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孙犁在“土改”题材小说《村歌》中呈现出紧跟政治的创作姿态以及概念化的痕迹。然而，在合作化题材小说《铁木前传》中，作家却重点表现农村社会的伦理与日常生活。这种创作取向远离当时的主流创作倾向，使《铁木前传》发表后受到批判，孙犁也因精神压力和身体原因长期搁笔，直至新时期开启后才重新开始写作。事实上，孙犁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紧跟政治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疏离政治的创作姿态的转变，一方面源于《金瓶梅》《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对作家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出于他对“五四”文学传统中的“为人生”与“人道主义”这一创作立场的继承与坚守。
孙犁于1938年底参加革命，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宣传工作，自解放战争至“土改”期间，其创作一直与时代主潮保持同步。孙犁曾说，“生活是血肉，政策是精神”，要让生活和政策“天然的和谐的结合”[1]，并对当时某些创作与政策脱离的现象提出批评。在这一创作观念的主导下，孙犁的小说《村歌》（1949）积极反映党在当时的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概念化倾向。而在《铁木前传》（1956）中，其创作姿态与艺术特质则与《村歌》有着鲜明反差。
虽然孙犁当时声称《铁木前传》意在反映两条道路斗争，但小说的政治色彩却并不浓厚。“合作化运动”这一重大题材在小说中几乎成了衬托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伦理与日常生活成为最重要的书写对象。显然，孙犁在《铁木前传》中更关注农村社会的人性与伦理道德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变动。结合“十七年”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探究孙犁从《村歌》的“政治书写”到《铁木前传》的“日常书写”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家当时独特的创作姿态与文学观念，为反思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境遇与作家创作提供某种参照。
一、《村歌》中的政治书写
1946年9月4日，孙犁在《看过〈王秀鸾〉》一文中说道：“如果没有团圆……生活的希望在哪里？辛苦的代价在哪里？翻身就是时代的大团圆，大归结。”[2]在他看来，农民的“翻身”便意味着“大团圆”与“生活的希望”，理应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热切期待。
1947年，孙犁被分配到河北饶阳张岗小区参加“土改”试点工作三个月，期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紧扣时代主题的速写，如《王香菊》《香菊的母亲》《诉苦翻心》等。这些作品记录了农村青年女性在诉苦会、斗争会的教育下，从被压迫者翻身为贫农代表与斗争带头人、从普通农妇进步为劳动英雄的历程。《张金花纺织组》讲述了安平河漕村妇女张金花在“土改”期间采取拨工互助、计工顶工等方式，既提高了实际收益，又增进了组员之间的感情。《曹蜜田和李素忍》报道了抗战时期张敖村一对年轻的模范夫妇办互助组、参加战勤队、护理伤员的先进事迹。《张秋阁》则记录了妇女生产组组长张秋阁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忍住悲痛，谢绝政府的恤金粮，仍与往常一样带领妇女参加劳动。这些及时反映“土改”期间农村社会现实的速写，成了孙犁后来创作的中篇小说《村歌》的重要素材。
《村歌》一改此前“荷花淀”系列创作注重抒情、讴歌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特点，转而以“土改”为主要表现对象，作品的政治性非常明显。小说通过刻画郭双眉、老邴区长以及王同志等人不同的性格及工作作风，展现了当时农村的生活境况与农民的复杂心态。同时，小说也反映了“土改”运动至复查期间，围绕成立互助组和分配胜利果实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村歌》的政治书写主要体现在孙犁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刻画上。主人公郭双眉满怀劳动热忱，积极宣讲互助组的优越性，具有突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她的带动下，“几个妇女快活地努力工作着，受着感动。她们渐渐忘记是在谁家的地里工作，她们觉得是为那毛主席指示的，大伙的幸福生活工作着”。在互助组加入两家抗属后，郭双眉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每天看报，学习各地方互助组的经验，又给大家讲”[3]，最终，她带领组员把当初的落后组办成了先进组。在紧张的“土改”复查运动后，她被选为妇女生产组的负责人，并成功挫败了地主郭老头破坏庄稼的阴谋。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虽然孙犁在小说中极力赞美郭双眉，但后者在工作中明显存在冒进的倾向。在讨论临时互助组是否应该转为常设的生产大队时，互助组发起人李三认为此举没有充分估计到实际难题，郭双眉却以粗暴的方式表达了对李三的反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走一步又退一步！已经走出村去了，又退回炕头上去，有这样的理？”[4]显然，郭双眉忽视了政策的现实可行性，试图一步就迈入合作化时代。她在向组员宣讲“组织起来”的政策时，热切憧憬着农业机械化的前景：
“咱们落后多着哩，人家苏联用机器摘棉花哩！人家那棉花，什么颜色的也有！”
……
“到那时候，才好哩，听说村里都有电影看！”双眉说……
“咱这辈子，不知道赶得上不？”双眉的娘说。
“为什么赶不上？”双眉说，“那很快哩！我再考考你们：你们说毛主席号召的组织起来怎么讲？”
……双眉的娘说，“组织起来，就是叫我们慢慢入大伙。”她高声笑了。
