体劳动的热闹场景，但并未因此将劳动浪漫化，相反，是相当写实地呈现了劳动的艰辛。所以此处并非要显示刘雨生尊重本地习俗，而是为了凸显，为防止“累塌”，高强度劳动下身体补充能量的必要。从这个角度看，社员们想“打牙祭”或许也不尽然出于口腹之欲。这个时候哲学确实“不作用”，李月辉不再坚持己见，默认刘雨生去找盛佳秀借猪。“借猪”是下卷极为精彩的情节。刘雨生说了他的难题，盛佳秀当然不答应。此时刘雨生似乎也使用了一点“话术”，他说不肯就算了，然后转身就走。“听到他这声‘算了’，盛佳秀心里一动，脸上变了色。被人遗弃过的，有点旧的意识的妇女常常容易发生不祥的预感。”她本来想用这头猪，预备将来的婚宴。

盛佳秀赶到门边，两手扶住门框子，无力地望着他的渐渐隐入夜色里的迷糊的身影。她和刘雨生的分歧仅仅在这一点上：他是为了社，她是为了他们将要建立的新家。但是，她的负过伤的心，再也经不起任何波折了。她追出地坪，大声说道：

“你回来呀，我们再商量一下。”

基于情感，而非觉悟，盛佳秀答应了，但是想不通社员们为何非要吃肉。

“等将来社里富足了，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岂独一只猪？我们什么都会有。”

“将来我是晓得的。”盛佳秀忍住眼泪，仰起脸来说，“我只是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克制一点，非吃肉不行？”

…………

“爱吃肉，也不能算是大缺点。积古以来，就是圣人，也吃肉的。有天李槐老还告诉我说，孔夫子也爱吃肉呢，只是听人唱着歌，拉动胡琴子，就只顾尖起耳朵听，不想肉吃了。”刘雨生含着笑说。

“他们也唱唱歌，拉拉胡琴，不行吗？”盛佳秀忙说。

“不行。他们不象孔夫子。”

精神不能完全取代物质，此处显然可与单纯强调精神作用的倾向构成对话。“他们不像孔夫子”，表面上好像是说，老百姓还不像“圣人”那样节制，以艺术升华自己，23但实际上也反映出，孔子之所以能专注于“韶乐”，恰是因为吃肉于他不再是问题。而投身于农业集体化的社员们不能只有唱歌、拉胡琴，也应有物质保障，这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应有之义。

尽管刘雨生注重“术”不离“道”，但也不可避免要遵守清溪乡正在形成的某种规则。比如为了给谢庆元救急，刘雨生想到上级拔了一笔救济款，“谢庆元当然可领，但这人情应该由支书来做”，刘雨生完全可以做主，但却让谢去找支书。在刘雨生的“现实感觉”中，救济款给谁都是一个“人情”，而且这“人情”还得由支书来做。这也显出一种悖论：科层制秉持理性化原则，理论上只看是否达到救济标准，但它落实于熟人社会，却易公私不分，似乎国家的救济款成了一个私相授受的“人情”。在人情世故这点上，刘雨生与陈大春还是有所不同，后者身上潜藏着以某种本质理念挑战一切有形无形的不合理规则的冲动。

结语

陈大春曾在盛淑君面前自我剖析：“我不会说话，性子又躁；只想一抬脚，就进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我恨那些落后分子，菊咬金、秋丝瓜、龚子元、李盛氏……”“落后分子”其实也包括他的父亲陈先晋，他厌恶父亲的落后，一度想搭个棚子单过。在向往社会主义这点上，李月辉、刘雨生其实与他并无不同，陈大春区别于他们的是那个扎眼的“恨”字（当然，对他来说，对落后分子的“恨”对应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爱”）。然而他所列举的那些“落后分子”，除了龚子元24，其他人并非阶级敌人，因而这样一种情绪对于群众工作并无助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坚守原则的同时还应考虑乡村实情，不能“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25。如列宁所说：“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仅想做一个觉悟的、信仰坚定的、思想上的宣传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个群众的实际领导者”，那他就要学习面对分歧，以及“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26所以回来之后的陈大春，除了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制衡基层政权可能存在的复归陋习、淡化政治的趋向，仍有锻炼成长的空间。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所谓“义”指的就是方向、道路。现实政策应体现社会主义应有之“义”，发展之“术”、治理之“术”不可须臾离“道”，如此才能“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27从这个角度说，懂人心的“好干部”李月辉若过于“心宽路远”、放任自流（悬置理想目标或将其推向未来），也有可能导致“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也就是基于此的理政方法、政策措施客观上将产生去政治化的效果。

