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动笔于1937年前后。这本书看似只谈论李白的生平和创作，与抗战救亡的时代精神无关，但实际上却有现实针对性，寄寓着对于五四文学观念的反思。李长之从生命力被社会和集体压抑的“苦闷”谈起，但又从中引申出生命力必须受压抑的“痛苦”；他指出李白有着“改造社会”的热情，但又批评其政治观念的空洞与浅薄；他将李白称为“超人”，但并不标举其与庸众战斗的独异性，而是思考“超人”因既无法改变现实也无法逃离现实而生的“寂寞”与“空虚”。李白在书中被塑造为五四文学精神的象征，李长之既无法舍弃这种以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础的文学观念，也意识到其中的政治限度。“李白的痛苦”记录下了一代文人渴望“逍遥”却意识到“逍遥”之不足、更找不到“逍遥”之所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超人；逍遥

 

　　引言 一本“不合时宜”的书

　　李长之的古典文学批评名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下简称《李白及其痛苦》）动笔于1937年前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和今日板正、单调的学术论文相比，这本书在语言风格上具有“散文诗样耐人寻味的气韵”[ 于天池、李书：《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因此显得极为特殊，但它的特异之处并不只诞生于与当代学术文体的比较之中。事实上，哪怕是放置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语境中，这本书也显得别具一格。

　　在讨论古人时，20世纪30-40年代的大量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通常难以做到纯粹的“为文学而文学”“为学术而学术”，总是与时代语境有着密切的对话和影射关系。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相关学术著作，要谈屈原如何反对强秦、心怀祖国、注重民生；冯至写作《杜甫传》，是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看到“丧乱死多门”之后才萌生的念头[ 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2页。]；就连自由主义阵营的作家如林语堂，也在此时用英文写作的《苏东坡传》中反复讨论了苏轼改革吏治、赈灾、兴修水利、免除赋税等一系列政治举措。相比于以上作品中政治寓意的清晰直接，在李长之的《李白及其痛苦》中，“合时宜”的内容却并不太多。

　　李白是《李白及其痛苦》的主角，他的生活和文学创作与安史之乱有着密切关系，但这本书对于这一关系的描述却总显得太不直接。《李白及其痛苦》对于安史之乱的讲述，主要出现在“失败了的鲁仲连——李白的从政”一章中。李长之这样描述安史之乱（书中称“天宝之乱”）给李白带来的影响：

 

　　霹雳一声，出了一件大事变，这就是天宝之乱。这是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的事。我们知道，在一个普通人遇见这一次大事变，还要震动，何况情感那末容易激动的诗人李白！[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4页。]

 

　　李长之以“大事变”称安史之乱，以“震动”来形容人们对此的情感反应，这几乎是一种中性化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描述。尽管后文也偶一提及李白的“忧愁”与“愤怒”，但总体而言，在这部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中，李白似乎既缺少对于战争和帝王的批判，也少见对于战乱中颠沛流离的普通百姓的同情。并非李白的诗歌中缺乏这类内容，相反，这是李长之有意框定的阐释方向。《李白及其痛苦》中引用了李白的《古风》一诗，其中“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四句，原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出批判战争残酷性的内容。但李长之却将之阐释为“又是天上，又是地下，正表现他时时没忘了超出人间，但又时时没忘情于人间”[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5页。]。这段话以“人间”和“地下”来概括诗歌中所描述的战争惨状，显然又是一种中性化和疏离化的描述方式。

　　和李长之本人后来的论述相比，《李白及其痛苦》也大不寻常。1951年，李长之应三联书店之邀，重写了一本名为《李白》的小册子。其中，李长之强调了李白对于民间疾苦的关心、对于唐明皇的“不抵抗主义”[ 李长之：《李白》，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73页。]的愤恨、对于“统治阶级的丑态”[ 李长之：《李白》，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68页。]的认识、以及对于“无意义的残酷的侵略战争”（指杨国忠征云南）[ 李长之：《李白》，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66页。]的批判。这种将李白诗歌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的阐释方式，在1951年出版的《李白》中显得驾轻就熟，但在1940年出版的《李白及其痛苦》中是几乎缺失的。