“对么！”双眉说，“娘说对了，学习毛主席的话，你不能光看字眼，你得往大处想，往远处看，那才是毛主席的意思。他一步一步领着我们往前走，我们的步得迈大点！我们加油！”[5]
在这里，孙犁通过郭双眉之口，展望了“土改”后农村生活的美好愿景，显露出作家在1949年这个特定时间节点的乐观情绪。郭双眉这一新人形象，与此后《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中的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极为相似，都扮演着政策宣讲员和带头人的角色。此外，对妇女“大顺义”梦见李三从井中淘出洋锯、洋刨、洋机子、洋纺车等事物的描写，也开启了此后诸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常见的“写明天”的情节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孙犁通过《村歌》赞美互助合作的同时，也对运动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正面描写郭双眉对政策口号的由衷认同，表达了他对时代主流话语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毫不回避“土改”中出现的诸多不良现象，比如，小说批评了王同志主观专断、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乡邻对郭双眉的世俗偏见，以及军烈属在分土地、浮财时多分多占等现象。
然而，随着“土改”的不断推进，特别是进入合作化时期后，时代语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孙犁的创作重心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相比1949年的《村歌》，1950年的小说《秋千》中的政治色彩已经开始淡化，而到了1956年的《铁木前传》，作家则更侧重书写乡村的日常生活，与政治也更加疏远了。
二、《铁木前传》中的伦理与日常生活
1952年，孙犁在河北安国县农村体验生活达半年之久，后来以之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关于创作背景，孙犁在1960年前后接受吕剑访谈时说：“这部小说就是那次下乡的结果。我只是按照生活的本质面貌来反映。”“黎老东、傅老刚、六儿、九儿、小满儿，在生活中也都实有这样的人物……有些情景，则借助于我的童年生活，把它加以艺术的再现。”[6]1979年，孙犁在回复阎纲的信中再次谈及《铁木前传》的创作动因：
《铁木前传》的写作……起因……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
……
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7]
上面的引文为读者理解《铁木前传》的创作动因提供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参照1952年前后河北农村“土改”结束后向合作化过渡的时间节点来看，小说创作的缘起与孙犁进城后所受到的思想触动有密切关联。相比同时期很多以“合作化”为题材的小说侧重塑造“高大全”式的农民新人、表现两条道路斗争，《铁木前传》更倾心于书写人情、伦理与日常生活，表现人生遭际、命运沉浮以及友情、爱情的聚散。
细读《铁木前传》会发现，小说有着明清世情小说的遗韵。鲁迅认为，世情小说所叙之事“都是人们在生活中天天经历感受、时时见闻发生的事情”，“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或“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8]。金民卿指出，“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是“日常生活样态最集中的显示”，世情小说“正是通过生活化的写事状物”，“深入地揭示了当时人们的日常消费、交往行为及个人情感等”要素。“正是在这些最一般最平常的事情中，作家发现并勾勒出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细节，展示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及心理状态，既勾起了人们的兴趣，又激励人们去反思。”[9]《铁木前传》对世情小说传统的继承主要体现为，孙犁在创作中倾心于书写乡村社会的伦理与日常，着重思考了历史转折时期农村社会世道人心的变化。通过表现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从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亲家”，最终因贫富分化而决裂，展现了当时农村社会生活的变动。抗战爆发前，黎老东与外来户傅老刚结为患难之交。他们的孩子六儿和九儿也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萌生了爱意。抗战胜利后，傅老刚决定带九儿回老家探望，临别前，他以养女儿要“攀个高枝儿”和“孩子们年纪还小”[10]为由，婉拒了黎老东提出的定亲一事。几年后，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土改”，冀中平原发生了巨变，黎老东一家分到好地，领到抚恤金，成了当地富户。热衷发家致富的黎老东将打造一辆新板车“作为自己新的生活开始的标志”，整天忙于置办家业。他认为“孩子们的年岁也到了，凭眼下这日子光景，再求婚也就理直气壮了”[11]。与黎老东不同，傅老刚和女儿回老家后境况凄惨，只能再回到冀中平原投奔黎老东。当黎老东见到一贫如洗的傅老刚后，患难与共缔造的坚固友谊被贫富分化的残酷现实击得粉碎，前者甚至要在向后者详细炫耀一番家业后，“才顺便把客人让到里间坐下来”[12]。
在那辆象征着黎老东和傅老刚“终身不变的深厚友谊”[13]的新车造成之际，铁木二匠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痕。黎老东倍感兴奋，却在傅老刚面前对儿女婚事只字不提。有一次，曾备受地主剥削的黎老东竟摆出“主人”的面孔对傅老刚尖刻地说道：“我过日子越来越仔细了……我要积些钱给六儿他们把房子盖好。我想，你是不争这些的。”“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14]感到受了侮辱的傅老刚愤懑不已，叫上女儿离开了黎老东的家，铁木二匠就此分道扬镳。原本同属贫农的铁木二匠如今有了贫富、高下之分，曾经的深厚友谊终究没能经得住世俗观念的冲击，六儿和九儿的爱情也随之幻灭。
