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编年史》 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经历了三次重要转折。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学者，面临着这三次历史转型，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思考。全书在结构上采用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的编年体形式，始于秦王嬴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终于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5年），通过逐年排比相关文学史料，展现四百馀年间文学发展的进程。全书由导论、上编、中编、下编和附录组成。导论论述了文学家、文学作品的界定与遴选，指出文学史研究应回归原典，尽可能地勾勒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和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还应凭据资料的系统化和检索的科学化，突破既有文学框架，全面而综合地对文学史的诸多观念与演变轨迹作进一步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和主张。上编“秦代文学编年”考订了秦王赢政元年（前246年）至秦二世胡亥三年（公元前207年）四十余年间文学、文化活动的编年。中编“西汉文学编年”厘定了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淮阳王刘玄更始三年（25年）二百余年间文学、文化活动的编年。下编“东汉文学编年”考证了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至汉献帝刘协建安二十五年（220年）近二百年文学、文化活动的编年。附录有人名、篇名索引。全书涉及作家五百余人，作品七百余篇，几乎将这一时期主要文学家和重要作品囊括殆尽，充分展现出这四百餘年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根据学者评价，本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秦代文学。秦代由于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相对较少，再加上其实施过“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因此，学者们对秦代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甚低。《秦汉文学编年史》则用了四十三页的篇幅来叙述秦代文学四十年间的文学发展历程，涉及到的作家有魏牟、信陵君、庞煖、邹衍、吕不韦、李斯、尉缭子、虞卿、邹奭、孔鲋、陈馀等，作品有《公子牟》《魏公子》《鶡冠子》《邹子》《邹子终始》《吕氏春秋》《谏逐客书》《上书韩王》《上秦王驳议韩非书》《上书对二世》《秦宫金人铭》《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尉缭子》《虞卿》《虞氏微传》《邹奭子》《孔从子》《与章邯书》《长城之歌》《仙真人诗》等等，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秦代文学史的相关著述，可谓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

二是真实细腻地描绘了秦汉时期的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情况，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将文学与相关的典章制度等结合起来进行叙述，立体综合，给人身临其境的历史感。

三是重视出土文献，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紧密结合。作者在秦代文学部分就引用了根据湖北出土的文献《睡虎地秦墓竹简》《云梦龙岗秦简》《湖南里耶秦简》等重要资料；在汉代部分，除引用《汉碑集释》中的相关材料以外，还分别利用江陵张家山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济南洛庄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双古堆汉墓、居延汉简以及河北定州汉墓等出土文献资料来考证相关问题，具体而微，有很强的学术力度。

四是提出新鲜的学术观点、提供全面的研究线索。如对于西汉初年流行的“黄老之术”，作者根据陈平、周勃等人的一系列行为，指出“黄老之术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谋略，”“究其实质，是一种战略战术，不仅仅是为安息天下民众的一种手段而已”。（第82-83页）这种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如对于东汉襄楷的《诣阙上疏》《复上疏》《诏诣尚书问状对》这三篇文章，学术界重视不够，作者特意指出这三篇文章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首次提到了《太平经》”；“第二，首次提到了当时崇尚黄老及佛教的历史事实”；“第三，论及宦官专权的史实”（第546-547页）。另外，作者关于司马相如《子虚赋》定稿年代的考证、关于枚乘《七发》中“要言妙道”含义的阐述，都立论扎实，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