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杰、王潞伟主编的《中国民间小剧种抢救与研究》丛书，2019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付梓。该丛书共8册，38万字，包括22篇民间小剧种调查报告，是2016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丛书宗旨即：为抢救和保护中国民间小剧种，尤其濒临灭绝的小剧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为基础，进行系统全面的专题调研。中华戏曲历史悠久、艺术形态丰富多元，具有最深厚、最长久的群众基础，关注中华戏曲，尤其关注中国民间小剧种的保护与研究，对抢救与保护传承民间稀有剧种，促进戏曲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该丛书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的学术及文化价值。

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丛书主创团队是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戏曲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山西师大戏研所”）的师生，该所成立于1984年，1990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2006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2009年获批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国内戏曲文物与民间戏剧研究的重镇。近40年来，山西师大戏研所一直坚持田野调查，善于把文物资料、民俗资料与文献资料三者结合起来交叉研究，同时兼顾地方大戏、民间小戏、宗教祭祀仪式剧等民间戏剧艺术形态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村社仍有一些小剧种传承流布，但传承发展状况岌岌可危，如山西潞城赛社队戏、临汾曲沃任庄扇鼓神谱、运城临猗锣鼓杂戏、夏县蛤蟆嗡等民间戏剧形态。这些民间小戏流传久远，形式独特，对戏曲史的研究而言，具有“活化石”的学术价值。鉴于这些民间小戏的学术价值及其濒危的现状，山西师大戏研所师生开始了对地方小剧种的抢救性记录保护与研究工作，尤其注重对这些小剧种的实地调查记录。截止目前，该团体以地方小剧种为选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90余篇，所涉剧种占全国剧种遗存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些小剧种多偏居一隅，流布范围以小型区域为主，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以小剧种为选题的这些硕士学位论文虽然在理论层面还有待于学理性的提升，但在实地调研，采集第一手数据、资料，整理校对剧本抄本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地方小剧种艺术的记录保护与传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大量的有关民间小剧种的剧本、班社、艺人、乐谱乐器、服饰道具等文物、文献史料。

从文献方面看，这些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论文，均是建立在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剧本的搜集是其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就剧本遗存而言，“文无定本”现象较为普遍，地方小剧种多为民间传唱，口传心授，同一剧目，有多个版本；专门的、统一的、定型的剧本遗存甚少，演员即兴发挥表演现象极其普遍。丛书中附录的各地小剧种剧本或为代表性剧目，或为稀见剧目，均是作者通过观看实地演出，或民间艺人口述一一记录整理出来的，其价值异常宝贵。由于戏曲文献与古代典籍文献之间存在差异，戏曲文献除以文本为载体的剧本、评论等文献史料外，一些古戏台、戏曲碑刻、戏曲雕塑绘画、老照片、写戏契约、艺人遗物，甚至一些音像史料均可归属于戏曲文献史料，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特征使其文献史料的遗存也呈多元性、鲜活性等特征，这些史料的大量遗存为我们研究地方小剧种的演出面貌、历史演进以及民间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二、对于戏曲类非遗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丛书2016年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依托，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获得全额资助，由于出版容量有限，首批选录了22篇硕士学位论文修订校对出版。被选录的这22篇学位论文，撰写时间跨度自1997年至2012年，其中大部分调研与撰写工作在国家“非遗”保护工作启动之前，体现出该团队自觉的学术预流意识，2009年文化部授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丛书所调查研究的小戏剧种形态包括道情类、秧歌类、板腔类、歌舞类、曲调类、宗教仪式类、皮影木偶类等，有晋北道情、永济道情、泽州秧歌、太原秧歌、繁峙秧歌、蔚县秧歌、襄武秧歌、汉调桄桄、山陕线戏、莱芜梆子、柳子戏、大弦戏、蒙古剧、雁北耍孩儿、满族新城戏、安庆弹腔、豫鄂越调、灵丘罗罗腔、山陕眉户戏、曲沃碗碗腔、九江采茶戏、夏县蛤蟆嗡等，几乎囊括了中国民间小剧种的所有类型。丛书选录学位论文遵循以下标准。首先，择优选录。被选录的这些论文多被评为校级或省级优秀论文。其次，地域分布广泛。丛书收录的小戏调查研究的分布区域包括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西、内蒙、吉林等省区，尽量做到多地、多类、多元。再者，优先选录小剧种，尤其是濒危剧种的调研。因为相对于一些大剧种的调查研究，如北路梆子、晋剧、蒲剧、黄梅戏等，小剧种的保护传承更具紧迫性，所以丛书一律选取小剧种研究的论文。

