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1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奉毛泽东之命集体编写了一本古典文学选本《不怕鬼的故事》，此书的编辑和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60年代影响极大。参与编写此书的有文学所众多知名学者，如何其芳、钱锺书、陈友琴、王伯祥、余冠英等，作为一本古典文学选本，该书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关于此事件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广泛查阅原始资料，并结合多位当年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对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番梳理。

　　关键词：《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文学所；何其芳

 

 

　　1961年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虽然只是105页的小薄本，却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大书”。作为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文学研究所即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奉命编写的一本古典文学读物，因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参与，此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在当年都备受重视，影响也极大，可以说，享受到了任何一本古典文学选集都没有过的优厚待遇，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政治读物的烙印。

　　关于《不怕鬼的故事》，一些回忆文章包括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已有所述及[比如陈晋的《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武在平的《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与何其芳的交往》及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何在该文第十二、十三节里回忆了毛泽东为此书修改序文的经过）。何其芳对这本书的编写十分重视，据王平凡回忆：“在写《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碰到一些难解的词意或典故，他亲自登门求教，或写成文字交给大家请求帮助解决。”王平凡：《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但这些文章主要谈的是毛泽东、何其芳关于此书的往来，及毛泽东如何为何其芳修改序文的过程，此书详细的编写和出版经过则少有人讨论，深入的学术论述也几乎未见。作为一项集体学术研究的成果，该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也体现了当代文化生产与流通的特殊生态，本文主要是将其视为当代的重要文化事件予以回溯：对其编写的详细过程、出版情况予以考证分析。

 

　　一 策划

 

　　50年代，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的集体编书活动成一时风潮，而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又是其中重要一环。据统计，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各种古典文学选本（包括选注、选译、选讲等）大量编著出版，出版量多达155种，多数选本的一次印行数量在10000～50000册[参见刘玮：《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古典文学选本》，刘敬圻主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第4卷，第66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这些选本“时代从先秦至清代前期，体裁几乎囊括了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即诗歌、辞赋、词、民歌、戏曲、散文、小说、寓言等等”[刘玮：《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古典文学选本》，刘敬圻主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第4卷，第68页。]，其中，尤以古典诗歌选本最多。

　　这种选本的大量出现，除了响应号召，和当年的政治气候也有关系，“理论性探索不允许, 做资料研究也不保险”, “而编选古典名著，在当时却颇受鼓励”[徐公持：《我们亲历的一段学术史 ———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所与古代文学研究感言》，《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全国的许多著名专家, 都投入到编写古典文学选本的工作中，如冯至、游国恩、朱东润、王季思、苏渊雷、夏承焘、马茂元等等[参见徐公持：《我们亲历的一段学术史 ———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所与古代文学研究感言》，《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了合同，也出了一套古典文学选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读本丛书”, 包括《诗经选》《史记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唐宋词选》等[参见徐公持：《我们亲历的一段学术史 ———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所与古代文学研究感言》，《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加之1958年以后集体科研日渐风行，可以说，《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是此时代风潮影响的结果。

　　然而，作为集体编选的一本古典文学选本，《不怕鬼的故事》在五六十年代所有古典文学选本中受到最广泛的关注，影响也最大，主要因为该书的策划者和主导者是当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50年代末，金门炮战的阴影、西藏叛乱、与苏联的矛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状况，让成立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出现了恶化局面，如何应对世界上存在的“群鬼”，及解决国内因“大跃进”的失败导致的士气低迷和相关后遗症，毛泽东将解决之道投向了他素来所爱读的古典文学领域，希望借助编选一本文学故事选集，通过文学来动员大众、振奋精神，倡导“不怕鬼的思想”及同现实中各种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关于毛泽东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经过，一些文章（如陈晋《毛泽东指导选〈不怕鬼的故事〉》）已做过比较详细的分析。这些文章通常认为，毛泽东有此计划，时间在1959年4-5月间。根据现有资料，更早之前，毛泽东就开始留意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鬼故事，以不怕鬼的精神来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

　　约在1958年5月初，毛泽东有一天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我说，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说：“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第2版，第4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毛泽东随后给林克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和席方平的故事，“边说边生动地比划”，“说时绘声绘色，略带夸张”，并且总结说：“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第2版，第441页。]据林克回忆，当年毛泽东还同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参见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第2版，第442页。]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起台湾问题时，第一次公开讲述了“不怕鬼的故事”，他再度举《聊斋志异》中的“狂生夜坐”故事为例：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第2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会议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第210页。]。1959年5月6日，毛泽东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谈及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之际，再度公开谈论“不怕鬼”：

　　主席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主席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毛泽东：《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1959.1-1959.12》第8册，第2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这次谈到的鬼故事依然是“狂生夜坐”。谈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局面，毛泽东将其归因于“不怕鬼”的精神：“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毛泽东：《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1959.1-1959.12》第8册，第248页。]。也正是在这一次的会见中，毛泽东公开表达了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的想法，随后还吩咐将记录这个想法的谈话记录稿交给江青阅读[参见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第213页。值得注意的是，编选此书的意图和毛泽东这个阶段的诗词可以互相佐证。如1961年《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962年《七律·冬云》中“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及至1963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某种意义上，这些诗词中的“妖雾”“熊罴”“苍蝇”意象和“鬼”一样，都指向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国内外敌人和困难。]。

　　1959年5月1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谈及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之际，三度谈及“不怕鬼”：

　　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第211页。]

　　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希特勒”“蒋介石”“袁世凯”“清朝皇帝”都是鬼之一种，又强调对付鬼要有策略[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第212页。]。

　　从毛泽东的历次讲话里，可以看出，“不怕鬼”的“鬼”既指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又指向当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种困难。总结而言，毛泽东的“不怕鬼”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1.不怕鬼；2.要打鬼；3.打鬼之际，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则要重视。正是在“不怕鬼”思想的指引下，《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正式提上了日程。

 

　　二 编选

 

　　1959年5月18日，中宣部会议上陆定一等人已经开始筹备编选一本不怕鬼故事集[陆定一在这次的会议谈话中提到，“不要怕鬼，把旧小说的不怕鬼的故事编一本出来。只要打鬼就成了。”参见郭小川：《中宣部会议陆定一讲话（1959年5月18日）》，郭晓惠编《郭小川全集 11外编》，第37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无论最初考虑如何，最终，这次编选的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学所古典文学学科鸿儒云集，老一辈专家学者有俞平伯、钱钟书、孙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吴世昌，中年研究骨干有胡念贻、曹道衡、蒋和森、陈毓罴、乔象钟、刘世德、邓绍基、王水照等，“彬彬之盛，于斯为最。”[参见徐公持：《我们亲历的一段学术史 ———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所与古代文学研究感言》，《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吴世昌先生尚未回国，要到1962年，吴世昌先生才到文学所工作。]可谓全国古典文学界的学术重地。而文学所成立之初，就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刘跃进：《尔来倏忽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人民政协报》2003年9月30日。]的方针任务，正是完成毛泽东交代的编选《不怕鬼的故事》重任的最好选择。

　　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中曾提及此书编写起因：

　　一九五九年春季，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同志来，给我们—个光荣的任务：从中国过去的笔记中，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这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到会同志。[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对此，文学所采取了集体编选的方式，汇聚了文学所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在“大跃进”年代，采用集体写作的方式编著书籍，并不少见。就在1958年，在古典文学界，北大学生“苦战四十天”集体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而文学所的集体项目《唐诗选》也于1956年9月启动。在五六十年代，文学所对编选古典文学选本从事文化普及工作十分重视，编写了多种影响深远的文学选本，有学者称之为“文学所的选本现象”（范子烨语）。文学所先后编选的选本有《诗经选》《史记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宋诗选注》《唐诗选》《唐宋词选》，《不怕鬼的故事》和这些选本都不同，它不以文学成就而以政治价值为评选标准，或者不妨说，它的编选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参与《不怕鬼的故事》编写的成员都是成熟的知名学者。已有文章大多指出何其芳主持了《不怕鬼的故事》的编写工作，但对具体的编写成员不甚了了。关于此书的编写过程，文学所前辈口耳相传，有多人提及[王信先生曾对笔者说，当年何其芳向俞平伯请教毛泽东批文中“光昌流丽”一词的用法，在文学所内人尽皆知。]。当年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的马靖云回忆说：

