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时间维度结构出来的概念，新世纪（21世纪）文学之“新”是不言而喻的，它指向在与现实同步展开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文学场域，以及在此场域中产生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新人。但是，如果我们把新世纪二十多年来的文学作整体观，则应将之与逝去的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最后的十年——90年代——关联起来，才能看出它与此前文学的承续与差异。在一篇讨论90年代文学的文章中，笔者认为，如果说作为一个文化时代的80年代随着80年代的结束而终结的话，那么90年代则与之不同，它并不随着90年代的结束而终结，而是一直延续并且内化于新世纪。90年代作为全面开启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也是后冷战、全球化的开始，成为塑造90年代时代文化、现实感知和未来想象的基底，同样也塑造着90年代的文学。而今天，无论从发展阶段、世界格局，还是从文化环境看，我们依然处在这个“长9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90年代所构建的世界想象、国家想象、政治和文化想象。但另一方面，新世纪——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后——我们又开始走出90年代，随着“中国梦”“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展开其自我取向的面貌，国家正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正位于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方面，90年代还内在于新世纪；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告别、终结90年代。[1]

因此，讨论新世纪文学，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和梳理作为其前史的90年代文学，从社会文化语境、时代精神到文学的生态系统、生产方式、文学类型、文学生产者的出场与创作等各个层面，比较二者之间这种源生、延续与变异关系，才能把握不断展开的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状况。很多人在讨论新世纪文学时，容易把一些文学现象，诸如文学的市场化、网络化以及类型写作、非虚构等，作为新世纪文学的新生事物。其实，我们可发现这些现象的源头都在90年代。市场化就是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现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90年代初的确立，文学/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转轨应声而起。而且市场化在90年代被很大一批作家、知识分子视为冲垮（严肃）文学，导致其边缘化的洪水猛兽，90年代盛极一时的“人文精神讨论”，就在这个背景下展开，出于对文学/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或者叫“世俗化”的不满。这是与“自由市场”论在90年代深入人心，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不管它是以国民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拨正者、拯救者还是以神圣或正统价值的冲决者的面目出现。反倒是在今天，随着对市场的运作方式、对其有效/ 有限性的认识愈加清晰，人们越来越脱敏了，不再视之为洪水猛兽，即便在微观层面，中国作家似乎也越来越具备了得心应手驾驭市场，为己所用的能力。

网络文学或者文学的网络化，其实也创生于90年代。伴随着90年代互联网的起飞，大量文学网站应运而生：“榕树下”“红袖添香”“龙的天空”……还有大量的网络论坛（BBS），比如“水木清华”“天涯社区”“金庸客栈”……笔者90年代后期在北大学习，但经常上的并不是北大自己的BBS“一塌糊涂”（一塔湖图），而更喜欢逛隔壁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后者是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最有人气的网络社区，没有之一。它的开放度和热度是今天的网民难以想象的，巅峰时期有500多个版面，总注册人数超过30万，内容囊括了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有来自各地（主要是高校）的才子才女们在里面贴出各式各样妙趣横生的网文，飨宴我们这些文字饕餮，并以博得留言、跟帖为荣。很难想象，若干年后他们中有多少人蝶变成出版起印数十万以上、粉丝百万以上、点击量千万以上的文学大咖。“金庸客栈”最早是一个海外网站，围绕金庸小说的阅读、批评搭建的交流平台，互联网的跨域、跨境、跨国性让它迅速在中国内地产生影响，催生出武侠、玄幻这些通俗文学类型在内地的普及和写作的全民化，以至于有论者将它锚定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2]当然，差异总归是有的，而且堪称沧海桑田。90年代，互联网以及寄身其间的网络文学在还只是少数人“自嗨”的工具。那年头用的还是电话线上网，动辄一小时数元（甚至更高）的上网费让普通人难以毫无顾忌地网上“冲浪”。当然，大学里有校园网，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这培养了最早一代互联网精神贵族。而今天，随着网络的普及，发表、交流的便捷使得人人都具备了成为作家、艺术家的资格，当然，粉丝量与点击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你的写作或表演成功与否的标准。

