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福柯  空间思维  外边思维  美学意义图片

人文社科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空间转向”，福柯被认为是其中具有引领作用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中西学术界对福柯的空间思想研究很多，主要聚焦于他直接论及空间的言论，特别是“异托邦”话语，但其更为深层的空间思维却少有人关注。事实上，福柯的空间思维贯穿其全部著述，正如学者所言：“福柯的论著始终充满对空间性的暗示和洞见。”可以说，空间思维为福柯独辟蹊径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和有效的方法论支持，也使他的空间思想独具创新性。本文从明确福柯运用空间思维这一前提出发，试图在整体把握福柯思想的视野中，揭示其空间思维方式的发展过程，探讨空间思维与其理论建构的内在关联，重估福柯空间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美学意义。

福柯的全部思考都建基于批判哲学，他自称要“通过一种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对我们的所讲、所思和所为进行批判”，“并不去力图确定所有知识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将阐明我们所思、所讲和所为的话语实例视为诸种历史事件”。批判哲学的本质是追问西方文化中真理得以实现的方式和条件，福柯的真理批判前期集中于话语分析，后期侧重于权力分析，并延伸至空间哲学和审美领域，三者都是空间思维导向下相互交织的不同方面。

一、话语的空间隐喻：批判时间思维

语言是西方思想中真理的重要维度，福柯考察思想史同样是从语言入手。在深入考察人文科学中不同类型的话语空间后，他分别还原出时间思维与人之科学的真实历史。

首先，思想史中的时间思维不是自然而然的先天存在，而是具有历史性。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语言增殖的话语引入了时间思维。古典时代，话语表述的秩序和分析结构确立了时间思维。福柯发现：“从17世纪开始，语言与时间的关系被颠倒了：时间不再把言语依次沉积在世界史中；正是语言把表象和词展现在一个序列中，并且语言通过这个序列来定义自己的规律。正是通过这个内在秩序以及它为自己的词所保存的位置，每一种语言才定义了自己的特异性，而不再通过它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对语言来说，时间是它的内在分析方式，而不是它的诞生地。”话语设定的表象分析、线性秩序和结构规范预设了时间的先在，而依赖话语的知识体系也因此具有时间意识。19世纪以来，语言屈从于说话主体的境遇强化了时间思维。语言缩减为符号与指代对象之间的媒介，并衍生出能指-所指的二元结构。一旦语言脱离自然秩序的图表，就转而去表达生命的运动和时间性，19世纪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人之序取代词之序的基础上，导致“大写的历史将在一个时间系列中展开把独特的生物结构相互关联起来的诸同功。正是这个大写的历史才逐渐地把自己的法则强加在生产分析、有机存在分析及最后的语言群分析之上”。现代语言用对人的分析取代古典时期对表象的分析，从植根于表象物转变为植根于说话主体的意愿，从外在的表象功能转变为内在的自由功能，自此，时间统摄认识形式与经验知识两个领域，时间意识成为思维的根本方式，时间性成为经验存在的基本性质。

其次，看似属于思想与生俱来的理性主体只不过是晚近的知识建构，其霸权地位与在话语中崛起的时间思维密不可分。理性主体在语言丧失真理地位之后出现，是阶段性的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借助书写文本的相似性模仿世界秩序，古典时期的语言借助符号表征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呈现世界秩序，这时的知识始终关注语言与世界的说明关系，人则是处于思想盲点的匿名存在。进入19世纪，语言降格为知识构造的经验对象，不仅沦为受制于人并帮助人去创造世界秩序的工具，还反过来遭受质疑与反思。作为语言主体的人也随同语言进入知识和科学审视的视野，成为思想需要关注与分析的对象，人的形象由此脱离世界而诞生，并取代语言成为衡量一切的基准，主体性问题由此产生。如前所述，在古今的一系列变化中，无时间性的语言逐步退居幕后，而作为表征语言的符号，以及在时间中排列展开的话语和文本则占据接近世界的位置，时间意识随之植入语言。最终，当语言表象的个体经验存在和作为语言表征的话语都被时间贯穿时，时间思维便以历史决定论的面貌经由知识体系拓展为思想领域的主导思维，为理性主体提供从本体论、思维指向到认知方式的全方位支持。