　　在1959年文学研究所的年度计划中，有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一项，由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陈友琴承担。与众多的研究专著和重大课题相比，这本小册子并不易引人注目。所内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毛泽东同志交下来的任务。[马靖云：《毛泽东与〈不怕鬼的故事〉》，《珠海特区报》1995年3月30日。关于《不怕鬼的故事》的编辑情况，笔者向马老师电话咨询过，可能因年代久远和职责所限，马老师对当年所内组织座谈会专门讨论此书一事表示没有印象了。]

　　而后王平凡在口述中也认可了这一说法[参见王平凡口述：《文学所往事》，第107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陈友琴对此，则有专文回忆：

　　一九五九年春季，毛主席命何其芳同志编《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当时我正在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内工作，何其芳同志要我负编辑的责任，我就从古代笔记小说中加以选择抄摘。所内外许多同志为我指示线索，搜集资料，才使此书得于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又得到所内外许多同志的指正。因此，这本书也可说是集体编成的。[陈友琴：《关于〈不怕鬼的故事〉》，《长短集》，第25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所内外许多同志为我指示线索，搜集资料。”究竟是哪些成员呢？1999年文学所再版此书之际，编者曾在后记里提及初版本参与编写的成员：

　　《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工作原为何其芳先生主持，由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组胡念贻、乔象钟、曹道衡、邓绍基等人参加编写，文学所资料室主任陈友琴作了具体的编辑、注释工作。在酌定篇目、释文过程中，著名学者俞平伯、余冠英、钱钟书、孙楷第诸先生分别予以了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后记”，第2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此事《俞平伯年谱》也提到了，1959年《俞平伯年谱》记载：“春，受毛泽东委托，何其芳所长主持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一书。在酌定篇目和释文过程中，俞平伯与余冠英、钱钟书等曾给予指导。”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 1900-1990》，第31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以上几则材料或是同时代人的晚年回忆，或为当事人的追忆，或是同单位的后辈记述，都属于较为可靠的史料，而由《王伯祥日记》可知，王伯祥在该书编选、注释、审校上也做了许多工作[《王伯祥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不怕鬼的故事》的编写进程，笔者批阅后发现，相关记录有24则之多，可谓十分详尽而频繁。《王伯祥日记》早年以影印本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8月），多为毛笔手书，较难辨认，故以往在谈及《不怕鬼的故事》之际，几乎不见有人做过征引。笔者在此参考的是2020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伯祥日记》简体整理本。]。结合1999年“后记”里的名单，可以说，当年古代文学组的大多数学者都参与了此书的编辑、审阅和修订工作。除了古代文学组，文学所资料室成员为此书也付出了辛劳。1959年，文学所资料室的主任是吴晓铃，副主任是陈友琴，其他工作人员还有王芸荪、王贯之、黄墨谷、周德恒、李荒芜、文美惠、隗甦等[参见李凤麟：《我对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点滴回顾》，《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一编），第3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0年代曾担任过资料室负责人的李凤麟记述：

　　1959年春季陈友琴从其芳同志那里接受了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初选工作，这本书是毛主席交给其芳同志的任务。陈友琴发动全资料室的工作人员进行初选工作。这项工作大家干了3个月。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李凤麟：《我对文学所资料室工作的点滴回顾》，《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记事》，第355页。]

　　结合《王伯祥日记》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参与编选、审阅或讨论此书的人员名单，其中，文学所内学者有何其芳、陈友琴、俞平伯、吴晓铃、余冠英、唐棣华、范宁、王伯祥、王芸荪、王贯之、黄墨谷、周德恒、李荒芜、文美惠、隗甦；文学所外专家有吕叔湘、沈从文、叶圣陶、郑奠[1961年文学所古代文学组成员有余冠英、俞平伯、钱锺书、力扬、吴晓铃、陈友琴、范宁、胡念贻、曹道衡、刘世德、邓绍基、蒋荷生、乔象钟、徐凌云、梁共民、陈玉罴、吴賡舜、刘建邦、王水照。此名单为王伯祥日记所录。参见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6册，第6938页。]。

　　《不怕鬼的故事》在选目内容的选择上基本遵循了毛泽东“不怕鬼的思想”：1.不怕鬼；2.要打鬼；3.打鬼之际，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则要重视。书中选目大体可分为以上三类。如可归入“不怕鬼”范畴的《泗州邸怪》《王直夫》《姜潜》《耿去病》《叶老脱》等，可归入“打鬼”范畴的《韦滂》《萧氏子》《陈鸾凤》《孙俦击鬼》等，可归入重视战术范畴的《宋定伯捉鬼》《林千总》《清河民某甲》《陈在衡》等。除此三类之外，也收录了因惧怕鬼而将人误认为鬼的趣事，如《浴肆避鬼》；或勇者捉弄装神弄鬼的巫人的故事，如《范汝舆》；或人假扮妖祟吓人的故事，如《假妖》《张祥与王富》《人而鬼》《潘生》；收有“气盛而鬼不逼，气弱而鬼乘之”的故事，如《戴东原言》《李汇川言》《鬼畏人拼命》；还收入体现了无神论思想的故事，如《汪价不怕鬼怪》；还有极个别故事写人之恶劣，戏弄鬼的故事，如《老段》。

　　选目定好后，便开始做注释工作。初编之际，编者并没有打算作注释，最初设想的读者应该是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够读一般文言的人。后来又考虑到读者的实际文化层次及扩大宣传范围的需要，决定酌量加些必要的简明的注释[参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6月5日致〈文学遗产〉编辑信》，《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1年6月18日。]。这时期的注释工作主要由余冠英、陈友琴、王伯祥几位古代组专家负责。为此，几位学者多次磋商面谈，并交换详细的书面意见。1959年6-7月间，大概是该书集中作注的时期——这期间，王伯祥日记有八次为此书作注的记录——而在初版本出版前的一两个月乃至出版当月的2月5日，王伯祥、陈友琴仍然在为修订注释事忙碌[参见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6册，第6702页。]。

　　另一方面，交代了任务之后，在编写过程中，毛泽东对此书仍然保持着关注。1960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视察途中曾通知叶子龙，让他打电话给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催问选编《不怕鬼的故事》的进展情况。”[邸延生：《历史的追述 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第55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央相关部门也不敢懈怠，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大会之际对此事也有传达。王伯祥12月5日日记记载：

　　三时许，友琴见过，告上午在文联大楼开会，由沫若主持，梓年作报告，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大会，周扬亦有讲话。会期且不止一天，其芳亦将作一次报告也。听者甚多，且多老人。所中因予身体恐不能久坐，故未通知云云。旋言，前编《不怕鬼故事》，中央极重视，将改用文学所名义出版，以此注文方面须更加琢磨。顺提出问题十数则，同予商量。于是且谈且看，至四时半，粗得解决之。旋辞去。[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5册，第6653页。]

　　1959年春天文学所收到通知，到这一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基本编成，历时三个月。1961年2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 审阅

 

　　初版本出版后，编者和读者相继发现了一些问题，俞平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坦诚“文学所最近印出《不怕鬼的故事》初版注解讹漏甚多”[俞平伯：《俞平伯致胡忌信》，欧阳启名编：《昆曲纪事》，第184页，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对此，文学所依旧十分重视，几度召开集体会议商讨。据《王伯祥日记》记载，文学所在何其芳的主持下，曾先后两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初版本存在的不足之处。1961年3月29日日记：

　　晨六时起。八时半，老赵车接冠英、友琴、平伯来过，遂同乘以趋文学研究所。九时开座谈会，其芳主持，叔平、晓铃亦来会，对《不怕鬼故事》序文编写经过有所报告。旋共同讨论句读、注释诸问题。除本所同人意见外，兼采圣陶、叔湘、从文三人所提者，仔细斟酌，十二时许，仅及四之一，乃车归午饭。午后二时半，又接去续开至六时，甫及半耳。因仍车送各归。约后日（卅一日）上午八时半赓为之云。[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6册，第6742页。]

