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是一个“大变局”时代。诗文与近代士人如何走进、回应自己的“近代”，一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从国家到个人，从外交到内政，从饮食到交通，社会各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诗文要在继承与变革之间寻求进路，因新学的涌入、商业的崛起、科举制的废除等原因，士人阶层自身也面临存续、进退等问题。由此，诗文与士人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拯救”的格局。为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古代文学优势学科、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于9月20日在北京举办了“诗文与近代士人”青年学术沙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江南大学、河南大学、合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展开了深入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路育松参加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路育松表示，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延续，又开启了现代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诗文既是近代士人的精神载体，又是近代士人因应变局的工具，无论是诗文技法、诗文观念的变化，抑或诗文内容的空前丰富，都反映了诗文在近代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如何面对、处理自己的“传统”，是近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今天，“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使我们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应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我们能更好、更科学地认识近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路育松还表示，青年学者是学术界的生力军，也是最具创造力的群体，社科院党组和文学所党委一直在科研、生活各个方面关怀、扶持青年人的成长。她希望大家以这次青年学术沙龙为契机，深入交流、积极开拓，勇于探索前沿问题，做有关怀的学术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沙龙共设三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潘静如发表了沙龙引言，介绍本次沙龙议题的缘起。他表示，个人新著《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清遗民文学研究》出版后，几位师友不约而同提及这本新著以诗文材料为主，却广泛触及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在研究路径上比较特别。对这些赞许，个人愧不敢当，却从中受到启发，和学科与研究室的老师们进一步讨论，感到需要重新审视诗文的意义，于是就有了“诗文与近代士人”这个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文学史的编写实践与近代文学学科的理论省察表明，近代文学研究是现代学术、现代思想的碰撞之所，具有同当下“对话”的功能。“诗文与近代士人”，不像“诗界革命”“科举制废除”“奏定学堂章程”这些话题那么明晰地指向“现代”，但却有很多不易看清、不易看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隐藏着一些我们习焉不察的意蕴，需要学界重新认识、思考它们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第一组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马昕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达敏作了题为《秋浦周氏与桐城派在民国的存续》的报告。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桐城派被视为“桐城谬种”，但此后百年桐城派立德、立功、立言，为中国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作出了不朽贡献；其中，秋浦周氏家族是一个典型，在推动中国物质现代化时，创办学舍、举办家塾、建立刻书局、编印桐城派典籍，守卫着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马昕编审在题为《“晚清”与“近代”：近代文学研究的两种格局》的报告中提出，近些年论文里“晚清”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与“近代”一词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一概念更替现象背后，蕴藏着新旧文体乃至新旧文学观念之间相互融通的可能性；以晚唐、晚宋、晚明文学为观照，“晚代”文学规律在晚清文学中依旧适用，但因为“近代”的替代性介入，具有开拓气质的同时，也损失了自身的多样性。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波作了题为《从随使参赞到全才君子：黎庶昌海外诗文创作新论》的报告，指出特殊的海外经历造就了黎庶昌极富个性的文学创作与心路历程，对其文本创作、编订、传播以及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这一个案分析，有助于省察晚清出使日记的研究，提醒学者要重视还原文本的编订过程、以变化的视野关照研究对象、加强对现实的回应。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周游在其报告《面向现代的古文家》中指出，古文家面向现代时的焦虑与诗人有所不同，这或可归因于古文与诗歌的文体差异；古文家内部也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因应之道，消极者希望慢慢改变“古文辞禁”，积极者从逻辑角度进行改造，更常见的态度则是维持旧有的古文之道不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思清分别对四篇报告作了评议。