孙犁为铁木二匠友谊的决裂深感惋惜，并在小说中指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即“两个老朋友，显然已经站在不同的地位上”，“这当然不是新的社会制度的过错，而是传统习惯的过错”[15]。事实上，“铁木决裂”的故事乃是“土改”结束后至合作化之初农民贫富分化与不同道路选择（单干发家与互助合作）的写照。按照当时的文学成规，孙犁本可以就此生发开去，一方面揭示两位主人公分道扬镳背后所牵涉的阶级分化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农民新人形象，书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凸显合作化政策的优越性。然而，《铁木前传》虽然处理“合作化”这一重大题材，也描绘了积极分子开会学习、宣传动员、打井造林等当时主流文学中常见的场景[16]，但大多点到为止，转而将更多笔墨用于展现贫富分化冲击下的人情伦理与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儿女情”，是《铁木前传》表现的重心。孙犁着重描写了六儿与小满儿、九儿的情感纠葛，特别是对小满儿复杂的心理性格的刻画，细腻而深刻。黎老东的儿子六儿好逸恶劳，对互助组不感兴趣，一心学做买卖，却因好吃懒做而一事无成。小满儿为了逃避包办婚姻来到姐姐家。她出众的相貌和妩媚的身姿，引来一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六儿与小满儿关系的暧昧，更是惹得一些年轻男子争风吃醋。《铁木前传》围绕小满儿展开的日常生活描写，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与生活实感。如大壮在小满儿推碾子磨面时欲献殷勤而招致老婆的痛骂，上演了一出邻里纠纷的闹剧。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段，在小说中看似是与主题无关的闲笔，却增加了生活的质感，真切还原了运动频仍的年代里普通人质朴、恒常的乡村生活图景。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孙犁花费了大量笔墨刻画小满儿这一并不上进的青年女性。小满儿和六儿在一起卖包子、捉鸽子、逮兔子……过着愉快却有些消极的生活。她躲到姐姐家，既是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也是为了逃避劳动生产和参加共青团的各种会议。在孙犁笔下，小满儿是被批判的对象，但她身上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一方面，她认为女人不应参加生产劳动，当六儿听到小满儿讽刺九儿长得黑时，提醒她“人家生产很好哩”，“又是青年团员”。小满儿却回道：“青年团员又怎样？”“我在娘家，也是青年团员。他们批评我，我就干脆到我姐姐家来住。至于生产好，那是女人的什么法宝？”[17]另一方面，她为人处事颇有人情味。六儿捉到一对价格不菲的鸽子后要给小满儿买件棉袄，却被平时喜欢享受的小满儿婉言谢绝，反而让他给九儿买一件。从这样的描写方式来看，孙犁对迷茫无助乃至自暴自弃的小满儿，虽然采取批评态度，“把她放在进步青年对立面来写”[18]，但更多的还是为之惋惜。作家延续了赞美青年女性的审美取向，用大段文字刻画小满儿追求理想、自由，同时又充满孤独忧郁的个性气质：她喜欢独自到村外的丛林徘徊，“每天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回到家里去”，而“天明了，她很早就起来，精神饱满地去抱柴做饭，不误工作”。其实，小满儿既渴望精神的慰藉，又难以融入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群体，形成这种复杂性格的深层原因是她追求婚恋自主，却又无法走出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小满儿代表的是合作化时期追求世俗享受的女性，其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与合作化之初的时代主潮存在深深的隔阂。
然而在孙犁眼中，小满儿是一个可以教育和改造的对象，爱漂亮、讲究穿着的她并非一无是处。在追求享受、耽于幻想外，她也有聪慧、真诚和自尊自爱的一面。她心灵手巧，一旦参加劳动，甚至“可以和最壮实的小伙子竞赛”，“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如果是种植在适当的土壤里”，“她可以结下丰盛的果实”。乡亲们无不称赞小满儿的聪慧能干，都希望“有一种力量”能够“把她引纳到人生的正轨上来”[19]，而这也是孙犁对这个人物的期待。
与小满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儿，她勤劳、朴实，积极响应号召参与创办互助组。她与六儿原本两小无猜，长大后却因人生道路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孙犁借助这一人物慨叹人们真挚的友情与爱情因时代的变动而由聚到散。小说结尾，九儿发出这样的感慨：“爱情呢？她严肃地思考：它的结合……只有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在长期协同的辛勤工作里结合起来的爱情，才能经受得起人生历程的万水千山的考验，才能真正巩固和永久吧。”[20]这似乎预示着她将与志同道合的四儿走在一起。在孙犁的笔下，友情、爱情、婚姻都与时代变迁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九儿的内心独白表达的是孙犁对合作化初期农村社会的伦理、日常生活受到冲击后的思考和感悟。虽然作家在《铁木前传》中没有正面描写合作化运动，但他巧妙地将时代主题揉进青年男女的婚恋叙事中，呈现了普通农民的个人境遇、思想性格以及道德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冲击。应该说，作家对合作化初期农村社会的伦理和日常生活的描绘，在整个“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是非常突出的。
