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为更好推动中国文艺经典走向世界、深化中西经典的交流互鉴，12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西文明中的经典文艺作品生成”国际研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来自中外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具有传承性的经典文艺作品，就中西方文明中经典的生成机制与文艺传统进行深入探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两场专题学术圆桌论坛“中国文学经典与希腊文学经典的繁盛时代”和“中国文学经典与希腊文学经典的美学价值”。
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丁国旗表示，中西文学经典的生成不仅是历史沉淀，更是跨文明对话与互鉴的结果。希腊悲剧通过“个体与命运”的张力探讨人的主体性，中国古典诗歌则以士人的精神表达折射社会与历史的现实，二者共同承载着对人性、命运和社会的深刻思考。经典不仅体现美学价值，更承载精神与社会功能，通过对“真”的执着探寻，使作品穿越时空持续引发共鸣。在跨文化交流中，希腊文学对中国历史剧创作产生启发，中国思想也被希腊现代文学吸收，这种互动彰显了文明共生的可能。同时，经典不是博物馆里的古董，而是一种“活的传统”，通过现代舞台、影视和数字媒体等方式被不断激活，在当代继续传递思想价值与审美生命力。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指出，古典院首个境外考古项目已正式向希腊文化部递交申请，相关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明年即可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考古。这不仅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迈向地中海世界的重要一步，也将为中希两国在文物考古、古代文明复原与遗产保护等领域搭建新的合作平台。同时，古典院正持续拓展古典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将文学经典研究纳入更广阔的文明框架，从文本传统、思想源流到审美表达多维推进。他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唯有在跨文明的视角下彼此观照，才能真正把握各自文化的独特性及其深层结构。李新伟表示，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真正的经典也不是在封闭中生成的，只有在持续的交流、合作与对话中，中西文明才能在理解与互鉴中不断生长。
希腊雅典市副市长、作家阿萨纳西奥斯·切莫纳斯（Athanasios Cheimonas）表示，尽管希中两国文明相隔万里，但都拥有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传统、独特语言与艺术传承，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相似的热情与人情温度。他强调，本次活动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不是象征性的相互致意，而是一次真正的相遇与理解”，并期待两国青年、学者与艺术从业者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持久、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友谊。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文艺经典对比
在跨文化研究中，文化不仅体现为知识的传递，更是一套塑造个体理解世界方式的深层价值体系。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教授赵婧萱（Isabel Maria Balsas Ureña）指出，这些价值体系既塑造了文化内部的交往方式，也可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引发误读与冲突。她建议，通过提升跨文化胜任力、加强语言学习者的文化理解，并在教学中引入比较视角，有助于减少跨文化交流中的潜在误解。
在文学与翻译实践中，这种跨文化对话更为直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易冬兰（Dimitra Amarantidou）呈现了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早期对《道德经》的翻译实践。1940年1月8日，塞菲里斯在未发表的手稿中首次尝试翻译《道德经》1—14章，随后又完成1—21章及70章。他将这一文本称为“能折断骨头”的难度之作。20世纪60年代，塞菲里斯开始对赫拉克利特残篇进行“转写”，形成跨越希腊与中国思想传统的对话。通过同时翻译中国与希腊文本，塞菲里斯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他对《道德经》的哲学与宗教理解，并与他对赫拉克利特的诠释相互照映，展示了独特的跨文化思想交流视角。
在理论层面，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教授雷林科（Alicia Relinque Eleta）关注中希两大古典传统早期文学理论的异同。她指出，中国与希腊虽然都早早形成成熟的文学观念，但发展路径迥异。《毛诗大序》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各自奠定了双方文学理论的基础，而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与陆机的《文赋》则在传统框架内，为文学之“美”与审美体验提供了新阐释。雷林科进一步发现，尽管文化背景不同，这些作品在关注文学本质、审美特质以及文学与精神境界的关系上，仍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共通性，为中西文学理论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由此可见，跨文化研究不仅能揭示差异，更能发现文化间潜在的互通与共鸣。
