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柳青呈现出饱满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种状态被带入《在旷野里》的写作中，朱明山这个人物身上投射着柳青饱满的精神状态，可以感受到柳青与朱明山、梁生宝间的精神纽带，小说通过“典型的冲突”的方式塑造人物，由此形成柳青式的现实主义创作。

关键词：柳青；精神状态；《在旷野里》；现实主义

柳青写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在旷野里》2024年发表，引起众多关注。小说涉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思想滑坡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在今天都很容易引发讨论的兴趣。不过，在柳青的创作脉络中，这部被“撂下”的长篇未完稿，会不会让我们对柳青的创作有新的认识？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具体来说，写作《在旷野里》时，柳青处于什么样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作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如何被带入到小说写作中的；因由《在旷野里》的发表，是否可以将之作为一个桥梁，讨论柳青的精神状态与《创业史》及梁生宝的关系，进而论及柳青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最后，则是讨论《在旷野里》为何被柳青“撂下”。

01“和人民一起前进”

1952年初，柳青下决心离开北京回陕西，这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从创作方面来说，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1年3月完稿，9月出版，算告一段落。作为深信生活是文学创作唯一源泉的作家，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都是“每写完一个东西，必须立即毫不犹豫地回到群众中去”。尽管《铜墙铁壁》反响不错，但他仍以那些因为“没有解决了生活问题”，而“三年五年以至十年八年没有作品”的同志为例子来警醒自己：如果写了“两本书就自满不再下去的话，我就完了”1。柳青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人，他的写作是和他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仔细琢磨这里的“我就完了”，就会发现它所指的并不仅是创作生命的结束，更是一个人精神的溃败，这是柳青执意要回陕西的深层原因。柳青是把“下去”看成是自己的精神救赎的。这和他1943—1945年这三年在米脂县担任乡文书工作的经历和精神历练有关。在乡下，柳青做的都是很具体的工作，“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的方法，都应该找你。假设你要是厌烦，表现冷淡，老百姓就比你更冷淡，开会你说你的，他们吃他们的旱烟，你说完了，他们站起拍打了屁股上的灰尘走了，你的工作不会顺利”，如何在这种日常琐碎的工作中激发出饱满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并甘之若饴，柳青说需要在情感上和群众干部“打成一片”，“感情上的结合，就可以逐渐地改造自己”。这些话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践行，却是个中甘苦难与人言的。此外，还要经受艰苦物质生活的磨砺，在对困苦的克服中反省自己的“庸俗”，“克制住一切邪念：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要求、地位观念……”。在对物质困苦的克服中，柳青有机会去追问人的精神性的存在，他说他这个时期思考许多像“人为什么活着”这类形而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他“整个的青年时代都没有重视过，或者认为它们是不成问题的”。乡里党员同志“对革命的热忱”感染了他，阅读也给他以帮助，除了《斯大林选集》，他特别提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提到冉阿让那种“早期的基督教”的“生活精神”对他克服物质困苦的影响。2因此，下乡要过的两关——情感关和物质关，在柳青那里就转化为“改造自己”、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

不过，当不能在物质层面解决生活的困苦就转而以精神生活加以克服时，这样的精神追求还不能说是建立在稳实的基础上，因为它还没有受到物质诱惑的考验。正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柳青说1946年在大连的一年多，是他“有生以来生活享受最高的时期”，“我一个住一栋房，楼上楼下七八间屋，为了自己省腿，上下安了两部电话。有一个人给我做饭并看门，嫌生炉子又麻烦又脏，安了一个四千度的专用电缸。”不过这种物质享受反而让柳青觉得不安，“感到精神上不舒服，想离开那里投身于火热的解放战争”，特别是他听到胡宗南要进攻延安的消息，更是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生活享受是要毁灭干部的：当一个人满足于自己的小屋时，他就不愿意再到群众中去过艰苦的生活，或去了也急于想回到小屋。”他还检讨了向周扬要求在秦皇岛写作《铜墙铁壁》给自己带来的议论和压力。3因此，从苏联访问回来后在北京和上海的生活总是会让柳青内心产生一种虚度时光的不安感，他急切地想回到陕西，回到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中，既是为了写作，也是为了内心精神的充实。