　　1961年3月31日日记载：

　　晨四时半起，挑灯查书，应友琴之属也。六时写出，备告之。八时一刻车来，冠英、友琴、平伯已先在。予即以黎明所书之件交友琴。到所时，其芳已在，即继续讨论《不怕鬼故事》诸问题。有顷，叔平始至，晓铃则早在门口同入者。抵午全部讨论毕，决先就重要各点作勘误表，馀待重排且将择要抽换也。散后仍车送归。[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6册，第6743页。]

　　在这两次座谈会上，文学所全体参编人员商定了初版本的注释勘误表，待重排之际修订。除了本所同仁，编者还将书送给所外的一些专家，请他们审阅注文，多提修改意见。由上述引文可知，当时“除本所同人意见外，兼采圣陶、叔湘、从文三人所提者，仔细斟酌”过。“这些同志对注释中的名物、制度、年代、官阶、人名、地名、文字、注音和正文中的标点符号等方面都有所指正”[《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6月5日致〈文学遗产〉编辑信》，《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1年6月18日。]，此外，文学所还收到了一些读者寄来的对于注释的意见。[参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6月5日致〈文学遗产〉编辑信》，《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1年6月18日。]

　　“圣陶、叔湘、从文”即叶圣陶、吕叔湘和沈从文。1961年3月18日，叶圣陶日记记载：“始观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稿，‘为之批改’。”[叶圣陶：《1961年3月18日日记》，参见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长篇》第3卷，第65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叶圣陶撰写了一则书面意见，指其“一篇之中往往难者失注，而注其较易者。亦有全句不易晓，而仅注句中一词一语者”，又指“作者选语遣词比较随便，未必尽合法度。亦有简略朦胧，须为补充点明乃可通晓者”，建议“注释似宜注意此等处，庶于读者之理解本书各篇与增进文言知能，两有裨益”[叶圣陶：《为文言文作注——对不怕鬼的故事注释的意见》，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8卷，第5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吕叔湘先生的批注意见为何？幸有批注本留存于世。吴景键近年发现了吕叔湘的批注本，在此书封面，有陈友琴的简短说明：

　　这一本是我请吕叔湘同志提意见的较早的版本（一九六一年二月），后经修改，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友琴志[《不怕鬼的故事》第2版于1961年10月出版，此处当为陈友琴先生笔误。]

 

 

　　

　　吕叔湘批注本封面[吕叔湘批注本为吴景键发现和收藏，图片转引自吴景键文《吕叔湘与〈不怕鬼的故事〉》，《澎湃新闻》2019年8月15日。]                       吕叔湘批注本扉页手写文字

　　由扉页文字可知，吕叔湘详细阅读了此书，并给出了十分详实的修改意见：

　　关于取舍，我以为当看作此态度。首先选的该是揭穿鬼的本质或当作寓言来写的，也就是不信鬼的。其次是多少有点存疑而写得朴素的。为说而说鬼，铺张扬厉，甚至带些欣赏气味的在所不取。以此而论，清朝三大名家中，纪、袁即远在蒲留仙之上。（尽管以描绘技巧上说蒲有胜过之处）。这里所选聊斋三篇，只《捉妖射鬼》一篇还可取。《妖术》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把卜者能兴妖做实了，而且形容尽致，似不足取。《耿去病》选自《青凤》，所取仅在末一小段，而前面赘一大段，不仅喧宾夺主，且如“隐蹑莲钩……神志飞扬，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恶劣之至。最好只节录末数十字。八十七页《道士作祟自毙》与《妖术》篇同类，亦宜删。一〇四《杀鬼》交代不清，“呼叶于后”者为上文之妇人，则美少年是干什么的，岂缢鬼还须人诱之投缳？抑是在搬演故事？如后来者为上文之美少年，则作者已予否定。此篇本无甚可取，删之为是。末篇亦无可取，而“重整云鬟”、“春风满面”之类亦是恶札。

　　吕叔湘记[转引自吴景键：《吕叔湘与〈不怕鬼的故事〉》，《澎湃新闻》2019年8月15日。]

　　据看过批注本的吴景键介绍，吕叔湘为全书注释做出了大大小小近百处修改，细致到一一标注出了注音的错误。吕叔湘从专业语言学者的角度，主要就文章选目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及注义、注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吕叔湘看重小说的艺术价值，对《耿去病》一文烂俗的用词很是看不上，称其恶劣，建议只节选部分文字。又对《道士作祟自毙》《妖术》篇“破鬼而立妖”的立意不以为然，认为与编书宗旨有违，建议删去。显然，吕叔湘坚持的编选理念是艺术性、逻辑性兼具，反对选入为说而说鬼、铺张扬厉的篇目。《不怕鬼的故事》选自《聊斋志异》的只有三篇：《捉妖射鬼》《妖术》与《耿去病》，吕叔湘对其中两篇都很不满意。有意思的是，关于其中篇目的取舍问题，吕叔湘和毛泽东的看法大相径庭，吕叔湘此时可能还不知道，毛泽东曾多次在国内外公开会议上引用《耿去病》和《席方平》的故事，对故事主人公之勇敢无惧击节赞叹。

　　此外，文学所也给沈从文送了书，邀请其审阅。此时已专注于文物研究的学者沈从文阅后在书中批注多处，并将书交还给文学所。此批注本，目前尚没有被发现，沈从文在书中的批注不得而知，但沈从文曾撰文将审阅意见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沈从文：《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1年6月18日。]，我们可从此文了解到批注本的主要内容。在文中，沈从文并没有像吕叔湘一样，关注所选故事的艺术性和逻辑性，而是主要针对《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注释中的古代日用器物的释义提出了修改建议（共11条），并延伸开去，进一步对当时的文物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显而易见，沈从文是以文物专业学者的角度审阅此书的，认真、细致、严谨。对于沈从文的意见，文学所做出了诚恳的回应。在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的回信里，编者对沈从文所提意见给予了认同。

　　以上三位学者分别从“增进文言知能”的知识性教育、注重文本艺术价值的艺术性教育、及反思注解、整理古典文学的新方法的思路，各自提出了对此书的审阅意见。此外，文学所内专家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钱锺书[1977年，在批注中华书局编辑周振甫对于《管锥编》的审读意见之际，钱锺书调侃地谈及《不怕鬼的故事》，借此我们可以推测一下60年代初钱锺书对文学所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真实态度。1977年，周振甫在审阅《崔尚》篇之际，称“本篇所引各事，作者皆明有鬼，结处要不要点一下，明有鬼之妄”，钱锺书答以：“[……]此卷考‘鬼火’‘鬼死’、‘鬼索命’等不一而足，而亦屡出以嘲讽，似不必于此地特标‘不怕鬼的故事’。”参见周振甫：《〈管锥编〉审读意见（附钱锺书先生批注）》，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等更是对注释精雕细琢，反复修订打磨。比对初版本和再版本注释，可以发现，在注音、注义、注释内容上均有所修订，再版本更加简练精准了。以该书首篇《宋定伯捉鬼》为例。

　　初版本  注一五：咋咋（zézé）——形容鬼叫的声音。

　　注一六：索下——要求下来。

　　注一七：石崇——字季伦，晋代的一个贵族和富人。本篇作者引用当时石崇的这句话，目的在证明“确有其事”。[《宋定伯捉鬼》注释，《不怕鬼的故事》，正文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

　　再版本  注一六：咋咋（zhàzhà）——形容鬼叫的声音。

　　注一七：索下——要求放下。

　　注一八：石崇——字季伦，晋代最富有的贵族。[《宋定伯捉鬼》注释，《不怕鬼的故事》，正文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