　　 如果说，李长之在抗战时期独立于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之外，直到1949年之后才有所转变，这也是说不通的。《李白》出版于1951年，距离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尚有一段时间距离。更何况，在抗战时期，就在写作《李白及其痛苦》的前后，李长之曾写作、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国家民族意识的文章，如1939年3月写了《国家民族高于一切》、1941年11月写了《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在这些文章中，李长之提出，应该在电影、戏剧、美术、舆论、教科书等多方面强化国家民族情感。这让人疑惑，为何在他本人的著作《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却并未有“强化国家民族情感”之语？借用李长之所深受影响的尼采之语，为何《李白及其痛苦》仿佛体现出“不合时宜的思想”？

　　联系到李长之在抗战时期的政治言论，我们应当尝试以一种全新的解读眼光来看待《李白及其痛苦》。或许，《李白及其痛苦》中对于政治的“不言”即是另一种“微言”。对于李白的政治态度，李长之着墨不多，但处处别有深意。李长之没有从李白的生平和创作中强行“挖出”能与抗战救亡搭上关系的内容，这并不能视为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相反，李长之似乎是在暗示李白精神中的某种缺失，其中有着特殊的现实针对性。诚然，李长之爱李白，能够在李白的精神结构中找到共鸣，这使他无法直截了当地对李白做出批评，从而，《李白及其痛苦》的文本表层所彰显的基本上是对李白的赞颂。但李长之同时亦感到李白精神中的缺憾，意识到李白无法充当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想典范，所以又在文本的潜层中埋藏了对于李白的微辞。只有把握住了作者态度中这一深层的矛盾性，而非将《李白及其痛苦》视为对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纯粹赞美，我们才找到了解开这部著作的钥匙。《李白及其痛苦》中虽然充满了对于李白的赞扬，但是，解读那些落墨不多、却时时隐现的“微辞”，更有助于全面理解该书所蕴藏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寓言。

　　

　　一 20年代的“苦闷”与抗战时期的“痛苦”

　　在阅读《李白及其痛苦》一书时，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作者看来，什么是“李白的痛苦”？

　　在《李白及其痛苦》的开端，首先出现的词语不是“痛苦”，而是“苦恼”和“苦闷”。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提到的“苦恼”与“苦闷”并不能等于李白的“痛苦”，而是有着思想层次上的差异。在全书开头的《怀李太白》一诗中，李长之写道：“真正有大苦恼的人在哪里呢？/‘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是李太白！”在导论的开头，李长之写道：

 

　　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当我一苦闷了，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焦灼与渺茫，悲愤与惶惑，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我就尤其想到李白了。[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页。]

 

　　这里出现的“苦恼”和“苦闷”，联系着全书的一个重要命题：生命力的宣泄与压抑。李长之认为李白身上有着旺盛蓬勃的“原始生命力”：李白充满豪气的诗歌特色，对于游侠、神仙、富贵的爱好，正是这种生命力的极致体现。而所谓的“苦恼”和“苦闷”，则是这种生命力受到外界阻滞的结果。这里关于“苦恼”和“苦闷”的观点，显然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由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著作《苦闷的象征》。李长之出生于1910年，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曾强烈地影响过李长之这一代的文学青年。李长之1929年便已发表过对于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一书的书评[ 李长之：《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李长之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初刊《华北日报》副刊1929年12月12日。]，而他1935年发表的“鲁迅批判之十”讨论的是鲁迅的著译工作，其中首先论述的也是《苦闷的象征》一书。他称该书“在中国所接受的文艺论中，这是最流行的一种”[ 李长之：《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鲁迅批判之十》，《李长之文集》第2卷，第159页。该文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时为“鲁迅批判”系列之一，但因刊物停办而中途辍笔，所以没有被李长之收入《鲁迅批判》中。]，并对其中“生命力之压抑的苦闷”的观点和关于主观批评的观念多加肯定。