1952年5月3日，在上海，当他已下定决心要回到陕西开启新的生活时，他禁不住以期待和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建设。我们祖国的面貌将迅速地变化，我们人民的灵魂也将迅速地变化。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有着善良愿望的人，谁不兴奋鼓舞。不投身于这个建设的大军，就会从时代的列车里甩下来的。当着临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十周年的时候，我愿意表示我的决心：

——和人民一道前进！4

新的生活即将展开，他渴望投身其中，感受自己灵魂变化的同时，也捕捉、书写人民的灵魂的变化，和人民一起前进。兴奋和期待，这大概是柳青从北京回到陕西时的精神状态，这种饱满的精神状态，也带入到小说《在旷野里》的写作中。

《在旷野里》是柳青回到陕西后写的第一部小说，起意于1952年夏在西北党校的整党工作，1953年春动笔，5而小说里故事开始的时间则是1951年7月。呼应柳青从北京到陕西的经历，小说情节也开始于在地委机关工作的朱明山要离开“高级领导机关”到“县上去工作”。这不是一般的工作岗位的调动，是要离开“审阅、批阅卷宗”的机关办公室工作而投身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小说开头引用毛泽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名言，6意味着胜利之后新的挑战的开始。而朱明山此时的心情也颇类似上文所引柳青文章中的“兴奋鼓舞”和谁“不投身于这个建设的大军，就会从时代的列车里甩下来的”急切；小说里的朱明山恰好是赶上了这趟“列车”。小说一开始就描写挤上列车的朱明山，“透过纱窗”看到的风景：

眼前展开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已经丛茂起来的秋庄稼，远远近近地隐蔽在树林子里的村庄，一节看见一节又看不见的、反射着阳光的渭河，以及那永远是那么雄伟、那么深沉、那么镇静的和蓝天相衬的黑压压的秦岭……扩音机播送出“五一”节以后在全国每一个角落流行起来的歌唱我们伟大祖国的歌曲，歌声压倒了车厢里愉快的谈笑声。7

这些村庄、山河，在歌唱伟大祖国的歌声中，召唤起的是刚从战争中将它们解放出来的，同样配得上“雄伟”“深沉”“镇静”“黑压压”这些形容词的解放者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而朱明山正是这些解放者中的一员。现在，“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向“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进军了。朱明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带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不知道他心里有什么喜事”“他满意的神情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世事照这样安排是最好了，好像平原、河流和山脉都归他所有了，好像扩音机在为他播送歌曲……”（第5页）这里，柳青没有用理性的语言来呈现朱明山为何喜悦的精神状态，而是用了“难以捉摸”这样感性的含混的字眼，然后又以他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也用一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经典方式，来呈现朱明山世界为我所有的饱满的精神状态。8事实上，在《创业史》中，我们也可以从梁生宝那一声“解放啦”“世事成咱们的啦！”9的呐喊中感受到这种精神状态。此前没能读到《在旷野里》，所以在解读梁生宝的精神状态时，评论或是从王家斌身上去寻找，或是认为柳青是按照理想人物的理念去塑造梁生宝，而很难洞察这是柳青自身精神状态的投射。《在旷野里》的发表，使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柳青与朱明山、梁生宝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精神纽带。