这种跨文化联系不仅存在于古典理论或哲学文本中，也贯穿于文学叙事与民间故事的传递。意大利锡耶纳大学教授玛丽亚·奥莫德奥（Maria Omadeo）指出，在多语与跨文化课堂中，师生之间往往形成“互相想象”的关系——基于对他者文化的想象理解彼此，却常被象征性“镜像”所误导。她强调，当童话故事被恰当地呈现与引导时，它们能跨越世代、阶层与文化成为纽带。例如，蒲松龄与伊塔罗·卡尔维诺通过采撷民间故事、以精炼语言重塑叙事、并以幽默批判社会，使传统故事获得跨时代生命力。类似“灰姑娘”类型的全球传播案例，也显示了童话如何在不同文化中扎根，成为促进理解与文化记忆连接的桥梁，展示了世界文学共享的深层结构，并为当代多元社会的文化共生提供了重要启示。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魏怡通过对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乔恰利亚女郎》与萧红《生死场》的对照阅读，揭示战争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压迫、塑造并重写女性的生存经验。她指出，两部作品虽诞生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却共同呈现出战乱中女性所遭遇的身体暴力、家庭瓦解与社会秩序的崩塌，也展现女性在极端处境中坚韧求生的力量。相比意大利文学生动刻画个体命运的破碎与创伤，中国叙事更强调群体性的苦难与生命力的顽强延续。
中国文学经典的多维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清认为，中国文学经典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繁盛而多元的发展格局，每个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独特而深远的文学成就。先秦时期，《诗经》《楚辞》及诸子散文奠定了思想与叙事传统，关注现实民生、群体情感与个体理想；汉代的辞赋、乐府诗歌与《史记》推动文学走向高峰，逐渐确立叙事与诗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诗歌、田园与山水诗拓展了审美表达，《世说新语》以清新笔法记录名士风流。唐代迎来诗歌黄金时代，李白、杜甫等巨匠将诗歌推向古典巅峰；宋代词体兴盛，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以豪放与婉约竞秀。元代杂剧与散曲取得突破，《窦娥冤》《西厢记》成为戏剧里程碑；明清小说大放异彩，《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奠定叙事文学高峰，影响深远。整体而言，中国文学经典跨越体裁与时代，以思想深度、审美成就与文化价值构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独特而持久的力量。
在梳理中国文学历史脉络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子彦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学经典集中出现的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繁盛时期分别是：先秦、《诗经》《楚辞》奠定基础；盛唐诗歌达到巅峰；清代康乾时期小说繁盛。她认为，这些文学高峰的形成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均衡的个体与集体关系、文化传播的普及以及印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盛世向衰的历史经验也使创作者在审美与思想上更具深度，而动荡或管控过严的时期虽然可能出现佳作，却难以形成经典的集中爆发。她强调古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命题在当代仍具解释力，提醒文学创作在情感表达与价值尺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从文学评论和美学视角观察，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金永兵指出，文艺经典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在历史语境中通过文艺评论不断发现、确认和建构的结果。经典的确认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实现：以既有经典为标杆进行价值比较、通过对文艺体系的挑战发现新的价值、以及从外部社会历史价值中确认作品的重要性。同时，他强调文艺评论必须具备自我反思能力，进行“元评论”，以防止评论权力滥用，让经典真正成为时代文化的“灯塔”和“路标”。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士聪则从文艺美学的视角指出，文艺美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理论中的独特范畴，自1935年李长之提出以来，近90年的发展既体现了中国学术对古典传统的传承，也展现了与西方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实践的张力与探索。文艺美学不仅延续了诗教、礼教、乐教的传统，还在艺术美学与哲学美学体系中确立了独立地位，成为观察和理解当代中国文学与艺术研究的重要切入口。由此可见，经典不仅通过历史脉络和社会环境形成，也通过评论与美学实践不断被理解、确认与延伸，呈现出多维度的文化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科从儒家经典的政教传统切入，指出在儒家观念中“天道、圣人、经”具有内在一致性，“经”作为人文之大成，以文字形式承载天道意旨与圣人立法施教的实践，因此具有典范性、权威性与超越时空的特性。他以刘勰为例，梳理其“原道、征圣、宗经”的理论框架，强调文章与文体在诞生之初即被赋予明确的政教功能，并由此贯穿为文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刘勰二十篇文体论将“文源五经”的观念落实于文体正名、体制规格、发展源流与创作要求等层面，体现了中国古典文艺批评以经典为源，以政教为旨的独特理论传统，为理解中国文艺经典的生成、演变与当代阐释提供了重要视角。
中国文学经典“走出去”
