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更多依赖女性的视角，前期是作为俄罗斯元素（等于地方性现代元素）不成功地展开客体的女性，后期则是作为现代主体的女性，同时也逐渐激活了阶级分析的维度，从而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己笔下俄罗斯元素的“认异”到“认同”。不论是“认异”还是“认同”，对于萧红和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俄罗斯化的都市哈尔滨，正是他们文学活动的起点，也是他们政治生命的起点；他们的那种因为直接对抗日本的统治而产生的强烈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被塑造、表达和传递时，却往往要借助东北一地的地方风景；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更期待于他们的关东乡土，还是他们自己魂牵梦绕的都市哈尔滨，都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抵抗和思考的深厚资源。

1927年秋到1930年夏，和1931年10月3日到1934年10月4日，萧红居住在哈尔滨。她在这里开始接触文学、政治和都市生活；不应该忘记这一点：萧红是从书写哈尔滨都市体验开始她的文学之路的。在1933年5月发表于长春《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的处女作《弃儿》中，萧红的哈尔滨是泡在洪水里出场的：“公园被水淹没以后，只有一个红电灯在那个无人的地方自己燃烧。秋天的夜里，红灯在密结的树梢下面，树梢沉沉的，好像在静止的海上面发现了萤火虫似的，他们笑着、跳着、拍着手，每夜都是来向着这萤火虫在叫跳一回”，然而这又不仅是一个崩坏的、被遗弃的世界，“满街行走大船和小船，用箱子当船的也有，用板子当船的也有”，只有都市里才有的热闹和纷扰并没有消失。洪荒和都市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也不是为强调都市中个体的疏离感和陌生感时而成立的喻体与本体的关系，而是互相渗透、融合，好像融为一体，甚至跳出了隐喻而成为白描。

这是1932年中的哈尔滨；像年中的洪水一样改变了这座城市环境的，还有2月5日占领了本地的日本人。这让哈尔滨本已混杂的族裔社会与政治状况更加复杂。从非华裔居民的比例看，哈尔滨本就是中国之最；而在这之中，最大的群体又是已不再享有殖民者特权的“白俄”；1920年，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附属地”被改制为中国政府直接行使治权的“东省特别区”，到1926年，连哈尔滨市自治议会也被改组，俄裔议员在市政事务中也失去了主导权。这决定了，在这座城市中，俄侨不再享有任何特权，而只能以其“市民社会”来行使族群存续的权利。此外，这时的俄侨群体内的，不论是从社会阶层，还是从种族宗教而论，都有明显的多样性：这些从轰然解体中的帝俄社会崩散出来的碎片，挤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缝隙和角落。①1931年夏天来访的朱自清说：“这里的外国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国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国人之下。”②而对当地中国人来说，“外国化是生活自然的趋势，而不是奢侈的装饰，是‘全民’的，不是少数‘高等华人’的”，因而，这里“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③简单说，无论在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哈尔滨俄侨都不再像同时代中国其他半殖民地都市中的侨民群体一样，成为浮在水面上的一层光线折射下五彩缤纷的泡沫，而是像盐一样，溶解进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并且真正改变了这座城市直到最底层的味道。④在哈尔滨都市的民间生活中，俄罗斯元素无处不在。

现代文学史上“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在日占时期的哈尔滨初登文坛，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扬名于上海左翼文化圈内外，全面抗战辗转多处写作不辍，最终殁于香港羁旅中。

然而，共同拥有哈尔滨经历的“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大多数作家，在他们离开哈尔滨和东北前，却都鲜少描写这里的“白俄”群体等独特的俄罗斯元素，偶然涉及也不过作为“场景”而已。个中缘由，杨慧指出：“东北流亡作家”在上海汇入“左翼作家”中时，“流亡的痛楚和上海左翼文学的语境使得这些东北作家突破了地域与思想的封闭，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格局中重塑文学视野，重新发现故乡回忆。”⑤需要补充的是，东北给这些东北流亡作家们提供的，未必都是“地域与思想的封闭”，而同样有从被称作“红色之路”的中东铁路上传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思想；⑥东北流亡作家在上海重新发现哈尔滨时，他们意识到，一座这样的都市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从而获得三个方面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的动力：一方面，俄罗斯元素作为哈尔滨的特征，成了乡愁的标志；另一方面，“白俄”作为流亡者，获得同样处在流亡中的作家们的某种关注——书写他们的流散（diaspora），既可以“失去故乡/祖国”者的痛苦为主题表达对国家“中国”的归依，又可以“抗拒革命者”的不合时宜来表达对左翼意识形态的服膺；此外，面对上海的读者与评论界，俄罗斯元素书写又是东北流亡者在作品中实现“陌生化”、进而吸引读者的最有效资源之一。简言之，上海带给东北流亡作家们的，正是将原有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落实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中的“格局”。

