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人与林传甲开辟著述中国文学史的先河以来，百余年间文学史的撰写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一些历史背景复杂的时代，文学史的描述依然隐约其辞，如先周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文学及整个北朝文学、辽夏金元文学，其嬗变的过程甚至概貌都显得模糊难辨。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谱系，更未能作出详尽描述。
新近由黄山书社出版的
“将宋、金、元三朝408年的诗歌作为一个文学流程进行综合观照，本书是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自序》）宋金元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因此，从总体上多维度地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更接近客观真实。如果割裂这些文学现象，只会使得本来融为一体的“文学地图”显得支离破碎。《宋金元诗通论》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并有意识地从中找出了宋金元文学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及其鲜明的创作风貌与艺术精神。
文学史中的合论，《诗》、《骚》互参，前汉后汉文学综合考察，南北朝文学对照、两宋文学比较研究，都不难找出例证。至于将宋金元诗歌作为一个文学流程进行合论，《宋金元诗通论》前则尚未见，这是作者一个别具慧眼的创造。宋金元文学各有其成就，前人鄙薄金之文学，以为不足以称为一代，与宋人同时不得并立，与大宋并峙不为正统，因而其文学成就也就不足以与宋人并论。然金代文学成就，此书所论已揭橥其精髓，自有其炳烺处，因之，将宋金元诗通论，便能寻绎出其交融的特点与这一时期诗歌的特质。全书凡40万言，申以八论，从八个侧面梳理了宋金元文学交融的现象，条分缕析，使得《宋金元诗通论》既具有文学史的脉络，又具有专题研究之精深。相得益彰，互为辉映，创获良多，颇能启人思路。如作者在《序》中所言，该论著与文学史单线勾勒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所采取的则是一种‘先横后纵，纵横互关’的研究模式”，横向的研究在于寻绎文学的精神，纵向的梳理在于勾勒史的线索。书中第一章“宗唐论”、第二章“变唐论”即力图证明：“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们，虽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着各种样式、各种风格的诗歌创作，并且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就，但他们在对待前人的文学遗产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其都是以尊崇唐人唐诗为己任的。”（《序》）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位长期浸淫于唐代诗歌研究的学者，作者的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从唐代文学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宋金元文学，因此，探究宋金元诗歌与唐诗的关系便构成了《宋金元诗通论》全书的旨归之所在。从这个意义来看，“宗唐论”与“变唐论”无疑是全书立言之本。前人论宋元诗歌，所谓“宋人似苍老实粗疏，元人似秀隽实浅俗”云云，也是与唐诗比较而言的，今天站在文学研究的高度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张高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纠正了人们对宋诗的偏见，邓绍基《元代文学》系统论述了元代诗歌的成就，《宋金元诗通论》则从文化融合的高度，从唐诗影响与后人对唐诗接受的角度切入，对宋金元诗歌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由此可见，总揽三代熔铸而为一体是《宋金元诗通论》一书所呈现出的显著特色。作者以“宗唐”与“变唐”为论述指要，将文化融合理念与“宗唐”、“变唐”之思体现在各章的论述之中，构成了这部著作迥异于前人线性论述的基本格局。所以，无论是着眼于研究内容而言，抑或立足于研究方法以论，本书都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宋金元诗通论》，诚如作者在《序》中所言 ，著作中 “‘通论’，主要是以八种研究对象为切入点进行具体观照的，即‘宗唐论’、‘变唐论’、‘乐府论’、‘题材论’、‘体裁论’、‘作家论’、‘流派论’、‘总集论’”。这八种研究对象，既是宋金元诗歌史的八个侧面，也是宋金元诗歌研究的八个史论专题。作者通过八个专题的研究，纵向梳理出了宋金元诗歌发展的主要脉络，及其诗歌之风神。
