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未刊手稿《杜秀兰》在创作时段上处于《粮秣主任》和《杜晚香》之间，具备相当的完成度，《杜晚香》的整理和发表，填补了丁玲当代时期从1953年到1977年二十四年间的创作空白，无论是对于丁玲个人的创作史，还是对于理解当代语境下成熟作家在创作中的调试、改变或延续和坚持所包含的文学史意涵，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杜秀兰》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文本特征上，体现了丁玲呼应新的时代条件要求而做出的改变，但在文本内部的风格特征，尤其是人物内心心理的表现和刻画上，又表现了丁玲一贯的艺术风格。“新人”塑造、新的时代要求与“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家个人创作特色和艺术惯性所构成的张力关系，在《杜秀兰》文本中有富有症候性的体现，使文本出现了某种导向自我冲突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丁玲一直坚持的基于创作主体的“生活论”又最终使《杜秀兰》回归了属于丁玲的“自己的人物”，作品也因此打上了深刻的丁玲的文学印记。

关于丁玲的小说《杜秀兰》，之前曾听王增如和李向东老师谈过，是残稿，未发表，根据王、李两位老师的阅读感受和判断，他们认为此稿（文学）价值不高。由于手稿放在现代文学馆，一直无缘得睹“庐山真面目”。也因为之前听说过这个未刊手稿，知道王、李两位老师的初步判断，所以此次阅读的时候，会带着一些预设性的问题，诸如，丁玲为什么没能最终写完这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完成度如何？如何判定这一未刊手稿的（文学）价值？我知道这种阅读期待和问题预设会给我的阅读体验带来限制，于是我又尝试抛开或抑制上述预设性的问题，或其他关于文学或文学史的前在知识——当然，完全抛开或抑制这些已有的知识导致的影响和限制是不可能的。我的尝试是在两个方向上努力，即试图一方面将《杜秀兰》放在丁玲自己的创作脉络里，看看这个小说体现了丁玲的创作在时代转变的语境下有怎样的变化和延续，以此来考察这个小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怎样来理解这个作品？这大概是一个历时性的纵向的角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将《杜秀兰》放在丁玲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中，并将其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同类创作进行对照比较。这种梳理和比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既有的有关文学和文学史知识“相对化”，换一个更抽象一点的说法，是将小说文本“从文本的位置上解放出来”1。

进入新中国后——确切地说，是在写完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丁玲写作（完成或发表）的虚构性文学作品寥寥无几，除了心心念念却最终未能完成的《桑干河》的续集《在严寒的日子里》外，唯二只有《粮秣主任》（1953年）和《杜晚香》。《杜晚香》初刊1979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但它的写作（乃至发表）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发表本署作日期“一九六五年始作，一九七七年重作”。关于此文的文体归属，丁玲本人的说法及入集的情况并不一致，评论者和研究者也多有歧议。而《粮秣主任》初刊195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和1953年12月号《人民文学》时，有副标题“官厅水库散记之一”，初收《丁玲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时所据为《人民日报》初刊本，但删去了副标题，收入《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时，也将其归为短篇小说，同样删去了副标题。一直以来，《粮秣主任》在文类上的归属都有争议，或归为“报告”或“散文”，或归为小说，也都自有其理由。且不论此二文在小说或散文的文类属性上一直充满争议。现在，小说《杜秀兰》手稿的发现，则填补了从《粮秣主任》到《杜晚香》历时二十四年的创作空白。不仅可考察丁玲创作和思想变化中的一些不变的因素，也许还可由这篇并“不那么成功”的未完成之作中，探讨一些当代文学中普遍出现的共同问题。