俄罗斯式的“风景”——这里说的当然是柄谷行人“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的风景⑦——哈尔滨街头的“白俄”、俄罗斯食品、俄语等等，闯入了东北流亡作家怀乡的作品中，反映了他们在漂泊中回忆起故乡时的孤寂、焦虑、痛苦，也帮助他们定位自己的故乡。也正由于上述的前两种动力，东北流亡作家的俄罗斯元素书写也就产生了两种面向。第一种情况下，他们往往笨拙地模仿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写到这“十里洋场”上的外国风尚时的笔调和态度，采取一种“认异”的态度，赋予它们象征中国资本主义都市的“半殖民地性”的任务，陌生化、抽象化；而另一种面向中，他们却往往会突出对俄罗斯元素的亲切、熟悉和认同。

对于萧红这个个案来说，在她来到上海前的写作中，俄罗斯元素的出现同样较少。这不是因为她此时不愿书写都市——这一阶段，她描写都市的篇目少于童年经验过的乡镇，但在篇幅上却大大超过；除了上文提到的万余字的处女作《弃儿》外，还有近万字的《广告副手》，谈自己（“芹”）一次不成功地为影院手绘电影广告的工作尝试⑧——而更可能和上述的其他东北流亡作家类似情形的原因接近。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对俄罗斯元素“认异”和“认同”这两种书写面向，在她的笔下都曾经出现过，并且如果冒着武断的风险，我们可以提出，后一种面向在她的笔下逐渐占了上风，换言之，萧红对自己文学世界里的俄罗斯元素，有着从“认异”向“认同”的微妙转变。

在《商市街》中，萧红常常会看似不经意地遇到中央大街上的“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跑了满街”、公园的“冰池上小孩们在滑着冰，日本孩子、俄国孩子……中国孩子”；即使在旅馆中她也会听到“外国女人清早便高声说笑”；⑨这些场景经常被萧红“顺手”收入“镜头”里。而俄罗斯人没有出场，但俄罗斯式的“风景”映现的次数就更多了！先是俄语：房东三小姐（友人汪林）在学俄语，自己也在学；然后是“列巴”，通常由“提篮者”来售卖：“这还是清早，过道的光线还不充足。可是有的房间上已经挂好列巴圈了”，“送牛奶的人轻轻带着白色的发热的瓶子排在房间的门外。”⑩普通饭是一角一个的黑列巴就白盐，好一点还可以加五分一个的列巴圈，而更惨一点的时候，就只能看着“列巴圈挂在别人的门上”了。⑪整个《商市街》中，列巴成为食物的象征，以至于要专写一篇《黑列巴和白盐》，总结说：“黑列巴就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⑫列巴在哈尔滨时代的萧红笔下，并非像同时代中国其他地区的西式面包那样，对多数人是种偶尔为之的享受，而是一种用来把守温饱底线的事物，这当然与彼时哈尔滨生活水平的高低无关（黑列巴并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涂上萧军所谓“快要咸死了”的盐才能下咽），但反映出它生活方式的独特。列巴的“风景”，寄托着的不仅是萧红对“饥饿”的敏感，更有她对哈尔滨的独特回忆，作为别人的东西，列巴是一种对自己饥饿的挑衅；但属于自己时，列巴却又是把守温饱底线之物，对列巴的“认异”中包含着认同的元素。

