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方忠的《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一本以文化为展开视角的学术论著，方忠和他的研究团队关注的重点在于文化如何作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区域(台湾)和特定时段(当代文学)并在其中留下印迹，因此，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文化”视角就因了“文化”概念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使这种视角具有了一种多元性和层叠性。

　　所谓文化视角的多元性，是指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文化”所指在基本立足于是一种“精神财富”的前提下，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五四新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原住民文化”、“大众文化”等不同方式，介入台湾当代文学，并在台湾当代文学中以“当代的”(相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中国的”(相对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在地的”(相对于中土的原住民文化)和“大众的”(相对于高级文化的大众文化)四种方式得以延续和呈现。

　　所谓文化视角的层叠性，是指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所选用的“文化”视角其实并不位于同一层次，如“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当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而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则属西方文化中的支流文化或亚文化——它们都只是一种具体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理论，还不足以构成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的核心层面，至于原住民文化和大众文化，也位属支流文化或亚文化层次，因此，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不同章节中相同的“文化”能指，其所指其实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形成了《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文化视角的层叠性。

　　20世纪后半期的台湾当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影响及遗留十分明显，这不仅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在政治上以中国政统的正宗自居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当大陆在1949年后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乃至“大革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唱政治对台戏的意图十分明显)， 而且也与国民党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道统的承续者自居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化和推广。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自然会对台湾当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作家在作品中体现传统文化“气质”会得到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鼓励和提倡，于是，白先勇的人生如梦悲悯情怀，朱西宁的坚毅执著自强不息，余光中的家国之思怀乡之愁，张晓风的寄情山水物我两忘，周梦蝶的禅意绵延大化弥漫、林清玄的我佛慈悲佛法庄严……就得以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刻印出浓重的传统文化痕迹。这些痕迹既是传统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文学“成果”，反过来众多作家在作品中展现传统文化的“气质”，也强化了台湾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气韵。

　　虽然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左翼传统进行了极为严厉的禁绝措施，但“五四”新文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源头，以及国民党作为现代“新政权”事实上难以割绝与之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以台湾自身日据时期新文学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一切都使“五四”新文化传统在台湾能够薪火不绝，代有传人。从殷海光到李敖到陈映真，从柏杨到黄春明到龙应台，从林海音到王祯和到洪醒夫，从詹澈到施善继再到蓝博洲，“五四”精神中的民主、科学追求和人道主义精神，都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形态各异的发挥，甚至在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流淌着“五四”“反传统”的创新求变精神，从夏济安对文学“专制”的抵抗，到纪弦对“横的移植”的提倡，从白先勇书写同志，到王文兴展示家变，在在都显现出“五四”反抗精神在台湾当代文学中的繁衍和再生。

　　台湾真正的“在地”族群是原住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原住民文化在台湾文化构成中一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存在——其文化在由原住民口口相传的同时，书写的权力却交给了其他族群的文化人。在文学书写中，汉人作家对原住民题材的涉及自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其后一直绵延不绝(赖和、陈虚谷、龙瑛宗的诗，龙瑛宗的散文，钟理和、钟肇政、李乔、张彦勋、甘耀明的小说等)，而原住民自己对自己族群生活的书写，则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谷湾·打鹿勒)，勃发于80年代之后，以瓦历斯·诺干、拓跋斯·塔玛匹玛、霍斯陆曼·伐伐、莫那能、格利拉乐·阿女乌、夏曼·蓝波安、巴苏亚·博伊哲努、孙大川等为代表的原住民作家，不但以自己的文学书写，艺术地“还原”出原住民的文化原生态，而且他们的作品，还构成了台湾当代文化和台湾当代文学最具在的色彩和绚丽文化印记的有机组成。事实上“从声情并茂的口头传承到绚烂的文字抒写，‘原住民’文化在台湾文学领域从未缺席；从‘他者’的书写到自我的言说，台湾文学视野中的‘原住民’文化一直在场”，并因此“造就了台湾文学多元化的艺术风貌”。

　　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消费时代的来临，为大众文化强力介入台湾当代文学提供了巨大推力，这种介入除了使台湾当代文学的通俗性(文学呈现出平面感和缺深度的特点)有所加强之外，更对文学的“崇高性”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在文学中反美学、破传统、世俗化一时成为不少作家的自觉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消费时代的台湾当代文学，在众声喧哗和万花缭乱之中，既“消费”了文学它自身也被消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台湾当代文学中的任何一个作家笔下，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蕴涵，都不会是某种单一文化的简单遗留，而必然是多种文化的交织互渗，同时，作家本身也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此而言，台湾当代文学中文化多元的复杂性和文化层叠的交织性，就不仅只是体现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群体或不同的文学现象中，它其实就“寄寓”在每个作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