当然，这与20世纪80年代学界掀起的傩戏研究热潮具有重要的关联，戏曲文物研究所同仁即对山西潞城“迎神赛社”之队戏、山西曲沃任庄扇鼓傩戏、山西晋南临猗地区锣鼓杂戏等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如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2]，冯俊杰《赛社：戏剧史的巡礼》[4]，窦楷《试论山西锣鼓杂戏》等成果[4]。在此基础上，戏曲文物研究所师生摸索尝试着对山西本土傩戏、小剧种的考察研究。实地田野调研是重中之重。写作过程中，团队师生在田野调研方面付出了许多辛劳。大部分小剧种遗存于穷乡僻壤，交通多有不便，考察艰难。同学们为了系统调查小戏演出从筹备、排练、化妆、演出等的全程面貌，不惜牺牲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驻扎在考察点，十天半月是常有的事情，有的甚至常年随团调查，大部分同学都有与剧团、班社艺人同吃同住的经历，与艺人们结成了很好的友谊，使得艺人们无话不谈，搜集到的史料也更加全面。一些专家赞扬这些调查报考“是用脚步写出来的文章”，“是用友谊写出来的文章”。这些考察方法与研究模式逐渐形成，并逐步推广开来，该所硕博士研究生纷纷选择地方小剧种作为学位论文专研对象，成为戏曲类非遗保护的探索者、先行者，为戏曲类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很好的参考借鉴，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这些以某一类小剧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调查报告，多从剧种渊源、演出体制、演出剧目、音乐曲谱、技艺传承、演出习俗等方面展开探讨，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同时，作者们又注重根据小剧种的实际情况开展更多维度的定量研究，如王奕祯在调查蔚县秧歌时，关注了当地留存的曾经演出过秧歌的古戏台；姜莉在考察陕西合阳、山西芮城线戏时，更多关注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边国强在考察蒙古剧时，在发掘草原文化、蒙古民族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展开对蒙古剧的调查研究。这些实地考察经验与范式研究为中国传统戏曲研究增添了活力。

丛书中有的小剧种调查研究属于系列式的研究，如秧歌类小剧种，有张勇风《襄武秧歌调查》、王奕祯《蔚县秧歌调查》、陈美青《繁峙秧歌调查》、牛刚花《太原秧歌调查》等，道情类小剧种，有宫文华《晋北道情调查》、张晓洁《永济道情调查》等，这样以不同区域的同一剧种为调查研究对象，不仅有利于探明小剧种本身面貌，而且有利于梳理清楚不同区域剧种间之主要差异以及传承演进关系，因此，丛书为进一步更深层次地系统研究小剧种之体系化演进面貌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依据。

戏研所的调研与丛书的出版，给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如下启示：

第一，戏曲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保护，不能仅仅局限于保护某一剧种中的某几位名角，要注重戏曲团队的集体保护。因为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形态，它是集演员、乐队、杂勤等一系列演职人员于一体，团结协作、集体努力而完成的一门艺术，若只注重保护某一人或某几个人，其保护传承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第二，要注重对小戏、小剧种的抢救性保护。尽管2017年全国调查的剧种遗存数量在348种之多，但这其中有大量的“天下第一团”，生存状态岌岌可危。而且从业艺人也多属于年龄偏老的业余爱好者，一旦这些艺人，甚至个别艺人故去，可能这个剧种就面临着消失。第三，在保护政策上应多向濒危小剧种倾斜。戏曲的生存状况整体上不容乐观，但一些大的剧种，如昆曲、京剧、豫剧、晋剧等等与一些濒危的小剧种相比较而言，从业人员以及演出市场、政策扶持等局面相对较好，一些濒危小剧种所面临的困境更大，这就需要相关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因为这些小剧种从剧种属类上看，丰富了中国传统戏曲剧种艺术形态的多元性。第四，要在充分了解当地风俗文化的基础上展开调研。丛书中22篇小剧种专题调查学术论文的作者，多是“当地人写当地事”，如牛刚花是清徐人，便以太原秧歌为调研对象；陈美青是繁峙人，以繁峙秧歌为调查对象；张勇风从小在襄垣长大，以襄武秧歌为调查对象；张金玉是夏县人，便选择了夏县蛤蟆嗡作为研究对象，等等。由于这样的地缘关系，作者在掌握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实地调研，其进入感、融入性很强，有助于进行非常有效的研究。