《商市街》时期的萧红笔下，哈尔滨的俄裔居民往往呈现明媚的色彩，和她谈到自己生活的灰暗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国女人红色的袜子、蓝色的裙子……一张张笑着的骄傲的脸庞，走下楼梯，她们的高跟鞋打得楼梯清脆发响。”而她自己呢，“带着我苍白的脸，褪了色的蓝布，宽大的单衫踱荡着。”不只如此，“忽然楼梯口跑上两个一般高的外国姑娘……指点着向我说……你的，真好看”，“另一个像是为了我倒退了一步，并且那两个不住翻着衣襟给我看：‘你的，真好看’”。她们是友善的、富有活力的、外向的；但“我”却“没有理她们。心想：她们帽子上有水滴，不是又下雨”。⑬一边是担心生活无着，一边似乎是无忧无虑光彩四射。写于1935年冬的《初冬》里（未曾收入《商市街》），也是一样：“有外国人走进来，那响着嗓子的，嘴不住在说的女人，就坐在我们的近边。她离我越近，我越嗅到她满衣的香气……也许她那安闲而幸福的态度与我一点联系也没有。”⑭而在写作时间稍早的小说《生死场》里，金枝在她走向沦落的哈尔滨之行中，曾经注目过的那间丰饶的“俄国点心铺”，⑮同样给我们以“外国人在中国优裕的生活”这种左翼文学中常见的图景；但我们不必担心萧红真的这样漫画式地看待俄侨的生活状态，她只是驱遣这些偶然闯进她的视野的白色人种来映出自己胸中的块垒而已。在《春意挂上了树梢》里，满街的“外国人”快活地游逛，“有的连起人排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对于在“转角、墙根，都发现着哀哭”的“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却只有遗忘了。⑯她是能够自行解构上面这种“外国人”的统一形象的。

其实，不难发现，萧红只有在泛泛地把他们当作某种背景来使用时，才统称俄侨曰“外国人”；而当她真的谈到自己接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俄侨时，可能会看似不经意地说明这是“俄国人”乃至是哪一类俄国人（犹太人、“高加索人”、“吉卜赛人”等）。从中可见微妙的区别：对“外国人”的模糊的“幸福”描写正能迎合左翼文学的写作规范，而对于具体的“俄国人”或“犹太人”的准确、细致的识别与观察则正是作家本人独特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的体现。尽管在《商市街》及之前的创作中，萧红对这两者的书写都是以负面形象为主，但各种“俄国人”之具体与“外国人”之抽象的对比却是鲜明的。在《商市街》的第一篇《欧罗巴旅馆》中，那个和萧军冲突的旅馆管事就被点明了是“白俄”，他操着一口不合汉语文法的汉语索要因水灾而上涨了一倍的房费，因二萧交不出而要求“你得明天搬走”，萧军不同意而发出威胁，结果是这个俄国人找来了警察。⑰这个唯利是图又欺软怕硬的“资本家代理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员；一个中国人在类似的位置上也很有可能有着类似的举动；这恰恰说明，社会阶层相近的中国人和俄国人，在哈尔滨过着相似的日常生活。在《患病》里，萧红来到“市立的公共医院”，这里“为平民而设，不收药费”，“穿白衣裳的俄国女人，跑来跑去唤着名字”，终于轮到自己时，因为“我的俄文又不好，所以医生问的，我并不全懂”，而且被要求爬上一个“很宽、很高、很短的台子”，让我“可有些害怕了”。⑱这里的描写体现出作者安全感的极度缺乏，然而也反映出，哈尔滨的“市立公共医院”正是靠着俄侨大夫与护士在运行的；而其他中国都市，纵然也会有许多外国医生行医，但不会依靠他们来满足基本的医疗需求。

以上描写都足以证明萧红的哈尔滨体验对她俄罗斯元素书写提供了基本框架；而从中同样不难看出的是，萧红在都市中强烈的边缘人体验，是造成了她在《商市街》中对在自己想象中占据了哈尔滨都市舞台中心的俄国人的疏离感和陌生感的根源。杨慧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左翼文学的“白俄”书写，形成了某种必须预先对作出政治上否定的价值规范；而这又是与在沪的俄罗斯人几乎完全是“白俄”即无产阶级革命所逐出俄国的敌人，并且大多数敌视中国的左翼分子密切相关的。鲁迅就曾提醒刚抵达上海的萧军，要与常常以向租界巡捕告密为业的俄国人保持距离。⑲然而，这个例子就同样能够说明，初来乍到的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对于这种出于政治考虑的规范需要一个习得的过程；因为在哈尔滨，这里还有因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而进驻的“红色俄国人”。郭淑梅指出：“因为中东铁路的存在，哈尔滨成为向东北乃至关内传播俄苏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⑳萧红因求助于萧军而卷入的那个哈尔滨左翼文学青年的圈子里，男性都以俄国式的衬衫为日常服饰，并或多或少地会一点俄文；对于他们来说，对俄罗斯元素的情感往往是以正面形象先出场的。因此，萧红在其哈尔滨、青岛和上海早期的创作中，对俄罗斯元素的拒斥和疏离（尽管这种拒斥却也间接地反映了她在哈尔滨的生活中，这些元素是如何难以绕开的），就不能仅仅用左翼作家共享的规范来解释，而也深深地植根于她自己的边缘人意识中。

