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访者简介 」
张炯，1933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走向世纪之交》及《新中国文学史》等文学评论、理论、文学史著作三十余种，主编《中华文学通史》《中华文学发展史》等大型丛书，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研究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吴刚：您策划、主持并与邓绍基、樊骏先生共同完成了《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500多万字的编著工作，首次贯通古今并将各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纳入中国文学通史的视域，填补了我国文学史研究的诸多空白。您在这部著作当中有哪些编写体会？又有哪些遗憾之处？这部书与201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有何关系？
张炯：编写这部《中华文学通史》，是考虑到当时的需要和可能的。从需要性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文学所在北京大学成立，后划到中国科学院，业务上受中央宣传部的指导。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同志明确指出，文学所除了写论文、编刊物，必须撰写大部头的著作，为国家的文化基本建设作出贡献。
从这以后，文学所领导层都比较重视抓大部头。像何其芳所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抓《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两卷本以及《文学概论》等基本学术著作的撰写。后来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沙汀和陈荒煤主持文学所的工作，也重视抓文学史的编著。比较完备的文学史大部头的著作，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所需。周扬当时讲，高校老师要教学，要搞大部头比较困难，你们文学所专门研究文学，要承担起这个任务。1958年，何其芳同志提出过，我们应该编写一部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可是当时没有条件，因为全国也没有几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专家，所以当时编写中国文学史也基本还是限于汉族文学史，尽管其中也写到元好问、蒲松龄、纳兰性德等个别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个问题，其实鲁迅早就意识到了，所以他曾经写了一部文学史著作叫作《汉文学史纲要》，他明确限于汉族，这本书也没有写完。新中国成立以后出过几部文学史，包括复旦大学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大学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包括文学所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都基本不涉及少数民族文学，更不包含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因为我们当时对台港澳的文学也所知甚少。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当文学所兼民族文学所所长时，感到了文学史写作必须从速克服上述缺陷。我当时刚刚编著完三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和高校合作的“中国断代文学史”工程，也已完成一大部分。在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的陈晓明同志便向我提出建议，现在文学所可以把已经出版和编就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串起来，编写一部从古到今，也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因为你兼任两个文学所所长，有这个条件调动有关学者编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通史》。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因为这不但从客观性来说很需要，另外从可能性来说条件也比较成熟。当时文学所已经编写和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三卷和《现代文学史》上下卷，又编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文学所的古代文学研究室和高校合作，正在编写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断代文学史，只因高校的学者教学任务重，他们承担的部分没有完成。文学所承担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等已完稿。因为我国学界过去编写的文学史往往写到近代就断了。90年代我们文学所已成立了近代文学研究室，计划要写近代文学史。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出版了《台湾小说史》，但是对港澳文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而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原来在少数民族文学所所长刘魁立同志主持下，曾经编了一套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已经出版了二十多种少数民族文学史。所以我考虑到我们当时已有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写作力量，一些缺门可以请高校和地方社科院做相关研究的同志来支援。同时，我因为兼任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文学专家组组长，受委托曾经到全国高校做过调研，知道高校哪些老师擅长这一方面研究，可以请他们支援，因而从需要性和可能性来说，编写一部较全面的包括各少数民族和各地区的从古贯穿到今的文学史，我们应当是可以承担的。这样我就决定召开两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来讨论，结果大家都赞成。这样很快就成立了编委会和分卷编委会。大家做了分工，我拟出一个全书的章节提纲，供编委会同志补充和修改。这样就把两个所的同志动员起来，还邀请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些学者来支援，把任务都分配下去了。当然，编写和出版这样的多卷本著作，是需要上百万元经费的，幸运的是解放军政治部所属的华艺出版社愿意出版并提供有关经费。经过两年多的奋斗，这部书于1997年出版。当然，由于时间太仓促，书中还存在着若干缺点。