“日常生活伦理构建的本质在于，通过价值选择，重塑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并为人的日常生存提供新的伦理意义和伦理价值。”[21]客观地讲，合作化运动之初，虽然农民的日常生活与伦理观念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传统小农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坚持单干的黎老东和好逸恶劳的六儿、小满儿一类农民还未能被“互助合作”这一新的伦理价值重塑。质言之，合作化运动中被高度组织化的生活秩序，还没有完全改变传统的农村社会。孙犁并未遵照当时主流的创作模式设置“落后”农民与“新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后者最终战胜前者的情节，而是着力于呈现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日常生活与伦理道德的变异，突出了“艺术标准”，弱化了“政治标准”。
《铁木前传》背离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创作的成规，孙犁曾坦言：“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艺术标准），情况就好一点。”[22]有论者指出：“孙犁的小说尽管写的对象是工农兵，可表现的情绪却是知识分子的。”“（孙犁的——引者注）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都更带人文主义色彩，而与以社会革命、政治斗争为核心的主流革命文化，存在着明显的隔膜。”这是孙犁常常被视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23]、在文坛长期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为人生”的文学观
需要指出的是，创作《铁木前传》时的孙犁非常清楚文学创作要配合政治形势，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很多速写、纪实报道、文学短论，几乎都可视为“遵命”之作。《妇女的路》《刘桂兰》《青春的热力》《一天日记》等作品详细描写了农村青年女干部、女生产队长以及妇联主任的先进事迹。那么，为何孙犁在《铁木前传》中没有重点描写合作化运动，一味专注于表现农村伦理和日常生活？有学者认为，这源于孙犁“对童年的迷恋和人生失落感的创作心态”[24]；其“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呈现出一种芜杂性”[25]；他持有“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对人本主义个性自由思想充满向往”的复杂立场[26]。也有论者指出，《铁木前传》存在“时代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和传统伦理的民间叙事”三种形态[27]。的确，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铁木前传》的复杂性与创作取向的多元化，却没有对孙犁为何重视书写伦理和日常生活，甚至不惜疏离当时的主流创作倾向做深入探究。比如，这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文学表达，折射出作家何种文学观与世界观？合作化运动初期孙犁如何看待个人与时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追问。
其实，《铁木前传》淡化政治宣传性质、强调艺术性的特点，是孙犁长期坚持的文学观的体现。这一创作取向表明，作家是从人性的视角思考社会、时代和人的命运的，这与“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观有内在的相通性。孙犁说过，《铁木前传》的创作缘于他进城后的思想触动，他在1950年3月25、26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一次看电影的经历。在电影院，他目睹了城里人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富足，不禁想起此刻还有很多乡民正过着吃糠咽菜的艰苦生活，看电影之类的精神享受更是无从谈起。电影正片开始之前一则皖南救灾的新闻报道，让孙犁敏感的神经受到很大触动：
农民的劳苦的干瘦的脸面，破烂的衣衫，黑暗的小屋，同时出现，把我拉回过去的生活里，心里一阵难过。……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活。
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28]
城乡贫富差距让孙犁深感忧虑，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表达了改善农民生活的迫切希望：“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民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29]这次看电影的经历使孙犁受到强烈的思想冲击，也是他此后在《铁木前传》中将贫富分化现象作为关注点的潜在动因。他对农民物质、精神生活困境的忧虑，涉及当时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很多以“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小说存在图解政治、回避现实的问题不同，孙犁重点描写农民的伦理与日常生活，尤其是展现贫富分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这种关注民生疾苦的创作取向凸显了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