90年代是新世纪文学的母体，二者存在一种源生和变异关系，对此我们可以拿“80后作家群”这个现象来讨论。“80后”的崛起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新现象，虽然它的源头还是在90年代，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就成名于90年代末开始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但这些人主要的写作是在新世纪，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新世纪的新现象。然而，从这些“80后”看似挥洒不羁的“青春写作”里,我们读到的依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一代青年成长、焦虑和反叛故事，捕捉到的是消费主义和都市化情境中个人化、原子化的写作主体，他们延续着90年代朱文、何顿或卫慧、棉棉等“晚生代”开启的“都市写作”“欲望叙事”，他们的走红更多是因为文学出版、阅读市场需要新人、新面孔、新故事，当然，其中包裹着一代人的新经历、新经验。正如同为“80后”的批评家黄平所言，“80后”文学“一直被囚禁在‘自我’及其形塑的美学之中。如果说这种‘自我’的美学在世纪之交曾经有一定的解放性，那么随着时势的推移，这种解放性已经消耗殆尽，渐渐呈现为一种陈腐而自私的美学，并且毫无痛苦地转向市场写作与职业写作……”[3]如果去看“80后”的另一批作家，以绰号“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与前一批“80后”青春写作的差异，也是与90年代文学的差异。新时期以来，东北呈现给国人的是一个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遗忘、甩脱的地方形象，这样一个形象进入文学，便自然地会被缝入新世纪“底层叙事”的脉络里，接续的是20世纪从左翼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并且与90年代的现实主义构成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因为他们的写作所携带的鲜明的地方性，而且因为这种“地方性”蕴含着一种新的阐释视野，它意味着对“地方性”的理解正在走出地方本身，而纳入国家乃至全球结构，同时又在“地方性”这个空间结构中引入时间维度，关联起历史、现实和未来密切相关的历史政治学或历史诗学。由此类推，对“个体”的理解同样意味着要超越个体本身，超越塑造个体的90年代以来建构的市场意识形态。因此，出现在这些“80后”作品中的写作主体及主人公形象，是携带并表征着家庭、村落、社群和地方，刻写上历史与现实，体现出鲜明的共同体意识的写作主体和形象。如论者所说，他们的写作是“以‘地方’为方法”，“由‘地方’回到‘国家’”的写作。[4]

将这个“80后”群体以及他们背后多少有些戏谑化的“东北文艺复兴”现象纳入地方性文学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出它与90年代的一些地方性文学现象——比如“陕军东征”，比如以河北“三驾马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差异，体现出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从“陕军东征”现象上，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和“国学热”在 90年代的兴起，它们是作为20世纪革命文化和80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双重陷落后的替代品，进据90年代的文化空间，汇入否思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文化当中。这种保守主义色彩使得它呈现出一种“无害”“无锋芒”的姿态，与市场意识形态相安无事，相得益彰。更有可比性的是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冲击波”写出了时代的普遍贫困以及市场转轨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和矛盾。但是细读那些作品我们会发现，困境与矛盾并不源于普遍贫困，而在于一部人要摆脱贫困，获取个体利益、个人成功，这便与普遍贫困者形成了冲突。正是在对贫困与发展、对困境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展示上，“现实主义冲击波”表现出一种暧昧、游离甚至错位的叙事立场。他们往往“当下性”地描写事件或问题，并不深入揭示困境与矛盾的根源，而是将个体的困境普遍化、制度化，诉诸一种集体性、道德化的“分享”。因此，“现实主义冲击波”便体现了90年代发展观上的阶段性和局限性。他们当然感受并写出了市场转轨进程中的不公、丑行和血淋淋的事实，但普遍奉行的市场逻辑、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让他们保持着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蛋糕做大的乐观信念，模糊地处理种种不公和丑行，有意无意回避思考大多数人能否分到蛋糕、如何分到蛋糕的更深层的问题，将现实问题道德化、想象性地解决，也招致“缺少人文关怀”“放弃批判精神”的批评。

而年轻的“新东北作家群”在表现个人或社会的困境与矛盾时，则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性。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一样，90年代也是他们的作品集中描写的一个时代，因为90年代拉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帷幕，改革进入“深水区”，瞄准国有企业积重难返的问题:效益低下，管理僵化，负担沉重，发展乏力，解决的办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承包、出售、破产、重组、股份制、私有化……将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90年代的国企改革，带来工厂裁员、工人大批下岗，自谋出路，带来了群体、阶层和区域上的不平衡发展，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更多的人依然处于相对贫困，人口、资源由农村向城市、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流动，人们开始理解邓小平当年说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真正涵义。东北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共和国的长子”，正处在90年代改革的漩涡中心。作为“80后”的“新东北作家群”，他们在90年代大多还处在青少年时期，目睹周边人群甚至自己的父兄成为下岗人员，生活失去了往日的稳定和尊严，社区和城市变得萧条衰败，这种刻骨的经历和体验自然成为他们的写作对象。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大多始于新世纪，尤其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此时改革已闯过了“阵痛期”，国家迈入一个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重心逐渐转向乡村，转向中西部，转向不发达人群和地区，一系列新战略、新措施出台，诸如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全国范围内的脱贫攻坚。如果说此前基本上是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那么此后，国家开始转入消灭贫困、全民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