分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出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华艺出版社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和学术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主持，同时还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老先生、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老先生，北京大学严家炎、费振刚、谢冕教授和我们文学所朱寨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志刚教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终身教授梅拉·伊娃等多位著名学者参加座谈会。他们一致肯定这部书符合当前需要，具有开创性，第一次把全国各民族的文学和各地区的文学，从古至今的文学，都囊括进来了。我国三千多年发展的各种文学门类，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科幻文学等都包含其中，所以比较全面。同时会上的专家也指出，第一次这样做，仍然存在某些缺点，期待将来加以完善。一是篇幅不够平衡，十卷里古代文学只占四卷，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占六卷，显得古今不够平衡。当时原想贯彻“厚今薄古”的主张，但是古代四卷，在比例上是少了。另外，我们当时有意识地保存了老专家在文学所《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撰写的章节，如余冠英先生撰写的“《诗经》”，钱锺书先生撰写的“宋代的诗话”，还有唐弢先生撰写的“《鲁迅》”，意在纪念他们的贡献。唐弢先生撰写的鲁迅部分为4.5万字，放在现代文学史中也许可以，而放到通史中便显得失衡，因为全书还没有一个作家用这么多篇幅来写的，包括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都没有这样做。少数民族文学部分，巴莫曲布嫫写的彝族文学就有19万字，专家们也指出，彝族固然也是一个重要民族，但与人数更多的民族，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相比（他们的文学只写了几万字），也不够平衡。所以失衡也是一个缺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校对上也存在失误。担任出版工作的华艺出版社只有二十几位编辑，他们并不都对文学专业熟悉，一下校对几百万字，难免会出错。我们几个总主编，我、邓绍基、樊骏，还请了郎樱，我们4个人专门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待所住了十多天，来审阅全书的稿子，校正错误，但校正完之后，出版社电脑又搞错了，编辑最后核红也没有发现。总之，在两年多时间编纂十卷大书，时间上仓促点儿。后来我们还专门开过一次专家座谈会，请钱理群、郭志刚、孙静等专家提意见，为修改作准备。
吴刚：《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十五年后，您才组织力量对《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进行补充和修改，扩充为十二卷，更名为《中国文学通史》，重新修订这部文学史主要是怎样一种考虑？与您理想中的文学通史还有多远？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这部分还有哪些需要加强的？
张炯：我兼任两个所的所长，是从1994年到1999年初，到期卸任。对于《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存在的缺点，我就没有能力再组织修改和出版，因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明确指示我们这些老所长退下来之后，就不要再过问所里的事。所以我就没有权力再调动两个所的人员修改《中华文学通史》，况且手头也没有经费了。原来的经费，包括我申请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钱也都用完了。
我是到2006年73岁才被批准离休。离休前我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安排我担任两届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让我参加全院重大课题的设计并介入文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我还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成员，并承担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文学卷》副总编，还负责带团出国访问和率领作家采风等任务。因此那时我实际上也没有时间再顾及文学通史的修改。一直到了2007年，我离休后，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张中良向我建议，他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汪修荣表示愿意提供一大笔资金来帮助启动修改和出版《中华文学通史》的修订本，你现在有时间了，是否可以启动这套书的修订？我想：启动资金解决了，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修订工程应该可以启动。当时修订从学术上来考虑，由于从1997年至2007年这十年之内，我们国家考古上有很多新的发现，牵扯到文学史，比如说湖北郭店竹简中的引《诗》和论《诗》。另外，像《全唐诗》所列近四万九千首，彼时又发现还有数千首没有被列入，其中不乏可传世的好诗。同时，像辽代文学也有新的发现，港澳台文学也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这样，上述新的研究成果就需要吸收到新的通史中来。此外，原来保留的几位老专家所写的稿子，由于时过境迁，全书篇幅调整，也必须找新的专家重写。所以，整体上修改的幅度很大，特别是原来的编写者由于各种原因，也需要换人。如原来总主编之一樊骏先生因脑疾不能工作了，原负责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曹道衡和沈玉成先生先后去世了。所以后来我只好重新组织新的编委会并调整编写者。实际上，原总主编邓绍基先生也病了，但动手术后仍能坚持审稿，所以总主编中由邓绍基先生负责审定古代的稿子，我负责审定近代、现当代的稿子。又请了民族文学所的郎樱先生作为总主编之一，负责审定少数民族文学的稿子。因为少数民族文学除了我讲的不平衡的问题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的问题，过去没有谈到。我曾经让郎樱先生组织这方面的研究。这些新的成果自应吸收到新编通史中来。总之，这次修订，许多部分都是新写的，实际上工程很大。原来撰稿人变动，也因为有的病了，有的去世了，所以这个班子需要重新组织，重新确定分卷主编和撰稿人。