孙犁感时忧国的人道主义情怀，固然与母亲施舍他人的善举的熏陶有关，更与他中学时代受“五四”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关系密切。1926年，13岁的孙犁考取了当时在华北地区颇负盛名的育德中学。该校教师思想进步，常宣传“五四”思想。六年的学习经历对孙犁此后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文学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受“五四”思潮余波的影响，孙犁开始思考生活道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问题，其人道主义情怀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学时代的孙犁曾在《育德月刊》发表同情盲人和女戏子等普通民众悲苦命运的作品。在1930年的小说《弃儿》中，孙犁描写了一个丧夫多年的少奶奶在立了贞节牌坊后怀了孕，被逼扔掉婴儿后自尽。母子二人的死没有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反被大骂伤风败俗。小说末尾处，孙犁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文学短论《鲁迅的小说》《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论风格》中，孙犁曾多次阐明自己文学创作的初衷是“为人生”[30]。他的早期文学观以及“为人生”的创作取向，很大程度上源自鲁迅的深刻影响。他明确表示，“我最喜欢的还是鲁迅”，“小说《故乡》《药》《孔乙己》《社戏》《祝福》《风波》以及《野草》《朝花夕拾》那些散文集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作品中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对人生态度的严肃，和对他的人物的命运的关注。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在人物身上倾注了那么多那么深的感情”[31]。孙犁还曾对鲁迅的作品做过深入研究，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的“灯塔”。
此外，新时期复出后的孙犁也曾谈到，《金瓶梅》《红楼梦》对伦理道德、人情世故与日常生活的描写对他的影响很大[32]。他认为，“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而《红楼梦》写得最好，最感人”。在小说创作中，“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特别重要，但这样的描写在“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中很少见[33]。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了孙犁对人情、伦理的重视。实际上，孙犁幼时初读《红楼梦》便被小说中的伦理书写深深打动。他表示：“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动，眼睛湿润润的。”“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中生根了。”[34]因此，《金瓶梅》《红楼梦》的人情、伦理书写对孙犁的创作有着潜在的影响。如何将“为人生”的文学观落实到创作中？孙犁认为，除了要保证自己的革命立场与严肃的文学态度外，还要以“人和人的关系”[35]——伦理问题——为切入点，这样才能够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认识人与人、社会、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达到“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应该说，“为人生”的文学观是侧重描写伦理和日常生活的《铁木前传》的理论基石。
孙犁在创作中偏爱探究伦理问题，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伦理道德，“人们的新的生活和认识”也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伦理和道德观念”[36]。因此，“不知道中国的伦理学”就“很难写好小说，因为小说里面，要表现伦理”[37]。他早在1941年就曾于多篇文章中有意识地阐明书写人情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在《时代、社会、人》一文中，他以鲁迅为参照，强调作家应该关注社会、时代和个人，“留心今天对一些事物和问题的看法，已经和过去在文学作品里表现的有了什么不同”，尤其要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对生和死的看法，对恋爱感情的看法”等。而具体到农村社会，他进一步指出，“在乡村，我们要认识新的农民，农民的心理。从他们过去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上来观察他们”[38]。他在《新现实》一文中强调作家要对伦理问题保持敏感，所谓“新现实”是指“人和人的关系的改变”：“父子、母女、婆媳，在今天的关系；兄弟朋友在今天的关系；夫妻、相恋的人们在今天的关系……并且和过去的旧关系相比较。”孙犁指出，伴随着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新人的新认识，新感情，新愿望，由此而来的一切新行动”，而人们生活和命运的变化，是作家应细心观察的对象。简言之，孙犁所强调的文学要着重表现的“新现实”，关键在于描写“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39]。此外，孙犁还以《红楼梦》为例，强调文学的思想性要依托于描写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无疑的主要包括在它所完成的人物和性格之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图画之中。因为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充分而有说服力地表现一个时代的生活，一个社会、一个阶级的生活。”[40]显然，在孙犁的文学观念中，想要深刻地把握时代以及人们的思想状况，需要紧紧抓住世道人心的变化，将伦理道德作为表现重心。