　　《苦闷的象征》一书中有一组明确的对立关系：内部的生命欲求与外部的社会生活。厨川白村指出：“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在两种的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厨川白村所谓的外在的社会束缚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减削个人自由的国家至上主义”，二是“抹杀创造创作生活的资本万能主义”[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后者在鲁迅的时代还并不明显，鲁迅与厨川白村发生共鸣之处主要是前者。鲁迅对于庸众和由庸众所组成的社会的批判，对于国家、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等观念之于个体的压抑性的思考，都能与厨川白村的“苦闷”论说找到关联。

　　个体因社会压抑而生的“苦闷”，是五四时期流行的观点。到了抗战时期的语境中，当压抑天才的庸众变为代表着革命力量的“大众”，当鲁迅所批判的扼杀了个人独特性的民族主义成为救亡时代的进步潮流，当知识分子从社会启蒙转向服务社会，鲁迅和厨川白村对于社会、庸众和国家的批判则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面对这一转向，在五四式个人主义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李长之将会有怎样的反应？

　　一方面，李长之依然延续鲁迅和厨川白村的思考，承认个体生命力与外部社会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他在《李白及其痛苦》的开头讲述李白的“苦恼”与“苦闷”，正体现出他对于这一立场的坚持。李长之在书中提出李白比一般人的悲喜更加强烈，使人感到充满了“扩展和解放”[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页。]，他将李白与李商隐相比，指出“李义山的力量永远向里边缩……李白却不然，他的力量永远往外面施放”[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73页。]。鲁迅曾在一系列杂文中多次批评中国人在生命力上的“萎缩”[ 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看镜有感》《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文章中，都提到了中国人生命力的“萎缩”。这是鲁迅对于一种属于“静”的、内向、保守、压抑天性、拒绝进化的生活态度的总体概括。]。李长之对于李白的“扩展”的赞美，正呼应着鲁迅对于“萎缩”的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体现出李长之对于五四启蒙主义遗产的继承。

　　但另一方面，在全民抗战的时代潮流中，李长之意识到，即使感到外部社会对生命力构成压抑，人们也无法逃避和反抗这种具有压抑性的社会力量，甚至必须融入社会之中。这影响到了他对于李白的判断，使其论述没有止步于阐发李白因生命力受社会压抑而生的“苦闷”，而是提出了“李白的痛苦”这一命题。这里的“痛苦”不同于“苦闷”，《李白及其痛苦》中有一段话阐释了李白的矛盾心理，可以视为对于“李白的痛苦”的解题：

 

　　倘若一个人对社会国家不关切，纯粹不想用世，这不够一个诗人；但倘若一个人果然用世了，却能够和愚妄的社会合作得来，却也不够一个诗人。李白的热情使他不甘于寂寞，李白的纯真却又使他不能妥协。[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第62-63页。]

 

　　作为一个诗人，既无法与社会保持顺畅的“合作”，但又必须关心社会和国家，这才是“李白的痛苦”的含义。李白的“苦闷”，是属于20年代的，是厨川白村和鲁迅所阐释的天才与庸众、原始生命欲望与外部社会压抑之间的张力。而《李白及其痛苦》中李白的“痛苦”，则是属于抗战时期的：因为无法摆脱20年代式的“苦闷”，所以文人们无法恰当地融入社会和集体；因为抗战救亡的时代大潮，所以文人们又必须融入社会和集体。是否融入社会和集体，如何在融入社会和集体的同时保证生命力的自然流溢、不受阻滞，是“李白的痛苦”这一命题的核心关怀。

　　抗战时期的李长之没有将李白视为一位纯粹的文人。他在同时期写作的文章中表示，过去的中国学者在“专”之外还有“通”：“不唯王安石有治世之才，就是玄奘，韩愈，朱熹也都是满腹经纶的。……李太白也常有‘为苍生而一起’的宏愿，他原来不肯屈作一个诗人！”因此，他希望，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学者也应当成为这样的全才，具备“过问政治的能力”[ 李长之：《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李长之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原文写于1942年4月25日。]。李长之意识到，在抗战时期，面对、介入复杂的政治世界成为文人学者们的必然选择，他笔下的李白因此成为对继承了五四遗产的一代文人在抗战时期如何自处的精神寓言。

