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关键时间点的1983年：“党外”的组织化与“悲情”的路线之辩、历史之辩
1983年9月，百余“党外人士”在台北市四季餐厅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依托思想性或政论性杂志为平台的党外运动走向组织化的关键一步；也正是这个迈向“组织化”的时刻，原本以“反专制”为共同目标而集结了不同思想光谱人士的党外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左右、统独、派系、世代、理念的分歧开始明朗化。
其中，由苏庆黎和陈映真主编的《夏潮》杂志（1976.7-1979.2）在1983年初以《夏潮论坛》复刊后，一方面公告自己是支持民族统一的党外，一方面更积极地以思想评论和社会报道介入党外活动。《夏潮》同仁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敏感于党外运动中潜流的“分离意识”，但在同为党外、尚未解严的时代，不愿公开指认，而采取以文学、历史批评的方式，探讨“孤儿意识”、“台湾意识”的历史由来与克服之道。[1]
但“分离主义”在1983年伴随党外的组织化日益浮出水面——海外“台独”开始与岛内党外的一些“年轻力壮”、以夺权为志向的新生代结盟；1984年，这些新生代以邱义仁、吴乃仁等为核心，创办《新潮流》杂志，形成“新潮流”派系。“结盟”开启了利用“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民间的伤痛记忆，构造“悲情”以操作“族群矛盾”的路线。
（一）路线之辩
此时所谓党外新生代，除了“新潮流”系，还有以林正杰、张富忠等为核心、集结在《前进》杂志的一批人。1979年“高雄事件”导致党外前辈纷纷入狱，新生代开始走向前台；政治大学公共行政专业硕士毕业、服兵役归来的林正杰承担了凝聚年轻一代的角色和责任，被称为“党外长子”。党外新生代多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接受欧美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理念的洗礼，在7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有限开放的选举空间中，以协助前辈选举的角色逐步走入党外运动。这些秉持“自由民主”理念投身运动的新生代日后走上不同道路的一个分界点，追究起来，也正埋伏在这个“悲情”路线浮现的时刻。
林正杰回忆80年代末多次与邱义仁辩论：“用省籍仇恨做工具，有没有想过，将来执政了怎么办？社会变成分裂的社会，怎么承担那样的后果？”邱说，这是不得已的策略，只有这样能最快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2]的确，对没有军队、没有群众的党外来说，以此抢占“反抗强权”的道德位置，凝聚“民心”，是快捷有效的路径。一些党外人士即便并非赞成“台独”，也默认接受，为了民主的“正义”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但以民众为羔羊的“手段”，必然消耗目标原本包含的正义和合理性，逐渐被这一“手段”左右的民进党，终于举起“台独”旗帜。1991年民进党推动“台独党纲”，林正杰力争“台湾人民也有争取统一的自由”，遂退党。他以《圣经》里所罗门审判的故事批判这一“夺权路线”：两个自称母亲的女人抢儿子，所罗门裁断说，拿刀把孩子劈开，两人各一半。一个女人立刻说，请把活孩子给她吧，绝不可劈他！这是真母亲。林正杰看到，民进党宁肯把台湾变成一个分裂的仇恨的社会，只要保证自己的执政和权力——这不是“爱台湾”，而是以台湾为代价，更非他们投入“民主运动”的初心。此后，在民进党进一步“台独化”的过程中，不只是坚持统一的人士，一些在自由、公义理念上有较强持守的党外人士也多有退党者。
台湾民主运动逐渐为“台独”绑架，背后自然有更多层面特别是政治经济的原因。但以省籍矛盾为夺权路线，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且影响深远、后果严重的因素。“二·二八悲情”在此中构造，释放出了巨大的政治心理作用，也对台湾社会生活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二）历史之辩
回到1983年，“悲情”路线能够推行的条件是：因国民党政府的禁忌，“二·二八”事件一直缺乏历史化的研究，战后出生的世代从父母辈的传闻中得知一二，累积了抑郁和愤懑的情绪；海外“台独”则利用“黑盒子”效应，作夸张失实的论说，以此召唤年轻世代。