随着中国文学经典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走出去”的实践呈现多维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帅指出，中国四大名著在中外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存在差异。1950—1980年代的印数显示，《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国内更受欢迎；2024年豆瓣读书排行榜也显示《红楼梦》《三国演义》阅读人数居前，其次是《西游记》《水浒传》。而在海外，Goodreads数据显示《西游记》阅读人数远超其他三部，亚马逊销量和评价也显示其受欢迎度突出，而能完整读完《红楼梦》的西方读者并不多。这反映出西方读者对东方美学中“空”“梦”等概念理解较难，更偏好叙事性强的《西游记》，也显示了该作品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柏奕旻则从舞台艺术角度展示了中国经典的当代转化。他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为例，介绍该剧以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创作母题，通过跨媒介艺术语言激活经典。剧作将古画的静态色彩与皴法肌理转化为舞蹈肢体的流动韵律，并通过“险峰”“层峦”“游云”等动作呈现山水空间的动态美。同时，作品在审美意趣上进行当代转化，以“问篆”“唱丝”“寻石”等段落串联工匠精神、自然观照与生命哲思，使古典山水焕发现代人文温度。《只此青绿》不仅突破了传统绘画与舞蹈的媒介界限，也将经典作品从“博物馆里的珍品”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文化体验，推动中华文艺经典从“文本经典”向“体验经典”的生成模式转型，为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承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澳门科学文化中心教授欧安娜（Ana Cristina Alves）从哲学层面探讨道家思想在中国艺术，尤其是古琴音乐中的深层影响。她指出，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承载道家思想的重要媒介，其曲目大量取材自《庄子》《列子》等典籍，体现艺术与哲学的深度交融。通过分析“濠梁观鱼”“鲁侯养鸟”“鸥鹭忘机”等典故在音乐创作中的呈现方式，她展示作曲家如何以声音重现道家所强调的自然、无为与心境澄明。她强调，这些作品通过意境与象征，使道家哲学跨越文本进入审美领域，为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与艺术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范例。
数字时代的中西文学经典传播
在数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学经典正在以新的形式与渠道实现跨文化传播与再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教席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希腊爱奥尼亚大学教授斯塔夫洛斯·卡茨奥斯（Katsios Stavros）表示，自荷马史诗、萨福抒情诗到古典悲剧和希腊化诗歌，希腊文学的审美价值始终建立在形式完备性、语言力量以及“美与善统一”的哲学追求之上。卡茨奥斯强调，希腊文学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通向真理的审美经验；“崇高”概念进一步体现了文学跨越时代、震撼心灵的力量。他梳理了希腊经典在文艺复兴、浪漫主义与现代批评中的再诠释过程，指出经典价值在于开放性与可持续生成的新意义。面对数字时代，他提出“形式的再媒介化”“参与式接受”和“遗产保护”三大范式，认为数字化为经典研究带来更广阔的阅读方式、全球共享文本资源与多媒介体验，但必须保持严谨的文本学基础与深度阅读能力，以确保审美价值不被削弱。
切莫纳斯回顾了希腊文学绵延近三千年的发展脉络，指出“经典”并非静止概念，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被重新理解与定义的文化成果。他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与哲学著作谈起，认为古典作品不仅奠定了文学传统，更塑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继而梳理19至20世纪现代文学的兴盛，以索洛莫斯、卡赞察基斯、塞菲里斯、埃利蒂斯等代表人物为例，展现希腊文学在民族重建与思想解放进程中焕发的新创造力。他强调，古典与现代之间形成了一条延续至今的语言与精神纽带，“每一个繁荣时期都是连续叙事的一章”。希腊文学至今仍在生成新的声音与经典，持续向世界发出其独特的思想表达与审美影响。
希腊凯多洛斯出版社作家迪米特里斯·索塔基斯（Dimitris Sotakis）指出，20世纪以来，希腊文学在社会巨变中不断转型，从战争、独裁到现代化，每一次时代震荡都催生新的文学主题与表达方式。现代希腊文学兼具历史厚度与当代活力，女性书写、都市经验、身份议题及跨媒介创作呈现多元发展，使其持续丰富地中海乃至欧洲的人文版图。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周淼回溯中葡跨越五百余年的海上交流历史，探讨其对葡萄牙文学形成的独特“精神世界主义”的影响。从民族诗人卡蒙斯到现代主义巨匠佩索阿，葡萄牙文学始终以跨文化想象、神话创造与海洋精神为核心，这一文化结构与中国产生深层交汇。卡蒙斯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对中国的早期书写、在东方的传奇经历，以及在澳门文化记忆中的持续影响，体现了这种跨文化联系；佩索阿则将海洋传统升华为精神世界主义，通过多元文化、宗教与思想融合，构建“第五帝国”精神愿景。她指出，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与再阐释超越原初文化边界，成为促进文明理解与共生的重要纽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薇围绕数字人文背景下的文学经典研究方法展开发言，重点关注深度学习技术在文学批评中带来的“算法黑箱”问题。她介绍了计算批评实验室如何将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模型应用于中国新诗节奏研究，通过量化分析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对新诗格律、典型诗行、散文化、“新民歌”“口语”“散文诗”等长期讨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赵薇表示，该研究有助于拓展传统研究的学术边界，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学研究的深度融合，为理解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特征开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2月8日，有改动。
撰稿人 杨雪（中国社会科学报驻雅典特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