　　

　　二 如何“与社会合作”

　　 上文已经论及，李长之点出了文人需要“用世”但又无法“和愚妄的社会合作得来”的精神困境。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文人应该如何与政治社会合作？李长之既然将李白塑造为抗战时期文人们的精神寓言，那么，他是否希望以李白的选择作为此时文人们的榜样？

　　 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对于李白的喜爱是显而易见的。李长之在同时期写作的文章中批评五四运动所遗留的理智主义，认为五四运动“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 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呼唤“理智的、启蒙运动的、‘五四’式的精神停止吧”，“原始的、健朗的、丰盛的、充溢的热情归来”[ 李长之：《我希望于中国作家者》，《李长之文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因此，当李长之在《李白及其痛苦》中盛赞李白身上旺盛的“原始生命力”时，他有着以李白补救五四精神中过度理智、功利的一面的意图。不过，李长之笔下的李白虽然能够一定程度补救五四精神的弊端，但如前所述，李白身上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样是五四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李长之看来依然有所不足。于是，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在大量的正面评价之外，也对于李白的某些方面有着微辞。这种微辞，尤其集中于对李白的政治态度的评价。

　　 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对李白的政治态度描写不多，却大有深意。首先，李长之基本上没有从李白的诗歌中引出关心百姓、反对战争等具体政治理念，反而明确指出，李白眼中的“政治”就等于做官。在“失败了的鲁仲连——李白的从政”这一章中，李长之详细地叙述了李白的从政过程。尽管李长之反复强调，李白不是不关心政治的人物，“未尝没有国家民族的思想”[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页。]，有“治事一方面的才能”[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8页。]，自负于“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1页。]，但他也明确指出，李白所追求的“政治”，基本上没有什么更高的政治理念，只是功名富贵而已：“往大处说，他的一片心事是‘经纶’，‘济时’，往小处说，就是‘功名’，‘富贵’”[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2页。]。抗战时期的李长之在谈到李白的政治观念时，没有指出他具有哪怕是最普泛意义上的同情人民疾苦的政治思想，尽管这方面的内容在后世的李白研究、甚至在李长之本人1951年出版的《李白》中被反复提及。这种有意的回避，是一个值得格外注意的现象。李白对于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才华十分自负，这一点遭到了李长之的批评：“他之信任自己，也远过于我们对于他的信任”[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1页。]。李长之在引用了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为君谈笑静胡沙”等诗句之后直言不讳：“这在我们觉得当然是可笑的，但是李白却很当真。”[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2页。]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对于李白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观念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第二，即便已经指出李白的“政治”基本等于做官，李长之也多次批评李白的政治想象过于简单。李长之指出，李白的理想是做说客和策士，因为“不愿意在人之下”，既然不能当帝王，就“作一种和帝王平等的人物”[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2页。]。这样的描述，已经隐隐透露出李长之的微讽。李长之还进一步指出，李白最羡慕的人是谢安和鲁仲连。羡慕谢安的原因有三：第一是“高卧”，第二是“放情丘壑，每游赏必以妓女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处世态度“从容轻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可以自由“舒卷”[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4页。]：

 

　　他所取于谢安的，大概尤其在其从容轻易的态度，所谓“谈笑安黎元”是，因为李白决不耐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小心翼翼状。在没出山之前，便高卧；既出山之后，则不改旧态，这是李白所向往的。[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4页。]

 

　　这段话中看似没有明确的批评之语，细读却会发现其中的讽刺性。李长之认为李白羡慕谢安是因其出山前的隐逸生活、游玩有美人相陪、生活态度“从容轻易”，在这三点之中，谢安确立其政治地位、彰显其勇气智慧的淝水之战是缺失的。也就是说，李长之暗示，李白羡慕的是“谈笑安黎元”之“谈笑”的风度姿态而非“安黎元”的政治目的。李长之在此处有所写而有所不写，隐约透露出对于李白政治观念之浅薄的批评。

