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与“全球”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世界文学理论的滥觞与发展的独特历史时空语境，然而二者的理论同构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恩古吉“全球诗学”将世界文学作为重新思考、认识世界以及重建当代世界秩序和体制的方法，弥合了西方世界文学理论传统中形而上的世界（文学）与形而下的全球（现实）之间的裂隙。恩古吉的世界文学思想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内罗毕之辩，对世界文学秩序进行再思考，90年代发展为“移动中心”理论，为重构世界秩序提供了替代性方案；谢永坪的“世界生成”理论虽不乏批判意识，但凌空于现实之上的痼疾仍在。“全球诗学”指向当下，对去殖民实践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恩古吉；全球诗学；世界文学

引言

1998年，美国历史学者布鲁斯·麦兹利斯（Bruce Mazlish）从词源学的角度对比了“世界”和“全球”的词义差异，指出英文中“世界”和“全球”的词义区别在于空间层次的区分，认为“全球”更侧重于从空间的立体的视角考察，即突出从太空中俯视地球的空间感。相比空间感，“世界”多了一个“人”的维度，即“世界”意为“人类的存在”；其中心指地球，包括地球上的每个人和万物。另外，“世界”也可以是想象出来的，比如“下一个世界”，意指死后的生活，也可以指代一类人——比如学术界。“世界”还可能是建构出来的，譬如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1基于此，国内学者从历史学科出发，认为从词义角度来看，在“全球史”和“世界史”之间简单画等号并不十分严谨。2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则从词义角度创造了一个新词“globalectics”，从文学角度阐释“世界”和“全球”的交叉和不同。作为非洲文学史上“批评时代”的经典作家和“理论时代”的过渡作家，3恩古吉的文艺思想和批评理论——“globalectics”则是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渐为国内学者关注，而他构建别样世界文学理论的论说及相关实践，也是内嵌于非洲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议题之一。然而，在“解构”“颠覆”“挪用”“戏仿”“异化”“逆写”等西方后殖民批评语汇所表征的问题意识框架内，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殖民”4的逻辑下，恩古吉文艺思想的理论潜能和其中反殖民话语的思想动能被遮蔽了，理论本身内在的发生逻辑和运行机制，以及作家理论构建与文学实践背后的政治内涵和隐含意图亦难彰显。在《全球诗学：认知的理论与政治》（Globalectic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2012）中，恩古吉有意创造了极具歧义的“globalectics”。根据词源，“globalectics”可拆解为“global”加“poetics”，或“global”加“dialectics”。该词引起歧义和争论的关键，在于作者究竟强调“poetics”，还是侧重“dialectics”。恩古吉一言以蔽之：“两者都是。”5换言之，“globalectics”既指向作为文学本体的世界文学，也指作为方法（即一种“全球”辩证法）的世界文学。如果说始于歌德的西方世界文学观念，是一种目的论的预测、一种指向未来的目标，6那么恩古吉的世界文学则是指向当下（去殖民运动）的方法论，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欧洲作为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透过多个中心观察和认识世界，即将世界文学作为方法。

01

非洲作为主体的世界文学

1968年9月20日，内罗毕大学召开文学院董事会第42次会议，作为英语系代理主任的恩古吉提交了题为“关于废除英语系”的报告。本次文学院改革在东非、西非和加勒比地区的英语国家，都催生了一个重新审视教育机构的思考模式。改革的前提是，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并非天然如此，而是人为建构的等级秩序。恩古吉试图创新思考非洲的方式，以重审非洲与欧洲的关系，重置欧洲的知识、理解方式在非洲大学文学系的地位。本次改革提供了挑战主流思想的方法，以及在既定范式外思考非洲的“别样方式”。7恩古吉在报告中提出，文学院改革应立足肯尼亚甚至非洲的在地语言和文化实践，这一呼吁与全球语境下的去殖民运动密切相关，激发了后殖民地英语专业学生对学科实践的反思。8黛安娜·布赖登（Diana Brydon）等学者准确指认了内罗毕文学改革提案与全球如火如荼的去殖民运动的密切联系。换言之，恩古吉的文学改革直指彼时的去殖民运动。为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关联，需重访“关于废除英语系”报告的文本。