既然西方思想结构中的历史意识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思维，而且近代哲学认定的理性主体原则以及衍生出的一系列支撑观念都是时间思维的结果，那么，要摧毁意识哲学虚构的主体理想国，终结西方近代哲学以来的历史神话，就需要运用空间思维去批判时间思维，从思想根源上真正消解理性主体的本体论地位。归纳起来，福柯前期的空间思维主要体现为三种空间批判的手段。

第一，用空间视角审视历史流变，语言在思想中的变化不再是历史性的渐进演变，而是空间性的结构断裂。语言从直接显现真理到作为表象和真理联系的中介，从植根于世界到植根于主体，从说明世界到表达思想，从先在的语言到后天设定的话语，从服从世界秩序到受制于主体意志，所有这些变化之间没有前后相继的过渡，不存在前因后果的逻辑链，而是一种“突然的改变”，一种不同空间层面的交错并置。所以，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期并非时间分期，而是空间分层；他分析思想史时使用的核心观念“知识型”（I’épistémè）属于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当他用空间范畴重新审视原先属于时间范畴的话语时，积淀在思想史深层的被遮蔽的结构便从时间迷雾中被揭示出来，话语的历史性和事件性随之在空间中显现，从而令人信服地反驳了知识话语的全能地位。借助空间视角，福柯将历时性的时间流动转变为同时性的空间并置，为其批判哲学打开了新的分析角度，设定了全新的问题域。

第二，用空间隐喻代替时间隐喻进行话语表述,历史在思想史中就不是时间之流的涌动，而是空间界限的裂隙。语言中的隐喻是深层思想的话语表达，时间隐喻则是对时间思维主导的思想史的话语表达。福柯意识到：“用时间性的词汇去隐喻话语的转换，必然会导致使用天然具有时间性的个体意识模式。”一旦使用时间隐喻，我们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贯穿于话语的时间思维之中，进而臣服于时间思维所支撑的理性主体的统治。由于时间在思想史中以历史的面貌出现，当历史秉承了时间的统一、连贯、进化的样态时，它便成为理性主体的坚定同盟。福柯使用话语实践、断裂、陈述、档案、间断性、界限等空间隐喻，给浸润在时间中的思想史强行植入空间思维，并在空间思维和时间思维的对抗中，挖掘历史背后的各种悖论，打破完美历史的幻象，揭示历史的空间性结构，恢复历史断裂的本来面目，最终将时间从内在意识中释放出来，摧毁时间思维的根基。

第三，用空间研究的方法置换历史研究的方法，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体就不再是将时间内化于自身的永恒意识，而是处在空间层块中的特定历史存在。历史考古学旨在根据前人活动留下的物质印记重构过去的时代，它基于两个前提假设：一是过去与现在是不间断的连续整体，二是今人的意识可以汇通古人的意识。于是，连续的整体时间保证了意识的同一性和纯粹性，进而建构起涵括时间的本原意识。“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想系统的两个方面。”正是看到这一点，福柯以话语/文本取代时代作为基本单位，以话语实践取代物质遗迹作为分析对象，以关注断裂、确定距离、勾画界限取代描摹连续作为研究手段，将时间性的历史考古更替为空间性的知识考古。知识考古总是聚焦于无主体的话语实践，并赋予话语客观属性，话语并不从属于之前的说话主体和之后的研究主体，而是以一种档案的既定形式独立存在。借助空间性的知识考古，福柯阻断连续话语的可能性，消解先在的话语主体，进而将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体还原为非主体性的个别主体。

在这一阶段，福柯从考察思想的物质形态也即话语空间入手，分析知识构型中确立符号与事物关系的法则，挖掘出这些法则具有历史性，然后考察主体，表明主体产生于后天的知识话语取代先天的真实语言这一过程，主体性只不过是近代哲学的知识建构。接着，为恢复主体的经验性，重新考察历史，发现先验主体的预设保证了历史的连续性，而连续、进步的历史观也保障了主体的本原地位和持续权力，两者相伴相生，思想史中的历史决定论毋宁说是主体实现自身统治的策略性选择。最后，通过揭示历史的断裂，去消解理性主体的奠基地位和赋意功能。在此过程中，福柯运用空间视角观照话语的历史演变，在空间研究范型中显现话语和知识不连续的真实样态；用空间隐喻来描述历史的断裂状况，切断时间、历史与意识的联姻；用空间研究方法引出无主体的话语实践，指明时间思维的历史性，取消理性主体的先验本体地位。借助空间思维，福柯才能发现历史和理性主体的阿基琉斯之踵，并瞄准自己的批判之矛。不过，这时的空间思维是福柯反驳历史意识、批判时间思维、解构理性和主体性时必然采取的技术性思考方式，空间只是作为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手段，空间隐喻是揭示时间本体论和理性至上论本质的独特视角与有效方法。