1983年的陈映真终于抛开“同为党外、不忍批评”的包袱，与党外杂志《生根》、《前进》展开“中国结与台湾结”的论战，成为“风头浪尖上的人物”；9月底，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陈映真与旅日台湾学者戴国煇举办了“‘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的对谈”。同一时期，戴国煇在叶芸芸主办的《台湾与世界》（纽约）杂志上开设专栏，以“梅村仁”笔名连载“二·二八资料举隅”，开启对这一政治事件的学术性研究，力图以学术的、诚实的、整体中国视野的方式，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与特质。[3]陈映真和戴国煇都意识到，作为禁忌的“二·二八”几十年来在台湾人心中累积的悲哀、愤懑和恐惧，不但在80年代这一台湾政治、社会转型的时间点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心理能量，而且，“二·二八”事件能否得到真正的总结，也“将对中国现代史（当然包括台湾史）及东亚的和平有它独特的重要性”。[4]
确实，今天来看，“二·二八”这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并非鲜见的事件（作为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变“劫收”而引发的众多地方抗争事件之一），不但成了台湾社会难以愈合的“伤痕”，也在两岸关系中成了小体量牵引大情绪的“焦点”，造成民族内部难解的隔膜；而这隔膜在台海、中美关系的变动中发酵，确有可能引发中国与东亚、甚至世界的和平问题。
对民族未来抱有责任感的戴国煇和陈映真，曾付出艰苦的努力来面对、校正“二·二八”的历史“悲情”和被作为路线的“悲情”。这些可贵的努力，淹没于以“族群矛盾”为战车的“台湾民主运动”中。但这些努力及其挫折的轨迹，为我们面对这一历史演变后果，更全面地把握形成两岸问题的政治、情感、精神要素，以寻求破解之道，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思想资源。
也就是说，发生在1983年的“悲情”之辩，让我们看到：正如“悲情”有其“实相”和“虚相”，“分离主义”抑或“台独”，也都有其“实相”和“虚相”。与此对照，我们实则缺乏既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视野，也从台湾社会内部出发的细致研究，以及对这一“悲情”的情感构造、作用过程的清理；而缺乏这些工作，我们就难免在“二·二八”诠释及其关联的分离主义问题上，被牵引应战，失去主动权。
二、以文学为径，回返“悲情”现场，解析“悲情”构造
上节提到，有意识地取用、推动文艺（讲述历史）的方式将“二·二八悲情”植入人心，催生一般人“爱台湾”的反应方式和情感结构，是“二·二八”事件的诠释长期被“台独”和民进党挟持、利用的基础。那么破解这一“悲情”构造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整体性、历史化地对有关“二·二八”的文艺加以整理和研究。“二·二八”事件发生以来的报道和文学书写实则具有时空的延续性和丰富性，本省人、外省人、流亡海外的人、少数民族，亲历事件者，后辈寻访者——来自不同身分、地域、世代的人的作品，或则留下了见证，或则参与了“悲情”的构造（或解构）。以文学为径，我们可以一方面“回返历史现场”——在口述、资料和解密档案之外，文学是一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感受和状态的“历史文献”；一方面解析“二·二八”从“伤痕”到“悲情”，到底是如何在时代变动中被构造、发酵的。
（一）历史现场中的“民变”起因与省籍问题
光复初期，台湾舆论空间大开，报刊兴盛，许多报刊起于介绍祖国情况、促进“建设新台湾”的目的，但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反映社会矛盾、民生凋敝的报道和作品大量出现。如散文《卖烟记》揭示卖私烟现象背后，专卖政策如何图利了官商勾结和投机、贪污腐败与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等——现实中专卖局警察查辑私烟打死人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实非偶然；事变中的群众主力为失业游民，反映了事变的社会-经济基础。1947年2月《台湾文化》的小说吕赫若的《冬夜》、苏新的《农村自卫队》两篇小说较为特别：在如上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精准描摹了台湾人“回归祖国”反受欺压、在双重打击下主体精神的损毁状况。《冬夜》中因光复而失业、又被大陆来台的腐败子弟所骗、沦为娼妓的彩凤，与作为台籍日本兵从南洋战场归来、失业，沦为盗匪的狗春，经历了一步步的幻灭，成了被摧毁了生活的尊严和气性的人。这个写在台湾光复一年半以后的小说，以彩凤成熟了的“冷酷憎恨的人生观”和结尾狗春敏捷地拔出的手枪，让人惊觉：这样的台湾民众是随时会点燃的地心之火。一般研究讨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从社会经济角度国民党的接收腐败和严重的粮食、失业问题，被认为是最显明、重要的；其次心理上，引发集体情绪的是“国民政府的接收态势，很露骨地表现出征服者的姿态”；而这两篇小说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的基础上，触及了人的精神主体的幻灭及其蕴含的破坏性力量。