报告包含12条改革细则：（一）文件的性质是对文学院课程设置的改革；（二）文学院内部的未来发展及其与英语系的关系；（三）文学院的价值、发展方向和定位等问题；（四）对英语系在非洲所起作用、所处地位的质疑；（五）改革的基本前提：必须彻底重估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英国传统和现代西方的出现是非洲人意识和文化遗产的核心根源，非洲成为西方的延伸；（六）将非洲作为主体，将非洲文学视为中心，以便于观察其他文化；（七）将肯尼亚、东非、非洲置于中心位置，旁及加勒比和非裔美国文学；（八）基于以上七点，提出废除英语系，代之以非洲语言文学系；（九）欧洲文学、亚洲文学和非洲语言文学协同发展；（十）除斯瓦希里语、法语和英语外，其他语言如阿拉伯语、印度语、吉库尤语、卢奥语、阿坎巴语等，都应作为选修课列入教学大纲；（十一）在文学课程方面，设置口头文学、斯瓦希里语文学（以及阿拉伯和亚洲文学）、欧洲文学选修课，以及现代非洲文学——即非洲人用英语、法语等创作的诗歌和小说；（十二）重视口头传统的研究。9

由此可见，恩古吉意在强调非洲语言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同时旁及其他地区的语言和文化在文学院的发展。恩古吉及其同事曾表示，口头文学是值得研究的文学体裁，在文学院却未获认可。口头文学的缺位，隐匿着某种殖民主义假设，即“无论我们处理的是历史还是文学，未落笔成文，即不存在”10。课程改革即是对此论调的有力反拨，也是对殖民经验的直接回应、对所有前殖民地作家的再发现。因此，“关于废除英语系”报告提示我们，有必要将殖民经验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前殖民地作家群体中建立反殖民革命认同的相通性，以合力开展去殖民运动。

文学院课程设置的复杂性，根本源于殖民时期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其间以英国（英语文学）为中心的殖民教育成为恩古吉构建“世界”想象的重要途径和内容。据他回忆，第一节英语课就是参观一座地道的英国庄园。11尽管在殖民学校接触、学习的语言文化脱离“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经验，“我”在英国庄园的所见所闻仍记忆犹新。换言之，这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塑造了“我”有关“世界”的想象。基于对此“世界”的想象，恩古吉对文学的认识也多停留于英国文学，潜移默化地接受英国文学教师为他建构的、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地图。恩古吉一直将詹姆斯王钦定本《圣经》奉为圭臬，在给高中同学肯尼思（Kenneth）的回信中，一再强调英文版《圣经》文法的经典性，且因自己通晓《圣经》英语而洋洋得意：“再给我寄些你写的东西来……但别用大词。重读《圣经》，瞧瞧如何用英文最好。”12但另一方面，恩古吉曾当堂反驳英国文学课教师，明确指出“耶稣不说英文啊，《圣经》是翻译成英文的”13。可见，他开始质疑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即意识到“世界”不只有英国。

恩古吉对文学院课程改革——其中凸显他对所谓“世界文学”构成的理解——的关注，得益于他对“世界”的重新思考。重新思考世界，是恩古吉1967年返回肯尼亚后文学、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主题。在马凯雷雷大学期间（1960—1964年），恩古吉除修习英国文学经典外，还接触了非洲、印度和加勒比的文学，这是他“与非洲和加勒比‘新文学’的首次相遇”，时隔多年，“从欧洲以外的中心认识和感知世界的激动心情，仍记忆犹新”。14这一时期，恩古吉文学创作的灵感部分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社会、文化、政治变革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当被问及大学生何来写小说的勇气时，他归之于彼时的全球形势：“1954年的古巴革命，加勒比工人运动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独立，1952年的‘茅茅’运动，1957年的加纳独立，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62年的坦桑尼亚独立……当时的社会爆发巨大能量，孕育了希望，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未来将发生根本性变化。”15这些历史因素构成了恩古吉有关“新世界”想象的现实基础。

