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安徽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经史传统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青年学术沙龙于合肥成功举办。本次沙龙是古代文学优势学科“古代文学青年学术沙龙”第六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武君老师介绍了“古代文学青年学术沙龙”的情况。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王勇老师主持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就以下三方面问题展开讨论。
关于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黑箱”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老师针对传统“班马异同”论中《汉书》“多古字”的观点，指出这种现象可能由《史记》和《汉书》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造成。《史》《汉》经典化的过程与时间不同，相比而言《史记》文本定型较《汉书》要晚，所以《史记》有些异文面貌是在流传过程中改易的，成书较晚的《汉书》对应的异文反而存古。这种早期文献互见文本中“后出存古”的现象值得重视，在古书的“成书年代”“刊写年代”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文本年代”的认识维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李辉老师认为，篇次问题是《诗经》学中重要的文本秩序问题，该问题在《毛诗》内部较为凸显。结合出土文献，他重点阐述了早期《诗》的篇次与乐次的关系，由于战国时期《诗》的篇次可能非常杂乱，因此不能以真伪、讹变等观点简单看待。篇次的杂乱性反映出该时期《诗》文本的复杂性，说明该时期《诗》学不同于传统经学所建构的《诗》学谱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付林鹏老师从《乐经》衍生文献的角度入手，探讨早期经典文本的生成与演变问题。针对《乐》类文献缺少“原点文献”的特殊性，他认为，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将不可考问题转化为可考问题。如此，《乐经》存亡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便具备了讨论的可能。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侯金满老师结合自身治学经历和体验，阐发了对经学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思考。他认为，研究既要重视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又不能忽视各学科自身的独立性；要从基础文本的细读与分析入手，但要看到文本只是现实表象，在此之外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要注意避免文献中心主义，要将文本视作整个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个参与要素。研究经学史，要重视研究薄弱的中衰期和断裂期，这些时期正是经学文本传承过程中的阙环，是经学风气转变的关键环节。
关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冠兰老师在发言中阐述了早期文体观念研究的方法，认为文体观的形成不仅是线性发展，还有一个层累的过程。区辨文体观念的形成与流变过程，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事实—文本—阐释”。事实包括某一个文体论断所指向的历史上的文体事实，还包括这个文体论断出现时代的文体事实。文本包括呈现文体事实的文本与提出文体论断的文本。阐释即对两种文本的阐释。其中，对于呈现文体事实的文本，需要比较精准地判断其年代。这是进行文本流变研究与观念流变研究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一个难点。处理早期文本的真伪或断代问题，在材料受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多维度的互证，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辨伪手段；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互证。同时要保持边界意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姚苏杰老师围绕经典文本早期形态问题发言，认为当前学界使用的“早期形态”概念，其所指并不一致，研究中需要加以辨析。早期经典往往在不同阶段呈现出较大差异，时人的认知亦明显不同，故相关研究也应采取不同范式，使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处理方法。同时，在早期文本研究中，由于需要面对多个变量，要保持适当的警惕，避免循环论证和完美自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老师谈到先秦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存在三重张力：一是观念张力，前后经学时代对经典的描述不尽相同，经学时代对经典化有具体认定，前经学时代则不重视经典，对此后经学时代需要探寻描述经学传统的新方法；二是方法张力，一方面需要对清代以来的反传统方法加以反思，另一方面也要寻找新的话语描述早期文献的经典化过程；三是材料张力，面对新材料和新学科，需要探索变伪和重建传统的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甸甸老师就前文学时代的文体问题发言，认为文体研究应依托于建构文学史的需求。魏晋时期的文体观并不适用于先秦时期。研究先秦文学，需要回归先秦语境，寻找更小的文体单位，定义新文体。同时，文本自身也存在逻辑和规律，对实证式的研究方法要保持适度克制。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蒋伟男老师结合《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探讨了出土文献研究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进一步开掘出土文献中的文学要素，对早期文本的生成、流布、经典化研究乃至经史传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两汉文献中的人与情感问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亮老师着重阐述了战国诸子文献的历史认识价值。他认为，研究战国诸子文献，要注意战国诸子的身份认同，在观念上应突破后世文献分类的界限。战国诸子文献中的只言片语，可能恰恰是书写者真实精神体验的流露。对其中的历史叙述文本，应抛除真伪之辨，回归书写者个体生存经验。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印志远老师以《远游》为例，提出对早期文学史书写问题的反思。他认为，《远游》对于早期文学性一般的辞赋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但这篇赋作在文学史中很少被提及。现行文学史对精英之作和经典作品都有详细描述，但对于一般的、普通的乃至平庸的文学作品则缺少记载，而这些作品同样也是构成历史上文学版图的重要部分。关注这些作品，可以为当前的文学史书写提供更多的思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林芳老师以《诗经》为例，讨论了早期经典中的情感表达问题。在《诗经》的经学阐释中，仍可见表达情感的内容，如《郑笺》中的部分训解，颇有对情感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与阐发。若与经学主旨相关联，特别是与政教意图相联系，则亦见并行不悖之情况。政教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其细节仍需由人情填补和润滑。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内容又泄漏了政教所笼罩的诗本身的蓬勃生机，而预示了《诗经》由经学渐进于文学理解的方向。
活动参与者就以上问题深入交流讨论。林甸甸、赵培两位老师对本次沙龙进行了总结，认为先秦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对中华文明史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社会建设和发展亦有参考价值。近年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一大批青年研究人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研究思想和研究观念在本次沙龙活动中得以交流，为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途径和新方法，新研究成果的出现指日可待。期待更多青年学者加入到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队伍中，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贡献力量。
（供稿人 古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