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科学技术发展到影响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时，合乎伦理的技术发展和基于技术发展的伦理学研究就成为时代之需。因为智能机器的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带来了人类劳动或工作形态的大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制度安排和伦理规范的限度，提出了如何重新理解“自由”“劳动”“成功”等关乎人性的概念问题；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身体技术化趋势，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的精神技术化趋势，提出了如何认知人的身体边界、精神愉悦、自我尊严、自我实现乃至生命意义等关乎人性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度拷问之基础上。这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提出了必须平衡科技发展与人类价值保护，平衡技术的应用价值与社会责任的要求。这种情况表明，人类社会在从工业文明转向智能文明的过程，迫切需要重塑或营造有利于人的身心成长和生命意义提升的人文环境。
关键词：劳动的新境界 ; 身体技术化 ; 精神技术化 ; 人文环境
作者简介：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人类本性的探讨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至今流派林立，莫衷一是。在道德哲学领域，各种人性理论被浓缩为美德论、正义论、义务论、后果论等伦理学说并得到了广泛讨论。智能革命的深度发展已经突破了过去单纯以辨别人性善恶、追求个人利益、强调道德义务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为基础的概念框架之限度，诞生了“技性伦理学”（technoethics）这一新兴交叉领域。“技性伦理学”意指我们既需要对新兴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行伦理评估和伦理审查，要求其发展必须合乎伦理或实现价值对齐，也需要立足于新兴技术的新特征来丰富伦理学的概念框架。这种相互调适和共同发展需要以辨明人性为前提。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类本性时，才能有效地部署科技发展战略和治理措施。这种情况将关于人类本性的探讨由抽象的理论问题变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本文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阐述智能机器的诞生对现有概念框架的适用性提出的挑战，以及劳动形态的改变和新的劳动价值论缺失所导致的人性之问；其二，考察元宇宙、电子游戏、可穿戴设备、劝导式算法等技术的协同发展带来的人的精神技术化所导致的人性之问；其三，考察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人的身体技术化所导致的人性之问。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沿着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思路，提出了人类生存环境从技术环境转向人文环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一 智能机器的应用带来的人性之问
历史地看，技术的诞生早于哲学，哲学的诞生早于科学，而科学则是技术与哲学相结合的产物。科学自产生以来很快超越技术与哲学成为时代发展的引领者。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科学与技术呈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态势。如果说，19世纪是科学时代，20世纪是技术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面向人类未来的人文关怀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出现了人机双向赋智的新情况。机器智能“赋智”于人类，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并更具有超强能力，能够完成过去无法完成的任务，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型业态；反过来，人的行为数据以及人机互动过程也同时“赋智”于机器，使机器越来越具有对环境的适应性，展现出从未有过的新功能。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研发及其应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
赋智技术不仅使机器具有了理解力与感知力，而且使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不断地沉淀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乃至环境力量，使社会系统越来越成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承载者。这种发展趋势将技术的自主性从过去的外在自主性拓展到现在的内在自主性。技术的外在自主性是指通过使用者的行为改变所赋予技术的自主性，这是一种外在于技术本身的自主性，可以被理解为是技术发展带来的边际效应或社会变革，比如，基于网络化发展诞生的平台经济，基于5G技术诞生的主播行业等。相比之下，技术的内在自主性是指机器本身具备了能够进行自主学习、感知、推理、适应乃至决策等能力，能够理解人的语言、与人进行实时互动、自主获取环境信息、根据使用者的数字行为推荐相关信息等。
具有内在自主性的技术一旦出现，就会以势不可挡之力变革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娱乐方式、治理方式乃至商业模式、医疗模式等各个方面，最终，将导致人类文明从工业化发展转向智能化发展。一方面，这种趋势使技术从过去只是改变人的物质生产形态拓展到如今有能力改变人的知识生产形态，从过去只是单纯的工具拓展到如今有能力成为人的物质助理，标志着智能革命实现了从物质到思想、从双手到大脑、从肌肉到心灵、从身体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的拓展。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使人机关系从过去的工具关系、排斥关系演变为当下和未来的合作关系或共生关系，形成了交互主义的技术观。在这种技术观中，智能机器成为介于人与工具之间的一类新生事物，充当着能够体现出人类行为的人造能动者或行为体（agent）的角色，图示如下：