在利兹大学期间（1964—1967年），恩古吉对“世界”的想象逸出了英国甚至欧洲。他深入研究、对比了康拉德和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的作品，认为前者书写了殖民异化，但“选择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对英帝国主义的矛盾心态源于对帝国的忠诚”16，忽视了被压迫者潜藏的革命动能，他的写作仍以帝国中心为起点。拉明则不同，他非常明确地以帝国的另一面——去殖民化与去帝国化——为中心展开创作。恩古吉在拉明身上看到了更多抵抗和斗争的可能性，因此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选择将拉明和加勒比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拉明作品中的流亡和身份主题。

在阅读拉明的过程中，他洞察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因关联，即他所谓“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始于对其他民族的抢劫与掠夺”，而在拉明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演化为吞噬全球的帝国主义……西方的现代性正演变为后现代性，殖民主义演变为后殖民主义。因此，现代、后现代都扎根于殖民主义”。17换言之，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本是同根生”，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殖民主义便以不同形式屹立不倒。此外，拉明提示了20世纪50年代西印度工人、学生和各类知识分子移民英国的历史现实，更加凸显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8这些群体来自不同的英国殖民地，无论从字面义或隐喻义，都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They are all in the same ship literally and metaphorically）19。他们作为反殖民或反帝国共同体，共同参与了去殖民进程。

正是以拉明为代表的加勒比文学创作，扩大了恩古吉对“世界”的想象，拉明作品中有关反殖民共同体——强调亚非拉在去殖民运动中的主体地位，由此突出“第三世界”文学的主体性——的表述，也构成了恩古吉1968年文学院课程改革的思想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学院课程改革中，恩古吉未因强调非洲语言文学的主体地位而祛除欧洲文学。如他在报告中所言，“欧洲文学是现代非洲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文学的首要来源；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和亚洲文学是另一重要来源；非洲传统……构成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源泉。它们都构成了我们赖以成长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文化基础”20。可见，“关于废除英语系”并非呼吁废除英语文学，而是要求将英语系的名称改为文学系，并重组课程，使非洲文学及相关文学成为主体，英语和其他欧洲文学的翻译处于中心的外围，是恩古吉构建以非洲经验为主体的非洲-世界文学思想的发端。报告质疑了知识的组织方式对于塑造（后）殖民主体的作用。文件要求对认识过程重新排序，尤其将非洲、加勒比、非裔及亚洲和拉美的文学置于新秩序的中心，将欧洲文学置于边缘。简言之，它要求置换认识世界的中心，将过去的西方中心置换为多中心。文学院课程改革时期，恩古吉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英国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想象，“带着对非洲、亚洲和拉美文学的重新认识，于1967年回到了肯尼亚”21。这份囊括了欧洲文学、斯瓦希里语及阿拉伯语和亚洲文学、非洲语言文学的报告，亦可视为其世界文学思想的滥觞。

02

作为准入机制的世界文学

据学者的调查、概括和总结，截至目前，学界对世界文学的区分大致有五类：“1、各民族文学一般意义上的总和；2、各民族文学的杰作；3、经过时间淘洗而为不同时代和民族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世界文学杰作；4、超越民族界限，体现了世界文学意识和世界性视野，表达人类普遍文学精神的作品；5、世界文学是一种传播和阅读的模式”22。对这些世界文学观念稍作分析，便知它们都处于同一论述框架内，即无论是“总和”，还是代表“各民族”的杰作，抑或于世界中的传播之旅，都将世界文学视为有关流通和累积的文学空间或场域，涉及各民族文学何以进入此空间的文学机制问题。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文学空间，或将世界文学理论概括为一种世界文学准入机制，是卡萨诺瓦、丹穆若什、谢永坪等学者世界文学理论的核心要义。