站在新时代的位面上，“新东北作家群”便与90年代拉开了距离，获得了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不同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他们的目光不再仅盯着处于困境和矛盾中的干部、企业家，即正在率先富裕的群体，而更要表现在90年代改革大潮中被边缘化、被甩脱的弱势群体、区域的困境和矛盾，困境与矛盾也不仅是诉诸管理学意义上的乡村、企业或区域的治理以及道德情感化的忍耐、奉献、“分享”，而更具有政治经济学内涵，表达出对原教旨式的市场逻辑的质疑，对发展过程中导致的分化、集中化和不平衡的批判。

“新东北作家群”大多表现人物在时代中的不幸遭遇，但这种不幸并非仅是个人悲剧，他们着意揭示命运悲剧背后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也不是在所谓普遍人性意义上，比如人的欲望、自利或抽象的道德，以论证个体在市场中的行为和命运的合理性——一如充肆在90年代“城市写作”“欲望叙事”里孤独个体行为和命运的合理性——而是上升到阶层、地域和时代，揭示个体偶然背面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必然性。作为“80后”，他们是90年代改革大潮中的旁观者，真正的晚生代，但是作为出身“铁西区”“艳粉街”“工人村”“穷鬼乐园”的东北子弟，[5]他们又是东北命运的见证者、承担者，这使得他们在书写这段历史以及历史中人的境遇和命运时，既有一种旁观者的冷静、间离，又不可自抑地把生存的溃败与痛彻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他们写底层的困境、东北凋敝，既揭示时代的外在的原因，也不回避内在困境，既写出物质条件的困境，也写出精神的贫困和无出路，并且不轻易达成妥协和解决，从而展现出大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丰富、复杂和批判性。在他们笔下，东北象征着贫困、弱势、边缘的地方和群体，但东北的贫困不是自然化的过程，不是“从来如此”的命运“馈赠”。所以，年轻的作家们会去追摄父辈往日的荣光、社会主义东北的兴衰史，流溢出一种认真对待“社会主义遗产”的意识与情感指向，从中我们能看到国家发展方略的决定性影响，资本、产业与人口转移的内在逻辑与趋势，经济全球化地形图中的此消彼长，从而把一个被刻板印象和市场意识形态扭曲、僵化的东北重新现实化、历史化和问题化，客观上揭示出90年代市场意识形态和发展方式的阶段性、局限性，也应和时代发展的新主题。

“新东北作家群”无疑是能放在20世纪左翼文学以及新世纪初以来“底层文学”的脉络里进行比较式阅读的，不是说年轻作家们的写作带来了多少比20世纪左翼文学更新颖更深刻的思想和观念，呈现多么高迈的道德水准和超越性，而是说在与时代相结合的维度上，它展现了自己的独特性。如果说20世纪左翼或革命文学在书写自己为之奋斗的价值——诸如平等、解放、富裕、尊严——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遥望姿态，或如蔡翔所说，表现出一种“事关未来的正义”[6]的话，那么对“新东北作家群”来说，这些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诗学/文学性地伫留在乌托邦彼岸，而是与他们的写作共时化地在国家和人民的实践中展开。

如果我们把90年代文学理解成90年代社会环境、发展道路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情与意的表达，那么在笔者看来，这一社会环境、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可以基本描述为一种初级的、起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体现为国家发展“两步走”中的第一步，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一方面，90年代处于一种普遍的匮乏状态，发展处在一种既高速又不平衡的状态，这种匮乏和不平衡状态赋予物和物欲、主体性与自我实现以强大的话语力量，而90年代普遍盛行的“后革命”话语、“历史终结论”，又让作家和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既放弃对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以及20世纪 “革命中国”的理解和认同，又丧失了对未来的关怀与把握。90年代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话语场中运行的文学。正是在对90年代文学前史的比较意义上，我们可以来观察和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流与变；另一方面，90年代确立和描述出来的基本处境、历史任务还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和任务，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讲一百年”，这决定今天的“中国故事”总体上还是一个“发展的故事”。今天的中国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新时代，正在实施“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道路，新世纪文学也必然是在与新时代、新道路的共振和对话中，携带着作家、批评家的宏观认知、微观体验与感受，来展开自己对时代与历史的书写。

注释

[1]易晖 ：《从世纪“末”到世纪“间”——20 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化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 年第 5 期。

[2]邵燕君、吉云飞 ：《为什么说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是金庸客栈？》，《文艺报》2020 年 11 月 6 日。

[3]黄平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 年第 3 期。

[4]易文杰 ：《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与“新东北”的中国现代性——兼论近期青年写作的城市空间诗学》，《上海文化》2023 年第 10 期。

[5]“艳粉街”“工人村”和“穷鬼乐园”分别是“新东北作家群”中双雪涛、班宇和郑执小说中每每出现的东北城市社区。

[6]蔡翔 ：《革命 / 叙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