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戏剧研究与学术对话是当今戏剧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中国戏曲研究与西方戏剧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对话对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近代文学研究室、“中外近代文学、文化与文明互鉴研究”创新工程团队于10月20日在北京举办“中外戏剧研究与对话”学术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展开深入交流。

 

 

　　开幕式环节，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莹研究员为本次学术会议作引言。她表示，文学研究所是中国戏剧研究的学术重镇，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老一辈学者名家辈出，中青年学者薪火相传，出版了一大批重要学术论著，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她向与会者介绍了主讲嘉宾、与谈嘉宾的学术背景。

 

 

　　会议上半场为学术讲座，由王莹研究员主持。吴新苗教授作题为《梅兰芳与中国京剧表演艺术》的讲座，以“梅兰芳引领京剧艺术走向现代”为中心话题，深入讨论了梅兰芳在中国京剧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京剧表演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认为，梅兰芳以现代思维处理行当和人物的关系，为戏曲表演艺术增加了新质。京剧现代化是时代命题，梅兰芳所代表的改革之路、海派改革之路和延安平剧改革之路，是20世纪上半叶三个重要的戏曲改革维度。梅兰芳推动了中国民族戏剧走向西方世界，使这种传统艺术与西方戏剧艺术产生了紧密联系，成为世界戏剧的一部分。

 

 

　　夏波教授以“布莱希特与西方戏剧表演体系”为题，从西方戏剧表演体系简说、布莱希特与西方戏剧表演体系、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特点等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西方戏剧表演体系的特点。他还以布莱希特在歌剧《马哈革尼城的兴衰》的注释为例，细致分析了“叙述体戏剧”与“戏剧性戏剧”的差异。

 

 

　　与谈环节，陶庆梅研究员回顾了个人观演戏剧、研究戏剧的经历，认为京剧现代性是重要的学术话题，梅兰芳在京剧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贺方婴研究员指出古希腊-罗马戏剧研究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古典哲人非常看重戏剧诗对政治共同体的教化功能，是对灵魂的立法。就此而言，对布莱希特这位西方戏剧大家演剧体系的理解和研究也就应当纳入西方这个大传统中去思考。

 

 

　　会议下半场，学者围绕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与文献、中国京剧表演等话题展开分组讨论和交流。

 

 

　　第一场分组讨论，广州大学副研究员张诗洋、北京语言大学讲师杜雪、首都师范大学讲师谭笑、中山大学副研究员徐巧越、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杜翘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武迪、上海大学副教授刘蕊、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殷富华先后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玲华担任第一场分组研讨的主持人。