20世纪末，卡萨诺瓦建构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探究了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进而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的过程。法国文学是卡萨诺瓦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典范，据有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且通过对外部空间的文本进行“认证而制造”文学世界。23所谓通过“认证而制造”文学世界，即“反对民族的政治法则以及民族主义，反对民族的共同法则”，24对非法国文学的文本进行去民族化、去特殊化，使其能在整个文学世界中展现价值与合法性。在此情况下，“法国文学领域作为最‘先进’的文学领域之一，也将成为所有其他渴求自主的文学领域作家们追随的模式和求助对象”25。卡萨诺瓦将此“认证”和“制造”的过程称为文学本身意义上的“边缘空间”向“中心”的“文学祝圣”。26依据卡萨诺瓦的论述逻辑，巴黎成为世界文学的“首都”，其他“边缘空间”的文学必须符合“法国文学典范”的要求，民族文学必先经过巴黎的认证，才得以生产和流通，成为世界文学景点。

卡萨诺瓦的论述显然基于其老师布尔迪厄的文学生产场理论。根据后者的观点，“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实践和表现……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而不同的资本及其把持者之间存在着各种等级制度，“文学（等）场本身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位置……无论它们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受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27换言之，卡萨诺瓦和布尔迪厄都强调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立性，但同时更突出文学生产是各种社会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观念基于同样的逻辑，他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多次强调世界文学不是作品，而是指文学作品在全世界的流通与发行。丹穆若什直陈，“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该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作品的阅读”。28而他致力于探寻这种流通模式，厘清阅读世界文学作品的最佳方式。丹穆若什表示，他用“世界文学”包容所有在其原来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它们或凭借翻译，或凭借原先的语言进入流通。因此，“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29。他借用纪廉（Claudio Guillén）的说法，表明一部作品只有展现且活跃于原有文化范围外的另一文学系统，才可能作为世界文学有了实在的生命力。30由此可见，丹穆若什问题（“什么是世界文学”）的重心，趋向“什么样的作品”能凭借流通和阅读模式逸出原有文化范围而进入另一文学系统，继而成为世界文学。

丹穆若什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与其说是一套套的作品，不如说是一个网络”31。这个“网络”在歌德与其年轻门徒爱克曼的交往中便已有所体现，彼时一无所有、一无所是的爱克曼，“唯一的指望”便是歌德，指望他的援助、引介和鉴定，助其走上文学生涯。换言之，爱克曼若要进入文学场域，需借力于歌德的威望。由此可见，大到整个世界文学，小到歌德与爱克曼，文学的准入机制存在于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学“网络”，与卡萨诺瓦建立起认可、被认可机制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本质上无异，都是在讨论一种使文学作品得以联结成为世界文学的机制。

可以说，无论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还是丹穆若什的“文学网络”，都揭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本质——作为一个被放置于权力场域的文学生产场，且止步于此。换言之，他们都深谙其中隐藏的“文学中心”对文学“边缘空间”的宰制，却中道改弦更张，试图通过流通、翻译、阅读等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模式模糊人们的视线，以便继续为“文学中心”的权力机制背书。在这些理论家的论述框架中，世界文学是“理想上由全人类共同享有、实际由西方文明集团享有的那些作品”32。英美地区外的作家频获诺贝尔奖、布克奖等国际文学奖项，表明“人们熟悉的文化地图正被重新绘制”，文学生产的天平正从第一世界倒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33但此“天平”背后的隐藏逻辑，仍是第一世界的文学中心与第二、三世界文学“边缘空间”的对垒。这些文学奖项由第一世界主办，这些国家及其学术界掌握话语权，有权选择哪个“世界”的作家获奖。英美外的作家频获奖项，表面可见文学生产的天平倒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但实际是“第一世界”主动选择的结果，归根结底寓示了第一世界的绝对话语权。另外，其他世界的作家获得第一世界主导的奖项，未必说明文学的天平已有所倾斜，或恰恰暗含了对这些奖项的认可，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等实则代表了整个“文学生产”的评价机制。

谈及世界文学机制，值得一提的是，恩古吉在21世纪撰写的回忆录三部曲中，均提及所谓“写作许可证”的问题，但都一笔掠过。恩古吉为何数次提及“写作许可证”的争论？与卡萨诺瓦、丹穆若什等人相仿佛，恩古吉强调翻译、流通、阅读在世界文学生产场中的重要作用，但数十年后重提“写作许可证”的辩论，实际由其在21世纪对世界文学生产的思考所触发，即现今（或从古至今）的世界文学生产是否存在一个需要“生产许可证”的体制，如果存在，谁来制定和颁发这个许可证？制定的标准是什么？恩古吉的“全球诗学”实为对“生产许可”机制的回应。