然而，这种边缘人意识，也许又更多地来自她的性别身份，而并非像有论者总结的那样，来自“对俄化社会的不满和对都市文化的不适应”，㉑换言之，是出于对乡土的认同而自然生成的对都市的抗拒。这样的观点，无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萧红的都市体验并非始于1931年，之前，她就以学生的身份早经哈尔滨和北京的生活；同时也没有注意到，她对于“俄化”的哈尔滨都市文化的态度，绝非反讽，而是带着不安与醋意的警惕。这一时期，不论是外国女人的高跟鞋和风衣，还是因为掌握俄语和俄国风尚而增添了女性魅力的汪林，可以看出，她笔下的俄罗斯元素总体上是女性化的。而尽管我们能够看到萧军等男性追寻“俄罗斯风尚”的证据，但萧红却似乎对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除了萧军给她带回来的列巴），那么这是否能够说明，这一阶段的萧红，正是因为默认了男性们身上俄罗斯元素的理所应当，而把女性各自的身体视为一处自己正在其中和其他女性竞争，但又因为种种原因还远远落后的俄罗斯—摩登元素的赛场呢？这样说来，这种对俄罗斯元素的“认异”中，似乎就已经埋下了萧红正视自己后，将其向认同转化的种子。

在写作收录于《商市街》的散文之后，1936年初，萧红连续写作了两篇直接以俄侨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访问》和《索菲娅的愁苦》。㉒这两篇散文中，一方面萧红坚持了对描写对象细分的族群身份的关注：“那么犹太人回什么国呢”，这正是对“白俄”“俄罗斯”身份的一种解构；索菲娅所想要回到的国家，不再是“俄罗斯”，而是“苏联”了，是扬弃了俄罗斯帝国的国族认同的国家；那位被萧红判断可能是犹太人的将军女儿出身的女房东，念念不忘俄罗斯的一切，自己现在养的狗不好，也要解释说“俄罗斯没有这样的狗”；但她的那个“俄罗斯”，却是一个只属于她那个阶级的虚像，对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同样的“俄罗斯”。萧红意识到，曾经的“俄罗斯帝国”内存在着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居民，而帝国崩解后落在哈尔滨的这块碎片当然也因此一样多元。在《索菲娅的愁苦》中，她问索菲娅：“吉卜赛人是‘穷党’吗？怎么中国人也叫他们‘穷党’呢？”这说明，她甚至意识到了，“俄国人”内部各族群间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她能够在哈尔滨学到曾经作为“帝国”本身的这一特殊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在根本上的压迫性；这也就使得她假如读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俄罗斯帝国边境内大多数土地都是殖民地的论断时，能够轻易理解和赞同。这一知识甚至可能映射到她对民族主义的总体理解之中。

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萧红在拆解俄侨民族身份之外，对其政治立场的拆解。在《索菲娅的愁苦》中，她发现，“那骂着‘穷党’的，他们做了穷党了”，她借索菲娅之口，指出了哈尔滨的“白俄”侨民内部，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以至于为俄国人办的医院，“穷党”也难进。这样的观察，已经完全超越了左联标准俄侨书写，而倾注着她对于底层俄罗斯侨民的认同。之所以能建立这种“我”和“索菲娅”共同分享的认同桥梁，第一当然是对于自己实际的低下社会地位的体认，第二则是两人一起“跳舞、唱歌”，“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也就是说，通过对自己真实阶级地位以及性别身份的再发现来达到。

然而，最终，决定要回乡的索菲娅并没有能够回乡，原因还是因为她的“穷党”身份。对于写作《索菲娅的愁苦》时的萧红，两人都有的“无法回去的故乡”让她完成了在索菲娅这个形象上的投射；曾经让她紧张、拒斥，甚至藏着一点妒忌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元素，在这里竟然成为她表达和倾注认同的对象。萧红所隐隐担忧的，正是自己同样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永远无法回到故乡去的遭遇，不幸的是，这也正是她的结局。

1937年末，在武汉的《七月》杂志上，萧红再次谈起了哈尔滨，而这一次是读中学时两次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一条铁路底完成》说的是左翼意识形态所认可的反日游行，而《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则是关于左翼意识形态所批评的反苏游行的。然而，萧红却出之以相似的反讽笔调。“愚昧”的行动固然是“愚昧”了，而另一场行动也无非是反而“完成”了那条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铁路，可见萧红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郭淑梅认为：“哈尔滨体验决定了（东北——笔者注）左翼作家的高起点，因为这里提供给了他们一种天然的国际主义视野”，㉓而这与由“民族主义”走向左翼的“国际主义”的上海左翼作家们构成了一种对比。㉔对于萧红来说，这也许是久为人所提到的女性立场等原因外，她对民族主义相对疏离的另一个原因吧。