如果说柳青自己的精神状态被激发出来，离不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1943年是对乡下贫困环境的精神克服，1947年是大连舒适的物质生活与延安遭遇胡宗南进攻的艰苦斗争之间的反差，而1952年则是受到国家经济建设热潮的感召，那么在《在旷野里》中，柳青就不会孤立地去呈现朱明山，而是在故事情节展开前（小说的第一、二两章）就给人物置身的环境创造出一种氛围，使之与人物的精神状况相映照。在小说第一、二章中，故事发生在列车上，这是一个虽然物理上相对封闭但却又汇聚了不同地方、阶层、年龄、性别、身份、文化程度的乘客的浓缩的公共空间。乘客先是小范围地读报和讨论朝鲜停战谈判新闻，接着是朱明山以“讲报”的方式使得整节车厢变得像“宣传鼓动棚”，车厢里到处都在谈论着这个国家的各种“新气象”，如“镇压反革命”“爱国公约”“缴纳公粮”，于是，“一九五一年爱国主义的高潮在这节车厢里泛滥起来了”，以至于朱明山“还没有到他新的岗位，已经预感到他将要开始一种多么有意义的生活”。（第7页）

如果说在柳青那里，1952年从北京重返陕西是他“有意义的生活”的开始，那么经过延安整风和陕北战争考验的朱明山则是在列车上，就已经对“有意义的生活”有着自觉的追求了。对朱明山来说，“有意义的生活”就是饱满的精神状态外化的实践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前两章在全书的结构上并不仅仅是开始，而是一种“预感”和“预演”。如果将列车上的环境，看成是1951年的中国浓缩的“典型环境”，那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环境并非是前在和外在于车厢里的每个人而存在的，车厢里的每个人，都是参与其中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环境是在有着饱满精神状态的朱明山的“鼓动”、激发下，全车厢的乘客共同参与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朱明山，这节车厢的环境就还是一般环境，而有了朱明山，这环境就变成“典型环境”了。面对这样的环境，朱明山怎能不感到这是一种多么“有意义的生活”呢？他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不就是要以自己饱满的精神状态将大家的热情激发出来并共同开创“有意义的生活”么。小说第三章朱明山说得很明白：“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第13页）

02“在工作中学习”

柳青是服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在谈到典型环境时，他依据《矛盾论》将其解释为“典型的冲突”，10亦即要在“典型的冲突”中塑造典型性格。《在旷野里》严格按照这个方法来写作，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有干部间的，有家庭内部的，有干部和农民间的，有爱情选择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问题和农民问题。朱明山饱满的精神状态就是在对这些冲突矛盾的处理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在旷野里》干部问题繁多，有“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同志和新同志”的思想问题，也有老区来的干部的思想问题，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干部没有问题。这反映了战争胜利后中共急需大量干部接管城市但又训练不足的现实，新干部没经过斗争考验，老干部有经验但面临陌生的新环境。干部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急迫要解决的问题。一些研究在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任用政策时，研究视角会集中在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区隔上，认为相较于本地干部，组织会更加信任“经过土改、三查、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11。

小说中县长梁斌就是本地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颟顸、傲慢、空谈、推诿等权力被腐蚀后丧失党性原则的各种做派，他还带着关中对陕北的地域歧视，嘲讽陕北干部“文化水平比村干部还低，而头脑比平原上的农民还笨”（第41—42页）。从他履历里曾被派到杨虎城部下的国民党军队工作，后来部队被打散逃回家里的隐约叙述中，以及他经常和公安局局长郝凤歧喝酒的伏笔，可以猜测到这个本地干部的问题可能并不简单，随着情节推进应该还有更严重的“未爆弹”，只是因为小说是未完稿，柳青在处理棉蚜虫灾时，故意让梁斌有急事回县城，而延宕了对他思想问题的处理。这也说明柳青这部长篇是有着整体结构的构想的。柳青从北京回西安的头两个月，是参加了当地的整党工作的，故而应该熟悉本地干部存在的各种党性不纯的问题。小说也谈到当地干部的培养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帮助他（指梁斌——引者注）进步，下力量培养当地干部。不培养当地干部，工作有什么前途？”（第22页）不过，柳青远比之后的研究者高明和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在小说里（至少是未完稿部分），没有把梁斌而是把老区来的农民干部作为要最急迫处理的问题。在小说末尾朱明山点明了这种急迫性，“你想十几年的战争里培养起来多少老干部？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不比改造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更迫切吗？他们散到全国，大大小小都是领导者哩。”（第59页）所以在小说中柳青会将赵振国、白生玉、冯光祥等老区来的干部作为最主要的描写对象。这些干部，政治可靠，但文化低，一点旧的经验在新的环境里用不上了，12被认为是累赘，对当前的工作感到茫然，因而家庭、工作、前途……都成了问题。白生玉是朱明山之外柳青最为着力描写的人物，他将饱含情感的笔墨完全倾注在白生玉这个顽强的汉子身上。小说第一、二章，写的是朱明山，朱明山是柳青自己精神状态的投射；而写白生玉，柳青则是化身为朱明山，或者说朱明山是柳青的对象化，通过朱明山的所有的感觉来描写白生玉，描写他的顽强和痛苦。比如白生玉和朱明山的第一次谈话。这个从十五岁起开始揽长工的农民干部，对革命一片赤诚，赶都赶不走，如今却因为和县长闹矛盾，没文化，被认为是累赘。当朱明山误解他要求回陕北种地是对自己失了信心时，巨大的冤屈让他“重新倾下去的身子”，看上去像是“一座要倾倒的房子”。（第17页）就这一句话，完全写出了朱明山感受到的白生玉的痛苦和自己的难过，要是没有对人物的情感倾注，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倾注，并不仅仅是因为朱明山同样也是农民出身，对白生玉的痛苦能感同身受，有着兄弟般的情谊，更因为这情谊深处是对同志和事业的热爱。