1990年12月4日，恩古吉在利兹大学作了系列讲座，其中一次题为“移动中心：争取文化自由的斗争”（“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后来，这些发言稿结集成册出版。若说“关于废除英语系”预示了恩古吉世界文学思想的滥觞，《移动中心》则是这一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的演进。他呼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借鉴。而此前以西方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应置换为新的世界秩序，即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建立新的、更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一个反映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秩序”34。这一呼吁产生了一个重要主题，即“移动中心”。

所谓“移动中心”包含两个维度。首先，将中心从帝国主义话语假定的西方，转移至世界。宇宙中心在西方的假定位置即欧洲中心主义，这种观念曾随西方列强征服世界而不断发展：欧洲中心主义假定存在着塑造不同民族历史道路的单一文化，因而是反普遍主义的。这种观念漠视人类进化可能存在的一般规律，同时又以普遍主义自居，声称所有民族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是应对当前挑战的唯一解决方案。其次，在当今世界（包括西方世界），中心都位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即男性资产阶级少数群体。因此，第二个层面上的“移动中心”意味着在性别、种族和宗教平等的前提下，把中心从国家内部的少数[统治]阶级转移到全体劳动人民。在此意义上移动中心——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将有助于将世界文化从民族主义、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束身衣中解放出来。根据恩古吉的阐述，真正的人文主义在保留其地区和国家个性的基础上，可凭借其普遍影响力在全球人民中开花，因其根植于全球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此即“百花齐放”（a hundred flowers to bloom）35的内涵，它试图驳斥将任何中心论概括为普遍现实的做法。可以说，“百花齐放”是对世界文学运作机制的批判，也是对西方主导的“写作许可证”的反动，它试图为重新思考世界、重构世界秩序提供替代性方案。

03

作为方法的世界文学

20世纪60年代末，恩古吉发起的“内罗毕之辩”彰显了以世界文学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随后的“百花齐放”理念则进一步强调对二元论（中心-边缘逻辑）世界文学准入机制的反动。关于世界文学的评价机制，谢永坪在爬梳西方世界文学观念史的基础上作了评述。他在专著《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中区分了两种研究世界文学的方法，即描述性（descriptive）方法和规范性（normative）方法。其中，描述性方法主要指向“新世界文学”第一代学者的研究，如丹穆若什。他认为，丹穆若什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强调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基本完成了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复兴。而卡萨诺瓦主要探讨作品如何在“中心-边缘”机制的世界文学中被赋予文学价值。但这些世界文学理论将世界等同于物质流通发生的空间，文学丧失了自主性，沦为政治经济的附庸，背离了歌德“世界文学”的普遍人文主义内涵。36简言之，根据谢永坪的观点，21世纪有关世界文学研究的复兴与全球化有着密切联系，他在《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中阐述了后殖民文学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对后殖民社会中较低的阶层而言，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了毁灭性影响，这表明我们今天迫切需要……通过精神之超越打开另一世界”，后殖民文学则是其中一种途径。37但他又指出，目前相关理论多从空间角度理解世界文学，如将“世界文学”的“世界”定义为图书的全球市场流通。与此不同，谢永坪提出世界文学是一种“创造世界”的活动。38他的“世界生成说”既强调作为全球市场流通产物的世界文学，又暗示了作为认识或创造世界之活动的世界文学，因而在西方世界文学理论和恩古吉世界文学论述之间架起了桥梁。就此而言，对恩古吉世界文学思想与谢永坪所谓“世界化的文学”（worlding literature）学说作兼容性探讨，既便于透视西方世界文学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当前样态，亦可从中洞察恩古吉对西方世界文学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与独创性发展。