　　而对该文的出处和版本情况的注释，修订本更是做得十分精细。不妨摘引一下：

　　《法苑珠林》卷十、《太平御览》卷八八四、《太平广记》卷三二一都载有这篇故事，文字有些差异（如“宋定伯”有作“宗定伯”的），但都说出《列异传》。《列异传》今已不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断定，为魏晋人作。石崇生于魏嘉平元年，距魏亡仅十七年。此篇引石崇的话，可见《列异传》作于晋代。《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太平御览》卷八二八也载有这个故事，但比较简单，又说出《搜神记》。干宝《搜神记》原书今也不存。明朝人从类书和其他书籍辑录而成的二十卷本《搜神记》卷十六也收入了这篇故事，文字却接近《法苑珠林》，并非《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太平御览》卷八二八所载《搜神记》原文。[《宋定伯捉鬼》注释，《不怕鬼的故事》，正文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

　　文中划线处为初版本注释没有（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再版本时增补，此外，再版之际还对原段落的个别字句做了更严谨的斟酌。

　　又如书中《崔敏壳》一文，初版本原题《崔敏壳》，再版之际遵照吕叔湘的意见——“查广记原作‘殼’，此字广雅有‘善也’意。人名取义，想非果皮。此字是否可不从简体？最好写作‘殼’。(虽然果皮之‘壳’原亦作‘殼’）”[吕叔湘批注，转引自吴景健：《吕叔湘与〈不怕鬼的故事〉》，《澎湃新闻》2019年8月15日。]——改为《崔敏殼》。此文注释也不妨对比一下：

　　初版本  注一六 三郎迎妇——当时传说，华山神为子娶妇，必有暴风雨。“华岳祠”就是华山神的庙。

　　注一七 使君——对刺史的敬称。[《崔敏壳》：《不怕鬼的故事》，正文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

　　再版本  注一七 三郎——指“华岳三郎”。巴黎图书馆藏残本《金天神》下有注云：“华岳三郎”。《西岳华山志》：“唐玄宗先天二年，册金天王顺圣帝华山之神，能兴云致雨，而西方为最贵矣。”

　　注一八 使君——对州郡长官的称呼。[《崔敏殼》：《不怕鬼的故事》，正文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

　　可以说，从篇名到注释内容，都经过了审慎的修订——虽然是政治任务，但文学所的学者仍然以最严谨的学术态度来从事此书的编注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沈从文、吕叔湘等人的具体专业意见大都得到了采纳，但吕叔湘建议删减选目，却涉及到编辑理念的冲突——文章的艺术性、学术性和思想性、政治性产生了冲突。编者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知，将思想性、战斗性置于第一位，将艺术价值置于第二位。陈友琴曾对比过《不怕鬼的故事》和讲究艺术性、趣味性的《鬼趣图》之间的差别：

　　清朝有一位名画家叫罗两峰（聘），喜欢画鬼，编了一本《鬼趣图》。我们的这一本小书，虽然赶不上《鬼趣图》的艺术价值，但从古代许多有名的著述中，选择了一百几十篇在今天还值得看看的不怕鬼的故事，这比起过去“街头终日听谈鬼”的无聊趣味来，自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宣扬的是：对鬼要敢于藐视，要战而胜之，决不能同鬼和平共处。这就是我们编这本书的战斗意义。[陈友琴；《关于〈不怕鬼的故事〉》，《长短集》，第256-257页。]

　　既知谈鬼之趣和谈鬼之书的艺术价值，又称其“无聊”，而愈发显示出《不怕鬼的故事》的政治意义，编写者在略显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对该书的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的取舍显然有很清醒的判断——当然这也是当年的普遍现象，50-70年代的文学选本，通常都是以合乎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编选标准的[极富个性的钱锺书在参与文学所集体项目《唐诗选》编选工作之际，因没有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最初所选篇目在出版时多被换掉。]。因此，虽然吕叔湘的建议言之有理，但1961年10月出版的第2版中，编者并未听取吕叔湘删减《耿去病》一文的建议，依然保持了《耿去病》和《妖术》两文的初选状态。

　　1961年10月第2版出版后，进一步的修订工作仍在继续，余冠英、孙楷第等学者针对注释细节继续核查校订[《王伯祥日记》1962年5月17日记载：“冠英顺道还真州，今晚亦可返抵都门云。谈次，以前假《樊川集》及《司空诗品注》见还，并以《不怕鬼故事》，孙子书所提意见若干条相示，属再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重版，乐得乘此更订也。”张廷银、刘因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6册，第7048页。]。文学所还将所内外专家邀聚一堂，共同讨论此书再版事宜。《王伯祥日记》1961年11月15日记载：

　　下午，续点《通鉴补正》，至五时毕《汉纪三十》。而老赵适放车来接，乃乘以过迓平伯、其芳，同赴绒线胡同四川饭店。晤慧珠正在张罗所内宴客事，予三人径趋院西屋，坐有顷，叔湘、介石、晓铃、从文、圣陶、冠英、棣华、叔平陆续至。七时开筵，又有顷，友琴亦至。谈所编《不怕鬼故事》再版出书事。知将译成十一种外文版行世（英文本已见）。其芳提议致谢参与审阅诸人之意，并仍盼交换意见。且谈且酌，尽欢乃罢。复谈至八时半始散。[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6册，第6931页。]

　　和学者们关注注释相比，毛泽东对于此书，更关注序言。关于毛泽东亲自修改序言的事，何其芳本人有过回忆文章，1961年1月4日、23日，毛泽东两次接见了何其芳，讨论序文的修改问题。在关于序言写作的谈话中，毛泽东对何其芳明确表达了编写此书的意图：“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毛继而要求何其芳进一步增补序文，“他叫我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在第一次接见中，毛泽东以书中《妖术》和《宋定伯捉鬼》两篇故事为例，建议何其芳补充“战术上重视”的内容。第二次接见时，毛泽东把他亲自修改好的序文交给何其芳。序文有好几处修改，比如增加了一个长句子：“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毛泽东之歌》，《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最醒目的是毛泽东增加的一整段（初版本出版后序言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增加的这一段主要是结合当年的国内外现实政治背景而言的，也直接地表达了他编写此书的目的：

　　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

　　不仅自己两度修改，此后，毛泽东还让多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审阅这篇序言，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在第二次审阅后的批示里，毛泽东交代何其芳，“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毛泽东：《致何其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5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刘、周、邓指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扬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件，该序文刘少奇也做了修改：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考验的经验的总结。（他把异常复杂的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用这样简明的语句表达出来，作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的一条根本指导原则，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的理论的概括。）

　　此段落中括号内文字由刘少奇加写和改写（括号为笔者所加）[参见《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10册 1960.1-1961.12》，第2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修改后的这段话后来呈现在了序言里。]。周恩来审阅后，只修改了部分字词[周恩来的批文是：“何其芳同志：修改了几个字，请酌。周恩来 一月二十六日”。转引自马靖云：《毛泽东与〈不怕鬼的故事〉》，《珠海特区报》1995年3月30日。]。何其芳于1961年1月27日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对序文的修改意见再次报送给了毛泽东[参见《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10册 1960.1-1961.12》，第240页。1960年5月，毛泽东在武汉视察时，还让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看一看何其芳写的序言，提提意见，王任重回答：“主席，我看了，写得很好！”参见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8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综上所述，策划、参与编写、审阅此书序言的政府高级官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周扬、郭沫若、彭真。而随后，各大报刊对序言的重大现实意义也做了及时的解读，如《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编者按”：

　　这篇文章结合目前斗争，生动地阐述了毛主席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又要重视敌人的光辉思想。读了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觉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于存在在今天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特大天灾以及我们前进中的其他困难和曲折，等等鬼怪魅魑，毫不畏惧。读了它，可以极大地振奋我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横扫一切怯懦、畏缩、自卑、唉声叹气、不敢前进的怕鬼思想，信心百倍地勇往直前。序言中概括得好：“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视它，敢于打击它，鬼就怕人了。”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治鬼、打鬼、灭鬼的最锋利的武器。[《〈不怕鬼的故事〉序》“编者按”，《中国青年报》1961年2月5日。]

　　从序言所受到的各种“超级待遇”可以看出，这本古典文学选本的序言实乃一篇政治檄文。

 

　　四 版本

 