　　张诗洋作题为《制造〈刺虎〉与经典终结——兼论戏剧经典生成的偶然性》的发言，认为清代传奇《铁冠图》中的《刺虎》折子戏，因梅兰芳1930年赴美国临时加演大获成功而成为昆曲经典，又在“戏改”时期的历史顿挫中被艺人们自觉禁演。其间，《刺虎》经历了多种文体的文本互动以及不同地方剧种之间的移植改编，又因与民国多起时事案件互文而不断增加知名度。《刺虎》在经典形成、发展和终结的各个环节，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实际舞台演出历程中，演出时机、外部政策、市场运作、舆论效应等因素，“代言人”“策划人”“评论人”“观众”等角色，均可能是戏剧经典化的制造者和消灭者。杜雪围绕吴梅的藏书刻曲与元曲研究发言，认为吴梅的戏曲研究以传统曲学为底色，注重从“文”和“乐”的角度，对曲的本体进行研究，以曲的曲律、声韵、宫调、作法、唱法、演法等为主要研究内容。吴梅是传统曲学的殿军，更是曲学近代发展的开拓者。吴梅撰写曲学著作，在观念意识上已经和传统曲学不同，是要以实证主义的态度为曲学祛魅，矢志开创近代曲学研究的新局。吴梅藏书以藏曲为特色，其中不乏元人杂剧、元人散曲及北曲曲论、曲谱收藏。其刻曲活动，以《奢摩他室曲丛》为代表，此外还有多种围绕教学工作编刊的曲籍，收录了元曲研究文献，为研习元曲之参考。谭笑作了题为从《“私人著述”到“国家典籍”——〈钦定曲谱〉编纂考论》的发言，认为康熙五十四年王奕清奉敕辑《啸馀谱》，将实际纂修工作交给太仓人顾陈垿。顾陈垿从体例、内容两方面对《啸馀谱》进行了深入的修订，最终形成明清时期第一部南北曲合谱《钦定曲谱》。这一修订过程，将《啸馀谱》所收《太和正音谱》《南曲全谱》从私人著述提升至官修曲谱。然而，《钦定曲谱》缺少御制序、纂修职官表、进呈表等御定图书的基本组成部分，未全然获得康熙帝的认同，直到乾隆年间收入《四库全书》时才成为康熙朝官修曲学文献成果代表，被追认为“国家典籍”。徐巧越作题为《超越地方：从〈花笺记〉古代说唱文学的演进机制》的发言，认为从故事形态的角度考察，《花笺记》主线情节因袭《王娇鸾百年长恨》的故事结构，又糅合据《荆钗记》与杨洪北征以克列苏改编的内容，这些素材均来自江南。深入语言层面，其唱词的用韵、方言都具有吴语特征，此类江南元素是韵文中的必要成分，而粤方言和民歌则是后面添入的表演性成分。可知《花笺记》实是以江南诗赞系说唱的形式编创，再融汇广府元素发展而成。此书的文本生成轨迹，揭示出长篇木鱼书是在诗赞系说唱的跨地域移植影响下走向成熟的，这展现了“超越地方”的宏观演进机制；而该作在岭南的深化流变，进一步揭橥了地缘说唱“域外有域”和“域内有域”的演化路径，对认识古代说唱文学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杜翘楚作题为《林纾“衢州教案”四种叙述的文体选择与互渗实践》的发言，她认为，光绪二十六年发生的“衢州教案”使西安县令吴德潚及其家人被戕，作为好友的林纾先后撰写散文、戏曲、小说、报章文记录这起案件。文言长篇小说《剑腥录》的叙述片段吸收史传笔法；传奇《蜀鹃啼》渗透小说笔法；散文和报章文，兼容史传与小说笔法。林纾古文家的身份体认及其影响下的慕史倾向，使他的文体互渗实践多为叙事模式与语言风格的交融，并未突破传统的文体界限。在“小说界革命”的背景下，林纾的四种叙述体现了动荡之际智识阶层旺盛的表达欲求，展现了清末民初一个传统文人更具过渡性的创作尝试。武迪以《作为民俗志的古代戏曲》为题发言，认为以剧作家探访乡野民俗的现实经历为本事创作而成，真实记述剧作家探访历史古迹和搜集记录民间传说、故事的戏曲作品，实为前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形态的民俗志。这类戏曲涵括了物质形态和口传形态两种显性的地方性知识，还承载着地域内的个人观念和集体意识，并记录了地方性知识因实用性目的而发生变形过程，具有认识古代民间文化演变的积极作用。这些剧作多系篇幅短小的杂剧，兼有记事、写心的意图，其创作根植于文人的民俗实践，兼具文人性与民间性。从民俗志审视古代戏曲，目的并非提出一个“民俗志戏曲”的新概念，而是尝试从剧作家所处现实生活去认识戏曲的编创，实现进入生活情境的戏曲研究。运用“民俗志”等民俗学研究理论、概念可以为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打开一扇新窗。刘蕊围绕《环翠山房集十五种曲》与《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问题发言，并考察了《元宝媒》的版本问题。她指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旧抄本《环翠山房集十五种曲》，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完成西域探险后在中国所购。在十五种曲中，《万寿冠》《天成福》《十美图》《四合奇》《月华缘》五种国内未见传本，且《曲海总目》未撰提要。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则影印了法国国图所藏《环翠山房集十五种曲》当中的十种，唯有《元宝媒》一种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清初带草堂刊本影印，其余十四种则影印自钞本。她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何《元宝媒》没有影印法图藏本，而是选择了清初带草堂刊本？《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在编纂过程中又是如何选择影印底本的？并尝试作出回答。殷富华以通俗小说中的“唱词”与“说白”为题发言，她从通俗小说中“唱词”“说白”的表现形态及特点、渊源与成因、功用与效果等三个方面入手，讨论了明代章回小说人物语言的模拟戏曲与说唱现象。