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也是孙犁关注的焦点：“我始终认为，生活，和群众生活的密切的程度，可以衡量一个作家的品质，可以判断他的收获。”[41]在谈及如何表现农村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伦理道德的变迁时，他强调要从“一些零碎的生活现象”和“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一个作者要认识这些现象和细节”，就要“从这些零碎的、日常的东西，看出生活的本质，人物思想性格的本质”[42]。至于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和挖掘思想性格，孙犁指出，“要想完全了解”人物形象，就必须通过“日常方面”和“政治运动”，二者缺一不可[43]。虽然这篇文章是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些小说过于概念化、抽象化的弊病而写的，但很明显，孙犁更倾向于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互融合。即便要表现政治主题，也不能忽视对日常生活的描写，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达到“歌颂”或“暴露”的宣传目的。
在“土改”到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剧烈变动期，孙犁从最初积极配合政治运动，逐渐转变为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描写生活。他表示：“过去强调写运动，既然是运动，就难免有主观、有夸张、有虚假。作者如果没有客观冷静的头脑，不作实际观察的努力，是很难写得真实，因此就更不谈什么艺术。”[44]他主张文学应该“写真实”，不能“粉饰现实”和“将英雄神秘化（神圣化）”，要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45]。因此，《铁木前传》没有像此前的《村歌》那样“写光明面”“写明天”，人为拔高新人形象，而是“通过对农民的心理、感情、性格和命运的变化的精细描绘来反映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46]。《铁木前传》曾被批评为立场模糊，主题偏离中心任务，然而，孙犁一方面承认其小说“艺术标准”更强，而“政治标准”较弱，另一方面却不接受《铁木前传》中没有政治的批评：“我不在作品里交待政策，不写一时一地的东西。但并不是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政治，《铁木前传》里没有政治吗？”[47]事实上，孙犁只是没有像同时期大多数作家那样，直接表现政治斗争，而是通过描写政治深刻影响了农村社会的伦理和日常生活，来侧面书写当时的合作化运动。铁木二匠的决裂背后，“不单单是人情道德的变异所致”，而是“社会政治潮流的作用”使然。“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反映了当时刚刚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带来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对于这一历史时期人际关系的反映，尤其深刻，表现有力”[48]。
不可否认，如何在创作中权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铁木前传》发表于文艺界气氛较为宽松的1956年初夏，但小说很快就受到批判，孙犁一度陷入苦闷，“甚至有时产生悲观绝望的心情，厌世轻生”[49]。不过，他当时依然想创作《铁木后传》，“想在续篇里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止……前传已出现过的人物，还有将要出现的新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命运、前途，随着生活的推移，将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农村的新发展，始终把我这颗心牵引着”[50]。可以推断，《铁木后传》若能写出，仍会延续孙犁小说的一贯风格。
尽管《铁木前传》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偏离了当时的文学成规，使其长期得不到批评界的认可，但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才会在时过境迁后显示出更高的文学价值。总之，孙犁一方面强调文学要紧扣时代节拍，另一方面则关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以及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变化。他的创作在贴合时代主题的同时，更在主流话语之外精心营造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51]。
结语
孙犁在创作《铁木前传》后因政治和身体原因搁笔多年，直至新时期才复出，上文引述的很多观点写于20世纪8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当时的文学观念，未必可以直接拿来阐释其50年代的创作。不过，纵观作家整个创作历程，他新时期的文艺观与其50年代的创作转变是契合的。1980年3月，复出后的孙犁终于喊出压抑已久的心声，“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若将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抽离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52]。在他看来，作家必须首先是人道主义者，才能真正忠诚于时代和人民，其创作才能达到“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无往而不通的”境界和高度[53]，实现“为人生”与“改良”社会的目的。此时，孙犁已经不再避讳“人道主义”这一敏感话题，指出“文学上的人道主义”“不是庸俗的普度众生”与“惩恶劝善”，而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文学的价值和指归是提升“人类道德、理想、情操”以及“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54]。可以说，孙犁在1956年搁笔前，虽未直接提及人道主义，但他对伦理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其实皆以人道主义为创作支点。就连他对女性的唯美描写，也源于对美好人性和诗意浪漫的艺术追求。
