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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董丽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本好书的出现，总是有其特别的机缘。然而所谓机缘，却并非碰到答案，而是遭遇问题。获得答案，意味着历史终结，而不断提问，则是坚持在历史之中，并与历史同行。于是，一本真正的好书，并不是关于答案，而是关于问题的。其注定要从问题开始，到新的问题结束。董丽敏新著《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就是一本关于问题的好书。在其中，性别身份、历史境遇和未来想象纠结碰撞，化作无数问题奔涌而出：“性别何为”、“性别问题的中西差异何在”、“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如何完成”、“性别问题与主流政治间的关系为何”等等。种种问题的提出、分析、解答，进而又形构出新的问题，一切思考最终指向的是：如何看待并汲取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资源，从而建立起一个——以性别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中国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框架。这个问题的提出及其诠释，对目下中国的性别研究现状来说，显然具有别样的启示意义。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性别研究格局日趋封闭，其价值内涵主要建立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全面认同的基础上，强调用一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女性主义”范式，来反对并取代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现代性项目、民族国家认同与妇女解放实践三位一体的性别政治。这种性别研究主要“局限在男性
　　/女性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内来处理性别问题”，虽然极大凸显了性别问题的重要性，但是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其时代局限性日渐凸显。在《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一书中，董丽敏认为其存在问题大致有三：其一，对于性别问题的“普世化
　　/西方化”处理，导致性别研究的理论架构与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
　　/现状相脱离；其二，性别研究只局限于性别内部，失去了历史性、批判性和行动性，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其三，性别研究成为验证（西方）女性主义的政治正确性的学院游戏，影响力丧失，“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诉求鲜明但又空洞无物的理想性存在”。针对此种困境，董丽敏以为必须探寻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
　　差异性被本书建构为讨论性别问题的首要原则。一直以来，由于过分执迷于普遍主义的理论想象，并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各种具体的、历史性的要素建构起来的性别问题，却被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抽象为具有穿越时空限制的普遍性范畴，从而“使自己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挪用具有一种合理性”。这种抽象化地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拜物教情结，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症候，对于抵抗性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非抵抗性的移植，吊诡地表征并落实了全球现代性的差序性结构。作为对于差异性的强调，“后发现代性国家”成为《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一书的关键词，它不但是作者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实际状况的一个基本历史判断，进而强调性别问题、性别政治和女性主义立场的中国语境，而且凸显了中国女性主义必然面临的复杂局面，性别政治往往与国族政治、现代性追求彼此映照，性别议题甚至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镜像。作者对后发现代性国家的性别问题的差异性的思考，即是斯皮瓦克所谓的，“不仅要搁置在性别结构中来进行，同时也要搁置在殖民主义的框架内”。
　　基于建构中国主体的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的需要，董丽敏的著述一直特别注意时空“语境”的限定性，强调回到本土，深入中国历史，追溯中国妇女解放的独特历程，重估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影响。以此来挖掘本土资源的各种可能性，从而缓解单纯移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带来的主体性危机。对于差异和语境的强调，以及对于本土化的特别推重，隐含的是建立一种中国本土的性别政治框架的强烈诉求。不过，如何本土化？用哪些要素落实？怎样回避本土化诉求中的极端民族主义陷阱？这是一系列需谨慎处理的问题。董丽敏以其强悍的辨证思维和理论整合力，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层面进行辨析与诠释，梳理并重估了民族国家认同、社会主义实践、妇女解放等革命中国的主流话语与今日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体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对前者之于后者的正面意义的重估，是此书最为精彩之处，当然亦可能是争议之所在。董丽敏辨证指出，中国“女性”“不仅仅是激进的女性主义意义上的与‘男性’相对立的生物体，而且更是能与社会、国家、民族甚至男性群体产生互动、协商的社会性存在”。在现代中国这个“后发现代性”的“文化场域”中，妇女天然地纠结于国族、革命、现代性等“反女性”因素，妇女解放与国族建构、社会革命、现代性追求并行不悖，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妇女，并非完全被动的客体，而是主动参与了整个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而且并不匮乏主观能动性。深入历史语境之中，动态地分析中国/革
　　命/女性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即是董丽敏进行性别政治的本土化思考的初步实践。
　　进入语境之中不但是一个时间性索引，也是一种空间性重构。性别问题的反思离不开空间政治的再造，男/女二元对立的政治空间固然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但是对这种抽象的性别空间的过度强调，在强化了女性主义之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理论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深入度，以及对于具体诠释对象的适应性。就中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语境来说，其性别议题往往具有复杂的表现症候，并非男/女
　　二元的限定性政治空间所能囊括，即便再叠合一个中/西、第三世界/第一世界的全球性政治空间，也难以道明中国的性别问题的复杂结构。打通性别议题的内外边界，在多重的空间政治视野中审视性别问题，继而在性别政治的辨析中解构权力世界的复杂构成。此即董丽敏所谓“以分析具体语境中的具体的男性/女性的关系的方式来回应外部世界的大问题，或者说，以关注和回应外部世界的大问题作为一种必须的起点来推进内部男性/女性关系的研究”。从本土化的视野考察，就是以性别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
　　突出的问题意识、强悍的理论辨证、深沉的反思精神，是《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一书，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之处。不过，抽象的理论思辩，并不曾掩盖作者对于文本的细腻体察，以及对于历史的同情理解。沉重与轻灵、抽象与具象参差对照，尤其表现在对一些具体个案的美学分析上。总之，与该书的相遇，是一次充满惊喜的“女性主义”理论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