社会主义的这一难题将长久困扰“当代文学”。

农业合作化背后的社会主义原则如何击穿传统乡村“积古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织就的厚障壁，在转化后者的基础上扎下根来，深入人心，从而使“山乡”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巨变”，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人格外在于山乡的陈大春，人格内在于山乡的李月辉，提供了两条不同的路径。而刘雨生在基层实践中，以其“克己”、无我、体贴人意的革命者的“修养”，“道”“术”合一，似走出了一条既坚守革命道义，又顾及乡村现实状况的切实之路，这条路也是梁生宝式“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之路。也就是，不是陈大春那般完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看乡村，也不是李月辉倾向的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本土主义，而是上下贯通、内外结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农村建设与文艺生产研究（1956—1977）”（22BZW202）的阶段性成果]

1    周立波：《山乡巨变》（续篇），《收获》1960年第1期。下卷引文皆出于此，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2    周立波：《山乡巨变》（三续），《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山乡巨变》上卷连载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1—6期，上卷引文引自连载版，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3    关于砍自发社，毛泽东1953年曾予以提醒：“‘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参见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1955年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注意到不加分析一刀切“反冒进”会引起积极分子的不满：“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364—365页。

4    《分水岭》，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导演，1964年上映。《青松岭》，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刘国权导演，1965年上映；此片“文革”后期由“长影厂”刘国权、姜树森执导重拍，1974年上映。两部影片共享“重返-斗争”的叙事结构，尤其是《青松岭》，翻转了《山乡巨变》对陈大春、李月辉等类型的干部的评价。

5    焦延寿著、尚秉和注、常秉义批点：《焦氏易林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6    刘向著、卢元骏注译：《说苑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页。

7    1970年，益阳邓石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唐文国（曾任初级社保管员）在一次批判会上说：“一九五四年冬，周立波对农业合作社就怕得要死，窜回邓石桥亲自策划要砍掉黄金岭初级农业社，由于我们坚决抵制了，他的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文革”时期对周立波及《山乡巨变》的批判需要辨析，不过若唐文国所说为真，李月辉“小脚女人也还不是人？”的自我辩护就别有意义了。参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走社会主义幸福道——益阳县邓石桥大队贫下中农批判反动小说〈山乡巨变〉座谈会纪要》，《湖南日报》1970年10月10日。

8    毛泽东肯定了河北遵化县“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经验，并认为王国藩合作社（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建社历程代表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其中提到王国藩带人“‘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这让人想到《创业史》中梁生宝进山砍竹的情节。参见毛泽东：《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本书编者按”，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9    程凯对李月辉植根乡村生活土壤的性格、“心宽路远”的现实理解以及对这一理解的自信，做了深入分析。参见程凯：《“信任感”与“心宽路远”——〈山乡巨变〉（上部）的现实理解和生活感觉》，《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

10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370页。

11  当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左’了”的批评声音，毛泽东强调通过农民自己发展生产，政府帮助兴修水利、发放贷款等方式，缩小工农业剪刀差。“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6页。

12  周立波1955年2月21日致信刘少奇，反映益阳农村粮食问题及其他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问题。参见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161页。

13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7—198页。

14  邓子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节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300、303页。

1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同上书，第366—367页。

16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本书编者按”，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7页。

17  毛泽东：《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本书编者按”，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4页。

18  桃江县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写作小组：《黑作家周立波和他的反动哲学》，《湖南日报》1970年11月20日。

19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本书编者按”，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20  《庄子》“天下”篇，“道术”“方术”对举，前者“指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后者“指特定的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曲士”的一隅之见）；也就是“道术”是原理性的学问，“方术”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化出的具体学问。因此“百家”割裂了“道术”的总体性：“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术”全貌被天下（百家）所割裂。关于“道术”“方术”，参见庄子著、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84页。在后世使用中，“道术”（原道之术）日渐被理解为“道”和“术”，“道”取代“道术”，“术”取代“方术”。如贾谊理解的“道”“术”关系：“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即“术”从属于“道”，乃“道”之末。参见贾谊：《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6页。本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道”“术”的概念，并稍做变通。

2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5页。

22  “在合作社大量发展，特别是全乡合作化的地方产生了社、政不分的现象，一切工作都推到合作社干部身上去做，一切开支都要合作社包下来。”对此，邓子恢要求“明确社政分工”。参见邓子恢：《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563页。

23  小说结尾，刘雨生婚礼，由于“如今不兴送礼”，李月辉建议送花。李月辉对着跑去摘花的谢庆元的背影说：“这个人是只爱吃肉的，如今晓得要花了。”

24  龚子元一般被认为是符号性人物，缺少真实性。虽无法确定这个人物的原型，但当时类似龚子元经历的前国民党特务不在少数。比如重庆集中营许多恶贯满盈的特务、刽子手在重庆解放后逃亡各地，编造假身份落户农村，有一些甚至在当地被选为模范，后在肃反、人口普查等运动中陆续被抓，如杨进兴、漆玉麟等。参见肖荣华：《重庆集中营“四大元凶”落网记》，《党史天地》2013年第10期。

25  庄子著、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第616页。

2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8—249页。

27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上册，第199—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