二、权力的空间维度：确立空间思维

福柯明确表示：“我试图确定三种主要类型的问题：真理的问题、权力的问题和个体行为的问题。这三个经验领域不能割裂开来，只有在相互关联中才能够被理解。”从话语空间到权力空间，从话语的知识考古到权力的谱系学，从专注思想史的理论探究到专论权力的实践分析，是福柯运用空间思维批判西方真理传统的学理必然，也是明确运用空间思维分析问题、有意识关注空间的结果。如果说空间思维在话语分析中的主要作用是破除时间和理性主体的迷思，那么在权力分析中则是确立空间思维中真理、理性和主体的存在样态和实践效果。

针对西方思想一直以来时间盛行、空间缺位的状况，列斐伏尔曾指出：“低估、忽视和贬抑空间，就等于高估文本、书面材料和书写系统以及它们的可读性和可视性，甚至导致它们垄断了可理解性。”他看到，知识长期被置于话语中心，两者的共生关系遮掩了知识与权力交织的内幕，造成西方近代以来理性对非理性的统治，而空间遭受时间的压制是引发这些后果的根本症结。

与此思路相似，福柯直接转向空间及其物质形式，他说：“人们时常指责我对空间痴迷，这对我而言的确是痴迷。但我认为，通过它们，我确实找到了我根本上一直在追寻的东西，即权力和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真理既需要时间思维提供思想动力，也需要话语和知识践行统治权力。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确立了理性主体，为抽象真理塑造了具身化的形式；同时，权力借助知识的话语实践隐藏其暴烈的本质，变身为温情脉脉的规诫和训导，实现从社会到个体的全方位统治。这一切都与知识和权力的空间化有关。所以，从空间的视角理解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需要从知识的空间化和权力的空间化两个向度入手。

知识的空间化主要围绕身体和视觉展开，现代医学的三次空间化清晰地展示出这一过程。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在讲座《医院并入现代技术》中再次清晰地加以概括。

前现代时期，分类医学的目光把疾病从肉体中剥离出来，根据等级序列加以组织和分类，“从而使疾病的理念构型在人们与他者之间显露的虚空中变成一种具体的、不受干扰的形式，最终整合成一幅静止的、无时间差异的、没有密度和秘密的图像”，最终用话语知识去读解疾病背后隐藏的生命真理。医学的第一次空间化使知识预设疾病具有深层真理并致力于呈现它，从而把可见之物转化为知识的对象，开启了知识的空间化。

17世纪以来，临床医学将医生的目视设定为纯粹的语言，目视从查看身体外表深入到分解、读取身体空间中的器官，承担起定位图像的任务。“个人不是呈现生命的最初和最鲜明的形式。它只是在一种长期的空间化运动结束之时才呈现给知识，而这种空间化运动的决定性工具就是对语言的某种运用和对死亡的艰辛概括。”语言结构将表象的线性时间转换成认识的同时性空间，死亡将个体的生命历程展示为疾病的空间分布，现代临床医学由此将疾病建构为人之科学。医学的第二次空间化使冷静的视觉观察成为认知的主要方式，一切经验知识都被符号整理为有序的知识图表，“知识的界限就是表象对符号的完全显明，而表象被这些符号整理得井然有序”。理性知识便在表象分析与符号系统的结合中为世界确立理性秩序，全面推进知识的空间化。

现代以来，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医学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政治机构和医学实践双向控制，让医学空间“能够穿越和完全渗透社会空间。人们开始想象医生的无所不在。医生的凝视交织成了一个网络，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医学既关注病人恢复健康又判别健康之人是否正常，既救治医院里的病人又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既决定医院的场所安排又参与城市的建设规划，在确立主体地位的同时变得集权化。医学的第三次空间化使知识的效用越过专业领域开始向整个社会扩散。当知识运用话语权威服务于政治权威时，知识的空间化就加强为知识在社会中的权力化。