如果我们立足于传统的人与工具二分视域，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作为人造能动者或行为体的智能机器越来越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现有的劳动或工作岗位。大规模的机进人退，不仅会导致劳动权利的集中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会对现有的按劳分配制度带来冲击。自工业文明以来，社会分配普遍遵循“按劳动分配”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当智能机器大规模地替代人类现有的劳动时，就会使大多数人陷入被迫失业之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立足于人与工具二分的理念，我们必然是习惯地将个人的问题转嫁给社会。如果我们的社会救助、转岗培训、文化氛围等更加灵活的人性化制度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那么，对于失业者而言，他们虽然获得了自由时间，但却会虚度宝贵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时间无法成为马克思所倡导的作为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准，失业者也不会成为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社会评价标准和文化导向依然摆脱不了物欲导向，那么，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反而会导致应接不暇的社会混乱，乃至造成个人的精神异常等问题，比如，“躺平”“焦虑”等。然而，这些问题在人与工具二分的概念框架内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如果我们立足于人机合作或共生关系的视域，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则是，通过人机合作团队来完成特定任务的劳动或工作新形态，或者说，掌握了人机合作技能的劳动者将会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个性化服务、灵活就业、超级劳动分工等新的就业趋势会日益明显。这些趋势正在形成被称之为“第四产业”的新业态，由此诞生的商业模式被称为自适应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中，单调的、重复性的、机械性的、程序化的、低技能的或创造性程度不高的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交给智能机器来做，人则从这些传统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由内在兴趣引导的更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样，人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探索符合个人兴趣与意愿的新岗位来推进社会的进步。随着这个过程的日益深化，劳动的内涵将会逐步地由物质导向拓展到或转向精神导向。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人机合作关系反而变成了人与智能机器的相互成就和相长发展，使人更像人，机器更像机器，进而带来对“劳动”“成功”“自由”等概念的新理解：即，将有利人的成长作为劳动的新境界，将具有社会担当作为判断成功的新标准，将有利于生命意义的提升作为理解自由的新要素。
然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我们正处于人与工具二分的工具价值观和人机相互成就的互动价值观相混合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智能机器不再只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中介，而是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智能体系，但是，我们对智能机器本身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依然束手无策。因为我们现有的规范、法规和制度是建立在人与工具二分的本体论预设之基础上的，不论是问责处罚或利益分配，还是所有权保护等，都是为具有法律人格的道德能动者所设计的。而智能机器却既不具备真正的共情能力，也无法承担道德责任，这使得人们通过追溯因果关系来落实奖惩原则的操作程序以及思维方式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提出了如何解决人造智能体或行为体（比如，自动驾驶、陪伴机器人等）所造成的伤害等一系列问题。同样，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我们把借助工具所获得的知识归属于工具的使用者，工具本身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力发展，当人工智能绘画、作曲、唱歌、编程、写小说、做总结、播新闻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出来时，就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赋予智能机器法律人格成为人工智能法研究的重要议题。
广而言之，人类在步入智能化社会的进程中，必然会在很长时期内面对传统概念框架的不断失效，但新的概念框架又相对匮乏的两难局面。然而，概念框架的缺乏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将使人们无法前瞻性地规制技术的未来发展。摆脱这种两难局面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全面超越人与工具二分的旧范式，探索能够促进从人机合作或共生视域来认知世界和进行社会治理的新范式。牛津大学哲学与信息伦理学教授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人把具有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的人造能动者或行为体概括为是“无心灵的道德主体”，提出用“分布式道德”概念来阐述人机交互系统中的道德问题。这种观点具有启迪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分布式道德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概念虽然明确地把智能机器看作是应该承担道德责任的一个环节，但并没有给出如何承担责任的具体措施或解决方案。
如果说，解决由智能机器的普及应用所带来的伦理、法律、制度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人工智能法和人类学等的研究，那么，解决由人机合作或共生所带来的如何拓展按劳分配原则、如何进行财富分配、如何重塑评判成功的社会标准、如何将自由概念的内涵从欲望的满足转向能力的提升和对全面发展的追求、如何引导劳动者树立终身学习观念等问题，则迫切需要加强哲学特别是科技哲学的研究。这表明，智能革命越深化发展，概念创新、制度创新乃至思维转变越需要建立在深入解剖人类本性之基础上，这一点在人的精神技术化问题上显得格外突出。