柳青另一个比那些历史研究者高明和深刻的地方在于，他在处理赵振国、白生玉、冯光祥与县长梁斌的矛盾冲突时，没有把它们简单地处理成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或者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而是以严肃的党性原则来处理。比如当监察委员白生玉向朱明山反映他与县长的矛盾，并要求调走时，朱明山告诉他不要把对领导的意见，也就是一般的干部关系问题与个人的革命前途问题纠缠在一起，那样只会越想越苦恼；又比如县委组织部部长冯光祥向朱明山反映梁斌的问题时，朱明山也告诫他要避免“离开工作上的实际问题，互相揭发缺点。因为离开了具体工作，当然说不上提克服缺点的意见，于是乎大家都当面嘻嘻哈哈，背地里唧唧喳喳”（第46页），冯光祥很实在，说人都不是毛驴，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总不愿意悄悄听他支使。朱明山是这么回答他的，既然不是毛驴，应该更积极一点，“共产党员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积极性的人”（第46页）。朱明山最担心的就是老区来的干部失去对事业的热情和信心，所以在渡口碰到公安局局长郝凤歧的那种排场和做派时，他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感到好像丢了个什么东西一样难过”（第45页），这是对党和事业无限热爱和忠诚的人才会有的感觉。

事实上，白生玉这类形象是深深地镌刻在柳青的记忆中的，《创业史》中高增福有他的影子，《狠透铁》中的监察委员“狠透铁”更是他的精神兄弟。《在旷野里》没有完稿，但其中柳青最心疼的人物的精神历程却在《狠透铁》那里得到了完成。“狠透铁”也有懊恼和痛苦，还因为能力不足而误事，但他不像白生玉那样在精神上还需要朱明山和崔浩田的帮助，他的精神是完全长成了，是“任何歪风也吹不动他的”，就像作者的议论那样：“对他来说，一切为了未来，一切属于未来，这‘未来’在这个五十三岁的老者，主要地还指他死后的社会发展哩。至于‘现在’这个概念，对于他永远是奋斗的同义语。”13从这个角度说，一些评论将《狠透铁》理解为对合作化发展太快（一步登天）的“控诉”，应该是不准确的吧。