这个修订本需要改写和补充的章节很多，为解决全书不平衡的问题，经新的编委会讨论，决定将古代文学从先秦到清代的4卷变成6卷。本来想把现当代文学压缩一下，从5卷压缩成3卷，但是总编委会讨论的时候，很多同志包括文学所研究古代文学的总编委刘世德同志提出来，他说近代、现代、当代几卷不应压缩，还以保留6卷为宜。他说这是我们这套通史的特点。现当代文学是新文学，成绩显著，发展的规模也大，而且包括社会主义文学，不宜压缩。最后讨论的结果是，近现代和当代还是保留6卷，这样一共为12卷。这次修改花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并没有列入两个所的工作计划里面，所以前后花了5年，到了2013年才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非常认真，为了避免校对上的错误，他们专门聘请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来帮助校对。他们还做了新的努力，就是每卷后都编有索引，将该卷论述的所有作家、作品以及重要文学现象见于本卷的哪一页，都在卷末一一标明，以便读者查阅。因为上述种种情况，出版社决定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学通史》。这套书的印刷和装帧都比较精美，出版之后，很快就获得了第25届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任院长高翔同志那时候还是院秘书长，他曾主持一个媒体新闻发布会，专门将《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学术成果向社会推荐。所以比较来说，我对《中国文学通史》的学术质量比较满意，相较《中华文学通史》来说，它把《中华文学通史》的缺点弥补了，改正了，内容也更充实了。这是关于这套书修改出版的情况。
吴刚：您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其他学者合写过《〈中国文学史〉修改中的几点认识》一文，这对您后来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有何影响？
张炯：影响当然有。我在参与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之后，受编委会委托，执笔写了这一篇文章，以编委六人的名义发表，反映了我们那时编写四卷本时的认识。写作此文之时，和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编写的这两套《通史》之间，分别隔了近四十年和五十多年，应该说影响不是没有，但认识上的变化也很大。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参加编写过两套文学史。1958年编的一套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成红色的书皮，所以被称为“红皮文学史”，上下两卷，80多万字。后来，1959年《光明日报》开过关于文学史的讨论会。周扬和何其芳两位前辈在座谈中提到我们这套“红皮文学史”，认为我们方向上是对的，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学史有的地方还有些生硬和简单化。在听完他们的批评后，我们觉得他们的批评有道理。“红皮文学史”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完全是由我们年青同学发动并组织起来编写的。因为当时学校让我们批判一些老师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我们感到与其批判老师，还不如自己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编一套文学史。但当时时间仓促，准备也不足，我们暑假不回家，用了35天时间编写出来，虽然精神可嘉，却不免受到“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那套书提出的观点，一是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正宗，二是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看作阶级斗争的反映，三是对一些我们当时认为的贵族作家，如王维、李清照等，进行了创作上的贬低。所以到了1959年，我们听取了周扬和何其芳的批评，觉得他们批评的有道理，我们编委会就决定重写一本，变成120万字的四卷本，把有关的缺点纠正过来。我因为是编委会成员之一，而且是副主编，主编是我们党支部书记费振刚。因为我是年级的班联会主席，其实就是同年级四个班的大班长，所以选我当副主编。当时主编、副主编之外，还有几个同学当编委，包括现在很著名的谢冕先生，研究美学的阎国忠先生，研究古典文学的张少康先生，研究近代文学的孙静先生，我们几个人组成编委会。所以写四卷本的时候，我们觉得靠我们同学当编委来审稿，能力还是不够的，所以决定请中文系的一些老师来参加我们的编委会，包括当时的系主任杨晦先生，教先秦文学的游国恩先生，还有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冯仲芸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希望由此避免成稿的知识性错误。四卷本也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印的是黄色封皮，后来便被称为“黄皮文学史”。因为我们还要听课，此次重写本用了近一年时间，出版后即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教材。你提到的那篇由我执笔的文章，开头是应《北京大学学报》约稿，发表后，《光明日报》和《文艺报》都进行了转载，所以影响比较大。因为撰写上述两套文学史的时候，全书的绪论和最后的结束语都是由我负责撰写的，编委会向同学们部署工作时，也是责成我向大家传达。可以说1958年“红皮文学史”中的“左倾”观点，我是有较多责任的。1959年，我们认识到那些学术观点的片面性后，就不再提民间文学是正宗，也不再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在“黄皮文学史”中，我们便以“进步的文学与反动的文学的对立”来代替。全书也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作品。所以我执笔的那篇文章，反映了我们1959年第二本文学史的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我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和《中国文学通史》都产生了影响，使我认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确实不能简单化，文学史的论述尤应遵循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还应贯彻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的历史评价标准。所以我后来给《中华文学通史》写的导言，给《中国文学通史》写的总序，其实也都是总绪论的性质，体现当时我希望贯彻全书的观点和想法。其中我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曾召见文学所主持工作的陈荒煤先生，还有朱寨、许觉民和我，谈如何编写当代文学史的问题。当时文学所发生过应不应写当代文学史的争议。胡乔木同志认为可以写，也应该写，但可以缓些写，先做充分的准备工作，积累资料，先写些局部性的著作。他指出了编写文学史的几个重要原则。第一，文学史最主要的史实依据应是作家作品，有作品才有作家，然后才有作家流派和文学运动。所以文学史最主要的史实依据是作品，当然作品在流通的历史过程中是要不断淘汰的，好的作品流传下来了，就会被史家入史。第二，文学史不等于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关系，但彼此是有所区别的。他的这些观点，为后来文学所编写当代文学史和通史等著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所以对我自己来说，编写文学史的几十年，也是思想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
