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室、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中心主办的小对谈第6期“黑格尔的艺术论”暨“艺术的定向与校准”圆桌论坛在文学研究所第二会议室举行。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刘方喜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路育松致辞。路育松副所长代表文学所向远道而来的各位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向在座师生介绍了“登峰战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的基本情况，希望文学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优势学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大贡献。路育松表示，上半场小对谈聚焦黑格尔的艺术论，重新审视黑格尔艺术理论的现实意义，下半场圆桌论坛从当代现实语境出发，广泛讨论艺术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论题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有历史的广度，为深入理解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艺术现象、不断思考艺术的历史特征和社会功能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上午场小对谈围绕黑格尔的艺术论展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汪尧翀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贤樑作题为《通向自由的精神教化——黑格尔对艺术的定向》的引言，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范大邯、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徐文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嘉华担任与谈人。
徐贤樑详细介绍了《绝对精神的感性知识》一书，尝试呈现艺术哲学得以可能的前提及其真正根据，并回应黑格尔艺术体系与《精神现象学》中“艺术宗教”部分的关联与区别。徐贤樑认为，黑格尔通过概念在真理层面和自由层面的发展，建立起艺术与真理和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鲍姆加登美学传统和康德美学传统都有所突破。黑格尔的艺术论实为一种文化哲学，个体在文化哲学的影响下在认识和行动上加深对自身本质的意识，也推动历史向更本真的自由进发，此即艺术在现代世界的功能。艺术与宗教、哲学构成对世界历史的高阶反思，既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终点，也构成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从而担负起引导人类历史、推动人类精神不断上升的崇高使命。
范大邯认为，《绝对精神的感性知识》并非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描述性阐释，而是基于历史语境和黑格尔思想整体的一种体系性阐发。通过题为《理念的感性化是否可能？——康德对黑格尔》的发言，范大邯指出，针对“理念的感性化”这一命题，康德与黑格尔都强调理念只能以象征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被感性地呈现出来，其不同在于二人开发出不同的表达理论，前者以美为感性理念的表达，后者则以艺术为概念的表达。理念的形象化被黑格尔视为知识，而康德拒绝了这一思路，使得他对于艺术导向真理和自由的立场保持了距离。
徐文贵肯定了报告人的研究思路，认为此书借助历史体系的重构，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黑格尔艺术哲学作了历史性、系统性的梳理与反思，深刻阐述了黑格尔思想的语境来源、理论前提与研究范式。徐文贵指出，报告人看到了黑格尔对概念的中介性的强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黑格尔艺术论的重要维度；而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个体与整体之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与艺术哲学之关系问题、目的论维度上黑格尔与康德及德国早期浪漫派对话的可能性问题、由教化哲学走向文化哲学之路径问题、循环关系中艺术功能实现的方式问题，或许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李嘉华认为，报告人在书中详细区分了艺术的真理性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指出黑格尔通过对现实而非对实体的观照，试图将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统摄起来，对审美和艺术作了历史化的反思。黑格尔所论的艺术概念是绝对精神中的历史环节，与当时德国社会自主性与公共性的分离处境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审美作为政治的补偿的观点，和近代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不谋而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方喜、浙江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辰、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谢俊等也结合个人研究体会，围绕黑格尔艺术论及上述发言内容展开深入讨论，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
下午场圆桌论坛分两组进行，主题为“艺术的定向和校准”。第一组由谢俊担任主持人，参与讨论的学者有温州理工学院文传学院教授李包靖、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范大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金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院成纯、浙江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辰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贤樑。