　　就学术价值而言，这样一个薄薄的古典文学选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并无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初，文学研究所古代组还承担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及“唐诗选”的编选工作。与众多的研究专著和重大课题相比，这本小册子并不易引人注目，甚至显得相当单薄。但这本书所受到的“超级待遇”却让很多人始料未及。《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过程和当年的一般畅销书有相近之处，出版速度很快，但其发行的版本之多，数量之巨，阅读阶层之广，却是其他文学类书籍远远不及的。

　　从内容上分类，该书先后出版了通俗本、译写本和节选本。书籍节选本外，还有期刊节选本（发表书中部分篇目），如《文学作品选读》1961年第1期（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就刊登了何其芳的序言和部分作品，《东海》1961年第5-6期（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也选载了部分故事。1961年2月，《不怕鬼的故事》初版本出版，首印2万册，编者从自汉至清历代记述鬼怪的书中选取了70篇鬼故事，集合成册，分平装和精装出版；出版后，编者将书送给所内外专家审阅，至1961年10月出版第2版修订版，也分平装和精装，初版本中存在的问题基本得到了修订。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之后，文学所又组织专家对该书予以二度修订，并商议了出版外文版的相关事宜。1961年4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选译本，印刷5万册；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张友鸾译写的《不怕鬼的故事（译写本）》，印数4万册；1961年4月，香港三联书店又出版了香港版。

　　比较而言，各个版本的篇幅多有不同。早在初版本出版之前，该书就历经多次增删，据陈友琴介绍，初选篇目一度多达230多则，后经过删减，减到142则：“本书取材于自汉至清历代有关记述鬼怪的书，共约百种左右，初选有二百三十多则，删汰的结果，尚余一百四十二则。”[陈友琴；《关于〈不怕鬼的故事〉》，《长短集》，第256页。]《王伯祥日记》也记载了这个由薄而厚，又由厚而薄的增删过程，1959年7月13日日记记载：“晨五时三刻起。湜五时即出，未及饭也。余欠睡，精神大损，欲为所中分注破除迷信故事（不怕鬼扩而为破除一切怪异），竟不得集中思力，昏昏遂罢。”[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15册，第6282页。]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8月，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作为会议文件。此编印本收有77篇故事，书中标注“插图共14幅正在请名画家绘制”，从内容上看，和正式出版的初版本相比，在故事标题及篇目选择上多有出入，很可能是该书“数易其稿”期间流传出去的一个版本。最终初版本正式出版之际，压缩到70篇故事。

　　1961年10月该书再版时，较之初版本，删除了《大胆秀才》《张祥与王富》《五郎神》《范汝舆》《王嗣宗》五篇故事，新添加了一篇《张德缚鬼》，全书删减至66篇。删减的这五个故事中，《大胆秀才》的删除显然是吸收了吕叔湘意见的结果——吕叔湘认为该故事里“重整云鬟”“春风满面”之类用词恶劣。《王嗣宗》一篇太过简短，只有人物数语狂言，缺乏情节，称不上完整的故事。《五郎神》一文是关于“神”的故事，虽然宣扬了主角的勇敢无畏，却也间接肯定了“五郎神”的存在，且与“鬼”类主题不符。《范汝舆》一文则是“欺巫”的故事，也与“不怕鬼”主题不大相关。《张祥与王富》是初版本中唯一一篇不涉鬼神事只谈“人事”的，讲的是一个人假装鬼吓唬另一个人的故事，大概也因与“鬼”主题较远被删。 

　　总之，五篇故事的删除，标准趋向于视故事主题与“鬼事”是否贴近为原则，同时兼顾文章的艺术性。至于吕叔湘建议删除《道士作祟自毙》《妖术》《杀鬼》的意见，编者没有采纳。《道士作祟自毙》《妖术》二篇，的确如吕叔湘批评的那样，一方面破鬼，一方面立妖立祟，至于《杀鬼》一篇，也的确如吕叔湘所批评的，故事情节含混，人物交代不清，但三篇都很好地体现了主人公“不怕鬼”的精神，故最后依然被编者保留。

　　除了以上正式出版的版本，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还有多地采取翻印、内部出版等形式出版此书，除了早期的内部发行本《不怕鬼的故事选释》外，全国各省份还大量翻印此书，如1959年8月甘肃省委办公厅就以会议文件的形式编印了此书；庐山会议之际也编发了《不怕鬼的故事》[1959年，彭德怀秘书在日记中记录了阅读《不怕鬼的故事》一事：“14日，读了会议所编《不怕鬼的故事》”，参见郑文翰：《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彭总秘书的日记及补注》，彭钢编《人民的怀念·彭德怀纪念文集》，第49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0。]。1962年10月，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印制了此书节选本（内含序言及9个故事），“发至团以上干部，每人一本，发至连，每连三本”，要求“在连队，可由俱乐部组织朗读，或由干部读讲给战士听”[《不怕鬼的故事》（选本），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印，1962年10月。]；1963年2月，成都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印制了一个节选本，从“译写本”中选择28个故事和序言一起印成一个小册子，以配合当时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运动，“前言”要求“望各团支部结合青年的思想实际，采用多种方法组织青年学习”，并特意指出，“何其芳同志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是统帅全书的东西，要认真阅读”。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学习”，该小册子在部分故事后还附上了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读后感”[参见《不怕鬼的故事》（选本），成都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印，1963年2月。]；1963年1月，铁道兵政治部青年部也编印了此书的节选本（16篇），该书“前言”交代了编印动机：

　　为了配合当前在部队中进行的反对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的形势教育，我们从《不怕鬼的故事》中选了十六篇编印成册发到团支部，供青年们课外阅读。其目的主要是帮助青年牢固地树立不怕“鬼”——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在工作、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等——的思想和必定战胜“鬼”的坚强信念，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从而鼓足干劲，发奋图强，更好地完成我们所担负的施工、训练、生产等项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不怕鬼的故事》（选本），铁道兵政治部青年部，1963年1月。]

　　该政治部明确要求采取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加强对这一选本的学习，并避免出现消极影响。1963年2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出版了《不怕鬼的故事》，此为连队文艺丛书之一种，该书以语体译写文为主，同时附上原文，而原文的注释，没有全部收入。此书“出版说明”对该书的政治价值做了充分说明：

　　《不怕鬼的故事》是一本能够长革命者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的好书；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我们每个解放军战士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它能帮助我们理解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提高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胜信心；彻底解放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魄。[《不怕鬼的故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1963年2月。]

 

 

　　平装本（1961.2）   精装本（1961.10） 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本 成都军区政治部翻印本  

　　该书中文版本的大概情况，可列表如下：

 

版本	出版时间	出版社	编写者	篇数	印刷厂	附注	装帧/发行情况
初版本	1961年2月北京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70篇	北京新华印刷厂	106页	平装，20000册
							精装，印数不详
第2版	1961年10月北京第2版，1961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66篇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104页	平装，20000册
							精装，印数不详
通俗本	1961年4月	群众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	10篇	北京新华印刷厂	56页	平装，50000册
译写本	1962年11月	作家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编，张友鸾译写	66篇	北京新华印刷厂	128页	平装，40000册
香港版	1961年4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编	不详	大千印刷公司	不详	不详
1978年10月北京第2版	1978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1982年10月湖北第2次印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66篇	六〇三厂	104页	235000册
1978年5月第3版	1978年5月第1次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不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一工厂	不详	不详
增订版	1999年8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00篇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	255页	20000册

 

　　因毛泽东在外交场合多次提及要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宾，《不怕鬼的故事》中文版出版后，各种外文的翻译工作也很快提上了日程。据《王伯祥日记》可知，该书最初计划翻译成十一种外文。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相继翻译出版了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世界语版、越南文版、俄文版、日文版、阿拉伯文版、朝鲜文版、蒙文版等多个外文版本（西班牙语版出版较晚，1979年才出）。其中，英文版出版最早，1961年6月即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出版。此书各个版本的翻译工作进展得十分迅速，其中，于1961年译毕的就有7个外文版本。查阅1961年外文出版社图书（期刊）对外翻译出版发行活动可知：