　　在谈到李白羡慕鲁仲连的原因时，李长之指出，一方面，与羡慕谢安的原因类似，鲁仲连“既成功，却又得到自由”——既在政治领域获得成就，又得以全身而退，去海上隐逸；另一方面，在李白眼中，鲁仲连获得政治成就的方式格外轻易。他以“平地一声雷”之势突然获得成功，而且没有遭遇杀身之祸[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5-56页。]。李长之举出了两个鲁仲连参与政治的例子：一是凭借“口才之强”，替赵平原君说服了魏将新垣衍，二是当田单以武力攻不下聊城时，鲁仲连写信用箭射入城中，因而打动燕军、攻下聊城。这两个例子具有传奇色彩，都是文士如何以文才而非武力取胜的例子。李长之没有直言的是，鲁仲连的政治成功看似可以为李白和其他文人所仿效，但其故事的传奇性近乎小说家语，与真实世界中政治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实在相距甚远。

　　 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白对于谢安和鲁仲连的羡慕，可以归结为两点：一、他们都以文士身份进入政治领域，并且轻易地获得成功；二、他们看似都拥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自由选择、无碍转换的空间。李长之一方面批评李白羡慕二人的只是“轻易”的态度，另一方面更指出，李白的这种羡慕太过天真，李白所处的时代并不允许他成为谢安和鲁仲连式的人物。当谈到李白在“短服改胡衣”“俗变羌胡语”的局面下还没忘了要做鲁仲连时，李长之写道：“这真是令我们失笑的。”[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6页。]这是对于李白的再次明确批评：沉重的政治现实、紧迫的战争形势，已经容不下鲁仲连式的传奇故事。李长之屡屡暗示，李白羡慕的只是政治家们的外在姿态，他的政治想象如此简单、政治理念如此空洞，以至于无法真正在复杂艰难的政治世界中发挥作用。言虽称“李白”，隐藏的却是对于继承了五四精神遗产的知识者们的委婉劝诫。

　　 这一点，涉及到五四时期流行的政治观念在抗战时期遭遇的挑战。李长之批评李白对于政治的浪漫化、简单化想象，隐含着对于五四知识人的政治观念的批评。《李白及其痛苦》中多次提及李白与皇帝的关系，如称李白不愿居人之下，但又不能做帝王，因此希望做一个“与帝王平等”的人物；再如称李白与皇帝的关系“超乎君臣，而近于友情”[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65页。]。在《李白及其痛苦》的描述中，李白处在一种与君权较为平等且有距离的位置，可以说，对于这种位置的想象，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关系一脉相承——它们都希望能够使个体免于遭受国家等政治实体的压抑，以另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发挥作用。与之类似，书中指出，李白羡慕谢安和鲁仲连能够“既成功，又获得自由”，也寄托着同样的政治观念。

　　杨念群将五四之后兴起的社会改造运动视为真正的五四遗产。他指出，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的现代想象原本流行于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但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模板的西方国家暴露出诸如劳资纠纷、贫富悬殊等多方面的内部问题，中国知识分子转而寻求新的思想认同。于是，改造社会、通过重构社会来重建国家成为新的现代化方案。也就是说，“社会”观念在五四时代的出现，是对于具有高度统合性的“国家”观念的解构，“社会”是有别于“国家”的另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领域[ 参见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中“以‘社会’解构‘国家’”一节，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年版，第67-73页。]。这种相对独立、自由的“社会”，正对应着《李白及其痛苦》中的李白所期待的那个“与帝王平等”“从容轻易”“既成功又自由”的政治空间。

　　到了抗战时期，尽管以社会改造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依然在某些地区延续，但对于李长之所身处的国统区，国家重新成为一股统合性的力量。抗战时期的李长之多次撰文表示“国家民族高于一切”，正是对此的呼应。那么，此时的知识者也应不再将“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政治领域，不能再期待在一个不受压抑的独立环境中展开政治实践。他们需要将目标从“改造社会”调整为融入社会，用李长之的话说，也就是“与社会合作”。这一目标的变迁意味着知识者定位的转移。当李长之指出李白的政治想象之为虚妄、生逢安史之乱的李白无法像谢安和鲁仲连那样自由“舒卷”之时，他也在对现实中继承五四政治想象的知识者做出呼吁，希望他们放弃能够“自由地”出入于政治世界的幻觉，加入“国家”的强力政治整合之中。