综而言之，《宋金元诗通论》的八种研究对象，又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端，即：指要、体式、作家、作品。“宗唐论”与“变唐论”在究其指要，“体裁论”与“题材论”在于考察其体式，“乐府论”与“总集论”则接近作品内在精神。与宋金元三代诗歌合论相照应，指要、体式、作家、作品四端打破了时代的限定，尽管也分段概述，但从总体上把握了这一时期文学某一方面的特点。作者以四个方面为基点，八个章节为线索，交织出了宋金元诗歌发展的经纬与网络。这八章犹如史传之“志”、“书”，各篇专论则赋予了宋金元诗歌史论的深刻内涵。而对分类专题的精深剖析，颇见作者学识的功力，也是《宋金元诗通论》全书颇多创见的关键之一。如在“乐府论”一章中，作者剖析了两宋时期乐府诗的异同，缕述了金元乐府诗之盛的原因，论述了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乐府之间的差异，从而全面展现了宋金元乐府诗的风貌与特色。对于宋金元时期的乐府诗，作者另有专著《唐后乐府诗史》一书，对其进行了详切的议论与观照，可互为参照与补充。因此《宋金元诗通论》在“乐府论”中论析宋金元之乐府诗时独具只眼，别有识见。“体裁论”中对“杂体”、“吴体”、“连章体”的论述皆为诗歌体式发展史，前人未有过深入研究，可以称得上填补空白之真知灼见，如《吴体的发展及其嬗变》一节，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在这一节中，作者对宋代“吴体”诗的创作概况与变化特点，首次进行了多角度考察与综合观照，并从汉语格律学的角度，揭示出了唐宋“吴体”鲜为人知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其平仄谱式中的“三仄脚”与“三平脚”。所论精辟透彻，令人信服。而“题材论”中的奉使诗、梅花诗、哲理诗等，前人虽有所研究，但《宋金元诗通论》则将三者置于此节之中，进行“横中见纵，纵中见横”的论述，并以史家眼光作深入审视，创见迭出，精彩纷呈。“作家论”中的周紫芝研究，拓展了宋诗研究的视域，而金元诗歌中对郝经其人其诗的论析，则特色独具，豁人耳目。“诗派论”中金代的“借才异代派”、“国朝诗派”、“金末丧乱诗派”，元代的“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佑诗派”、“铁崖乐府诗派”等之论述，均令人耳目一新，多系作者匠心独创。在“总集论”一章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元好问《中州集》、吴之振《宋诗选》、顾嗣立《元诗选》三种总集，对宋金元三代诗歌进行了比较研究，以试图在凸显其差异的基础上，呈现出宋金元各自时期诗歌发展的进程与脉络。而作者对文献典籍的熟练掌握深切了解，则使得其对宋金元诗歌的论析，显得更为充实，更为深入，更为详尽。如在第六章第一节中，作者于“宋遗老”中列举了120位遗民诗人，在第五章第三节中，于“连章体”分列了74位诗人的创作篇数，等等，均可见出其藉材料以对研究对象论析的深广度与专精度。全书八章八题，纵论深入，前后照应，合而为一，可谓纵横有致。
《宋金元诗通论》全书八章，以诗歌指要为枢机，阐明各代诗歌异同；以作品为内核，剖析了诗歌之内涵；以体式述流变，彰显了创作的内在精神；以作家系时代，熔铸而为诗歌史论。所以，指要、体式、作家、作品之四端，构成了《宋金元诗通论》的四大疆域，看似各自独立，然指要见于作品，体式系于作家，故虽为缕述而合为通论。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宋金元诗通论》在文学发展研究领域第一次将宋金元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唐诗影响下的宋金元三代诗歌演进格局。论述宋金元之诗坛风貌，上及汉魏六朝之文风，尤多以唐诗为参照；论及宋金元诗在明清的影响也以唐风消长为参照，体大而思深。同时，著作以诗歌指要、体式、作家、作品四端来考察文学史的演进，从诗歌史的八个侧面，也是八个史论专题并行演绎宋金元诗歌史，使文学史呈现出多维结构，以往文学史论很少做到这一点。总揽三代，故有深思蕴乎其内；纲纪四维，使得文脉流衍清晰可辨，非精于史而练于才者不能。可见，《宋金元诗通论》不只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宋金元诗歌史的力作，无疑也寓示着宋金元诗歌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简介：萧晓阳，中南民族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