既然知识的空间化使知识拥有了权力，那么知识如何发挥权力的功能？福柯指出，权力的实施依赖于权力的空间化，主要围绕建筑和身体这两类物质形式展开。建筑-城市空间是权力意识和知识系统从话语表达转变为实际权力的关键，身体空间是权力借助知识和话语形塑的统治对象，集权力的作用场和权力的实体形象于一身。

在以暴力为主要形式的统治权力中，权力将自己的实施过程空间化为罪犯和民众共同参与的公共景观。其中，身体空间是举行权力仪式的场所，建筑空间是展示权力力量的环境，君主按照个人意志采取的权力报复在空间中被演示为全社会围观酷刑的剧场狂欢，在施刑和观看的双向活动中，抽象的权力意识转化为可见的物质力量。

随着自然原则取代君主意志成为惩罚和法律的依据，权力空间化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符号指称关系。从中世纪的麻风病院和文艺复兴时四处航行的“愚人船”发展出古典时代的疯人院以及巴黎总医院，这些庞大、等级结构复杂的禁闭建筑在设立之初就被整合到权力结构中，监禁空间是权力确立统治和具体实施的场所，犯人身体为权力提供指称对象。

当暴力权力让渡给现代的规训权力时，其空间化形式是一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现代权力转向无法被暴力直接触及的灵魂，只能借助体现权力意志的知识话语加以驯化，权力便从国家暴力机构和禁闭建筑中释放出来，被知识和话语扩展至整个社会，在医院、工厂、兵营、学校、监狱等构成社会机体的规训空间中运行。一旦知识话语领域成为政治实践的领土，君主主体和司法主体便被匿名的分散主体取代，统治权力被分化为全社会运行的平行权力，国家统治机构掌控的暴力变身为规训空间中执行的纪律。在现代权力的空间化中，“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权力为规训灵魂生产出服务于自身的知识体系，知识将权力转化为具有规训功能的话语，自此，权力被解析为每一个社会个体均可实施的灵魂掌控技术。

福柯在用话语的空间隐喻描述知识时，发现了权力的秘密，用建筑、身体和空间构造的术语描述权力运行时，洞察到知识、话语和权力三者的共谋关系，因为“竭力通过使用空间的、战略的隐喻去解读话语，能够使人们精确地把握那些话语在权力关系中、通过权力关系并基于权力关系进行转换的关键点”。但是，福柯研究权力的落脚点仍旧是主体和真理问题：“我不是在发展一种权力理论。我正在研究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建构自我对自我的自反性方式之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真理话语。”为此，他考察疯癫、惩罚制度和性，在知识和权力的空间化中指明，真理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思维设定的权力关系，主体说出真理的方式就是对他者的权力统治。

在权力分析阶段，福柯用空间视角取代时间视角，在话语、知识、权力的空间化中重新认识真理，确立空间思维，具体体现为：

第一，重审时空关系，为空间思维确定抽象空间与外在空间并重的基本思路。

时间化的同质空间和独立的外在空间都参与了理性的权力运作，都属于空间思维关注的领域。

时间思维强调时间压制空间，形成时间化的空间，其典型物质形态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该空间结构旨在将一切不可见性都转化为可见的，并呈现在被时间凝视的无差别空间中，从而为理性统治扫除全部障碍。它是独断的时间与同质化的空间结合形成的理性运行模式，能全方位地渗透于社会，从知识的医学监控到权力的社会监管，从训诫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l’anatomo-politique）到调节整体人口的“生命政治”（la bio-politique），都遵循这一理性时空模式。所以，同质化的空间是一种具有政治功能的抽象空间，列斐伏尔曾明确断言：“同质化如今是一种政治功能而非经济因素；抽象空间是一种权力的工具。”抽象空间是福柯进行权力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决定了权力的空间化，权力即是以空间形态展现时间意识的理性功能。