二 人的精神技术化对人性的拷问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隐私泄漏、身份盗用、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种族歧视、病毒攻击、社会不公以及侵权等。到目前为止，研讨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相比之下，人的精神技术化问题依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人的精神技术化是指借助技术手段来影响、塑造乃至改变一个人的心理、认知、情感等。历史地看，人的精神技术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中，病人通过服用精神类药物或其他医学手段来消除焦虑、排除抑郁等病症，可以算作是最早的精神技术化现象。本文把这种精神技术化现象称之为“精神的有形技术化”，意指这种精神技术化是借助技术手段使人的情绪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目标是精神治疗，这不是正常人获得快乐的手段。与这种精神的有形技术化不同的是，人机合作关系的普及所带来的人的精神技术化是无形的，意指正常人习惯性地借助电子产品乃至智能技术手段来获得精神愉悦或精神满足的情况，比如，通过玩电子游戏和观看小视频来获得快乐，在网络冲浪中放飞自我，在元宇宙里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个人梦想，借助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可穿戴设备获得身临其境的全新体验，如此等等。
如果说，精神的有形技术化通常是治疗行为，是针对有疾病症状的极少数人而言的，那么，精神的无形技术化则是针对习惯于在线生活的大多数正常人而言的，应用范围更广、涉及面更宽，涵盖的群体更多。本文只是笼统地讨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汇聚发展所营造的像旅游、社交、工业、商业、教育等元宇宙世界以及人的在线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精神的无形技术化问题。在网络或数字世界里，人的精神技术化是多元智能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既与智能产品的决策者、设计者、监管者、推广者以及使用者等人员相关，也与智能产品本身在开发过程中携带的数据感知、行为跟踪、信息推荐、劝导式算法等技术相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的精神技术化带来人与环境关系的逆转。在现实环境中，相对于人而言，环境是难以改变的，特定环境中的地方性文化是由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以及地理环境等共同沉淀而来的。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环境时，我们首先需要入乡随俗，即，主动尊重、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之中，体现出人的濡化和社会化。但在数字或网络环境中，人不再需要主动地改变自己来适应网络或数字环境，反而是环境具有了主动性，即，根据人的数字行为痕迹来适应乃至迎合人的偏好或兴趣，呈现出人与环境关系的逆转。这不仅颠覆了物质是被动的、心灵是主动的这一传统认知，而且使人的数字行为在网络或数字环境中具有了永久存在性，删除和遗忘反而成为困难之事。在这种善于迎合人的偏好或兴趣的网络或数字环境中，信息的自动推送或投喂，不仅不断地强化着人的固有偏好，因人而异地构筑起独特的信息茧房，而且还会助长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定式，淡化人的求真意识，强化人的非理性行为，使人在碎片化的信息海洋中不知不觉地消耗掉大量时间，甚至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次，人的精神技术化导致人的注意力货币化。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商家可以根据消费者的点击率或搜索记录，为每一位消费者建立个人浏览和消费档案，然后，根据消费者在线消费数据或意向，有针对性地推荐更有可能吸引其注意力的产品。有的商家甚至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来收割消费者的注意力。这些情况不仅使视觉营销艺术成为自适应商业模式的基本逻辑，而且，成为消费者的生活背景，最终，将人的注意力货币化，使其成为可销售的新产品。特别是在人人手机在握、时时在线查阅的生活方式中，以抓取个性化的注意力为目标的自动推送，不仅使人的生活品质在不经意间成为受他人操纵的对象或目标，使人的注意力越来越成为评判智能产品或信息产品的价值尺度，成为网络或数字世界里的“硬通货”，而且使每个在线生活之人都变成了新媒体、新设备或各种智能产品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每个人的在线行为都是自觉自愿的，但嵌入在网络或数字世界中的劝导式算法正在带来问责文化的弱化，解构人的正当性与客观性等立场。
第三，人的精神技术化使网络游戏成瘾成为智能时代的“精神鸦片”。游戏原本是人的天性，游戏使人放松，使人全神贯注，激发人的创造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最高精神境界，或者说，是渴望摆脱现实束缚、获得精神慰藉和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方式。但我们对游戏的这些认知，通常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游戏，或者，人的身体参与的游戏，而电子或网络游戏则是在人机之间展开的。对于玩家而言，机器的迎合功能具有诱导性。特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当智能手机不再只是通信工具，而是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捆绑在一起时，成瘾性的网络游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2023年游戏半年度报告显示，中国游戏用户规模在2023年前半年达到6.68亿人，同比增长0.35%，达历史新高点，在收入前十的游戏中，策略类和角色类游戏占比超过50%，移动游戏销售收入占比超过73%。青少年作为伴随着社会信息化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其网络参与日益频繁。网络游戏的开发者在游戏的玩法、音乐、情节、晋级等各个方面融入劝导式技术并充分利用未成年人喜欢追求刺激和青睐奖赏机制等心理特点，进行专业化设计，使玩者在游戏中更容易获得统治感、控制感、成就感、愉悦感等刺激和奖赏行为，最终形成对电子游戏的过度渴求和依赖，陷入沉迷状态，乃至造成社交、色情、赌博、暴力等成瘾，从而使人的心理承受力更加脆弱，出现心理障碍乃至发展成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因此，电子游戏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必须得到合理的监管、审查和约束。