　　本年，外文出版社用英文、法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印尼文、日文、越南文、缅甸文、印地文、乌尔都文、荷兰文、阿拉伯文、世界语等14种文字出版202种图书。其中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文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毛泽东著作单篇，《鲁迅选集》第四卷，《不怕鬼的故事》，《叶圣陶童话选》[……][何明星：《1961年图书（期刊）对外翻译出版发行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上），第184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

　　1961年，这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外文翻译种类数量即占当年对外翻译出版文字总种类的一半。作为单册图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上是个极其特殊的案例。出版之际，各个外文版本采用了统一的封面和版式设计。

 

 

　　英文版             日文版                  德文版             俄文版

《不怕鬼的故事》外文译本情况 

　　

 

　　以上各个外文版本均附上了国画家程十发的插图[赵秀恒《“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62届六年大事记”节选》一文记载了著名国画家程十发为《不怕鬼的故事》绘制插图的事。参见章华明、刘家骅主编：《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版》，第370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在编选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致信何其芳，“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毛泽东：《致何其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5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不怕鬼的故事》各版本的出版流程是：先发表中文版序文，后出中文版书，再则率先将序译出，先行发表，最后翻译、出版各外文版全本，完全遵循了毛泽东最初的出版流程设想。

 

　　五 反响

 

　　因为毛泽东的重视，该书出版后，各界的推广不遗余力。                                                                                                                                                                                                                                                                                                                                                                                                                                                                                                                                                                                                                                                                                                                                                                                                                                                                                                                                               

　　首先，毛泽东本人多次公开谈论此书，他最常提起的是书中选的三个故事：《耿去病》《宋定伯捉鬼》和《妖术》，可以说“耿去病涂脸和鬼对视”、“宋定伯妙计捉鬼”、“于公勇猛任侠”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不怕鬼的故事》编写期间及出版后两三年内，在国内外多次重要会议或内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此书，预告、宣传此书的出版，并责令相关部门将其外文版作为礼物送给外宾。如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及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之际，就提及《不怕鬼的故事》。日语翻译刘德有回忆了当年的情境：

　　说到这里，毛主席又补充了几句：“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

　　毛主席看了一下作陪的廖承志，问道：“有没有日文的？”

　　廖承志回答：“有。是我们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

　　毛主席说：“送他们每人一本。”[刘德有：《毛主席说，日本人民不怕鬼了》，《我为领袖当翻译——亲历中日高层往来》，第37-38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1962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提及英文版和法文版：

　　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XXX是半人半鬼，XX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领袖要事珍闻》，第220页。]

　　而在《不怕鬼的故事》出版当月，周扬就在上海电影界春节茶话会上和在上海文学界创作座谈会上两次公开提及此书，前者谈论毛泽东为何其芳修改序言的部分内容，后者介绍此书出版信息[周扬：《在上海电影界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1961年2月周扬在中共上海电影局委员会召开的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收入《周扬文集》第3卷，第185-1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在上海文学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1961年2月18日的谈话，收入《周扬文集》第3卷，第199页。]。1961年6月16日，在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还公开谈及他在毛泽东住处讨论《不怕鬼的故事》一事[“主席的读书精神，真令人钦佩。讨论《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时，我到主席家里去，看见主席不仅屋里都是书，厕所里也放着书，简直是埋在书里。我们当然不能跟主席比，但尽可能多读些书是必要的。”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6月16日，《周扬文集》第3卷，第361页-362页。]。周扬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这几番谈话也就是“官宣”了。

　　其次，作为政治读物，这本书广泛地出现在各地的政治会议或干部培训活动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提供给“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全国各军区政治部也纷纷印发此书，如成都军区政治部、广州军区政治部、铁道兵政治部等都印发了此书。在该书的流通、发行和阅读过程中，则有各地党团组织系统的引导。如《中国青年报》就公开号召：

　　我们希望各地团组织引导青年好好阅读和讨论这篇序言和这些故事，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以不怕鬼的革命精神，敢于同一切阻挡我们前进的妖魔鬼怪宣战，敢于为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而斗争。[《〈不怕鬼的故事〉序》“编者按”，《中国青年报》1961年2月5日。]

　　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纷纷转载何其芳的序言或摘选部分故事予以发表，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大舆论和影响。遵照毛泽东的嘱咐，1961年《红旗》第3、4期合刊率先发表了何其芳的序言，1961年2月5日的《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6日的《解放军报》、8日的《成都日报》随后予以转载——《中国青年报》用整整三个版发表了《不怕鬼的故事》序言及部分故事。而后更多的刊物开始转载序言或摘选故事刊发，这些刊物有《中国青年》1959年第23期（《不怕鬼的故事(故事新编)》）；《东海》1961年第5-6期（《不怕鬼的故事（选载）》）；《新华月报》1961年第2期（《不怕鬼的故事·序》）；《中国青年》1961年第4期（《不怕鬼的故事》）等。

　　与此同时，各大报刊上关于此书的书评文章、关于“不怕鬼”这一主题的讨论文章开始大量出现，成为文化界热门话题。此书出版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就集中刊发了多篇评论文章，如沈从文的《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芮棘的《两点启发——关于〈不怕鬼的故事〉》、茹辛的《古为今用的一个范例——读〈不怕鬼的故事〉序后》。其他报纸上也出现了许多讨论，如洁珉的《人不怕鬼，鬼就怕人——读“不怕鬼的故事”》[洁珉：《人不怕鬼，鬼就怕人——读“不怕鬼的故事”》，《北京日报》1961年3月2日。]，冯其庸的《勇可习也》[文章作于1961年3月9日，后收入冯其庸：《冯其庸文集·第1卷·秋风集》，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和《怕鬼的故事》[冯其庸：《怕鬼的故事》，《人民日报》1961年2月23日。]等。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报刊上的讨论这部书或相关主题的文章就有二十多篇[数据参考自《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山大学中文系资室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和《全国报刊文学论文索引》（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两书。]。

　　除了报刊媒体上的广泛宣传报道，《不怕鬼的故事》作为当年的畅销书，“古为今用”的典型范例，也很快流通到基础教育界。当年的大中学生大都看过此书，1962年的高考作文题便有一个选项是让考生写一篇题名为《说不怕鬼》的议论文（另一篇是记叙文《雨后》，任选一题）[有考生回忆道：“1962年正是我参加高考的一年。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让我终身难忘。为何？因为那年命题作文有二：一是记叙文《雨后》；二是《说不怕鬼》。”赵春华著：《苦楝树》，《想起了六二年的高考作文题》，第27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在文艺界，《不怕鬼的故事》则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剧本编写者为赵慧深），后来还出了说唱版。

　　各个领域的读者大多对《不怕鬼的故事》做了正面解读和发挥，也对文学所编写此书做了肯定[有的作家未作公开表态，私下也颇称赞，如作家杨沫在1961年3月30日日记里评价此书道：“看完了《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做的这个工作很好。序也写得好。”杨沫：《杨沫文集·卷6·自白·我的日记》（上），第320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但也有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进一步思考，如冯其庸就主张读一读“怕鬼的故事”，“看看过去有些人因为怕鬼而弄出来的许多笑话，也可使得我们引为前车之鉴，不至于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冯其庸：《怕鬼的故事》，《人民日报》1961年2月23日。]。而廖沫沙在《怕鬼的“雅谑”》中举书中《张祥与王富》一篇为例，称还得有一本“怕鬼的故事”，呼吁“要挑选一些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把他们写成故事，以便活画出他们的丑态百出”[吴南星：《怕鬼的雅谑》，“三家村札记”，《前线》1961年第22期。]。对此，廖沫沙敏锐地指出《不怕鬼的故事》众多篇目存在的逻辑漏洞：

　　在这本故事中，不论怕鬼的与不怕鬼的，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承认有鬼。是一群“有鬼论”者，而不是“无鬼论”者。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相信有鬼，就会有怕鬼的人，当然也会有不怕鬼的人。[吴南星：《怕鬼的雅谑》，“三家村札记”，《前线》1961年第22期。]