空间思维主张空间需要从时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性。福柯指出，近几个世纪以来，空间内化于时间意识，被缩减为空洞的容器。相对于时间的内在性、意识内涵、单向度，空间具有外在性、位置结构、多层面，真实的空间是社会关系、感知体验、知识建构、经济生产、权力运作的总体。“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外在空间是福柯完成权力分析的关键，决定了空间化的权力的独特面相，借助外在空间的多重性质，理性的真理统治被分解到社会的不同层面。

第二，从外在空间的视角阐明权力的空间维度，为空间思维反驳时间思维、确立自身指明路径。

福柯表明，权力受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的共同支配，现代权力的独特样态体现了外在空间的性质。从作用方式看，权力不仅是意识形态借助国家机器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暴力统治，或是从中心向四周辐射、等级递减的强力控制，它还扩散至整个社会，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现代权力更多依赖自下而上的自我控制，形成多主体、无中心、交互作用的网络结构。从实施手段看，现代权力与专家体系和知识生产紧密捆绑，话语、知识和身体都属于权力空间，权力在这些不同领域多维度并置、多层次展开，是一种具体的话语策略和微观的身体技术。从存在形式看，身体既是权力的载体和对象，也被权力塑造和生产。同时，权力还产生知识、引发话语，所以，“权力应被视为一个贯穿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应仅仅被视作一个具有压迫功能的反例”。权力既是否定的、压制性的，也是肯定的、创造性的。

传统权力理论总是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阶级的视域中，福柯则赋予权力以空间维度，将空间化的权力视作真理的根本生产方式，借由分析权力去透视真理。在权力的空间化中，时间思维为真理打造的至上地位不复存在，外在空间的性质复原了真理的具体历史性状态。空间思维由此破除理性主体的神话，进而解构真理的宏大叙事，借助剖析现代权力的样态确定外在空间的性质。可见，权力既是批判时间思维的典型领域，又是确立空间思维的基本途径，我们由此便不难理解福柯的真理批判为什么最终走向权力分析。

第三，采用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为空间思维确立研究对象和思想指向。

与历史研究追寻现象背后的本质不同，谱系学更看重无关联的现实事件。福柯说：“问题是要同时分辨诸种事件，区分这些事件所属的网络和层次，并重建它们彼此关联和相互产生的纽带。由此，拒绝根据符号场或能指结构域进行分析，而是求助于根据力量关系、战略发展和战术的谱系学进行的分析。……承载并决定我们的历史具有战争的形式，而非语言的形式，也即它是权力关系而非意义关系。”时间思维的对象是按照秩序和逻辑关系建立的结构，追求谨严整饬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和掩盖大量繁杂现象，谱系学重拾这些被理性和历史淹没的非本质、非逻辑的零散生活事件，将之确定为空间思维的对象，纠正理性独白的偏执。

关注逻辑结构的历史研究偏重于在异质纷繁中追求“同”和“一”，研究个别事件的谱系学则要恢复“异”与“多”的地位。时间思维强调同与异、一与多绝对对立，导致西方思想区分理性和非理性、健康和疾病、正常与反常、合理需求和变态欲求，才会产生疯癫、疾病、性的观念；而它强调同对异的否定和压制，又导致时间优于空间，空间被时间同化，形成抽象空间的政治功能。正是基于对时间思维弊端的认知，福柯才会从早期的话语知识考古转向后期的权力谱系分析，强调同异并举、一多并存的空间思维。

可见，权力谱系学取代知识考古学，并非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而是对应于空间思维不同发展阶段的方法选择。福柯辨析道：“对于我不再使用的‘考古学’这个词，我想要表明，不是根据时间而是依据它所处的位置来看，这种我曾经使用的分析类型是异质的。”应该说知识考古学阶段还停留于借用空间，谱系学时期则专门强调空间并有意识地运用空间思维，因为这种方法是“一种历史形式，它能够阐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的构成，而无需参照一个主体”。谱系学肯定差异，强调断裂，追求多样，突显无中心、无主体、多层面、分散偶然的独立空间，帮助福柯彻底批判真理和主体。

这一时期，福柯通过考察建筑、城市规划、个人身体，追索知识、话语、权力的关系，表明空间虽然长期遭受时间的严重贬抑，却是掌握真理的关键，空间的贬抑史就是真理的掌权史。为此，他明确以空间的物质形式为研究对象，分别探究知识和权力的空间化过程，揭示其背后的时间性思维结构。最后，运用谱系学解析现代权力，确定独立空间的性质，全面清理时间思维和真理的深层关联，完成真理批判，进而确立并建构了空间思维。