在《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中，萧红谈到时为高中生的自己在中东路事件时为“抗俄”募捐，从俄侨手里得到不少钱，因此，产生了“外国人，外国人多么好哇，他们捐了钱去打他们本国。为着‘正义’”的心情，文中随后是她从一个“胖得和鸵鸟似的俄国老太婆”那里接过钱的情景。这一段稍显漫画式的描写，在让读者相信，作者在真诚“还原”自己年轻时的幼稚，然而笔调中却还是泄露出迎合意识形态规范的用意，不过，这也正能体现，作者对于哈尔滨这座俄化的都市，已经不再是因力有不逮而仰视着，同时又讥讽着的那种态度，而完全能够以谑笔写之，出乎其间而超乎其外了。和文中下面提到的羌贴事件放在一起看，萧红已经能正视这样的俄罗斯元素渗透其中的早年生活，主动表达对地方性知识的熟练理解而不再是仰视。㉕

概言之，萧红笔下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更多依赖女性的视角，前期是作为俄罗斯元素（地方性现代元素）不成功地展开客体的女性，后期则是作为现代主体的女性，同时她也逐渐在这一书写对象上激活了阶级分析的维度，从而最终实现了对自己笔下俄罗斯元素的“认异”到“认同”。不论是“认异”还是“认同”，对于萧红和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带有俄罗斯风貌的都市哈尔滨，正是他们文学活动的起点，也是他们政治生命的起点。那种因为直接对抗日本的统治而产生的强烈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被塑造、表达和传递时，往往正要借助东北一地的地方风景；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更期待于他们的关东乡土，还是他们自己魂牵梦绕的都市哈尔滨，都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抵抗和思考的深厚资源。

不过，对于萧红和其他东北作家笔下俄罗斯元素的书写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前文中谈到了多数东北作家对俄侨产生微妙认同的原因即流亡者身份，然而这种俄侨—东北流亡者间的类比关系有个天大的问题：“白俄”流亡者是无国籍者，失去了整个国家而流落于异国；而东北流亡者却正是回归了“祖国”的怀抱，离开了外来入侵者的“占领区”！但这种理论上的区别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有决定性的意义吗？东北籍政治活动家杜重远1934年曾撰文，批评该年3月18日《时事新报》上登载的时任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的言论：“吾人现在主要工作，是如何使东北的人民不要忘记了是中国人。”杜氏反问道：“到底是东北人民忘了中国，还是中国政府忘了东北人民？”㉖萧红1937年8月摘编的友人李洁吾来信中说，亲日派对二十九军的宣传是“不受共产党的挑拨、不为东北人利用、不做十九路军第二”。㉗在日本期间的诗《沙粒》其三十里，萧红又诉说起自己“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漂泊，把上海和东京等量齐观为“异乡”。㉘罗烽在1937年为其《呼兰河边》写作的后记中也说，北平有人提出把流亡东北人驱逐出（实际控制之）境。㉙至于萧军在抵达上海后的挫折与失望，以及鲁迅对他的宽慰，更无须多提。㉚所以，东北流亡作家的“白俄”叙事中，引起上海左翼作家警惕的，不仅仅是“民族话语”可能压过“阶级话语”（被指控过于“同情白俄”），更有“民族话语”的纯洁性这一问题。不过，联想到上文中已引述过的柄谷行人关于作为“认识装置”的“风景”之发现是日本近代文学起源的标志之一的论断，笔者或许可提出这样的观点以供商榷：哈尔滨的（往往具备俄罗斯元素的）“风景”在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显现，可能正是东北现代文学，即有东北意识的现代文学的隐秘源头。

“流散”（diaspora）是后殖民批评话语中常见的词语；不过，阿齐兹·艾哈迈德指出，应当区分主动的，自觉改变环境与文化认同的“迁移”，与相当程度上是被迫的“流散”。㉛从这个意义上，东北流亡作家的写作，是否恰恰正是适用“流散”话语的场域？萧红的从异乡到异乡的体验是不是一个“流散”的例子？东北流亡作家在大声表达时，要喊“打回老家去”，是对于把故乡重新纳入中国和自己能返乡的两位一体的毫不怀疑。但当他们低语时，就不一样了。萧红1941年给她的弟弟的信里说：“我想起来一个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坐着渔船，逃荒到南方的。”㉜她貌似轻松而其实在滴血似的想象着，永远回不到东北去的那样的结局；她在感叹的，就是东北人抓不住自己的根的命运，是东北人出现又消失的情况。