　　正如吕叔湘当初所提醒的《妖术》篇虽然宣扬了主人公“不怕鬼”却又同时“破鬼而立妖”那样，《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众多篇目主角虽然“不怕鬼”，但又同时都属于“有鬼有妖论”者。有的故事虽写了主人公不怕鬼，但又大肆宣扬鬼之形态、动作、神色、居所等，对鬼事作大肆摹写。如《耿去病》一文只文末两三句提及耿去病涂墨与鬼对视，前面大段文字绘声绘色摹写的是女鬼青凤一家所居屋舍楼宇的情况及人鬼交谈的内容。《陈鹏年吹气退缢鬼》一文亦如此，虽有“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之不怕鬼的豪情，但通篇鬼故事，却讲得生动栩栩如“真”。《汪启明》篇虽然写主人公勇于捉鬼杀鬼，却也浓墨重彩写了“鬼死”之后的情境。“只要世界上还有人相信有鬼，就会有怕鬼的人。”该书众多故事主角既为“有鬼论”者，难免就会起到宣传迷信的效果，那么，世界上就还会有怕鬼的人。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廖沫沙，于此看到了书中存在的逻辑漏洞，并公开表达了出来。——在该书出版前，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表《人和鬼》一文，对“不怕鬼”思想做了发挥，主张不怕鬼的同时，也对“鬼故事”和“鬼话”网开一面，认为“人不可以迷信，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但也不妨研究研究鬼话，鬼故事，从中得到益处。讲人话的书要多读，讲鬼话的书，我以为也不妨读读”[吴晗：《人和鬼》，《人民日报》1959年5月18日。1961年1月30日，吴晗再次发表关于鬼的文章《再谈人和鬼》，对“不怕鬼思想”做了进一步阐释。这次他举了《阮德如》《宋定伯捉鬼》几个鬼故事，继续论证鬼不可怕，人不怕鬼、鬼便怕人的道理。同时指出，必须了解鬼脾气，鬼毛病，抓住鬼的弱点，才能打败鬼。吴晗在这篇文章中，将鬼的所指扩大到“欺侮人，磨折人，奴役人的剥削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参见吴晗：《再谈人和鬼》，《人民日报》1961年1月30日。]。

　　因为编选过程中学者立场和政治立场之间的取舍，书中所选故事中的鬼几乎都是负面形象，是“恶鬼”。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学中尤其是戏曲界存在不少塑造鬼魂正面形象的故事，以致于有人想仿效《不怕鬼的故事》，写一篇《不怕鬼的戏》，结果发现“戏里的鬼可恨者少，可爱者多”[唐致：《谈鬼戏》，《解放日报》1962年4月2日。]。而随着《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广泛传播，在“不怕鬼”思想的主导下，文艺界随后开始了对“鬼戏”（戏曲界）和“鬼书”（评弹界）的批判。

　　“不怕鬼的戏”没有写成，“鬼戏”的演出却引起了一番论争。1961年8月，戏剧家孟超在康生的鼓励下创作的昆剧《李慧娘》公演，该剧主要讲述了南宋奸臣贾似道枉杀其妾李慧娘，李慧娘死后变成鬼魂向贾复仇的故事，上演后受到广泛好评，前后演出达200多场。受孟超之邀，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廖沫沙撰写了一篇戏评《有鬼无害论》[吴冷西回忆，1964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刊发《一朵鲜艳的红梅》（该文赞扬京剧《李慧娘》，刊于《人民日报》1961年12月28日），指出《人民日报》对“有鬼无害”论也没有提出批评。吴冷西：《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史口述实录·第5卷》，第2050页，刘朋主编，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0。在后来那段特殊年代里，对于《不怕鬼的故事》的不认同成了廖沫沙等人的罪名。单是《人民日报》就刊发了如下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1966年5月11日；《请看“三家村”的反动真面目》，《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人民日报》1966年5月16日；《〈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人民日报》1966年5月20日；《“三家村”黑帮谈鬼的用意何在？》，《人民日报》1966年6月12日；《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人民日报》1966年6月24日。]，在文章中，廖沫沙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提出应允许“鬼神”的存在，他将戏剧里出现的鬼分为“好鬼”和“坏鬼”，主张要看戏中鬼神表现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其作斗争。若是前者，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若是后者，则不但不是宣传迷信，反而正是对反抗压迫的鼓舞[参见繁星（廖沫沙）：《有鬼无害论》，《北京晚报》1961年8月31日。]。廖沫沙在这篇戏评中并未提及《不怕鬼的故事》，但廖沫沙支持、鼓励表现戏剧里“好鬼”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本质上和毛泽东倡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初衷是一致的——廖沫沙后来追述，当初写此篇戏评的思想基础，就是想追随毛泽东提倡的“不怕鬼”思想[参见廖沫沙：《我写〈有鬼无害论〉的前后》，《廖沫沙全集·第5卷·恋爱新论、瓮中杂俎、书信》，第20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廖沫沙、吴晗等对《李慧娘》的力挺及对《不怕鬼的故事》的“异议”，成为不久后发生的“鬼戏”大批判的导火索。“一自黄州争说鬼”之际，这两篇文章成了廖沫沙、吴晗、邓拓等人的罪证，受到激烈的攻击和批判。如一篇名为《“三家村”黑帮谈鬼的用意何在？》的文章称：“‘三家村’又是个鬼窝，其中有各式各样的鬼。邓拓是个鬼头头，吴晗是个鬼先锋，廖沫沙是个鬼将军，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魔鬼。这些反革命黑帮分子们，有着鬼的灵魂，披着人的画皮，说的是鬼话，做的是鬼事，搞的是阴谋诡计。”闻兴军：《“三家村”黑帮谈鬼的用意何在？》，《人民日报》1966年6月12日。]。

 

　　六 回声

 

　　作为一个文言小说选本，《不怕鬼的故事》与一般选本不同，它并非科研人员自主选择编选的读物，而是一本主要针对当年国际国内时事的政治读物，是一个有领袖策划，科研机构、出版机构、阅读单位密切配合的政治行为。序言享有的国家数位高级领导人集体审定的待遇及在国内各大报刊上的广泛发表、转载，全国各地翻印本短时期内的广泛出现和被组织阅读讨论，及由外文局组织翻译为多语种外文译本的集中、高效，显然都非普通的文化读物所能及，而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宣传活动。

　　而在《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和出版过程中，还伴随着一个政治运动——“打鬼运动”——的宣传。就在毛泽东公开表达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之后没多久，1959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谢帆的《见鬼 装鬼 治鬼》一文，文章举《聊斋志异》中耿去病吓退鬼的故事，来说明鬼并不可怕，而且怕也没有用，重要的在于怎样去“治鬼”。作者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指认为都是像鬼一样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号召人们勇于“治鬼”。到了1959年10月，《人民日报》刊发王任重文章《来一个“打鬼”运动——写在不怕鬼的故事前面》，“打鬼运动”说法正式提出。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文章先是指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鬼”，比如“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各种自然灾害”“我们前进当中发生的某些缺点、错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认为对于这种种鬼，需要“盛气凌之”，呼吁：“看看不怕鬼的故事，想一想自己遇见过什么鬼，查一查身边有什么鬼，来一个‘打鬼’运动”[王伯重：《来一个“打鬼”运动——写在不怕鬼的故事前面》，《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1日。文章发表后，很快有了响应的文章《找“鬼”来打——读王任重同志的“来一个‘打鬼’运动”后记》（方先铭），两文后收录于《来一个“打鬼”运动》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此书主要是政论文章合集，话题以反右倾为主。]。王任重在论及现实斗争之际，举了三个鬼故事，后均为《不怕鬼的故事》所收，三篇分别是《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和《豁达先生》《戴东原言》。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不怕鬼的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编者选录作品采取的是“节录”，对选文原作有所删减、改定。编者在初版本《编选说明》里就声明：“本书为一般读物，目的在发扬不怕鬼的思想，并非整理古籍，因之所选故事有与此种目的不合或无关的部分，则加以删节。”[《编选说明》，《不怕鬼的故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不怕鬼的故事》既以政治宣传为第一选择标准，则节录的方式对故事的完整、情节的曲折乃至人物形象的全面呈现多少有所影响——当年的大多数古典文学选本，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说，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此外，该书序言及编辑说明，侧重对所选篇目做思想性和政治性的评述，而非从艺术价值上予以评价，部分篇目艺术价值不高，但因符合“不怕鬼”的思想，也被选入。