吴刚：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提出应该编写一部包括各民族的中国文学史，这对您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有何影响呢？
张炯：何其芳当时提出来要编写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这个观点对我当然有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有条件可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时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成长和集中了大批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例如1958年能够称为少数民族文学专家的只有马学良先生等个别学者，可是到了90年代就不一样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就有18个民族身份的研究专家，我们还能够联合中央民族大学丹珠昂奔这样的民族文学专家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所以到了90年代，我们才有这个可能来写这套多卷本、多民族、多时段的《中华文学通史》。
吴刚：您曾指出“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学应该涵盖我国版图内的多地区文学”，把这种理念贯穿到具体的文学史写作中，需要一番思考，您是怎样一种考虑呢？
张炯：中国文学是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个观点我觉得符合我们国家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华大地现在有56个民族，澳门回归后，我去澳门，当地葡萄牙后裔就提出来，既然俄罗斯族是在56个民族之内，那么我们葡萄牙后裔也应该算在内，因为我们已经在中国生长了400年之久。确实，现在他们都会说广东话，他们也有文学作品。我们的国家不仅今天是多民族，实际上在古代华夏族的发源地中原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大部、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在其周围，当时还有好多民族，像安徽、山东一带被称为东夷，陕西以西被称为西戎，山西以北被称为北狄，在南方还有好多民族被称为南蛮。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福建人仍被北方来的一些同志称为“蛮子”。所以中华大地自古就是多民族繁衍、生存的地方，好多文学作品也是各民族创造的，比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这三大具有世界影响的史诗就是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创造的，还有藏族的《萨迦格言》、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等。到现在，差不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群。在历史上，像元好问就不是汉族，《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不是汉族，我们当代著名作家李准虽然生在河南，但他是蒙古族，像这种情况很多。因此，我认为中华文学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符合实际情况。
吴刚：《中华文学通史》体现了怎样的文学史观？您曾提出“文学的多元不仅表现在多民族上，还表现在多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能具体谈谈吗？
张炯：关于史观问题，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我是强调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观，包括要重视文学审美性的特征。因为文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它所以能流传下来，主要因为它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恩格斯曾经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讲到要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也即最高的标准来看待文学。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不能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历史性。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很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并指出，艺术美虽然源于现实美，却可能也应该高于现实美。胡乔木院长跟我们谈话时也曾强调，写文学史应该要重视和加强艺术性的分析，要在这方面多花一些笔墨。所以在文学史撰写过程中，我强调历史性的同时，也强调审美性。