李包靖在题目为《从福音文本到音乐文本》的报告中对布鲁门贝格的思想进行了深入且复杂的分析，梳理了布鲁门贝格从隐喻学研究到神话研究，进而转向音乐研究的过程。布鲁门贝格在最后阶段转向音乐文本，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为例，将基督教题材转化为现代性文本，体现出现代性对灵知主义的第二次克服。
范大邯作题为《从康德〈何谓在思想中定向〉谈起》的报告，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为艺术定向，要求艺术指向真理与自由，服务于理性自身的需要；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实践理性之于理论理性的优先性，一切兴趣皆是实践性的，艺术也应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解放与道德。然而，康德虽认为理性规定一切，却没有提到理性是否存在美学关切。如何理解“艺术的定向”这一命题，理解艺术家、艺术品、审美判断、审美观照和审美判断力的任务与使命究竟何为，这些问题仍有待我们解答。
在报告《“美的艺术”及其制度效应》中，黄金城从观念史的视角梳理了“美的艺术”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指出康德视“美的艺术”为“天才的艺术”这一界定，为后来以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尼采式激进的审美主义立场埋下伏笔，使“美的艺术”由典型的资产阶级观念转变为突破资产阶级审美体制、彰显反资产阶级审美精神的美学观念得以可能。
院成纯的报告《艺术作为“绝对”的象征》从意识的固有特点出发，指出人类意识试图做出区分的这一倾向性，导致了世界的“绝对无区分性”是不可能实现或是想象的。“原初的整一”与经验之间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对作为意识的我们开放，其唯一存在方式是成为象征性的表达。艺术作为“绝对”的象征，不断地向“原初的整一”复归，从而具有无尽的生命力，成为“活的艺术”。
陈辰报告的题目为《康德与艺术规则问题》。报告指出，艺术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是一种制作的本领，指向一系列的普遍性规则，催生了“规则诗学”；而康德以“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摧毁了传统对于“美”的概念的理解，凸显“天才的艺术”，彻底改变了传统“规则诗学”的进路，并为“古今之争”找到了历史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解决方式。
徐贤樑在报告《艺术教化与艺术自律之间的张力》中指出，现代世界的艺术建制有两条较为鲜明的思想史叙事线索，一是对艺术、道德、科学三个领域采取分治，二是力求通过艺术实现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不同于两条叙事线索，黑格尔继承康德的伟大遗产，坚守艺术的独立性立场，高度强调艺术自律问题，同时认为艺术史的全部历史都应发挥教化功能，赋予了艺术更多自由，使艺术得以进入教育制度，实现更大的社会功用。
第二组发言由汪尧翀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千帆、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徐文贵、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杨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助理研究员张墨研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嘉华先后发言。
赵千帆在报告《“企业宇宙”中的艺术与真理》中以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的观点为核心，对20世纪美学与艺术哲学中的艺术与真理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阿多诺认为艺术应与人类社会当下的认知水准和面临的伦理问题相匹配，强调对艺术体制的批判，指出艺术作品应通过真假判断来暴露其真理性；而海德格尔强调艺术自身的形成传统和经典化过程，注重作品与原初整体经验的连贯关系。两条路线各有理论依据，并在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有所体现。
徐文贵作题为《本雅明“艺术批评”概念的具身性》的报告，回溯了“艺术批评”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讨论了本雅明对早期浪漫派反讽概念的批判。报告认为，本雅明试图将“艺术批评”从主观性转变为客观性，并通过引入身体的概念来实现这一转变，强调艺术作品的具身性，但其思想实质上很大程度仍受德国观念论传统的影响。身体乌托邦究竟能否成为艺术哲学或艺术批判的一条出路，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杨光在报告《形与色：色彩哲学的几点思考》中分享了近年来对色彩哲学的思考，重点分析了色彩在康德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详细介绍了色彩与素描的关系、色彩在艺术中的象征意义以及相关的色彩理论。色彩在艺术中与素描相互依存，是“形式化”的普遍语言，“沉默的逻格斯”，在审美中具有重要作用。
张墨研以报告《威廉斯的电视理论与技术决定论批判》系统地介绍了雷蒙·威廉斯的“移动私有化”概念，指出“移动私有化”概念源自威廉斯对电视技术及其文化形式的历史化阐述，旨在反驳狭隘的文化主义和技术决定论，而本雅明和维里奥的理论更新了“移动私有化”的时空尺度，使这一概念在新媒体中具有了现实性。
结合近期的阅读体验，李嘉华以题为《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之后如何谈美学》的报告深入讨论了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的哲学思想，介绍了拉图尔对现代性、科学、媒介等问题的认识及他所提出的“杂合体”“拟客体”等观念，强调要视美学为一种媒介之学以建构适应当下社会的美学话语。
最后，刘方喜研究员代表文学所再次向与会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感谢，宣布此次会议圆满结束。本次会议以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为起点，从康德、黑格尔、布鲁门贝格、雷蒙·威廉斯、拉图尔等理论家处汲取营养，围绕艺术的本质与功能、艺术的规则与自律性、艺术与自由和真理之关系、艺术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等诸多论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打破思想藩篱和学科壁垒，提出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及美学建设提供崭新的理论视野。
（供稿人：蔡宜平 摄影：余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