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在香港的文艺刊物上，便有了反映事件的小说《台湾岛上血和恨》，显然是亲历者的作者还在事件的激荡之中，虽是血和恨的叙述，作者以台北失业工人福生作为线索，对“二·二八” 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有多层面的叙述。尤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台湾地下党的描写：福生的姑姑宝美和她的恋人吴诚夫。事件初起时，宝美和吴匆匆商量着：“组织的力量还薄弱，怕赶不上现实了！”[5]当天真的民众准备迎接大陆官兵的“宣抚”时，他们虽意识到危急并试图联合力量抵抗，但终究只能逃往南方山区，决定以游击战和教育民众来谋未来的活动。宝美和吴形象的单薄，尤其是从福生的视角看过去的吴诚夫，有一种不踏实感，或许也暗示着此时地下党力量的弱小及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
事件当时，国民党当局认定、对众宣布的重要解释之一，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和组织煽动，导致了“暴动”；事变后逃往香港的左翼人士发表的讲话、文章、回忆录中，强调他们在事件中的积极行为，但也承认其时力量薄弱，既非发动者，也无法控制全域；而80年代以来意欲将“二·二八”建构为台湾“独立革命史”的人们，则有意忽略其时中共地下党力量的存在。80年代以来，曾健民、蓝博洲、横地刚等人对“二·二八”文学史料的挖掘则让历史尘封的这一脉络逐渐清晰：通过对事件前后台湾、香港和大陆报刊的艰难而细致的搜索，“出土”了一批有关事件最直接的报导、评论和文学作品，如其时《文汇报》驻台湾记者董明德的《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6]，以日记形式记录下自己所经历的“二·二八”，其中既描写了外省人在事件初起时遭到的冲击，也描写了更多本省人保护、救助外省人的善良和理性。署名“梦周”的散文《难忘的日子》写一个刚刚二十岁的来台参加演剧的外省青年，在事件中被打死。[7]另一篇小说《创伤》写一对到台湾度蜜月的情侣无辜被打。[8]这些余悸未平的记忆，透露了身处历史之中、被迫成为“敌对者”的普通外省人的困惑；而身在大陆战乱之中的知识分子，则感同身受台湾的苦难为所有国人的苦难，譬如长期关注台湾、大力介绍台湾文学的《文艺春秋》、《文汇报》编辑范泉，此时写下了《记愤怒的台湾》。与众多台湾友人交往使他对台湾时局和台人心态有相当切近的理解，也使他意识到台湾问题可能引发的后果：“是不是我们要用统治殖民地的手法去统治台湾？是不是我们可以不顾台湾同胞的仇视和憎恨，而拱手再把台湾送到第二个异族统治者的手里呢？”“说起了台湾”，范泉流下了“心酸的热泪”；1997年陈映真读到诗人臧克家发表于1947年3月8日《文汇报》上的诗歌《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 事变》，“祖国，祖国呀，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血红‑来表现”，眼眶也“霎时蓄满了热泪”[9]。时隔半个世纪、洒于两岸的“热泪”，折射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沉重的家国分断之痛；也证明了，“二·二八”并不是台湾的孤立事件，而是其时整个中国命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艰难时世下，两岸人民共同的伤痛。
光复初期的这些作品，为我们认识其时台湾复杂的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朴直的“回返”途径。 1945年10月第一批大陆军民进入台湾，台湾有了“外省人”这一日后衍生出特殊政治、文化含义的称谓。在历史的这一瞬间，“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为胜利欢呼，但暌违五十年所需要的相互了解，在动荡的时局中不暇展开。一方是民众普遍抱着走出殖民地的热情和期待，一方是官兵拖着在抗战和内战中耗磨的身心。台湾在五十年殖民体制下演变出复杂的政治文化形态：殖民地长期推行同化政策、战时演进尤为激烈的“皇民化运动”，并没有摧毁台湾人从文化协会、农民运动、左翼文学等一路传承、发展的抗日文化和精神，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上却呈现着“中日混杂”而令外省人困惑的形态；而殖民地一般民众的“顺从”性格，也交织着卫生、法律的普及带来的现代意识。