“文革”结束后，文艺界领导到天津看望孙犁时问其“是否看破红尘”。孙犁坦言自己“红尘观念很重”，“还要写东西”，并调侃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孙犁深知，“文坛上的尺寸之争，文学史上的两三行记载，都是不容易争来的”，“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而一个作家能够传世的前提，就是当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时，要无愧于“天理良心”“时间岁月”和“亲友乡里”[55]。事实上，孙犁复出后的这些说法既源自其长期秉持的“为人生”与人道主义的创作立场，也道出了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两难境地与苦闷焦虑的缘由。
客观地讲，孙犁并非不认同政治，也并不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他不希望政治话语最终淹没文学永远的表现对象——伦理与日常生活。在孙犁于20世纪50年代调整自己创作姿态的背后，凸显了其独特的创作立场与自我意识。而作家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升降沉浮既为50年代文学生态做了一个注解，也为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个人与时代、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纽结状态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注释
[1][2] 孙犁：《烽烟余稿》，《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第474页。
[3][4][5] 孙犁：《村歌》，《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8—209页，第230页，第207—208页。
[6][31][41][50] 吕剑：《孙犁会见记》，《村歌》，第365页，第362—363页，第366页，第366页。
[7] 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1979年10月1日）》，《孙犁全集》第5卷，第369页。
[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330页。
[9] 金民卿：《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透视》，《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
[10][11][12][13][14][15][16][17][19][20] 孙犁：《铁木前传》，《村歌》，第302—304页，第308—309页，第318页，第308页，第334页，第334页，第308、323页，第325—326页，第339—340页，第350页。
[18]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21] 鲁芳、李唯彤：《日常生活伦理构建：本质特点、发生依据、根本任务》，《湖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22][37][44][52][53][54][55]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全集》第5卷，第246—247页，第245页，第249—250页，第242页，第251—252页，第251—252页，第248页。
[23]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24] 李永建：《解读〈铁木前传〉的深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25] 潘艳慧：《主流意识与个人诉求之间的矛盾叙事——论孙犁〈铁木前传〉的芜杂性》，《学术论坛》2004第6期。
[26] 郭宝亮：《孙犁的思想矛盾及其艺术解决——重读〈铁木前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7] 李素梅、朱丽：《孙犁〈铁木前传〉的叙事伦理分析》，《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28][29] 孙犁：《两天日记》，《孙犁全集》第6卷，第182—183页，第184页。
[30] 如孙犁在《鲁迅的小说：纪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中说：“长期的生活考察，不断的思想追求，真正为人生的艺术，这就是鲁迅小说成功的基本特点。”（《孙犁全集》第3卷，第438页）他在《庸庐闲话》中说：“我的文学的开始，是为人生的，也是为生活的。”（《孙犁全集》第9卷，第314页）他还在《论风格》中，提及“为人生”的文学观对作家的重要意义：“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孙犁全集》第3卷，第467页）
[32] 孙犁：《〈金瓶梅〉杂说》，《孙犁全集》第8卷，第103、107、110、111页。
[33][34] 孙犁：《小说杂谈》，《孙犁全集》第6卷，第250—251页，第250页。
[35][36][38][39][42] 孙犁：《文艺学习》，《孙犁全集》第3卷，第227页，第228页，第222、224页，第227—228页，第237页。
[40] 孙犁：《〈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孙犁全集》第3卷，第490页。
[43] 孙犁：《论切实》，《孙犁全集》第3卷，第400页。
[45][47] 王愚：《语重心长话创作——访孙犁同志》，《延河》1980年第3期。
[46][48] 周申明、杨振喜：《孙犁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第254页。
[49] 孙犁：《克明〈荷灯记〉序》，《孙犁全集》第5卷，第347页。
[51] 参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批准号：21&ZD262）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