第二组报告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朱兴和主持。合肥大学语言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任雪山发表的报告《桐城派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生——从早川之别说起》，从桐城派文人送别日籍教员早川新次谈起，指出桐城派以教育为立派之本，从莲池书院的教育革新，到京师大学堂、桐城学堂、通州师范等的设立，甚至“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制定，都活跃着吴汝纶、严修、张謇、唐文治等桐城派人的身影，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生贡献巨大。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魏泉作了题为《走出“近代文学”——重建“现代中国人文学”刍议》的报告。魏泉指出，倡议走出“近代文学”是为了避开文学史上“过渡时期”的定位，也避免文、史、哲、艺分科而治带来的割裂；鉴于从西方输入的“文学史”观念同传统中国学术里“集部之学”的缝隙很明显，建立可以尽量接榫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现代中国人文学（humanities）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潘静如副研究员在其报告《“茶饭”与“性命”：试论近代士人的诗文观》中指出，“以诗为茶饭”和“以诗为性命”是近代诗论家常用的两种批评术语，显示了大变局下近代士人身上颇具代表性的境况、精神；其中，“以诗（文章）为性命”大致可追溯到乾隆年间，作为解释，传统的“生命观”“生命意识”“文章观”等依然有效，但可以试着将甘薯、玉米种植引起的人口大爆炸及相应的“恩科”增多、科第冗余考虑进来，后者或许代表了“近代”另一种看不见的隐约洞口。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狄霞晨作了题为《六朝文与宋诗的近代相遇：从〈国粹学报〉看晚清诗文新变》的报告。她指出，在《国粹学报》作者群中，以刘师培、王闿运、李详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文派声势最大，以黄节、郑孝胥、陈三立为代表的宋诗派诗人也颇具影响力；两派各有祈向，而又互相感染，皆具近代意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贡献。杨波教授分别对四篇报告作了评议。
第三组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道平主持。李思清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清史馆同人诗中的兴亡之思》的报告。他指出，清史馆所聘纂修及各类名誉人员约在两百人上下，这是一群早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就已成名的传统文人；他们将“深心”“伤心”和“忧心”托之“素毫”，书写了符合不同族群身份的兴亡之思。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尧育飞在报告《雷峰塔上的陈曾寿：1924年的记忆、图像与词作生成》中指出，一百年前“雷峰塔的倒掉”不仅是宏观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也是一次文图互动的微观创作事件，陈曾寿不仅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绘制了54幅雷峰塔图，以唤醒、留存公众记忆，更通过诗词文字的书写，使雷峰塔成为清遗民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个个案还展示了近代文学里由图、事、史聚合而成的诗文生长模式。朱兴和副教授的报告《“理论之刃”的成色及其对遗民诗学的解析力——读〈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剖析了潘静如新著值得注意的地方，指出全书的理论吸收和整合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包括长时段内“常”“变”结合的动态考察、“消极政治主体”与历史情境的互动、“想象”“认同”“记忆”在全书中的贯穿、“现代性”的矛盾性及其张力；另外，虽然是清遗民题材的研究论著，但作者的立场始终是现代的。郭道平副研究员在其报告《理想主义的韧性——从〈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与命运〉谈起》中指出，这批以清遗民自居的末代士人尽管“不合时宜”，但也展现了很多可贵品质，他们在文化上不受功利主义影响，能够摆脱势利心态，积极践行“士志于道”的儒家信条，而他们守护、发扬的古典诗学则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脉络；从这几点出发，本书作者的写作姿态，正同本书的论述对象一样，代表了理想主义的韧性。魏泉副教授分别对四篇报告作了评议。
圆桌讨论由古代文学优势学科负责人、文献研究室主任刘宁研究员主持。与会学者畅谈了参加这次青年学术沙龙的感受与收获，并围绕“近代”与“晚清”、“文学”与“人文学”、“诗”与“文”、“文字”与“图画”、“士人”与“遗民”等几组概念展开了深入探讨。刘宁研究员表示，诗文对理解近代士人的社会文化追求有重要意义，关注近代诗文，不仅仅是替近现代文学史“查漏补缺”，而且可以积极深化对现代文化版图的认识。古代文学青年学术沙龙希望为青年学者的交流搭建平台，不断围绕重要前沿议题开展讨论。最后的学术总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遗产》主编王莹研究员主持。她感谢大家对活动的支持，肯定大家对诸多前沿性问题的探讨，还介绍了近代室成员李思清、郭道平、潘静如、武迪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期待携近代室同事与大家共同努力，继续推进学术的交流与创新。王达敏研究员在学术总结中指出，这次沙龙的诸多议题展现了当下近代文学领域青年学者的科研特点与品质，包括风格的多样化、概念的新颖、现代化模式下的论述、研究中的想象力、研究主体的境界等五个方面。他还从“八股文”、新文化、传统经史视野、冲击力、语言等层面对青年学者的未来研究作了更多期许、鼓励与展望。
（潘静如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