三、异托邦和外边思维：空间思维的独异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福柯开始专论空间和空间思维。相关的文本并不多，主要分为四类：一是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和1967年发表的演讲《另类空间》论及的“异托邦”；二是他在1976年接受地理学杂志Hérodote采访时，针对地理学和空间所做的一系列思考；三是散落在不同时期演讲中的空间论述；四是将异托邦理论和空间思维运用于文学、绘画、电影等领域而产生的空间文艺批评。解读这四类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空间思维的独异性借由“异托邦”和“外边思维”（La Pensée du Dehors）得以彰显。

福柯声称，有两类空间与所有其他位置都相反，即乌托邦（Les utopies）和异托邦（les hétérotopies）。异托邦是生物学和医学中意指异位移植的术语，被福柯改变使用语境后用以建构空间哲学。学界对异托邦已有详论，这里重点阐述异托邦深层的空间思维。

首先，异托邦打破时间思维和传统空间观的二元对立模式，主张开放、包容、多元多维的空间思维。

乌托邦无论是构想现存社会的理想形态，还是虚拟未来的完美社会，其超越现实的意识都使历史导向它设想的终极目标，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就是或此或彼。异托邦则是现存秩序中的另类存在，不以现存秩序为参照，但可以确认它，可与它并存，甚至可以并置现实空间中互斥的空间。“异托邦有能力将几个本身互不相容的空间和场地并置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异托邦并不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改造或推翻现实空间，而是与之保持多样开放的关系，亦此亦彼，甚或非此非彼，因而摆脱了时间思维强调的二元对立。

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场所的空间想象，是可以被语言表象的空间符号，最终仍被整合到时间的同质化思维之中；异托邦则在现实中真实存在，无法被语言描述，只能借助人类的经验和想象力，归属于空间的异质思维。因此，异托邦区别于乌托邦的历史悬设，既不是完全真实、纯粹的物质，也不是完全虚构、纯粹的意识，而是兼具和包容两者，由此突破传统空间观对现实真实的物理空间和非实体性的精神空间的二元划分。

其次，异托邦突破时间思维设定的内在意识范畴，确立空间思维的外在性。

在时间思维的框架内，空间始终是经过意识过滤的抽象存在，匀质被动。即使是致力于反叛现实的乌托邦，也受制于时间的内在性，仍然是主体意识构造的结果。“‘乌托邦’这个术语的当代涵义，主要是一种原则上不能实现的思想。”异托邦却从时间的压制中摆脱出来，并从内在意识中释放出来，具有外在物质性。对应于异托邦的时间也摆脱了从过去指向未来的单一维度和源源不断的线性演进，可以是在同一空间中无限积累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维度，比如博物馆或图书馆中的“时间永不停止地积聚和栖息在自己的顶峰”；也可以是时间片段在空间中的永恒断裂，比如集市或度假村就与“时间最破碎，最短暂，最不稳定的方面相关”。异托邦改变了时空关系和时空形式，成为外在于意识和独立于时间的空间范畴。

再次，异托邦体现了空间思维的他性原则，激活了空间的能动性和革命性。

福柯重视外在的他者，他性原则是贯穿福柯全部思考的基调，更是其空间思维的核心。《词与物》的写作便是由话语中的异托邦引发的。福柯在书中提及，博尔赫斯援引中国某部类书中有关动物的分类，彻底破坏了词语建构事物秩序的共同场所，动摇了西方文化有关“同”和“异”的惯性思维，引出一种句法秩序的另类原则和异域形式，从而表明词序和物序之间的非对应关系。《另类空间》进一步探索西方文化中的异托邦，揭示自性中的他性、同一中的差异、连续中的断裂，展现永恒真理背后的理性欺骗和主体危机，破除屈从于时间的抽象空间的垄断。

对空间和空间中他性的重视并未让福柯走向扬此抑彼的另一个极端，因为时间与空间、时间化的抽象空间与异托邦之间不是互为前提的依存关系、或是相互否定的对立关系，而是平等的共在。关注空间“并不必然否认时间，它涉及的是处理我们称为时间和历史的某种方式”。只有关注另类和他性，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时空关系的整体，揭示时间压迫空间的真相，恢复空间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进而让空间具有批判理性真理的革命力量。