第四，人的精神技术化导致人性的标准化和单一化。2023年9月，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倡导强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元宇宙建构中的集成创新。2023年11月7日开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以“线下实景+线上云展”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元宇宙在游戏、教育、医疗、文旅、商业、社交、工业等领域内的广阔前景和发展潜力。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元宇宙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的行为、情绪乃至精神会被越来越算法化。这种用智能技术对人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测量、分析和预测，呈现出技术对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塑造、对人的自主权的操控，使人成为网络或数字世界里的“数字宠物”，进而影响人的决策和选择，弱化人的个体性，消除人性的多样性，导致人性的标准化。不仅如此，元宇宙建构的虚拟文化有可能误导人的三观，为使用者提供逃避现实的手段，使其沉浸在虚拟世界里获得的认同感和满足感，导致其与家人和朋友之间关系的疏远，甚至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和工作。
第五，人的精神技术化为人的数字永生提供了可能。追求永生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目标，我国古代的炼丹术和欧洲的炼金术都是在寻找灵丹妙药，以求突破生命时长的约束和限度，使人获得永生。随着当代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脑机接口、新型材料等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通过数据采集和数据重建或思想上载等多种方式，使人的情感、思想、生活习惯、做事风格、语言表达乃至记忆等信息数字化之后，装载在有形机器人或无形数字人身上，使人的心灵或意识超越肉身束缚达到永续，从而在虚拟世界里实现人的数字永生。数字永生会带来诸多关于人性的概念思考，比如，离开肉身上载的心灵或意识还是原来的心灵吗？与建立在过往信息基础上的数字人进行互动时，只是往日记忆的再现，还是承载着未来的意向？而且这些技术还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比如，道德绑架，真实性和可信度的丧失等。因此，我们必须再次拷问人性，来判断这样的应用产品是否值得研发？是否应该被市场化？人类社会发展到必须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进行全方位监管与审查的时候了，这也是各个国家纷纷出台人工智能管理条例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人的精神技术化引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上述五个方面虽然无法穷尽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表明，为解决人的精神技术化所导致的困境，需要我们提出如何平衡科技进步和人类价值保护的问题。人的身体技术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
三 人的身体技术化对人性的拷问
同人的精神技术化一样，人的身体技术化也不是新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由于器官功能的退化而使用各种辅助设备，比如，戴眼镜、戴助听器、安装心脏起搏器等来恢复器官的正常功能，这些设备被看成是辅助性的。同样，我们在生病时，需要服药、输液、打针，甚至手术来进行治疗。治疗是为了恢复身体的正常功能，而不是为了增强身体。人的身体技术化是将人的身体作为可操作的对象，并在正常能力之基础上借助技术手段来改变或改造身体的自然结构，使自己的某种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升，或者，获得超越常人的特殊能力。人的身体技术化通常主要是指满足个人欲望意义上的技术化，比如，通过整容技术来把自己塑造成所向往的“美人”、通过增强技术来强化身体的某个功能、通过改变性别满足个人对性取向的追求等。凭借技术手段来满足欲望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理性地判断，欲望本身是否超越了历史边界、认知限度、伦理规范的限制等，提出了我们必须系统地反思技术时代人的欲望与人性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
历史地看，我们的地球已经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大转型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转型，第二次大转型是从有机体到人的出现。然而，自2013年CRISPR技术诞生以来，能够定位和剪切特定DNA序列的基因编辑技术得到飞速发展，成为生命科学领域内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这项技术的发明正在使人类面临着第三次大转型，即，从自然人向技术人的转型。如果说，前两次大转型是自然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自然意义上的演化，人类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期，那么，第三次大转型则是对自然人在技术意义上的重塑与改造。虽然基因编辑技术为治疗遗传病、抵抗传染病等提供了可能，并在农作物育种、食品改良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比如，美国已经批准了几十种基因编辑作物，但也为设计“完美婴儿”、选择人体特质、增强人的智力、体力等提供了可能，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平衡技术的应用价值与社会责任等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出台的《人类基因编辑组管理框架》和《人类基因组编辑建议》中，针对“出生后体细胞人类基因组编辑”“子宫内体细胞人类基因组编辑”“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人类表观遗传编辑”和“增强某些性状的基因编辑”五个领域，提出了基因编辑应用综合考虑的伦理问题，旨在帮助世界各国确保安全、有效、符合伦理要求地使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各国科学家也纷纷呼吁，全世界需要就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形成共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能够健康有序、合理合规地发展。⑥这表明，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成为关乎人类未来发展之大事，迫切需要开启关于人类未来的伦理与法律治理体系的研究，对人的身体技术化与人类未来发展作出一体化的整全思考。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论证说，生物技术将会改变人性。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应该站在守护人的自然性之立场上来抗击生物技术的过度发展，还是应该站在拥抱新型生物技术发展的立场上来超越人的自然性？