 

 

 

　　第二场分组讨论，刘玲华、北京师范大学讲师任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左怡兵、中国国家图书馆助理馆员潘璐、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殷娇、浙江工业大学讲师袁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岩、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明祥先后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迪担任第二场分组讨论主持人。

　　刘玲华作题为《晚明戏曲叙事观走向成熟的四重理论表征》的发言，指出自元代戏曲理论重曲律以来，中国古代曲论的发展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体趋于稳定，但进入晚明后，重曲律的核心化趋势并没有进一步强化，而是逐渐向重视戏曲叙事观发生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晚明戏曲叙事观逐渐走向成熟，呈现出线性演进且网状发展的态势，并彰显出四重理论表征：一是区分出戏曲与其它文体的叙事特征；二是以叙“事”为基石的编剧理论渐趋系统化；三是从叙“事”主题逐渐向演“事”主题发生倾斜；四是戏曲评点技巧日臻成熟且评点群体不断扩大。晚明戏曲叙事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为剧学体系在清代完成建构作了深厚的理论积淀。任刚以《从清初苏州剧坛审视汤沈之争的戏曲史意义》为题发言，认为“汤沈之争”是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本质是戏曲创作中文词与音律、文学性与舞台性的矛盾统一问题，深刻影响了后世戏曲的演进。通过稍后不久的清初苏州剧坛，尤能直观、典型地见出这种影响及其具体过程：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吴伟业、尤侗等戏曲作家取法乡贤沈璟，恪守音律，与此同时折衷沈璟、汤显祖的语言观，追求雅俗兼济的文词，整体上形成了文律统一的语言风格。“汤词沈律”的融合，促使清初苏州剧坛照应于元代戏曲，并达成古典戏曲形态的最高峰。时隔半个世纪后，曾一度喧嚣的汤沈之争将戏曲历史重又导入了相对健康、回向其艺术本质的路径。左怡兵作题为《从故事到表演：<珍珠塔>的跨文体编创》的发言，认为早期俗本《珍珠塔》弹词，结构相对简单，人物语言粗俗，强调快意恩仇的情节冲突，取得了较好的传唱度，但被后人批为“俗不可医”。文人改本则向传奇戏曲靠拢，演绎出跌宕起伏的双线结构、情理交融的性格刻画，这也使得周珠士改定的二十四回本成为后续《珍珠塔》故事的主要来源。同一时期，戏曲舞台上出现了昆腔体制的《珍珠塔传奇》，该剧加入“奸僧破家”“番邦入侵”等支线剧情，多线并进，虽然丰富了该剧的舞台表现力，但因冲淡了剧情“主脑”，只在演出史上昙花一现，再无影响。后世的弹词表演与地方戏曲的演绎，再次选择简化故事情节，突出人物矛盾冲突，将性格刻画融入到演员的表演之中，反而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珍珠塔》弹词的系列跨文体编创，呈现了俗文学口头叙事在“故事”与“表演”之间的转化，彰显了口头文学独特的审美标准与艺术价值。潘璐在发言中讨论了《牡丹亭》与《还魂记》的称名问题，认为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还魂记》，今人多谓其又名《牡丹亭》《还魂记》，实则二者所指称的作品在历史上并不全然相同。就今存明清版本来看，题《牡丹亭》与《还魂记》者确乎并见，然系统有别。