最后，异托邦展示出空间思维对空间的重新界定。

以空间思维为导向的异托邦革新了空间观念。“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时间和历史都在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借由被吸引到外在于我们自身的这个空间中遭受侵蚀。这个吞噬我们、刮除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空间。换言之，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可以将个体和事物置于其中的虚空之中，不是生活在一个光影闪烁的彩色虚空中，我们生活在关系的集合中，这些关系定义了彼此不可化约而且绝对不可重叠的位置。”在时空关系上，福柯关注的空间不是受时间侵蚀、意识掌控的内在空间，而是由各种关系形成的外部空间。在空间形式上，空间不是单纯的实体或纯粹的精神，而是真实与虚构、物质与想象、具体与抽象的共有。就存在方式而言，空间不是无差别的均衡整体，而是多样化的异质空间分散并置；不是整体决定并先在于个别，而是个别的、区域性的才是原初的；不是封闭静态，而是开放与封闭共存。在空间性质上，空间不是空洞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集合，是内在统治意识与外在规训技术结合而成的权力载体；不是被动的预先设定，而是需要由不同社会关系交织互动进行后天形塑。

异托邦从本体论的角度建构空间哲学，深化了空间思维，外边思维则集中而明确地论述空间思维的美学维度，拓展了空间思维。

何谓外边思维？福柯认为：“这种相对于我们哲学反思的内在性和我们知识的实证性的思维，我们可以将它称为‘外边思维’。”可见，外边思维主要围绕外部和他性展开，体现在文学这一话语空间中，是发掘和使用非陈述性话语，体现在绘画这一视觉空间中，是揭示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

文学是话语空间，福柯运用外边思维分析文学，仍然落脚于批判传统文学话语背后的时间叙事和挖掘现代文学话语的空间表达。由于语言丧失了与存在共在的原初性质，西方文学中的叙事长期受制于语言背后的时间意识，形成论述性的话语和叙事的时间传统。现代文学的写作结束了文学对时间的单一依赖。它通过凸显语言的物质属性悬置了其表象和指称功能，“揭示了语言是（或可能成为）一种空间事物”。相应地，文学“严格来说，它其实是通往‘外边’的过渡”。在文学构筑的语言之网上，语言否定叙事和论述，在远离自身的外部展现自己，文学也不再表达主体和再现世界，只言说和反映自身以及其他的作品。当话语摆脱论述，写作摆脱叙事，它们也就摆脱了时间。现代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恢复语言无主体的本原状态，传达语言无我之我的经验，重申语言和文学的空间深度。外边思维赋予语言和文学的空间性“展开着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这场所是所有话语和所有书写的外边”。这意味着，现代文学是文学世界的异托邦，通过持续揭示语言的他性，让自己成为所有文学的外部，从而实现文学的变革。

福柯用外边思维阐释绘画这一视觉空间时，集中于在可见性中思考不可见性，用可见的绘画替代了可读的绘画。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古典绘画运用视觉技术建立了一整套表征理性的看之话语，并根据能否被图像表象，将世界分为显现在画面中的可见之物和排除在画面之外的不可见之物。绘画据此确立凡是可见的都是可表象的规则，为理性制定表象的秩序。然而，现代绘画打破了古典绘画的规范空间，从追求复制和再现的表象系统中挣脱出来，将绘画空间还原为现实空间中纯粹的物质存在，既解除了表象与观看的传统关联，也否定了表象与物的确认关系。画中的一切形象都成为意义空洞、漂浮游荡的无声形象，观者因不能确定意义而无法把握它们，从而证明画面表象秩序中的可见之物其实是不可见的。现代绘画摧毁可说和可见的同一性，发掘视觉表象背后的另类事物和他性因素，“并把可见性还给所有不可见之物”。