近年，东北地区又正承受着某种经济社会困局。而小部分东北作家对这种困局的书写，或许可以概括为“废墟文学”：在之前的一个阶段，一种不正常的、荒谬的机缘，让东北这片荒野成为某种乌托邦的存在（这是在时空隔绝基础上，莫尔的《乌托邦》中原本意义上的乌托邦），因而一旦一切归为正常，封闭的时空被打开，这里也就必然变成废墟。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把东北非历史化，成为计划经济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一个寓言，这种书写恐怕没有真正扎根于东北的历史与现实之中，而只有对此处已成废墟的确认和告别；而正因为东北已被他们认定是废墟，他们也就没有上引萧红书信那样的对告别东北的真正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阅读萧红等人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参考文献

①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俄侨社群也一样处于“流散”的状态,然而他们多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成为嵌入整个上海外侨社会底层的外侨精彩业余生活的背景和基础,和哈尔滨与华人社会的互渗不同.

②③朱自清.欧游杂记[M].上海:开明书店,1934:137-138.

④当然,这种渗透也是有限度的;然而,这种杂居社会的族群关系与上海式“十里洋场”还是可以轻易分辨出来:上海鲜有有组织的外侨暴力犯罪团伙,或外侨内部的政治组织;这两项活动似乎属于本地中国人才会感兴趣的营生;而在哈尔滨,却有着多种多样的外侨政治团体,以及俄国“黑社会”,两者结合的最典型例子就是著名的“马迭尔旅馆绑架案”(可参看杜佑.马迭尔绑架案之谜[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

⑤㉑杨慧.隐秘的书写——1930年代中国东北流亡作家的白俄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160-173.

⑥⑳㉓郭淑梅.“红色之路”与哈尔滨左翼文学潮[J].文学评论,2008(5):193-198.

⑦[日]柄谷行人著.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0-13.

⑧见于萧军,萧红.跋涉[M].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1933.这段经历她以《商市街》中的《广告员的梦想》再一次加以描述.

⑨⑩⑪⑫⑬萧红.商市街[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2,12-13,31,49,13-14.

⑭生活知识[J].第1卷第7期,1936.

⑮⑯⑰⑱萧红.生死场[M].上海:容光书局,1935:182,117-118,5-6,171-173.

⑲鲁迅.致萧军、萧红信(1934年11月20日)[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5.

㉒分别见于《海燕》,第1期,1936年1月19日,以及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25期,1936年4月10日.

㉔例如,众所周知,舒群的小说处女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的主人公是一位“白俄”混血儿少年,而第二篇小说主人公则是一位朝鲜人.

㉕萧红.一条铁路底完成[J].七月,1937,1(4);萧红.一九二九年底愚昧[J].七月,1937,1(5).其实,萧红在更早的哈尔滨书写中就曾提及“中东路事件”,《商市街》中《又是春天》一文中说:“我们去看一个战舰,那是一九二九年和苏俄作战时被打沉在江底的，名字是‘利捷’……一个洞又一个洞。这样的军舰使人感到残忍,正像同在街上遇见的在战场上丢了腿的人一样。”(见萧红.商市街[M].上海:容光书局,1936:168.)这段描写足以证明,萧红对于国民党式民族主义所挑起的中东路战争毫无好感.

㉖杜重远.东北人不要忘记了做中国人[J].新生,1(7).文章沿用了《时事新报》3月18日报道的原题,意在反讽.

㉗萧红.来信[J].中流,1937,2(10).

㉘萧红.沙粒·三一[J].文丛,1937,1(1).

㉙罗烽.呼兰河边[M].上海:北新书局,1937:后记2-3.

㉚萧军后来概括说:“一个‘东北佬’初到上海滩,‘野里野气,憨头憨脑,总该是被人看不入眼的。’”(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A]//萧军全集(第九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94.)而鲁迅则多次在给二萧的信里慰勉萧军,认为他这种“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中略)我看不要特意改。”(鲁迅.致萧军萧红信(1935年3月13日)[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07.)

㉛[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著.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M].易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3-92,119-153.

㉜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N].大公报(香港),1941-09-20.

作者简介

李昌懋，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水木学者”博士后，2023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14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大众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