当然文学不仅有体现审美特征的艺术性，还有体现作品内容的思想性，这是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必然产生的。尽管普利汉诺夫曾把文艺称作“飘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但文学及其思想内容仍然体现历史性特征。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学，跟我们现在的文学，思想内涵和属性差别很大，它是跟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性相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所讲的“美学的”“历史的”，这“历史的”就包含文学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真实的反映，也包含文学所表现的历史意识形态性的差别。所以整个文学史，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品的思想内涵是不一样的。我国封建时代有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而百年来，特别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虽然有人文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儒道释的三家思想观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思想的多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与封建时代、与民国时期都不同，但其中也包含对历史上优秀思想传统的继承。在文学史撰写中重视不同时代的多元思想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才有进步的文学和反动的文学的区别，也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研究作家作品时，进一步研究作家世界观的复杂性同样必要。因为一个作家他可能前期受到某种思想的影响，后期又受到另外一种思想的影响，乃至同时受到不同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内容也就有了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到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但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虽然很现实地写出新兴资产阶级怎么起来了，但他又有同情保皇党的一面。像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是复杂的，他在当时有进步的方面，但是也有保守的方面。所以我们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要对特定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做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避免笼统和简单化。
吴刚：您到文学所初期研究文艺理论，粉碎“四人帮”后被借调到《红旗》杂志负责文化组的编辑工作，1979年初回文学所后才介入当代文学研究。既开展文艺评论，又从事文学史编著，在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前后，您个人出版了多本评论集，还先后完成了《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和《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的编著工作，并与邓绍基、陈骏涛等共同主编了《中国文学通典》四卷。您还主持当代文学研究室完成《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新潮》等集体著作，同时还协助朱寨先生完成编辑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当代文学部分，与傅璇琮先生共同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二版。完成这些工作，对您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有怎样的帮助呢？
张炯：编写这些著作当然对我后来主编文学通史是有帮助的。早年我在北大上学时，前面说过曾先后参加了编写两卷本和四卷本两种《中国文学史》，这使我首次获得组织集体科研和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也是我首次参加撰写这方面的著作。它之所以可能，因为此前作为学生，我们已经学习过文艺理论和中国历史的课程，并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系统地学过从先秦到宋元的中国文学史的课程，阅读过历代大量作家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上北京大学之前，我在人民军队做过多年政治文化方面的工作，学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延安编印的干部必读十二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思想方法论》等。北大老师还给我们讲授过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中国思想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使我获得一定的理论知识、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所以毕业之前，我跟几位同学共同编著了一本《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虽来不及出版，但学校印刷厂还是给印了样本。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后，我就被安排到文艺理论组去参加编写《文学概论》，跟这本书可能有关系。当时蔡仪先生最初拟的《文学概论》提纲，跟我们在北大写的那本书基本思路相同，后来才根据周扬同志的意见，改为要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的创作过程和历史发展等各方面的规律。1961年到1963年，我在中央党校参加编写《文学概论》，任编委会的学术秘书，全国文艺界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周扬、林默涵、何其芳、郭绍虞、朱光潜、罗根泽、朱东润、王朝文、毛星、杨晦、叶以群等都曾多次参加讨论，认同大家都赞成的以反映文学各方面的规律性为追求的文学理论框架。其实周扬于1958年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座谈会上就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这对我后来撰写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都很有影响。我觉得理论归根结底来自实践，作为体现文学实践历史的文学史著作，对文学理论的升华和中国化都非常重要。而撰写中国文学史，又自然离不开具有真理性的符合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