谢永坪在著述中对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的世界文学学说做了细致深刻的剖析。譬如，他在题为《什么是世界？关于世界文学作为创造世界的活动》一文——该文是其专著《什么是世界》的缩影——中表示，现代以来的世界主义主要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18世纪法国哲学家或康德的世界大同，还是最近经济全球化、跨国移民和全球通信时代出现的新世界主义话语，似乎都与文学关联。39因此，尽管谢永坪并非将文学与现实彻底割裂，却弱化甚至否定了文学对现实世界的介入功能。他继而对“世界主义”一词作了界定，认为“世界主义主要把个人看作世界的一部分，超越了亲属和国家的有限联系的归属圈，以拥抱世界和全人类”40。而由于人们无法看到宇宙、世界或全人类，所以世界主义的视角不是“感知”（或曰认识世界）的视角，而是“想象”的视角。世界文学是世界主义的重要方面，它作为一种创造世界的活动，使人们能够“想象”一个世界。41基于此，他建议将世界设想为持续、动态的形成（being）过程，一个不断“生成”的世界（worlding），而非空间地理实体。惟其如此，世界文学才能被理解为不断制图（mapping）和创造世界的基本力量，而不是一组永恒的审美对象。42

谢永坪的“世界生成说”批判了歌德等级森严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文学观，也指责其对世界文学形成过程的权力关系视而不见。同时他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论述颇有微词。当然，谢永坪肯定了马克思用“世界”一词描述对特定地方或国家限制的超越，同时认为马克思并非在文学领域交流，而是在具存的物质现实——即生产性的发展——中描述这种超越。换言之，在他看来，根据马克思的表述，世界文学作为世界贸易和全球生产的形而上表现形式，只是物质世界的表象，据此逻辑，意识形态只能忠实地表现现实，而不能作为科学或理性力量发挥作用。就此而言，谢永坪认为，马克思否定了世界文学重塑世界的能力，因其认为世界文学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反映，对世界几无任何作用。43谢永坪的“世界生成说”在歌德的文学世界与马克思的物质世界之间游移，始终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塑造某种割裂。根据谢永坪的逻辑，所谓“想象”意为尚未实现，故指向未来，是指向未来乌托邦的某种目的论。而恩古吉的“全球诗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指向当下的、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

从公开资料看，恩古吉的论述并未提及谢永坪，但明确提出“全球诗学（或全球辩证法）的想象：后殖民的世界”一说，44可与后者的“世界生成说”展开互文性阅读与思辨，二者都强调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但他们在认识世界文学的方法论上分歧较大。谢永坪认为，歌德对世界两种意义的区分——不要把世界性（worldness）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混为一谈——对当今学术界仍意义非凡。45换言之，从歌德到谢永坪，西方现有的世界文学观念都将世界文学“架空”，脱离了具体的现实世界，把世界（形而上的）和全球（形而下的）46截然分开，结果是弱化了文学的介入性质。

谢永坪强调后殖民文学对西方现有知识体系的批判，但在其论述逻辑下，世界文学成为全球化物质生产资料的“法外之地”，成为脱离现实世界的凌空蹈虚之物。就此而言，所谓“世界化的文学”将成为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重塑欧美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的判断，具有多少合理性，就很值得商榷。谢永坪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有关世界文学理论的著述，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相对立，并使其关联于全球化，而所谓“世界化的文学”就是对此潮流的逆反。按照谢永坪的逻辑，世界文学应在世界（文学）与全球（现实）之间划出分明的界限，以凸显文学的自主性。

恩古吉创造出“全球诗学”（或曰全球辩证法）一词，用意恰恰是把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全球”统一起来，将“世界”（文学）作为解决“全球”（现实）问题的方法。恩古吉在20世纪80年代及此后的所有作品都受一个基本信念驱动，即艺术的作用不仅是解释世界，更是改变世界。因此，艺术作品不是简单捕捉被殖民者的情绪和感受，或后殖民者的失落感，而要介入政治和文化领域，将新的主体和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变成现实。47

