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集年号甲子案”与陶渊明自定本集》

北京：《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第168-180頁，240千字

“陶集年号甲子案”滥觞于《宋书·陶潜传》，唐李延寿《南史》及《文选》五臣注为之助澜推波，遂使此案衍为洪流，深入人心。一方面，历代文人在征其典而不考其实的情形下，因寄所托，反复化用陶集书“甲子”之典；另一方面，中外学者戮力探索、辨析此案的幽明、是非。前者为别有怀抱之文学创作固不待论；后者之或是或否则关系到史书记载之真伪与陶渊明之品节操守，故不得不辩。清陶澍等学者认为，《宋书·陶潜传》记载的情况依据是陶集自定本的目录，沈约之记乃是“发其微趣”“据录之体例为言”。此说创发出“陶集自定本”概念，为最终解决“陶集年号甲子案”辟开一线天光。踵承陶澍之说，详推细考相关文献可知：最早的六卷本有序目陶集当为渊明之自定本集，其目录按年编排诗文，其序即《五柳先生传》，它是沈约据之撰写《宋书·陶潜传》之陶集。沈记信实、可靠。较早的八卷本无序陶集当是陶公身后其亲友进一步裒辑陶作的手抄本，此本当亦按年编排作品。萧统所编八卷本陶集打破陶集按年编排作品之体例，易之以按体编排。阳休之综合上述三种陶集，依体编纂，录为十卷，此即宋刻递修本陶集之祖本。由于前此中外学人每据递修本陶集论议“陶集年号甲子案”之是非曲直，张冠李戴，凿枘难合，故皆未得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