我到文学所工作至今六十余年，自己研究项目的安排大体都跟工作岗位的变动相关，也跟社会的需要相关。我在北大之初是希望将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了若干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戏剧。但后来让我组织集体科研，写文学史，到文学所后又让我从文学理论转向当代文学研究，都是基于国家需要，由组织上决定的。后来开展《中华文学通史》的编著，跟我被任命为两个研究所的所长也有关，觉得责任所在，不能不做。《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是应文学函授之需而写的，后来还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之邀编写了一本当代文学简史性质的书作为教材，竟发行了45万册。《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应读者的要求写的。因为我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计150万字，后来纳入《中华文学通史》，没有单独出版，读者觉得《中华文学通史》一共10卷，一般人都买不起，而且篇幅庞大，也不是一般读者都需要的，所以我应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要求，把150万字压缩成60多万字，重新编著，把价钱降下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一样，因为当时出版了多种《中国文学史》，都不包括各民族的文学和台港澳文学，而《中华文学通史》虽包括了上述内容，但是价钱太高，一般读者买不起，所以长江文艺出版社建议我另外编一套3卷本，既包括港澳台和各民族的文学，把定价降下来，这样更符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关于新时期文学，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动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同仁一起编著《新时期文学六年》，共40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到了90年代我个人还写了一本《新时期文学格局》，虽然仅20万字左右，却扩及十多年的新时期文学。当时是应杨匡汉、汤学智主编的丛书之约而写的，内容延到90年代文学的发展，带有新时期文学简史的性质。它和《新中国文学史》两卷本都是出版后再版过，可见当时社会需要。你提到朱寨先生和我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主要是朱先生的主张。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由当代文学研究室安排蔡葵、仲呈祥、范际燕三位同志参加，但没有写到新时期新的文学思潮的变化，朱先生才申请了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文学新潮”，可能他考虑到我对文艺理论熟悉些，所以邀请我和他一起主编。参加撰写的还有蔡葵、白烨、杨匡汉、张德祥、张韧等同志。我负责写其中的人性人道主义一章和最后的结束语《关于文学新思潮的思考》。我征得朱先生同意后，将这篇结束语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后来《文艺报》和《新华文摘》等都加以转载。
关于《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是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陈骏涛建议的，他帮助我做了许多编务工作。他作为《中国文学通典》的总主编之一，也承担了重要的组织协调工作。我的贡献很少。至于《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第一版、第二版和后来的第三版，我都参加了。第一版，我作为总编委之一，是当代文学部分的副主编。第二版，我是作为副总主编之一，总主编请的是北大原副校长季羡林先生，由于季先生因病住院，实际工作只好由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和我承担。第三版总主编是北大袁行霈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让我作为副总主编参加，并兼任现当代部分的主编。由于工作岗位变动的关系，我的学术平台不断拓展，各项工作都要分出精力去完成，自然使我十分紧张，白天上班，而自己承担的撰写工作只好利用晚间和节假日，乃至在出差的途中。有关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多种著作同时或交叉进行，相互促进，产生有益影响是必然的。
吴刚：在您的研究领域里，文学史研究只占一部分，此外，您还研究文学理论，撰写文学评论，还进行过文学创作，那么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对您主编《中华文学通史》有何影响呢？
张炯：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回答中，实际已涉及。在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评论这三个部分虽然性质不同，然而作为文学学科的构成，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文学理论提供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史撰写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标准和宏观构架，也影响到对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运动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超宏观的文学评论。至于我撰写的当代文学评论，这方面的著作当然是在文学理论观点的指导下来写的，既有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评论，也有关于文学流派、现象和某时期某地区文学发展状况的宏观评论，还有比较文学方面的评论，但基础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了正确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坛出现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的文学现象和相关的作家作品，我当时就找了弗洛伊德、萨特以及形式主义的新批评派和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译的西方理论著作，乃至新的心理学、教育学和接受美学、比较文学的书籍来阅读，以弥补自己原来理论知识的相应缺憾。由于文学评论可以概括、评价、总结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和风格流派，并能提供新的创作经验，故而会反过来促进和影响文学理论的提升。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文学发展实践相结合，才能够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文学评论也为文学史的著作提供参考的基础和吸纳的源泉。比如，我们写当代文学史就得吸取当代文学评论的著作成果。所以上述三者作为文学研究来说，应该是既有区别又分不开。搞文学评论和文学史，就得学习文学理论。