陈仪政府重视“人心”文化的建设，招募了如许寿裳、李何林等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热切地以鲁迅为典范传播大陆的进步思想，但对台湾殖民历史的隔膜，使他们想当然地、简单以“反奴化”为要义。就此，在官僚体制、待遇方面的省籍差异之外，也切实形成了文化-心理层面的隔阂。也就是说，所谓“省籍矛盾”，其实质虽不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是腐化官僚、投机分子与民众的矛盾，但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民众对“省籍”有其感受的真实。
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失政”，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在各地上演的腐败“接收”中的一个，而“二·二八”在台湾民众心上留下特别难愈合的伤痕，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同样与“省籍”相关的因素，是国民党对台湾精英和民间力量运用的严重失误：当年国民党内部派系与台湾精英的派系纠合成复杂关系，保密局台湾站起用了台湾本地流氓许德辉，许为立功、敛财，在事件发生时推波助澜，在镇压开始时则率先无所顾忌地杀害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10]这些账被记在国民党头上，也加重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剧性。近年来，这些历史事实因多种档案的公开而出土，呈现了“二·二八”事件关联的“省籍问题”的复杂性。“外省人迫害本省人”的说法，正来自民进党对历史中“省籍问题”的刻意简化和掩饰。
（二）因禁忌而得以扭曲、利用的“二·二八”记忆
“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对台湾社会和文化的控制日益严密。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写一个叫律夫的革命者的逃亡之旅，有意将时代背景模糊化，为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书写画下了一个晦涩的停顿号。[11]此后50—70年代，除少量在香港或日本发表、出版的作品—如邱永汉的《偷渡者手记》（1954）、《浊水溪》（1954）之外，台湾间或有涉及“二·二八”背景的作品，也相当隐晦。在这样的禁忌和寂静中，曾经以《亚细亚的孤儿》诉说殖民地人的精神苦痛的老作家吴浊流，在60年代末写出自传《无花果》，讲述了他所见证的“二·二八”事件。
光复后，吴浊流曾先后任《新生报》、《民报》的记者，决心“把我所见所闻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写出来”，因为“视野比较广阔的新闻记者如果不执笔，将来这个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作者的叙述是从“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开始的，追忆自我的成长历程，其实是在台湾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义民精神”的承传之中，述说日据时代台湾人走过的曲折苦痛，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性格。由此探讨“二·二八”事件的发生，除光复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各种治理措施的失败之外，台湾人的特殊性格、不同于（某些层面上优越于）内陆各省的经济、教育状况以及台湾人对“祖国”的隔膜，也是重要的催生因素，而国民党政权以非此即彼的战争逻辑和残酷的战争方式来判断、应对台湾人的行动，最终导致血腥的悲剧。譬如作者从台湾移民的历史来源论证台湾人属于“汉民族中最不屈服异族的人们”，也因此（殖民地的压抑），光复后台湾人会患上“政治渴望症”。对政治地位的热心和政治意识、经验的匮乏，都使得事件发生后，与国民党官方的沟通一再“错位”。通过“二·二八”前因后果的叙述，吴浊流固然展现了自己对“祖国”想象的幻灭，却不因此否定“母亲”。然而，因为书在台湾出版后立刻遭到查禁，只能秘密流传于海外，结果被“台独”扭曲为台湾知识分子因“二·二八”而破除“对父祖之国虚无飘渺的幻想”、走向“台湾意识”的心灵圣经。