小说对农民问题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县、区、乡、村干部带领农民治理棉蚜虫的故事情节中，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带来不同的结果。这个故事情节背后，有着很深的政治内容，即如何教育农民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判断土改之后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如何理解“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当朱明山带着工作队进入村子帮助农民治虫时，“却碰到了令人气恼的冷淡”（第26页），这让朱明山疑惑，“光光这两年几次斗争里建立起来的感情，也不能对我们这么冷淡吧？”（第27页）这里面当然有干部工作方式不当的原因，不过，土改之后，经济上，合作化还没有开展，互助组也多是临时性的，农民还是单独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冷漠感。1951年范长江的调查报告就指出，“在政治上，当地农民从一九四九年起滋长了‘革命成功’的思想，失去了敌情观念，他们以为地主阶级、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打倒后，已经没有敌人了。因而对参军冷淡起来，对于缴纳公粮等很不热心，对于工作干部也疏远起来，干部到村上派饭吃已经很勉强了。这是农村工作松懈，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感到十分苦闷的时期”14。当然，政治动员的方式，如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等会鼓起农民的热情，但未必会持久，特别是如果动员方式存在形式主义的话。所以对于朱明山来说，如何让农民信任并将其发动组织起来灭虫就需要特别谨慎。小说中，朱明山先带头示范，有效果再逐步推广，而不是大张旗鼓开会动员，来自柳青自己1952年秋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时分管互助合作的工作经验，15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要通过这样一次成功的组织灭虫，打破农民靠天吃饭的思想以及对干部进行一次教育。朱明山说，土改不过是将“吊起来的人解救下来”，农民的命运还在“老天”那里掌握着，“要是能靠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吃饭，农民就不忧虑靠天吃饭哩”。（第59页）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任务！可我们的干部却在这个“岔口”上没劲了。这不禁让我们回想小说开头朱明山在火车上受到爱国主义高涨情绪的感染，就想着一定要教育干部，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只是没想到到了县上，才发现干部的精神状况如此堪忧，村里的农民也不像火车上的群众那么热情高涨。这一切的麻烦和矛盾，都需要朱明山以其饱满的精神状态，一个个地去克服。而这克服的过程，也就是朱明山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化的过程。朱明山的这段经历，当然是柳青到长安县后，深入农村负责互助合作工作所获得的感性经验、理性思考和精神历练的浓缩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段经历，既是朱明山和他的同伴们“在工作中学习”，同样也是柳青“在工作中学习”。

余论

《在旷野里》可以看成是县委书记朱明山在新的时代来临时，带领着县里的新老干部，克服、跨越种种思想障碍，在工作中学习并开创新事业的故事。具体的故事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情节展开过程中人物那种饱满的精神面貌的刻画与呈现。在这一点上，它和《创业史》一脉相传。因由这种一脉相传，可以让我们讨论柳青现实主义创作中创作主体的精神面貌问题。作家精神状态的饱满程度与否如何影响创作过程？《在旷野里》柳青是将自己投射在朱明山身上，因由《在旷野里》朱明山这个桥梁，我们可以确认柳青的精神状态同样也投射在梁生宝身上。何吉贤曾将“热情”作为一个关键词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情感动力，16这里的“热情”也可以置换成作家主体的精神状态。柳青在一篇文学问答的文章中谈到“观察”，他说：“我认为这个题目里最重要的还不是观察与否和特别注意什么的问题，而是观察的态度问题。一个对人冷淡无情和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人，无论他怎么善于观察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这就是说在生活中或工作中要有热情——热情地喜欢人，帮助人，批评人或反对人……。最近，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热情与我描写人的时候所用词句的分量都有关系。当你缺少这种热情的时候，你在生活中或工作中也许观察不到多少东西，观察到的也许并不深刻，并非本质，在写作时也不免嗟叹创作的困难。”17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谈“观察”，一般使用的大抵是客观、冷静和准确这些词汇，但柳青却更注重观察的态度问题，注重观察主体的精神状态。当然，许多作家都会谈到“热情”，但如果将“热情”（作家饱满的精神状态）与现实主义、20世纪中国革命结合起来考察的时候，这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创生。

