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版图中的重镇，北美华文文学的创作极为兴盛。该区域的华人作家群，前期主要由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和移民组成，如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陈若曦、刘大任等；现今以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主。耕耘多年的新移民作家，有严歌苓、张翎、哈金、陈河、刘荒田、张凤、周励、陈谦、李彦、少君、王威、卢新华、黄宗之、叶周、海云、吕红、陈屹、陈瑞琳、施玮、施雨、江岚、薛海翔、曾晓文等；新生代作家如伍绮诗、李翊云、二湘、刘怀宇、傅金、王苇柯、鲍嘉璐等的创作也值得期待。 

　　在创作主旨上，北美华文文学逐渐成熟，从早期的怀乡、漂泊等浅层次写作，走向了深层的文化对话、人性挖掘和文学性探索。以下从两方面对此进行讨论：其一是在文化内涵层面，通过对文化、族群和性别等问题的思考，在身份认同等议题上作出了敏锐的探究；其二是在文学性层面，在延展旧有的中国叙事的同时，吸纳域外文学的创作思路，深化文学的理解，逐渐建立了华人叙事的世界性视野。 

一、走出认同危机：对文化、族群和性别等问题的思考 

　　在海外的华人作家，处于文化的交界地带。这一特殊的位置，拥有跨文化的优势，也面临着边缘化的困扰。对此，华人作家有清醒的认识。 

　　刘荒田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边缘化处境作了冷静分析，指出其困境不仅在于与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还在于写作群的偏狭格局和新移民接受群的冷落。在他的心目中，期望的是真正有分量的新移民文学。他希望这些特殊身份的作家，能够写出展现公民社会全景、描述移民苦难历史、揭示文化融汇底蕴的厚重作品。  

　　黄宗之同样意识到了新移民作家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面临挑战，他所指点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在文学创作的层面，需要突破过去的创作主题的瓶颈；在文化交往的层面，应积极展开与国内外主流文化的对话；在心理上，需从既不属于原乡也不属于异乡的窘迫疏离状态中走出来，大踏步地向融合的方向迈进。 与之相近，海云用“融入”和“包容”来描述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时代主题，其中包含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融合、移民作家生命体验的再反思等内容。 

　　海外华人的写作，总体上处在蓄势开新的转折阶段。华人作家们的思考和创作，显示出内在的潜能和活力。在他们的笔下，文化、族群和性别等议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 

　　在文化议题方面，华人作家们着眼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对话，建构起了跨文化的身份和视角。刘荒田的散文写作，以小品看众生万象，经年积累，蔚为大观。最初，他受启迪于木心、余光中、吴鲁芹、喻丽清和邵燕祥，在欧美经典作家中则特别受惠于罗曼·罗曼、纪伯伦。在接触到王鼎钧的散文之后，在文学观和世界观方面成熟起来。他评价王鼎钧的三方面，即毕生奉献于文学、自甘淡泊、宗教情怀，实则也是对自己的激励。在个人的身份体认方面，刘荒田也初步完成了蜕变，自称为“亦东亦西”的“异类”。 

　　张凤的学术随笔，则试图架起华文文学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桥梁。她所勾勒的北美汉学家群像，从清末民初的戈鲲化、赵元任和裘开明等，到战后的张爱玲、夏志清、叶嘉莹、孙康宜、张光直、傅伟勋和杜维明等，形成了思想文化的谱系。通过这些知识人的跨文化生存体验，触及到了传统文化的回归、文化中国的追寻等论题。这些来自中国的文人学者，凭藉其在北美学界所占据的位置，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发出了学术上的强音。 

　　在族群和性别议题方面，华人作家们的观察极为敏锐，触及到了不同文化境况中弱势族群的生存难题。严歌苓以塑造女性形象著称，在她笔下的一系列角色如小渔、扶桑和王葡萄等人的身上，渗透着华人女性文化的生命哲学。这些天真纯朴但充满光彩的女性，与西方女权主义倡导的第二性不同，突显的是东方女性的大爱和无私意识。严歌苓的写作，由此跳出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外来思潮对华人写作的约束，走向原生态的、具有历史感的大地。坚韧的华人性，为华文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文化精神上的支撑。    

　　年轻一代的华人作家，则以锐利的种族和性别反思，受到文坛的瞩目。伍绮诗于2014年出版的《无声告白》描述了华裔女生的成长悲剧，穿透人生，刺痛人心，受到欧美媒体的追捧，成为该年出版领域的一匹黑马。在该书的封面，铭刻着作者的人生宣言：“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但对于华人移民来说，这种自我的寻找何其艰难。成长于混血家庭的孩子莉迪亚，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陷身于种族和性别的牢笼，并最终被外界的期盼所压垮。莉迪亚的悲剧，乃是弱势族群身份困境的一次生命的控诉。与这些议题相关的作品，还有傅金的《今日为男》、王苇柯的《中国女孩》等。这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出现，预示着华人文学新生代的登场。 