1967年《无花果》脱稿时，吴浊流以写于“二·二八”事件之后不久的《黎明的台湾》一文的结尾文字—“台湾乌托邦”的设想再度作为一本书的结束，强调理想之未曾改变，因自己是“愚公的子孙”，“不惜像愚公移山一样努力奋斗”。[12]而1993年前卫再版时，收入林衡哲《三读<无花果>》，说“吴浊流的这个台湾理想国，事实上在台湾人自己当家做主的短暂的无政府时代，已经实现过了”，由此倡议台湾人“彻底地切断祖国的脐带，自己当家做主而独立”，[13]显然是意识先行地强作解人。
70年代后期开始，海外“台独”和党外新生代的一部分人，都敏感到“二·二八”对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无花果》的曲折遭遇，也提示了，我们指出“台独”对“二·二八”的利用时，也必须正视这一“利用”在民间的记忆和情感基础。亲历镇压的伤痛与恐惧、情治机关的密告监控，使得“二·二八”的严肃研究缺失之外，民间也讳莫如深；70年代，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政治、舆论空间的松动中，年轻世代对禁忌历史的好奇和某种理想性的冲动，给了“台独“操作理念的机会。即：以“二·二八”为容器，一方面召唤亲历者的伤痛，一方面引导年轻一代追寻“被压抑历史”，而特别强调“外省人压迫本省人”的经验。
1983年党外走向组织化的时刻，“台独”得以党外新生代结合，以“二·二八”助力夺权的路线浮出，“二·二八”文学兴起——“返回现场”、寻找“真相”、控诉强权、反思战争与暴力的同时，“二·二八”开始涉及集体记忆、族群对立、政治认同。1983年，林双不发表小说《黄素小编年》，写一个待嫁女黄素在街上办嫁妆，恰逢“二·二八”起事，她因刚刚购置的一把菜刀而无辜入狱，从此疯癫一生。[14]小说以黄素的悲剧和“开不了口”象征本省人的命运，作为被压迫者的“族群记忆”呼之欲出——是为“悲情”叙述的滥觞。
而在此前后，陈映真写出了以1950年白色恐怖为题材的小说《铃铛花》和《山路》，隐晦但动人地刻画了献身社会主义理想的台湾青年——这背后有着针对现实的历史之辨：“二·二八”不能孤立地看，而要和紧接着发生的“白色恐怖”放在一起看，发生在岛上的这些苦难，是属于整个中国的历史和人民的。不同于《黄素小编年》的生硬粗糙，《山路》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还获得了当年的“时报小说推荐奖”，然而其核心所系的台湾“共产党人”的信仰，在反共的社会氛围内比“台独”更难以正面传达。
于是，当导演侯孝贤看到写白色恐怖受难者、地下党人钟浩东的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蓝博洲，1988）而深受震撼，以此为题材拍摄了电影《悲情城市》（1989上映），作为“台湾第一部在国际知名影展（威尼斯）中夺魁的电影”，引发岛内外的热议。这部原本连接着近现代中国历史、有着厚重生命经验的电影，却在一个解严初期这个转折/混沌的时代，成了“台湾人的悲情”的利用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虽已“解严”，“白色恐怖”和“共产党”仍是禁忌，一般人甚至并不了解“白色恐怖”和地下党历史的存在，电影将历史探索延展到“白色恐怖”，但处理地颇为模糊，于是，在解禁“禁忌历史”的潮流中，一些影评人借此把“悲情”与“二·二八事件”紧紧绑缚在了一起。此后，民进党主导的各种民间调查、政治活动的开展，更使得“悲情”逐渐成为一种以“族群矛盾”为内核、召唤“压迫-反抗”情感结构的图腾，逐渐深入一般民众的情感和意识中。为民进党的成立和“抢占民心”，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心理作用。
民进党第一次执政后，即通过进一步组织大规模口述调查、研讨会、出版物乃至纪念碑、纪念馆的建制，体系化地掌握了“二·二八”的学术/政治话语空间；同时对这一长期作为其政治提款机的历史资源的运用策略，也在变化。“省籍对立”结构转换为“中国/台湾对立”结构，结合着两岸关系开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曲折，承接也更新着反共意识形态，仍然在发挥其“分离民心”的作用。
（三）近年来的若干动向：从“悲情”到“纯情”。
2019年9月底，本课题组赴台湾进行调研，了解到民进党对“二·二八”历史运用的一些新动向。
近几年来，“国家二二八纪念馆”的运转经费大幅减少，也不再进行调查和赔偿。此次调研因在2019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之前，明显可感民进党在选战中不再打“二·二八”牌，反而是国民党主动就此做一些挑战。同时，一些国民党学者试图从法律角度、从当年时势来论证“二·二八”镇压是维持“国家秩序”必要，或指认“二·二八”事件中的台湾精英和民众多“皇民分子”，以为国民党脱罪。但如此有关“二·二八”性质的历史诠释争夺，民进党不应战，媒体不感兴趣。追究民进党的回避或“不反应”，一是近些年来，台湾民众对“两党政治”的不信任、对社会撕裂的疲惫感，都使得拒绝以蓝绿站队的“中间力量”日益扩大，“族群牌”的效应已经微薄；一是民进党执政后推的“转型正义”备受质疑，再打“二·二八”牌，只能自找麻烦。这是选举时期呈现的形态，从中可以更清楚看到，“二·二八”的悲情叙述及其运用作为一种附着政治的现象，生成、变化的轨迹。