 

　　三 何为“寂寞的超人”

　　《李白及其痛苦》专列一章“李白：“寂寞的超人”，用以描述李白的情感状态。关于“超人”一词的来源，李长之虽未明言，但从李长之的德国思想背景、对于鲁迅的熟悉程度和此书开篇所引用的尼采《大树之语》来看，“超人”一词显然来自尼采的影响。在20世纪，有两条理解尼采思想的路径：“温和派”和“强横派”。“温和派”指的是对于当时的社会、宗教、道德、文化持批判态度者，他们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强横派”对于现实政治采取更为直接的介入态度，崇尚暴力、倾向于强权统治，有着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页。]。“温和派”和“强横派”的分歧也影响到日本对于尼采思想的接受。在什么是“超人”这一问题上，高山樗牛认为“超人”是天才、诗人、文艺家，这是“温和派”的观点，而长谷川天溪认为“超人”是以杀戮弱者为乐者，并以拿破仑为其代表，这是“强横派”的观点[ 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页。]。张钊贻指出，受到勃兰兑斯和高山樗牛等人直接与间接的影响，鲁迅所接受的正是“温和派”的尼采思想。这也是当时中国所接受的尼采思想的主流。不过，在2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对于尼采的接受逐渐从“温和派”向“强横派”过渡，而到了抗战时期，以“战国策派”的崛起为标志，强调权力意志的“强横派”观点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

　　在这种背景下，李长之将李白称为“超人”是别有意味的。这里的“超人”，显然采取“温和派”的路径：李白是诗人、文艺家而非军人、政治家，这正是“温和派”所期待的“超人”形象。《李白及其痛苦》的导论前引用尼采的《大树之语》中“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等语为题记，此段《大树之语》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山上的树》一节的节选。《查拉图斯特如是说》正是“温和派”尼采的核心观点所在[ 张钊贻指出，“温和派”尼采论的主要观点体现于《查拉图斯特如是说》和《不合时宜的思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第26页。]。在倾向于强调“超人”的权力意志一面的抗战时期，李长之在称李白为“超人”时延续“温和派”尼采的观点，突出其个性解放的一面，体现出对于鲁迅以来注重社会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思考路径的继承。这样的倾向，标志着李长之依然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同时也再度证明了李长之希望把笔下的李白塑造为五四精神的象征。

　　不过，李长之给作为“超人”的李白加上了一个形容词：“寂寞”。他强调：“在说过一切话之后，李白却还是一无所有：空虚和寂寞而已，渺茫和痛苦而已。”[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01页。]这就又显示出别样的意味。在尼采那里，“超人”所指向的是对于平庸、卑琐的“末人”的批判，充满了生命力的昂扬。尼采也会谈及“超人”的寂寞，但这种“寂寞”指的是对于作为“末人”的大多数人的拒绝与蔑视。鲁迅对于尼采“超人”学说的汲取，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态度。然而，当李长之称李白为“寂寞的超人”时，这里的“寂寞”却并非一种尼采意义上的高贵孤独，而是指向心灵的空虚。在“李白：寂寞的超人”一章中，李长之写道，李白内心“有一缕苦无主宰的悲感在”：

 

　　这时了解他的也便唯有杜甫。看见他“秋来相顾尚飘萍” 了，知道他“未就丹砂愧葛洪”，在别人以为李白“痛饮狂歌”为热闹者，独独杜甫明白这是“空度日”，在别人所只见李白之乱蹦乱跳，自负自赞者，杜甫却独独明白李白内心的深处却是空虚，所以说“飞扬跋扈为谁雄”了！[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0-91页。]

 

　　通过将李白的“寂寞”指认为“空虚”，李长之实际上否定了以“超人”为理想人格的做法。这既是对于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人格观念的否定，也是对抗战时期重新兴起的推崇权力意志的“强横派”尼采观点的否定。李长之认为，“超人”的昂扬生命力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但“超人”还需要填充更多的、更为实在的精神内核。