反过来，文学理论要有所创新和发展，就必须从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中来吸取必要的参照。所以，我到文学所一开头从事文学理论，参加编写《文学概论》，这对我后来搞文学史和文学评论大有帮助，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反过来，我从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以后，有利于我在理论上产生新的见解。所以，我写的几本理论著作，一个是《语文月刊》上连载的《文学书简》，是作为普及的理论著作来写的。而参与《当代文学新潮》而写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和宏观性的“结束语”，则是结合当前文艺实践对理论专题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我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探讨的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规律，曾经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连载。到了21世纪以后，我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理论》的编写工作，当时差不多集中了全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这本书主要的主持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我只是参加讨论和最后验收，具体撰稿我没有参加。此书先后修改七次，我肯定这本书的超越性，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现代化的新成就。但我又感到仍有拓展的空间。到了2014年，我经过几年研究，自己撰写了一本35万字的《文学透视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自以为也是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学的理论著作，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现代化的精神，作为一家之言，特意从系统论这个角度对文学各个系统的规律进行探讨。另外还出了一本理论书《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联系我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来写的。这本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被翻译成外文，成为上下两册在国外出版了。
至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对于研究文学理论、开展文学评论、撰写文学史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有助于我对文学的理解。上面说过，我原来想从事创作，当个作家，但组织的分配改变了我的道路。但我写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晚年还写过长篇小说。这使我在理解文学上获益匪浅。
吴刚：张老师，我还有最后两个问题，《中华文学通史》修订之后，为何名称改为《中国文学通史》？如今您还计划写些什么著作？
张炯：《中华文学通史》改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各卷主编都换了，作者也做了调整，原来《中华文学通史》存在若干缺点，后来基本都解决和纠正了。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前面讲的新发现，故而篇幅有显著增加。另外，各卷少数民族文学部分还增加了民族文学关系史方面的内容，原来老专家撰写的稿子不再保留，换成新的稿子了，等等。书名的更改是出版社决定的，因按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原作修改超过三分之一，就可按新书处理。为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决定将原书名改成《中国文学通史》。我们没有反对的另外一个考虑是，“中华”的含义包含海外华人作家，后来发现他们的国籍很复杂，有的是双重国籍，也有些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这样笼统地把各国华人作家都纳入“中华”便产生问题了。实际上已有某国华人作家提出抗议，所以仅把台港澳的文学纳入中国文学，改为《中国文学通史》，在外交上就不致产生纠纷。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原来兼职多，战线太长，影响了自己对学术的深化。我也知道，每一代学者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我一生有许多时间做了别的工作，肯定比你们新一代学者读书要少。离休后，我那时身体尚好，才能抽出时间编著《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还将离休前我个人的论著编辑成500万字的《张炯文存》十卷，由湖南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2013年，我80岁了，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终于批准我不再担任一直担任了22年的管评审项目和规划发展的文学专家组组长，从此解除了我的最后一项社会工作，使我获得自己安排余力的彻底自由。因此，至今十年中，我除了养老，还撰写和出版了多部新的著作，如上述个人撰写的《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文学透视学》《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巨变：1949》35万字，出版游记《从神州到世界》10多万字，还参与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分类文学史丛书》10种。此外，有三种新著《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从延安到北京——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里程碑》以及一本散文集《天·地·人》，这三本书共90万字，出版社已订了出版合同，尚未出版。如今我年届九旬，体力渐差，眼力不济，小号字看不清，看书报要用放大镜，做学问就更困难了。所以我把全部藏书3万册都捐献给家乡的文学馆，因为我的家乡文化比较后进。如果身体还可以，我想将报刊已发表而尚未出书的文字整理出来，再出版几本书。至于写作，除了写点散文，再写点回忆文字，那是一种与《中国文学通史》等学术无关的人生“通史”了！
［受访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采访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