二、拓展海外视角：华文文学叙事的世界性      

　　华文文学叙事的世界性特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海外视角讲述中国和华人故事，拓展了题材的内涵和外延；其二是关于普遍性主题的思考，在移民与流散、战争与灾难、人性与灵性、时间与空间等议题上作了深度的挖掘。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1、移民与流散 

　　在华人移民作家之中，哈金是思考流散问题比较自觉的一位。他的第一本评论集《在他乡写作》，收集了2006年在美国莱斯大学发表的三篇演讲。其中讲述了一些俄国流散者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两难处境，他们备受怀旧的折磨，却不得不设法在移居地生存下去。这些故事并非特殊的个例，实则触及到了流散的永恒难题。生于中国东北的哈金，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有时也被称作中国的纳博科夫。他对移民作家的阈限空间的感受，与俄罗斯流散者有相通之处；同时，作为华人流散作家，他传达出的是与俄罗斯流散者有别的观察和体验。在关于中国故土生活的描写中，哈金倾向于超越政治、地域和文化的藩篱，揭示带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困境；在以移民为题材的小说《自由生活》中，则直面移民生活的困扰，剖析了追求自由的失落、无奈及其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以上种种，显示了哈金面对文化、国族和人生问题所采取的超脱性个人立场。 

　　2、战争与灾难 

　　陈河对于战争题材的钟爱，源于个人的经验。他的写作视角、战争史观，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和文明反思的深度。在他的三部长篇战争小说中，《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分别以虚构、非虚构的方式，全景式地还原二战时期的马来亚战场；《外苏河之战》则转换视角，描述了六十年代革命青年参加抗美援越行动的个体成长史。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在题材上，填补了华人域外抗战写作的缺失；在思想上，展现了国际主义的情怀和对于人类生存本质的探寻。 

　　张翎对战争的描写，则是从灾难的视角切入的。这与她的听力康复师的职业有很大关系。她对于“灾难与人性”主题所具有的强烈好奇心，成为其写作的原动力。由此展开人性、创伤、救赎等一系列的叙事话题。这种内在的精神，在《余震》《金山》《阵痛》《劳燕》等作品中一脉相承。她将战争、灾难、罪恶、不平等、疾病、死亡的记忆碎片，转化为人类灵魂和合、文明创世之变的努力，被评论者王红旗赞为对创作理想境界的追求。  

　　3、人性与灵性    

　　如果说李彦试图高扬人性的理想主义旗帜的话，那么陈谦更愿意描摹高科技时代的人性复杂面向。李彦的《红浮萍》以自叙传的形式，书写了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这些红色年代中的女性，以其抱朴含真的品质直面萧瑟飘零的命运，成为坎坷时代的精神象征。延续这种精神气质，她的非虚构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及其他》同样是对红色记忆的追溯，围绕白求恩的感情维度重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国际主义战士形象。与之不同，陈谦的《无穷镜》感兴趣的是科技与人性的关系。由此带出的是作家对人生的动态多元理解。在她看来，人生道路往往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镜像叠加后会生成何种新的镜像令人着迷。 

　　施玮关于灵性问题的思考，打开的是人生的另一扇窗户。她对灵性写作的倡导，应对的是现代社会的生活空洞和信仰危机。虽然灵性本身有不及物的嫌疑，但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的期盼，那就是在平庸的生活表层之下潜藏着鲜活的灵魂。这一写作路径的提出，或许更大的价值在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精神相遇。施玮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性灵论说与西方基督教的灵性话语之间，有不可言说的共通之处。在这种文化相遇、精神对话的交集中，灵性写作找到了生长的空间。 

　　4、时间与空间 

　　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华人作家在时间问题上的探索体现出小说艺术上的匠心。严歌苓的小说《芳华》，着力点是对历史记忆的叙述。对于其中“内在时间”的嵌入，论者作了精要的分析，认为打破了线性历史叙事的局限，以多元视角共建起了叙事时间链。 陈河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则试图捕捉“时光流逝的美感”。他受到《时时刻刻》《到灯塔去》的启发，把三个层面的时间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小说的时间网络。但体现陈河小说神髓的并不在这些表层技巧，而是如何打通时光的通道。在打通的那一刻，他捕捉到了内心的“模糊的光芒”。 正是在这里，小说显现出了与历史相区别的特质。 

　　对于海外作家来说，对空间的处理也是一个挑战。二湘的《暗涌》以命运为主题，讲述时间的流逝，突显精神焦虑时代的“无限的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的空间感。作者以职场创业为基本架构，借人物的行踪带出喀布尔、硅谷、上海、深圳、埃塞俄比亚等地域，涉及三大洲两大洋，编织出了全球化的空间网络。为这些空间注入能量的，则是作者的记忆和对城市欲望的感受。更进一步，在这些表象的背后，追问的是生命的真谛和苦难的意义。 这一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受启发于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或可称之为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空间。 

　　（注释从略，请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