另一方面，这几年民进党扶持、组织学术机构，特别是青年学者对“白色恐怖”进行调查、研究和运用，并据此开发青少年电子游戏、出版《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春山出版，2020）、拍摄以白色恐怖案件为背景的电影等。2019年9月上映的校园电影《返校》，影射50年代“基隆中学”案，作为主角的地下党被塑造成单纯、浪漫的文艺青年、因争取自由读书和言论权力被迫害，而从根本上回避青年如何走上共产主义信仰和行动。这种针对青年观众、标榜理想主义的作品，以“去历史化”的历史讲述，轻快地勾连起民进党自我标识的“自由”“民主”名牌，不但意在强化国民党的“专制”形象，也暗暗抢夺着台湾左翼思想的内涵、价值和历史的诠释。
三、从“悲情”的解构出发，如何接收“二·二八”这一“负的历史遗产”
1983年，戴国煇预言“二·二八”是一个能够影响台湾和两岸走向的“黑匣子”，可能因权力斗争的操弄，成为族群对立、社会撕裂的渊薮。这一预言在此后台湾的政治/社会进程中成为现实。在“二·二八”文学的时空中，也可以清晰看到80年代以来从“伤痕”到“悲情”的构造过程。但与此同时，“黑匣子”也意味着，对这一“负的历史遗产”做细致的整理、研究和反思，就能从中发掘把握台湾社会、历史以及民心演变的线索和资源。这里试就后续研究和相关政策提出若干思路和建议。
（一）有关后续研究的思路
在“二·二八”前后台湾的文化空间中，可以看到日据时代左翼作家在光复初期“文化重建”中的行动和思考，以及与大陆赴台知识分子的交往合作，展现了殖民地经验带给中国革命的新课题，也是新的思想资源。他们不仅在官方刊物如《新生报》、《和平日报》的副刊上秘密发展，更创办了自己主导的《人民导报》《政经报》《台湾文化》《台湾评论》《新知识》等刊物，其言论尖锐而思想活泼的文章，在“介绍祖国文化”、“沟通两岸认识”的同时，还有对殖民地创伤经验的清理和反思。这是把殖民经验相对化，从历史中汲取力量，重建台湾人的道德尊严和文化主体，进而汇入整个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一个重要契机。“二·二八”的悲剧对民众的心理是一个打击，但在1950年反共大清洗开始之前，这些进步文化思潮仍在生长，或者说更努力地生长。如果说，“二·二八事件”中谢雪红在台中获得民众和青年学生的拥护，反映了台共的“抗日”在道德上的召唤力，那么这些老台共和左翼知识分子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仍然坚持的文化上的努力，则持续召唤着台湾青年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思考的活力，也是“二·二八事件”后，地下党组织在台湾青年中得到扩展的思想基础。
也就是说，当时地下党虽然在组织、力量上不算大，但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正面面对殖民经验给予民众精神、情感、文化上的内在创伤，重建思想层面的价值观和民族意识，激发社会活力方面，在很短的时间内，却通过读书会、青年小组、报刊、演剧乃至歌咏队等方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台湾人中的理想主义高炽的一个历史瞬间。虽然是瞬间，短暂，但它在民间埋下了种子，成为在后代青年人之间隐微、秘密但动人的口耳相传的故事，在时势到的时候还会重新被点燃。老台共苏新和他的在台湾终其一生没能见面的女儿苏庆黎的故事，就是这样。苏庆黎1976年与陈映真创办《夏潮》杂志，集结了左翼和不同思想脉络的进步知识分子，推动了乡土文学论战、新民歌、新美术等文化运动，持续地在有时代责任感的青年心里播下种子。从苏新编辑时期的《台湾文化》到苏庆黎编辑的《夏潮》，保存着战后台湾社会两次时代转折/转型中人文知识分子可贵的探索经验，我们今天认真追究其间形成的社会与人的生机和生机中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内在于台湾历史脉络地认识社会和人心，有重要的意义。譬如，80年代富有生机的有关社会变革的一些思考、力量，在90年代以来为什么快速被所谓“本土意识”扭曲或收割？与此相应，为什么另一些与“台独”相关的分裂族群的、让很多生活其间的人也感到强烈理性不适、道德不适的观念和行为能够起来？并非只是民进党有意为之就能解释的。为此，需要对战后台湾左翼和进步力量的探索经验，做更细致的知识工作。