这是生物保护主义者和后人类主义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前者主张守护人的自然性，后者倡导借助技术来实现对自然性的超越。这些争论事实上提出了如何理解“自然性”的问题。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自然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基因突变是多样性的来源，也是人类诞生的前提，但技术发展的目标本身有史以来就是要改造自然。从前技术只是有能力改造人的外部自然，即自然界，现有技术已经发展到有能力改造人的内部自然，即身体本身，这提出了如何看待自然人性和技术人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再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的小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未来的大问题。我们需要在确认人在自然界中的真正位置之基础上，在对技术发展的可能后果作出充分评估之前提下，来制定新兴技术的发展战略。
后人类主义者则把人类看成是一个中间阶段，他们极力倡导应该借助技术来强化人的体力、智力、情感等能力，消除疾病和使人摆脱不必要的痛苦，最大程度地延长寿命，乃至主张对人进行设计、改造、升级成为新型人类，即用工程进化或人工进化来取代自然进化，形成人机共建系统。这颠覆了传统的人类精神与价值。生物保护主义者极力反对这种激进的立场，认为将人技术化，会贬低甚至异化人性，侵犯人的尊严，固化社会阶层，加剧社会不公和社会偏见等，对人的自主权、自由、公平公正等产生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这些争论无疑深化了我们对人性的思考。
疫苗预防是介于自然人性和技术人性之间，或者说，介于在治疗和增强之间的一种新情况。我们从出生时起就通过打各种疫苗来预防疾病。我国为了加强疫苗管理，保证疫苗质量和供应，规范预防接种，促进疫苗行业发展，保障公共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2019年6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出台了包括疫苗研制、注册、生产、批签发、流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和处理、上市后管理、保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以及附则在内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中把疫苗的作用定位于是预防，不是治疗，预防无疑属于局部增强。虽然英国出现过质疑疫苗安全性的案例，但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引起更多质疑。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允许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疾病，未来随着各类疫苗的增多，疫苗的研发应该受到怎样的约束？预防性增强和纯粹的增强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定？当前合成生物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些问题，进一步对将人文主义概念化的传统哲学与伦理框架提出了挑战。
除此之外，随着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不仅有可能伴随着认知增强，改变人的情绪、性格等，而且还有可能对患者的自由意志进行技术操控。如果说，为了达到非治疗的目标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在伦理上是不允许的，那么，如何对待这种由治疗本身所导致的增强？脑机接口技术固然在许多领域内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成为当下商家追捧的投资风口，但也带来许多伦理问题，比如，暴露隐私、提取神经数据、解码人的心理活动、提供操控人的新方式、加大知识鸿沟等，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现有伦理道德的约束范围。在人机交互系统中，认知与问责的关系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因此，当代新兴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全面介入的时候了。人类塑造智能文明的过程也是人真正深入剖析和认知自我的过程。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分离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一个过程，那么，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转型则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在第二个过程中，人类将会逐渐地从满足动物性的欲望提升到或转向满足精神性的追求。我们不能把精神性追求简单地等同于娱乐，而是要扩展到社会承担、生命意义的展开以及自我价值的深化等方面。这就需要我们摆脱技术环境的束缚，转向人文环境的塑造。
四 结语：从技术环境转向人文环境
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土壤和种子的关系一样，种子只有在好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人也只有在健康的环境中才能成就自我。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曾把人类生存的环境划分为三种：自然环境，这是最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意指把自然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社会环境，这是阶级社会出现之后人类的生存环境，意指把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管理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技术环境，这是技术高度发达之后人类的生存环境，意指把技术指标看成评判一切的准则。智能革命的发展无疑深化了技术环境进程，人机合作或共生模式的出现，以及人的身体技术化和精神技术化问题的产生，带来了在原有的概念框架内无法解决的一系列涉及拷问人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成长、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提升作为判断标准。这提出了有必要重新塑造或营造人文环境的新要求。当一切发展都围绕人和为了人来开展时，或者说，当我们将人文关怀看成评判一切的出发点时，我们不仅从实体自我转向关系自我，而且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技术环境转向人文环境。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