　　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编选的选本，学者们深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经常一起商讨的编写方式，加之选文本身的文学价值、注释里呈现出的深厚的版本校勘功夫，依然让《不怕鬼的故事》保持了较强的学术性，有着比较高的学术价值。就选目上看，它虽不以小说史研究为目的，但客观上仍然揭示了中国传统志怪小说的一个特殊面向，促进了部分小说的经典化；就注释而言，该书的注释十分严谨，并没有沾染上因政治气候的关系在当年众多古典文学选本中多少存在着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放在选本的历史中看，此书也有其独特价值，关于鬼神话题，在此之前，曾有人编选过以鬼神为主题的文言小说选集，如《因果报应：神鬼故事》，但其宣扬的思想与《不怕鬼的故事》大为不同。后人也编过一些志怪主题的选本，像李剑国编选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古代志怪小说鉴赏辞典》等，但专以鬼神为主题的有广泛影响的、权威性的选本并未出现。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不怕鬼的故事》依然不失为这个领域内的优秀选本；而就内容而论，该书通过形形色色的“不怕鬼”的小故事，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勇敢无畏，“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无神论研究的空间，使人们对于存在于民间的无神论思想有了形象生动的认识, 这是以往的无神论史研究著作中所缺少的内容”[跃进：《胆识间的融通——〈不怕鬼的故事〉与〈不信神的故事〉读后》，《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最后，《不怕鬼的故事》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编选而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提供了此类话题选本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不怕鬼的故事》还有两次回声。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解放思想迫在眉睫。时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给《解放军报》社交代任务，要求报社连续选登一批“不怕鬼的故事”，重新宣传毛泽东“不怕鬼的伟大思想”。《解放军报》选登时附有题为“斗鬼驱邪，解放思想”的编者按，对推广此书的目的做了十分清楚的说明：

　　鬼，世界上确实不存在这个东西。驱鬼、捉鬼、打鬼的故事，只不过是讽喻性的寓言，其用意是提倡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但类似鬼那样的东西，如林彪、“四人帮”和苏修、美帝及其走狗等等，却是实际存在的。我们选登《不怕鬼的故事》，是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借助生动、形象的故事，启发和鼓舞人们勇于同现实生活中的鬼人鬼事作斗争。当前特别是要坚决地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搞深搞透，夺取全胜。[……]事情就是这样，人不怕鬼，鬼就怕人，人若怕鬼，鬼必害人。因此，扫除怯懦的怕鬼思想，看透鬼，不怕鬼，敢斗鬼，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严重任务。本报发表《不怕鬼的故事》选读的重要目的，就在这里。[新华社：《〈解放军报〉就提倡不要怕鬼的问题写了〈斗鬼驱邪，解放思想〉的编者按》，1978年5月14日。]

　　林彪和“四人帮”之“巧饰画皮，狐媚惑人”、在新时期建设路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国际上面临的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等，都是需要斗的“鬼”，文章号召大家要树宏心、立壮志、破除迷信、斗鬼驱邪，“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来个思想大解放，振奋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在新的长征路上勇猛前进！”这与1961年宣传此书之际的话语相似，只是，“鬼”的内涵有了转变。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不怕鬼的故事》。国内又先后涌现了多个版本的连环画。1979年4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了顾炳鑫、刘旦宅等绘制的连环画，印刷达一百万册之多；1979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叶毓中编绘之《不怕鬼的故事》（连环画），发行240000册；1979年7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叶毓中编绘《不怕鬼的故事》，发行1400000册；1980年4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发行叶毓中编绘之藏文版连环画，发行3350册；1980年6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连环画版，收入“不怕鬼的故事”五则，发行75585册，1982年12月又二次印刷，印至156555册。可以说，通过报纸选登、出版社图书再版和发行更为通俗大众化的连环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怕鬼的故事》再度成为文化热点，也对思想界和解放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次成为文化热点是在90年代末，当时国内伪气功、伪科学沉渣泛起，乱神邪说也有抬头之势，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的关怀下，文学所又重新组织专家学者修订增补《不怕鬼的故事》[与增补版《不怕鬼的故事》一起出版的还有一本《不信神的故事》，该书由社科院文学所组织所内多名专 家学者从先秦到近代的说部、笔记、史传等近百种文献中选择了一百余则与不信神有关的故事传说汇编而成。杨义、邓绍基任主编，参加者有李少雍、刘跃进、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郑永晓、么书仪、尹恭弘、王学泰、石昌渝、孙丽华、连燕堂、吕微、钱竞、党圣元等。由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写序并题词，题词为“不怕鬼·不信神·只唯实”。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信神的故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主编杨义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了编选进程：

　　7月23日，文学所商议决定编辑《不信神的故事》和增补《不怕鬼的故事》,并立即对参加这个项目的近30位高级学者作出了安排与通知。刘跃进等同志开始搜集编目。[杨义：《主编记事——关于〈不怕鬼的故事〉〈不信神的故事〉编辑与出版》，《群言》1999年第11期。]

　　编选依然采取了集体合作的形式。由杨义、邓绍基任主编，包明德、严平负责组织协调，程蔷、孟繁华、钱竞、党圣元、张中良、赵稀方、李玫、王筱芸、陈祖美、赵永晖等学者参与了编撰工作[参见《不怕鬼的故事》“后记”，《不怕鬼的故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这次增补，不仅书中文章选目大大增加，增至100则，在编辑结构上，也做了较大改变，前置译文，中为原文，后附注释，照顾到了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阅读层次和阅读需求。此外，该版本最大的变化是删掉了原来何其芳的序言和初版本的编辑说明，不再借助序言突出强调政治性，而以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署的“改版说明”代之。增订本仍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于改版此书，文学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方面都有计划，可谓“两相投契”。199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主动向文学所提出编选建议。而后，文学所和出版社的专业人员，尽夜兼程，只用了短短20天就将改版本印出来了，8月此书正式面世。参见弥松颐：《忆〈不怕鬼的故事〉》，《出版广角》1999年第10期。弥松颐称有改版重印此书的想法，是受到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9年6月28日)的启发，在讲话中江泽民号召“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维护党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斗争”。而文学所方面也是在学习了院里传达的关于处理和取缔“法轮功”的中央文件后有此编写计划的。参见杨义：《主编记事——关于〈不怕鬼的故事〉〈不信神的故事〉编辑与出版》，《群言》1999年第11期。]。增订本《不怕鬼的故事》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各大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1999年8月7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出《不怕鬼的故事》和《不信神的故事》专题节目，8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两书编辑出版消息[9月份《不怕鬼的故事》《不信神的故事》精装本出版后，按照李铁映院长指示，由院办公厅送中央政治局领导每人一套。参见杨义：《主编记事——关于〈不怕鬼的故事〉〈不信神的故事〉编辑与出版》，《群言》1999年第11期。]。

　　至增补版出版前，不算印数不详的精装本，《不怕鬼的故事》已累计印刷超过365000册，至于连环画版的印刷数量则将近280万册之巨。可以说，《不怕鬼的故事》是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再难复现的奇观。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古典文学选本，《不怕鬼的故事》的编写和几度传诵一时都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当年艰难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对鼓舞全国人民兴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做过一定的贡献。而在两次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文学所专家学者们持有的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提高国民基本素质而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文学者的家国情怀和文学研究机构的责任、担当。而今，走进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途上，各种国内外困难依然比较严峻，在此背景下，重温《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和编写经历，继续发扬“不怕鬼”精神中所蕴含的“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洪子诚先生提供了“当年读者”的亲身阅读体验，对本文的写作予以督促鼓励，并提出修改建议；社科院文学所的王信、马靖云、陆建德、邓乔松、高军、李超、任红、陈君、夏薇、王霄蛟几位老师，及刘勇强、吴敏几位师友在笔者查询资料的过程中提供了部分线索或给予了帮助。在此，对诸位致以诚挚的感谢！]

 

　　

　　

 

　　

　　

 

　　

　　原载：《东吴学术》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