此外， 从“二·二八”相关文学书写的轨迹，还可以看到认识殖民历史的复杂性的意义。光复初期与“省籍冲突”相关联的“台湾人奴化与否”问题，依然关联着如何理解当下台湾人的所谓“亲日情结”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在东亚近代史脉络中，看与殖民统治相伴随而来的日本文化，在台湾人的身心中到底如何作用。苏新、王白渊、吕赫若的左翼思想启蒙和现代教育很大程度来自东京留学的经历，光复后，他们在“介绍8祖国文化”、“沟通两岸认识”，并对殖民地创伤经验加以清理，但这个清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自己左翼思想和身心文化中的日本因素，这与对抗殖民压迫中形成的文化，是共生的，是交缠、斗争而存在的。但在光复后的时空里，这变成了一个难以言说的问题。80年代以来，这个视角则容易被视为“殖民地现代化”或“皇民化”翻案。如何面对殖民地历史与民众生活经验的复杂性，也是一个未尽的课题。
（二）“二·二八”历史研究与两岸工作
如果将“二·二八”事件放在1949这个历史大转折即将到来的大背景下（包括两岸社会特征、阶层变化、国共两党在这个阶段的状态等），也放在被日本帝国入侵/殖民分断的近代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视野下（特别是对光复初期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民情，知识分子、士绅心态的历史由来），我们通过“二·二八”事件，实则在努力准确而有温度地透视这么一个有其特殊社会历史的中国地方，面对一个于今天可能再度面临的时代课题：“如何光复”？“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离开祖国50年；今天共产党领导下的光复，面对的台湾已经分离120多年。本课题的“二·二八”研究是从日据末一直追溯到当下“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如何被各方感受和认识、被持续榨取使用政治价值的当下史，所以实际做的是“认识这暌违的120余年”的一个切片的工作，这个切片的研究越精准、越深入，它的认识价值越大。
我们从“二·二八”历史研究可知，国民党接收台湾的“失政”，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在各地上演的腐败“接收”中的一个，而“二·二八”在台湾民众心上留下特别难愈合的伤痕，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同样与“省籍”相关的因素，是国民党对台湾精英和民间力量运用的严重失误。因此，在两岸问题上，我们与什么样的台湾力量对接？一方面，德性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一方面，需要对包括民进党、国民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做历史性地把握和深入地认知。
首先，在历史脉络中厘清“党外”“民主运动”与“民进党”“台独”的关系。与借“二·二八”历史建构“台独”革命起源的方式相应，民进党长期以来借大量出版《百年民主》一类书，把持“台湾民主运动”的诠释权，竭力把早期参与党外运动的左翼、统一立场的人排除出去。事实上，70、80年代集结了各种思想脉络的“党外运动”，是一个以反体制（也包括推动体制变革者）为目标的松散联盟，左翼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曾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宣传作用。民进党成立、走向“台独化”的过程中，不仅比较有理念、操守持守的人陆续退出，即便留在其中的人，有相当数量并非从观念、信仰上坚持“台独”。因此，对这一历史，包括民进党成立的前史做深入研究，应有助于对当前的民进党做工作。
其次，重新认识战后以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经营治理。背负“二·二八”原罪的国民党，长期以来失去在文化、历史上正面讲述自己经验的空间。曾经能够夸耀的战后台湾经济的起飞、繁荣，也被论敌归为“日本现代化经营的遗产”和“美援”（近年才有客观、历史化对国民党的经济治理做扎实而令人信服的研究，如瞿宛文著《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15]）。事实上，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因“退此一步，即无死所”，确曾励精图治，在土改、国民党改造、经济治理和青年理想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等层面，皆有富有成效的工作；蒋经国在台湾，对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特别是政治工作、青年工作的方式，都曾加以借鉴、吸收。“在台湾的国民党如何向共产党学习”，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课题。也就是，既要把台湾左翼反抗国民党的历史纳入整体的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中，重视台湾左翼对国民党体制的诸多重要的批判，同时，也需要更加历史性地、务实地、具体地研究国民党治理台湾社会的经验。