早在1990年——提出“全球诗学”前十年，恩古吉便提出了“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的空间”一说。他指出，所有伟大的民族文学都扎根于农民的文化和语言。因此，口头传统将成为非洲文学新传统的根基。非洲语言需借鉴世界文化的精华，从自身的古典遗产，以及加勒比海、非裔美国黑人、拉美、亚洲和欧洲世界汲取养分。48此时恩古吉的“百花齐放”仍立足非洲语言与文学，强调非洲语言扎根于非洲口头文学和非洲书面文学的传统，扎根于非洲人民对社会变革的深切渴望。这些文学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21世纪的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语言和文学都在为全球范围内的“百花齐放”创造空间。于是，全球共同文化的财富将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得到表达，好比多种颜色的花朵组成的世界花园。不同花朵的“流动性”表现在多样性上，其中也有交叉融合。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都包含着一个有关“未来”的种子。49可见，恩古吉的“百花齐放”观根植于非洲的现实，同时指向未来的乌托邦。但此时的“百花齐放”观念仅指出了世界文学的来源与构成，停留在不同文学之间交流与往来的层面上。

在《全球诗学》中，恩古吉正式提出作为方法的世界文学。譬如，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不同个体思想的结晶，反映了该民族的集体现实和经验，体现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及其在创造世界中的地位。它试图让人们理解如何定义自身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世界。50文学介入世界的学说是恩古吉给予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礼物。“他建立了文化线，将我们与东非和西非、英国北部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文学研究场所相联系。我们得以与流散地区的黑人相遇。最重要的是，他把语言放在我们关注的中心位置……在那个时代，文本的重要性……在于它体现了某种学习和存在于世界的模式。”51换句话说，“全球诗学”是一种认识世界、定义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模式或方法，是一种有关“去殖民性的文学表述”，52指向一种新的认识论。

结语

20世纪60年代末以降，亚非拉“新文学”扩大了恩古吉对于“世界”的想象，重新思考“世界”也成为此后恩古吉文学和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主题。二战后，韦勒克等西方学者开始强调文学的美学价值，刻意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以突出文学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建构一个隔离于现实世界的文学联合国。然而，在“文学”之外，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矛盾深刻影响着国家和个体。在此语境下，美苏对抗、区域冲突、地缘政治、国际贸易、跨国资本、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等诸多因素，将学界目光引向了当代世界剧变的现实，“世界体系”或“文明秩序/冲突”相关理论、学说纷纷登场，“世界”由此从地理概念变为政治概念，世界体系、机制的重构成为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议题，以回应世界日益加剧的种族、阶级和文化冲突。恩古吉立足底层民众的去殖民实践，发展出的“全球诗学”思想，既是对文学于世界中运转机制的考察——包含对文学本体的再思与重述，同时强调文学作为介入乃至改造现实世界的方法，从而弥合了“世界”（文学）与“全球”（现实）之间的罅隙，是有关“世界”与“全球”的辩证法。恩古吉的“全球诗学”理念对构建另类世界文学理论的贡献在于其警惕主导欧美中心的知识话语体系，试图建构泛非甚至泛“亚非拉”或世界多中心协同发展的认识论。该认识论不以全球化扩张为目的——这恰恰是西方理论构建的要旨，而是试图揭露、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恩古吉不仅阐述以亚非拉为主的抵抗运动历史，而且剖析了欧美与亚非拉之间紧密复杂的关系。根据“全球诗学”的认识逻辑，世界的“中心”主体逸出了传统的欧洲，但也并非简单地以本质化的“亚非拉”主体取代“欧美”主体，而是发展包括欧美社会在内的受压迫群体成为新的革命主体与同盟，以开展抵抗资本主义世界逻辑的新实践。很大程度上，“欧美”跟“亚非拉”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微妙互动，而非简单的否定。在抗衡欧美中心、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时，“亚非拉”不是单一的运动，而是联合第一、第二世界受压迫者开展全球抵抗的斗争，以追求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另类世界”，如恩古吉的“百花齐放”观所示，“所有不同颜色的花朵都会开花结果”。而所谓的“另类世界”，即恩古吉所言“超越边界”，关注不同个体的存在与价值，在世界的受压迫人民中间寻求共同尊重和相互理解，开展一场“地方与全球、此处与彼岸、民族与世界”间的对话。换言之，“另类世界”就是要尊重差异，既扎根特定的本土，又相互理解和对话，共同抗衡资本主义世界的不断侵蚀。因此，所谓抵抗的全球化，不是寻求建立另一个中心与欧美中心抗衡，而是寻求构建一个相互交流扶持“容纳多个中心并存”的“另类世界”，以此促进新时代的全球去殖民运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编号：19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1  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in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8/3  (1998), pp.385-395.