　　为什么作为“超人”的李白会“寂寞”、会“空虚”？李长之指出，这是因为李白在“政治”和“神仙”两方面都感到幻灭。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没有将李白的政治抱负和神仙信仰分别归结为“入世”和“出世”，而是指出，二者都具有强烈的现世色彩，李长之写道：

 

　　道教非常现世，非常功利。有浓厚的人间味，有浓厚的原始味。我说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受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9页。]

 

　　也就是说，无论功名富贵还是神仙信仰，都被李长之视为李白的“人间味”和“现世功利色彩”，二者是统一的而非矛盾的。相比之下，在1951年出版的《李白》中，李长之认为“学道”与“从政”是李白的基本矛盾，“隐退”和“出山”是李白的两个理想，这便是以“入世”与“出世”必须二选一的框架来理解李白。后来的这种“入世”/“出世”框架隐藏着一种预设，也即认为：人生的困难在于二者只能择一，但二者也必然可以择一；如果不入世，就能找到出世的逍遥之境；如果不出世，就能在政治世界中获得成功。然而，当抗战时期的李长之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指出李白在政治和神仙两方面都归于幻灭时，他道出的是：在现实束缚下，个体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均无法轻易完成。对于个体而言，并不是像谢安或鲁仲连那样，只要放弃逍遥理想、加入政治世界即可轻松获得成功，同时，也并不存在一个在政治失败之后就可以避入其中的逍遥境界。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白之所以羡慕谢安和鲁仲连，是因为二者“既成功，又得到自由”；如果将李白的矛盾描述为“入世”和“出世”的矛盾，那么结果便是“要么成功，要么得到自由”；然而，通过讲述李白在政治和神仙两方面的幻灭，李长之道出了抗战时期的大多数个体所面临的困境：“既无法成功，又得不到自由”。这是“李白”们的悲剧所在。

　　李长之指出，李白无法像陶潜那样因否定现世的一切而获得“达观”，也无法像屈原那样因执着于理想而怀有希望[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05页。]。李长之认为李白无法离开现世，这种强烈的现实指向正是抗战救亡的大时代对所有文人知识者提出的要求。但李长之又指出，无论是李白政治观念的浅薄和幼稚，还是危机深重的现实环境，都使得李白无法在现世获得成功。因此，李长之笔下李白作为“超人”的寂寞，早已改写了鲁迅笔下与庸众战斗的“摩罗诗人”形象，强调的是诗人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是既无法逃离沉重的现实、又无法有效地改变现实的精神困境。李长之写道：“李白的精神是现世的，但他的痛苦在于爱此现世而得不到此现世上，亦即在想象保留此现世，而此现世终归于无常上。”[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01页。]这是李长之笔下李白的痛苦，也是对于同时代知识者心境的隐喻。

　　结语 关于五四精神的矛盾态度

　　《李白及其痛苦》与李长之此前的著作《鲁迅批判》有着微妙的呼应之处。《鲁迅批判》写道：

 

　　（鲁迅）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 李长之：《鲁迅批判》，《李长之文集》第2卷，第91-92页。]

 

　　这样的表述，让人想起《李白及其痛苦》中的一段话：

 

　　因为（李白）他要求得急切，便幻灭得迅速，结果我们看见他非常热中，却又非常冷淡了。[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01页。]

 

　　鲁迅集中代表了五四文学精神。无论是与庸众斗争的“超人”哲学，还是个体生命力遭受社会压抑而生的“苦闷”言说，都构成了五四文学中的重要母题。对比这两段话，虽然不能说李长之在以李白影射鲁迅，但可以说，李长之意识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人格在应对抗战时期的现实时存在一定不足，而他在对于李白的分析中找到了类似的地方。

