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几已成定论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比较文学研究处于沉潜期和停滞状态，因而，绝大多数著作和文章只是一笔带过。但是，细查相关资料，笔者发现，这一时期但仍有不少学者从事着当下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其中，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者成果最为突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下的“影响研究”发展

诚如前人所言，这一时期苏联学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文学学派及其方法论原理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苏联学者并不反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就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展开讨论。一九六○年，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了一次有关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讨论会，会上提交了九个报告。其中，聂乌波科耶娃《有关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一些问题》一文，主张用“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取代“比较文艺学”（比较文学）这一术语，声称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往来空前广泛和加强的情况下，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是苏联语文科学近七年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H．康拉德《现代比较文艺学问题》在论述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概况后指出，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国际文学联系的范围远远超出欧洲，东方文学也曾给欧洲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必须扩展现代比较文艺学研究的空间和时间幅度。P.萨马林《外国比较文艺学现状》一文则称，文学的比较研究和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的一般原则来进行，这是苏联学者和外国比较主义者的基本区别所在。

这组文章，对当时的中国比较文学界有典范性和主导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比较文学研究也主要就是受到上述文章影响，最具开创性的是，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文学研究所创办《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其中第四辑收录了上述三篇文章，该辑编后记则重申：“资产阶级文艺学中的‘比较文学’”与苏联学者所说的“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必须批判和克服前者的缺点和错误才能达成后者的目标。

二．”世界文学”视野的建构与发展究

为了更好介绍外国文学，一九五三年七月，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授意创办《译文》月刊，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任第一届编委会成员。一九五九年一月号，《译文》变更为《世界文学》，并于一九六五年转由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任职于文学研究所的戈宝权、季羡林（兼任）、罗大冈和卞之琳也先后加入编委会。自此，《世界文学》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重量级论文，集中体现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路径和成果。

一九五九年第四期“‘五四’运动与外国文学”专栏，刊登了曹靖华《从“五四”初期的外国文学介绍谈起》、冯至《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翻译界的优良传统》两篇文章。第九期集中刊发了叶水夫《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在中国》、冯至《略谈德国现代文学的介绍》、普实克《新中国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袁可嘉《欧美文学在中国》、中岛健藏《中国現代文学在日本》、王琦《外国画家笔下的新中国》六篇文章。此外，还陆续发表了戈宝权《“五四”运动前后俄国文学在中国》（1959·6）、《契诃夫的作品在中国》（1960·1）、《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中国》（1960·11）、刘振瀛《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1960·3）、温福安《鲁迅作品在苏联》（1961·10）、包布洛娃《馬克·吐温作品中的华侨工人的形象》（1961·4）等文。这些文章或梳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史，或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接受状况，又或描绘外国艺术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在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

从一九六一年第十期起，《世界文学》开辟“翻译文学史话”栏目，不定期刊载了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1961·10）、《关于列夫·托尔斯泰》（1961·12）、《赫尔岑在中国》（1962·4）和戈宝权《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1962·2）、《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1963·4）、《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1964·5）以及胡从经《至尔·妙伦在中国》（1962·Z2）等系列文章。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出现，其盛兴更是要等到九十年代借助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才得以实现，而《世界文学》在六十年代初就专为翻译研究辟出一席之地，体现了编者和论文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

三．戈宝权——比较文学研究的拓荒者

戈宝权一九五七年起兼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一九六一年正式调至文学所工作，一九六四年又调至新成立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他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除了上述《世界文学》上的系列文章，另有《普希金和中国》、《契诃夫和中国》、《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等多篇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系统论述了几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状况。

第二阶段是“文革”后期至“文革”结束后，关于《阿Q正传》海外译本的研究。一九七五年六月，在日本发现了鲁迅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写给《阿Q正传》日译者山上正义的信、以及为日译本所写的八十五条校释，引起了中日两国研究界的广泛关注，也激活了中国关于《阿Q正传》日译本的研究。是年十月十八日，李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鲁迅对日译本〈阿Q正传〉的校释》一文，对鲁迅的信和校释予以介绍。紧接着，熊融发表《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1期），对李文的不足做了补正。熊文进一步指出，这本译作不仅仅是《阿Q正传》的日文译本，而且是日本进步文化界纪念中国左联五烈士的专集，并就编者尾崎秀实做了详细论述。仅就笔者所见，这或许是国内学界关于尾崎秀实的最早论述。

与此同时，戈宝权也在《革命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上发表《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谈鲁迅为〈阿Q正传〉日译本所写的校释》一文，介绍山上正义翻译的始末以及鲁迅的校释。之后，《山东师院学报》一九七六年第四-五期“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专刊”又刊登了戈宝权《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一文。这篇文章是戈宝权在读到熊融的论文后，给熊融写了“补正”的信件，熊融把信件寄到学报编辑部，由编辑部刊发出来的。戈宝权于是年十月十七日给编辑部的信中对这一期专刊予以赞赏。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这次学术对话，显示了戈宝权作为一名学者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仍不失严谨的学术态度。一九七八年，戈宝权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又作了《谈〈阿Q正传〉的日文译本》一文，分上、下在《南开大学学报》第四-五期和第六期上连载，进一步体现了作者广泛而深厚的学术积累。

在此前后，戈宝权还在《南开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关于《阿Q正传》的英文译本、法文译本、俄文译本和世界语译本的文章，通过详实的史料澄清了许多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前，罗果夫和戚志芬都认为，《阿Q正传》第一次译成欧洲文字是俄译本。戈宝权否认了这种说法，指出《阿Q正传》最早的译本是一九二五年由在美国出身的中国华侨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翻译的英译本。而《阿Q正传》的法文译本，也并非如鲁迅所说只在八月份的《欧罗巴》上登载了三分之一，而是分两期登在当年五、六月出版的刊物上，每期各发表了一半。戈宝权在系列文章中分别考证了不同译本译者的相关信息，以详尽的史料指出先行文献中的诸多讹误。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一九七九年，他又在《鲁迅研究集刊》第一辑发表长文《谈鲁迅生前〈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一九八一年出版专著《〈阿Q正传〉在国外》，从而将其有关《阿Q正传》译本的研究推向巅峰。如今，四十余年过去了，有关《阿Q正传》译本的研究仍然无出其右者，足以体现这一时期我院比较文学研究的水准。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回顾，受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左右，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确实存在诸多局限，譬如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单一等等。尽管如此，它仍然为改革开放后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学术史意义，这一点，当下学界或许并未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