在文化建构愈益与现代复制技术紧密结合的当下，现代文化体现出解构话语主体权威、投身符号游戏的总体特征。福柯的空间哲学和美学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方式。福柯指出：“从19世纪的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开始，依据本应被称为深度的维度，符号被安排到更为分化的空间之中，这深度不是指内在性，而是正相反指外在性。”异托邦和外边思维都致力于破除理性和时间对内在性的垄断，将空间从内在性中剥离出来，在空间维度中重新置放外在于意识的存在，恢复存在的外部经验。让“内部成了外部。从一个没有外部的内部变成一个没有持久内部的外部”。由此可见，异托邦和外边思维关注被遮蔽的中心内的外部、自我中的他性和秩序中的另类，凸显了空间思维的独异性。

四、结语

空间思维是福柯思想的根本思维方式。纵观福柯的学术研究，空间思维围绕真理批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话语分析时期，空间思维集中体现为运用空间隐喻批判时间思维，动摇了永恒真理的预设。权力分析时期，空间思维体现为探讨话语、知识、权力的空间化。通过在时间思维中植入空间意识，空间思维破除传统的时空观念，释放出独立空间，进而实现对真理的彻底批判。在反驳时间思维的过程中，空间思维得以确立，即时间思维关注的是关联、连续、同一、驯化、排他、非此即彼的独断，空间思维强调分散、断裂、差异、包容、兼容、彼此皆存的共享。此外，福柯的空间思维还从思想史拓展到哲学与美学领域，体现为借助“异托邦”和“外边思维”构建空间思维的独异性，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推进并深化了空间思维。

空间思维决定了福柯思想独树一帜的面相，又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空间转向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为：

第一，转换思维范式，确立独立的空间思维。

西方思想对时空不同性质的界定导致对时间的推崇远甚于空间。由奥古斯丁开启的时间至上的趋势至近代达到顶峰。自笛卡尔始，空间被时间内化为意识形式，康德、黑格尔在意识领域确立时间思维，柏格森、胡塞尔、萨特、加达默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均用时间意识理解空间，强化了时间思维。从此，空间被时间化，时间思维成为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福柯强调差异空间和外部空间，通过其全部学术努力真正实现空间思维的转换。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和创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空间思维的运用。他运用空间范畴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将现代主义的时间性历史观念转变为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性历史概念，从而判定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空间转向中的一种空间形态的文化；他否定乌托邦是作为时间范畴的不同社会形态更替，而将之视为空间范畴的认知绘图美学，在文化与美学维度上极大地推进了空间研究。正是认识到福柯转换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索亚这样评价道：“这种对空间而非时间、空间性而非历史性的划时代强调，为福柯思考‘另类空间’确立了舞台，设定了基调。”

第二，拓展空间范畴，革新空间观念。

一直以来，匀质永恒的物质空间，具有绝对形式的精神空间，独立的自然空间和特定的社会空间都有各自对应的研究领域，彼此脱离、分裂。福柯的空间思维突破考察空间的传统视野，从不同层面考察空间性质，探求独立空间，重新开发空间的外部存在特性，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动态生成。不仅如此，福柯运用空间思维重审时空关系，并没有片面强调空间，也没有全面否定时间，而是在时间和空间、受制于时间的抽象空间和摆脱了时间的外在空间这一双重视域中思考问题，才能抵御线性历史发展观，采用更具辩证性的时空观。同时代的列斐伏尔就此与福柯构成对话。列斐伏尔提出建构空间的“三重辩证法”，让社会空间超越并涵盖所有空间，成为现时态的社会关系重组和社会结构建构的动态实践过程。在他们的影响下，索亚亦运用空间思维去建立空间元哲学，在物质性的第一空间和精神化的第二空间之外，提倡兼具解构和建构功能的“第三空间”。

第三，揭示空间政治学。

福柯和列斐伏尔都承认，社会和文化空间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因此可以改造和变革。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追求同质化，强化了权力控制，但其自身包含的各种矛盾斗争最终会导致空间爆炸，并从中产生差异空间。要想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从世界范围内重新利用开发空间开始。“要想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詹姆逊的认知绘图也是对个人的生活现实、国家的政治现实和阶级的反抗现实进行文化的、美学的、也是意识观念的空间再现，从而实现政治批判功能。

福柯对思维范式从强调时间性到重视空间性的转换、对独立空间思维的确立、对空间思维的独异性的发掘，以及持之以恒地在全部学术研究中对空间思维的贯彻和运用，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也因此与列斐伏尔被公认为空间转向的两大开创者。

（注释请参看原刊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