最后，“二·二八”历史研究的成果，如何具体转化为当下两岸工作的资源？对“二·二八”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学研究深入展开，对台湾民众的情感、认识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可考虑筹划出版文学读本、举办展览、拍摄纪录片、电影之类的文化产品，以破解“台独”力量长期经营的“二·二八”认知带给台湾民众情感、社会心理的影响，为促统提供更有利的社会心理氛围、民众情感状态。在我们出版的相关论述、制作的相关文化产品中，需要把“二·二八”研究和白色恐怖研究关联起来把握，打破“台独”力量把“二·二八”事件孤立起来诠释的研究、理解方式。这其中，如何正面表现台湾地下党特别是青年的思想转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大陆以往两岸题材的文艺创作往往回避这个层面。比如电影《云水谣》，主人公是参加地下党、在“二·二八”后离开台湾的青年，但主创方为“照顾台湾观众观感”，回避了对政治思想和行动的表现，转而加重爱情故事戏份。这种回避令人遗憾：淡化了坚实的人格、思想基础的“爱情守望”，打动人心的力量也会大大打折。事实上，我们需要思考和加强的是，如何正面表现台湾地下党特别是青年的思想转变，以及他们的历史选择与乡土、与民族的深刻联系？正面讲述台湾地下党人的选择、奋斗和牺牲，正是历史对现实发力、争取人心的所在。
概而言之，在“如何光复”的意义上，对“悲情”的构造过程和政治心理作用的研究，也意在凸显有关“人心和制度”的历史辩证关系。一个地方的人心、人性和风土都是有物质基础的、是有历史的；认识了它的历史性的形成过程，就更有可能探索使这一地方人心向上、与政治正向连接的改变、调动的方式，设想相关的制度。“光复”就有可能是一个最有效也最少问题的光复。
注释
[1]陈映真先后在《台湾文艺》、《夏潮》等刊物上发表《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读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1976），《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1977）、《“乡土文学”的盲点》（1978）、《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1978）、《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1980）等文，与此一时期文学、文化现象背后暗潮涌动的“分离”意识做耐心的对话和思想的校正，为民族过往之痛、未来之忧，可说是苦口焦唇。
[2]来自2018-2019年间笔者对民进党创党元老、主张统一的林正杰所做访谈，未发表。
[3]叶芸芸为台湾日据时代重要的文化人物叶荣钟之女，在戴国煇鼓励与合作下，做了大量“二·二八”有关人士的访谈和进一步的研究，后结集为《证言二二八》，台北，人间出版社1990年版。
[4]戴国煇：《爱憎二二八》，《戴国煇全集卷三》，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年版，第112页。
[5]伯子：《台湾岛上血和恨》，香港，《文艺生活》1947年5月。
[6]董明德：《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文汇报》1947年1月1—3日。
[7]梦周：《难忘的日子》，台北，《中华日报》副刊《海风》第153期，
[8]佚名：《创伤》，台北，《中华日报》副刊《新文艺》第19期，
[9] 陈映真：《母亲的叮咛—拜见诗人臧克家先生》，曾健民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参见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引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编：《新史料与二二八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资料》2013年版。
[11]叶石涛：《三月的妈祖》，台北，《新生报》副刊《桥》
[12]吴浊流：《无花果》，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13]林衡哲：《三读<无花果>》，吴浊流：《无花果》，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14]林双不：《黄素小编年》，台北，《自立晚报》副刊
[15]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