最后要讨论为何柳青半途“撂下”《在旷野里》的写作，《在旷野里》总字数大约7万多字，但在柳青的自述中，这个小说写了20万字。可以判断并猜测的是，目前的小说，只是小说的第一部分，柳青还写了第二部分，而且这第二部分写的是在组织互助合作中朱明山和他的伙伴们解决了思想问题。但第二部分没写好，柳青毁弃了。理由是：第一部分写的是灭棉蚜虫，已大致写完，只剩下全区宣传员代表会没有开，小说中特别交代要把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的宣传提纲纳入。这个会后，应该会把群众的热情点燃。按照第一部中要把爱国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的提示，特别是最后一章朱明山和冯光祥有关打破农民靠天吃饭的谈话中，已经暗示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互助合作。一个佐证是195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已经发布，而第一部分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51年的夏天，在时间上差不多吻合。而且，柳青向来有通过一个事件的处理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写作特点，那么，通过互助合作的组织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并引导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个内容应该不难判断。如果上述的判断成立，那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写成。一个可能的判断是小说的主人公和题材的内在要求发生矛盾。按照第一部的线索，小说的主要人物还是朱明山和他的伙伴们，但互助合作的题材却内在要求要有一个像梁生宝这样的主人公，否则就是浪费了这个题材，毕竟，互助合作的题材比干部思想问题来得重要。没写成的另一个原因是王家斌出现了。《在旷野里》的写作时间是1953年3月至10月，而就在这年秋天的稻子收获时节，区委书记孟维刚告诉柳青，王家斌互助组的稻子丰收了，柳青被此人深深吸引，“把对互助合作的注意力，集中到对王家斌互助组的培养上”18。柳青之所以迟迟没有开始合作化题材的构思和写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能够承载柳青精神状态的人物原型。《在旷野里》朱明山是没有原型的，或者说柳青是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写县委书记的，但柳青是没有办法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写一个农民的，他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原型，然后将自己的精神状态对象化到原型身上。在找到王家斌后，柳青就迫不及待地进入《创业史》的写作准备中，而《在旷野里》的写作被“撂下”也就不意外了。19

1    柳青：《到生活中去》，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    柳青：《转弯路上》，同上书，第18—20页。

3    柳青：《到生活中去》，同上书，第23—25页。

4    柳青：《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人民文学》1952年第6期。

5    1953年3月6日，“借住皇甫村西的常宁宫。写作一部构思很久的反映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形势下思想问题的小说。”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又：“我到西安后，在党校住过一个半月，了解整党学习情况，想写老干部的思想。九月到长安县，直到现在。在长安县担任半年县委副书记，后搬到常宁宫住了二年，写了四十来万字。其中二十万字的关于老干部的思想的小说，撂下不写了。”柳青：《自传》，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7页。

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原题目是《二十八年》，主要内容是总结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并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及要走的道路做政治论述，以回应各界的关切。

7    柳青：《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第5页。下文引小说原文，只在引文后括注页码。

8    柳青多次提及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将其当作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并作为他在阅读和创作中体会到的进入人物内心，写出人物的感觉的美学依据。如《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又如刘可风的《柳青传》中的相关叙述，参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

9    柳青：《创业史》，《柳青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0  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4卷，第282页。

11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12  所谓“旧的经验用不上”的说法应该来自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0页）。不过，在小说中可以多处看到朱明山在处理棉蚜虫灾时，所借助的更多是他在部队中、在战争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同时，小说中也对梁斌所谓的“一点老经验，眼看抖完了”的言语有所批判，所以这个说法，还值得讨论。

13  柳青：《狠透铁（1957年纪事）》，《柳青文集》第4卷，第230、227页。

14  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史敬棠、张凛等编：《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73页。

15  柳青1952年10月在一份文件按语中这样写道：“不能合理解决农民生产中纯粹实际性的问题（即经济利益问题），互助组光靠思想教育是无法普遍巩固和逐步提高的。”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第37页。

16  参见何吉贤：《“热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情感动力》，《汉语言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17  柳青：《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33—34页。

18  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第39页。

19  柳青1958年曾说：“1953年写了一本长篇的二十多万字的初稿，统购以后，被新的生活所吸引，坚决废弃了。”（柳青：《一个总结》，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41页）或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