三、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中国戏曲文化史是一张网，并非一条线。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发布已逾百年，旧有的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不断地被颠覆更新。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重文学轻艺术，重元曲轻明清戏曲的观念亦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和反思。明清传奇、杂剧，昆曲折子戏的兴盛、花部的崛起与雅部的争盛，以角儿为主的“演员中心制”的流行，傩戏、祭祀仪式剧、民间小戏的遗存等等，已成为学者们自觉考察研究的重要对象。康保成先生认为中国戏曲史的“明河”与“潜流”是分途演进的，所谓“明河”，主要指的是从金元杂剧、宋元南戏直到花部地方戏的有剧本的历史；所谓“潜流”，主要指的是长期处于文化边缘位置的不依附于剧本而存在的民间小戏和祭祀戏剧。因此，地方民间小剧种这股“潜流”越来越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可谓“小中见大”，它们已成为建构中国戏曲文化史、中国民间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戏曲在传统中国可以说是最为有效的文化媒介，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戏曲表演也是了解宋金以来历代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窗口。王泛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提倡研究“降一格的文本”，重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杂书”，如家训格言、笑话、童蒙书、小说、戏曲等等，这些文本虽然远非“经典”，但在现实中影响却不可小觑，它们往往塑造了时代氛围，也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气质或者人生态度。民间小剧种更是反映了最基层民众的社会生活面貌。反映普通百姓最底层的生活、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苦中作乐，是民间小戏的艺术使命。故其题材主要是家长里短、爱情婚姻、孝养父母、财产纠纷、邻里矛盾、婆媳不和、夫妻吵闹、妯娌矛盾、兄弟反目等生活琐事，虽有冲突却不激烈，结局多为皆大欢喜。主人公多是些和观众一样的普通村民和市民，还有就是贩夫走卒、妓女歌女等，故能引起底层社会的广泛共鸣。

就戏曲学界而言，20世纪以来戏曲文学研究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由“案头”“文本”为主逐步转向重视“场上”，但是民间小剧种之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民间小剧种的创作多为集体长期酝酿改编而成，是民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很难明确其确切作者。相对于诗歌、辞赋类的雅文学而言，戏曲文学是俗的，但是被文学史关注的这些相对俗的戏曲文学也大多为文人所为。所以，大量的民间小剧种才是真正的俗到本质上的文学，它们才是中国民间俗文学的重要组成。吴晓铃先生认为“除了作为骨干的戏剧、小说之外，我们还顾及到俗曲、故事、变文、谚语、笑话、宝卷、皮簧和乡土戏等等，不单算作俗文学，而且是真正的俗文学”[5]。因此，就目前学界研究而言，中国文学领域中小剧种文本研究存在严重缺失。就戏曲艺术而言，亦有雅俗之分，大剧种相对而言多属雅部，小剧种相对而言多属俗部。所以，民间小剧种普及性最强，民众参与性也最强，“业余自编、闲暇自娱、本色扮演”是其特色，这源于民间小剧种简易灵活的艺术形态，这些小剧种多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中，保持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小戏的基本特征是“小”：题材小，演出规模小，乐器、戏服、道具都很简陋；角色也很少，主要有小生、小旦、小丑，或只有小生和小旦，称作“三小戏”或“二小戏”；大多撂地为场，上不得台面，故其戏价也少。在中国戏曲里，小戏的艺术层次最低，常常遭到大戏的排斥。但地方小戏作为中国戏曲之重要组成，是中国戏曲最常态的演出形式，在参与程度上也远远超过大剧种，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百姓爱戴，故对地方小戏研究当引起重视，这对系统建构中国戏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总之，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既要重视大剧种，又要关注民间小剧种。因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培育的，中国传统戏曲剧种的丰富多样，是保证其不断传承发展的生命动力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民间小剧种抢救与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意义重大。

注 释

[1] 基金项目：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项目编号：01053008）

[2]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台湾施合郑基金会2009年版。

[3]冯俊杰《赛社：戏剧史的巡礼》，《中华戏曲》第3辑。

[4]窦楷《试论山西锣鼓杂戏》，《戏曲艺术》1983年第4期。

[5]吴晓铃《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华北日报》194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