　　《李白及其痛苦》中处处隐藏着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对话。经过以上层层解读，我们会发现，在对于李白创作与生平的品评中，李长之寄托了对于五四时代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反思：他从生命力被社会和集体压抑的“苦闷”谈起，但又从这种“苦闷”引申出生命力必须受压抑的“痛苦”；他指出李白有着“改造社会”的热情，但又批评其政治观念的空洞与浅薄；他将李白称为“超人”，但并不标举其与庸众战斗的独异性，而是思考“超人”因既无法改变现实也无法逃离现实而生的“寂寞”与“空虚”。在《李白及其痛苦》中，李白被塑造为五四文学精神的象征，李长之既无法舍弃这种以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础的文学观念，也意识到其中的政治限度。

　　在《李白及其痛苦》的结尾，李长之这样描述“李白的痛苦”：“李白的痛苦是一种超人的痛苦，因为要特别，要优待，结果便没有群，没有人，只有寂寞的哀感而已了。”[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04页。]显然，李长之为这种“李白的痛苦”所开出的药方，是放弃“要特别，要优待”的超人哲学，而投入到“群”与“人”所构成的社会与集体中。他对李白充满传奇幻想的政治想象和以功名富贵为目的的从政生涯提出批评，这一批评的隐喻，正是在要求抗战时期的文人知识者放弃早年不乏幼稚、过于自由的政治想象，投入到艰苦的现实奋斗中。

　　不过，李长之的论述中还是留下了一些缝隙。这些缝隙，标志出他与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于集体的“战国策派”的区别，显示出他依然无法舍弃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精神遗产。一方面，他在《李白及其痛苦》中将李白的神仙信仰不是归结为“出世”，而是声称这是李白对于现实生活过于热爱之故，似乎是在为同时代那些被视为无关政治、无关抗战的文人辩护，指出他们在表面的“与现实无关”之下隐藏着对于现实的关怀与忧心。另一方面，作为深受鲁迅精神的一代，作为“原始生命力”的讴歌者，李长之并非认为个体应该为集体所牢牢禁锢，而是给出了一种想象性的超越空间。他指出，李白在极度失意的晚年仍然心系国家：

 

　　倘若在别人，已经快六十岁了，失败得已经够受了，似乎可以死心，却因为李白并不是以自了汉为满足的，他这时却依然：“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并且还希望：“安得弄华射，一箭落旄头!” 一个人之有价值，也正在这超乎自己利害以上的一点痴情，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尤其于此系之！[ 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74页。]

 

　　这段话中再度出现了对于“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界定。战国时期，齐将田单久攻聊城不下，鲁仲连以一箭射入劝降信而取之。李长之在此处引用的李白诗句“一箭落旄头”，反映的依然是李白对于鲁仲连的羡慕。不过，在这里，李长之不再像之前批评李白在“短服改胡衣”“俗变羌胡语”的局面下还没忘了要做鲁仲连时那样讽刺其幼稚，反而将晚年李白对于国家前途的忧叹和扭转乾坤的梦想视为“超乎利害”的痴情，视为“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根本。通过将爱国视为“超利害”，李长之在最现实的东西中找到了最无关现实的成分，也就使“入世”与“逍遥”得以想象性地统一。

　　抗战时期的文学家们需要学习以新的态度面对现实，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旁观现实，而是要将审美主体与粗粝的现实深度融合。在现实中找到超越性的成分，是此时不少文学家们普遍选择的路径：如卞之琳在1940年出版的《慰劳信集》中写到《论持久战》，关注的不是其政治内容，而是政治家的“手”如何可以“指挥情感的洪流”；如冯至写于1942年冬到1943年春的《伍子胥》，在为伍子胥指出一条亲近民众并直接参与政治行动的道路的同时，也将伍子胥的逃亡之旅写成了回归充满诗性的精神故乡的旅途[ 参见罗雅琳《<伍子胥>中的政治时刻——冯至的西学渊源与20世纪40年代的“转向”》，《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当然，这样的写作方式，似乎又蕴含着使现实再度隐匿的危险。面对抗战救亡的时势，李长之希望呼吁文学者直面现实政治、融入集体和社会，但身为在五四精神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他不仅意识到改变现实的不易，更预感到集体和社会对个人所必然造成的压抑。“李白的痛苦”正是李长之在现实与超越之间的两难，记录下了一代文人渴望“逍遥”却意识到“逍遥”之不足、更找不到“逍遥”之所的心路历程。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