2    梁占军：《“全球史”与“世界史”异同刍议》，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01页。

3    蒋晖：《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

4    姚峰：《如何以第三世界为方法？——后殖民批评之弊与非洲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殖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5    Ngugi wa Thiong’o, “A Globalectical Imagination”, in World Literature Today, 87/3 (2013) , pp.40-42.

6    John Pizer, “Goethe’s ‘World Literature’ Paradigm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2/3 ( 2000),  pp.213-227.

7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eds.,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Woodbridge: James Currey, 2018, p.17.

8    Diana Brydon, “Ngugi wa Thiong’o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1972)”,in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41/4(2015), p.3.

9    Ngugi wa Thiong’o,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Bill Ashcroft, Careth Griffishs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The Key Concepts, Bill Ashcroft, C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438-442.

10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eds.,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p.67.

11  恩古吉 · 瓦 · 提安哥：《中学史：自传三部曲之二》，黄健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页。

12  恩古吉 · 瓦 · 提安哥：《中学史：自传三部曲之二》，第26页。

13  同上，第25页。

14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Nairobi: East African Educational Publishers Ltd., 1993, p.22.

15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eds.,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pp.15-16.

16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p.24.

17  Ngugi wa Thiong’o, In the Name of the Mother: Reflections on Writers & Empire, Woodbridge: James Currey, 2013, p.18.

18  Ngugi wa Thiong’o, In the Name of the Mother: Reflections on Writers & Empire, p.18.

19  Ibid., p.20.

20  Ngugi wa Thiong’o,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 Bill Ashcroft, Careth Griffishs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The Key Concepts, pp.438-442.

21  Ngugi wa Thiong’o, Globalectic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

22  姚孟泽：《论作为文学空间的世界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23  帕斯卡尔 · 卡萨诺瓦：《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24  同上。

25  同上，第98页。

26  同上，第16页。

27  皮埃尔 · 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93页。

28  大卫 · 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29  同上，第5页。

30  大卫 · 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第5页。

31  同上，第4页。

32  John Pizer, “Goethe’s ‘World Literature’ Paradigm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Globalization”.

33  姚峰：《阿契贝与小民族语言的解域实践》，《国外文学》2015年第2期。

34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p.13.

35  恩古吉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可与中国的文艺思想展开互文性阅读与思辨，尤其受毛泽东的影响颇大，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文艺为谁”、作者的“态度”“立场”、文艺的“阶级性”，都是恩古吉思考非洲文学问题的关键词，譬如在1990年——即提出“全球诗学”前十年，恩古吉便提出“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的空间”一说，作为其思想文集《移动中心：文化自由之战》中的一节。恩古吉的“百花齐放”并不仅仅立足非洲，而是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一种跨越种族边界的文化。

36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 O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2.

37  Ibid., pp.198-199.

38  Ibid., pp.2-3.

39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in Dædalus, 173/3（2008）, p.26.

40  Ibid., p.26.

41  Ibid.

42  Ibid., p.31.

43  Ibid., p.34.

44  Ngugi wa Thiong’o, Globalectic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p.367.

45  Pheng Cheah, “What is a World？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46  “全球”一般指空间意义上的，是一个地理概念，但“世界”不一样，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抽象层面的。有些客观存在的“世界”（这里更多指地理概念，譬如非洲地区），经由文学，成了抽象的世界（非洲世界，不再只是一种地理上彼此临近的地区，而蕴含着一种共同的思想或精神）。换句话说，“世界”可以是现实世界，也可以是小说里的世界，因此世界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文学意义上的世界。此文更强调形而上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凸显文学的介入作用，因此做此区分。

47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eds.,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p.11.

48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re: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pp.40-41.

49  Ibid., p.42.

50  Simon Gikandi and Ndirangu Wachanga, eds.,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of Writing, p.139.

51  Ibid., p.12.

52  Ibid., pp.14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