在“汤沈之争”背景下，以合律为标地的改本《还魂记》应运而生，而汤显祖凡提此剧都称《牡丹亭》，从未以《还魂记》称之，似有意割席。明人对《牡丹亭》与《还魂记》的称引之别，蕴含着对原本与改本、文采与声律、案头与场上之争的不同立场。清代以来，受《玉茗堂四梦》与汲古阁《六十种曲》本影响，坊刻本多题《还魂记》，而清人称引此剧，则多谓《牡丹亭》。殷娇在发言中讨论了晚明传奇中“女性求欢”的书写，她认为晚明传奇中出现了大量“写情溢欲”的作品，目前学界对此类作品的研究多见于才子佳人戏研究或女性人物形象研究等。事实上，晚明传奇中有一类“女性求欢”的书写模式值得关注。通过对大量晚明传奇的文本细读，归纳了非道德化越轨、淑女自荐枕席、工具化试炼等类型，一方面探究“女性求欢”在晚明传奇中的创作模式、风格、经典人物与场面塑造，总结其特征与作用，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回归时代背景，照见晚明时期复杂的社会生态与女性生活状态，剖析新兴传奇创作观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冲突、融合。袁睿发表了题为《闺阃之内：明清女作家“女扮男装”叙事的主旨还原及学理反思》的发言，认为“女扮男装”是明清女作家常用的叙事题材，被视为女权主义的标志。然而“化男”“同性婚姻”“复装”情节所展现的叙事逻辑，皆出于作者排遣个体愤懑的“原性恨”心理，并非女性意识。究其原因，明清才女文化发达，但女作家身陷闺阃之内，所承载的家庭责任与才情理想之矛盾生成新的闺怨主题，从而促发为男装想象。受时代阶级所限，闺秀群体的精神苦闷最终未能转化为女权思想，而退归于维护家庭的妥协性抉择。女性易装书写女权意识论产生的原因，与传统文学叙事熟套的过度解读和明清江南才女文化的盲目对标有关。通过相关作品的主题还原与学理反思，可以正确理解文本要旨与作者心境，跨越外部语境引发的理论焦虑，建构文学研究的本位场域。王岩作了题为《清宫昆弋两腔本〈琵琶记〉的再发现》的发言，指出1932年朱希祖除将一批昇平署档案和曲本转让国立北平图书馆外，还将其他渠道购得的曲本一并转让该馆，其中不乏内府抄本戏曲。其中有两册《琵琶记》皆为朱希祖旧藏，后分别归国家图书馆善本和普通古籍收藏，但二者皆为内府整本《琵琶记》的中卷和下卷，在内容上能够前后接续，应该当作一种看待。这两册《琵琶记》以汲古阁本为基础，同时参考明末弋阳腔系统选本、清代昆腔和高腔的流行演出本，形成了昆弋合璧的重组样貌。该本的重新发现，证明清中期以前不仅杂剧、轴子戏和连台本戏皆用昆弋两腔交替演唱，即使整本南戏或传奇也是如此，这有助于研究者重新审视清代宫廷昆弋并御的演出传统。高明祥作题为《也谈戏曲研究的可能性进路——基于编辑视角的观察》的发言，认为相较于文学研究的其他文体来说，戏曲研究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在学科建设方面，国家层面有针对性的扶持，这是古代文学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优势。其次，在期刊方面，较之诗词文研究，戏曲研究方面具有较多的专刊，并且重要的综合性期刊对戏曲的支持力度也较大，这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再次，近些年戏曲研究发掘了较多的新文献，包括传统的古籍整理、域外汉学文献、戏曲文物文献等类，为戏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最后，戏曲研究具有多种方法研究的维度，包括传统文献的考证研究、文本的细读研究、表演体系的研究、声腔的研究、戏曲文物的研究等，这些既是戏曲研究内容的不同层面，也是不同研究法在处理不同问题时的显现，这为戏曲研究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