丁玲1953年11月创作和发表的《粮秣主任》基于作者同月到官厅水库的两次下乡体验，虽是急就章，但满篇是“生活”的细节。叙述者“老丁”的视角很稳定：人物、风景、事件等都是通过叙事者的视角展开。叙事者的内心感受，周围山川景物、人物风俗、旧物新事引发的情愫像一抹浓得化不开的底色，铺展在作者一次行色匆匆的夜访中。这使得作品尽管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并不时出现政治性的说教，但由于这抹浓浓的人事和情感的牵连，也显得自然和具有说服力。作品着力塑造“老粮秣”李洛英这样一位在革命战争时期曾历经磨难、做出贡献的基层干部，在新社会的工业化建设中，作为官厅村人，坚守在水库工地上，做着平凡的工作。除了革命战争年代所塑造的军民一体、“老区”革命经验在新社会的延续和转化等问题，作品也展示了新一代农民（杜新、李洛英的儿子李治国等）在新社会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新面貌。应该说，这种基于写作者个人经验、偏重于人物塑造的“报告式”写法，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已得心应手2。

到了《杜晚香》，人物塑造的“报告式”写法一仍其旧，但主观的介入从表面上撤出，改用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更具贯穿性，更具体，却也更抽象。作品人物杜晚香从八岁一出场开始，即如西北塬上“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3里的小草一样，顽强地在阳光下“抬起头来，挺起身躯”；“像一枝红杏”，怒放在乱石墙后。杜晚香历经童年的苦难、嫁为人妇后的辛劳、土改工作中的“启蒙”和变化、“飞向”北大荒打开新的世界、落下新家、找到新的位置、成为农场劳模的成长经历，在这整个过程中，作品人物不是没有“成长”，但环境的变化，新的角色的落实，无不都是杜晚香顽强主体在不同环境下的外化，杜晚香这株旱地中的小草、石墙后的红杏，总会迎来挺立和绽放的时刻，当然，主体张扬的契机和方向，都会通向某种更宏大的主体、更广阔的世界、更超验的目标。《杜晚香》发表之时，作者丁玲已75岁高龄，这既是一篇久违文坛的老作家的“复出”之作，从结果看，也是丁玲创作和生命历程的镜像性投射，在这篇作品中，作者与人物高度融为一体。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虚构”作品的）创作脉络中，怎样来看初作于1955年底1956年初4的《杜秀兰》呢？

丁玲未刊手稿《杜秀兰》在创作时段上处于《粮秣主任》和《杜晚香》之间，具备相当的完成度，《杜秀兰》的整理和出版，填补了丁玲当代时期从1953年到1977年二十四年间的创作空白，无论是对于丁玲个人的创作史，还是对于理解当代语境下成熟作家在创作中的调试、改变或延续和坚持所包含的文学史意涵，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杜秀兰》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文本特征上，体现了丁玲呼应新的时代条件要求而做出的改变，但在文本内部的风格特征，尤其是人物内心心理的表现和刻画上，又表现了丁玲一贯的艺术风格。

《杜秀兰》也是一篇着力于人物塑造的小说。从主题上看，它力图表现19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如何克服传统小农观念在集体化过程中的阻碍，同时，新一代接受过初步教育的年轻人的出路何在，他（她）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5反过来，新的建设（农业集体化和农村工业化）又给新一代的年轻人提出了什么要求？

《杜秀兰》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但现有的手稿已经过了丁玲修订，具备了相当的完成度。无论是主题表现、人物塑造，以及语言和叙事风格的个人延续，都已大致成形或有足够体现。但正因为是未完成稿，也留下了一些粗陋和罅隙之处，会给阅读带来某种程度的不适。给今天的读者带来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直白的政治话语，由于缺少过渡性的因素，如生活细节、体现人物性格的行动等的铺垫，显得颇为干枯和生硬。《杜晚香》的最后一节，杜晚香作为农场标兵在文化宫给全场职工做报告，整节也是长篇大论的政治性话语，但丁玲在叙述中大部分策略性地使用了第三人称的转述，只在关键几句话使用了直接引语，再加上前面人物性格的塑造和生活细节的展示已做足铺垫，政治话语的宣示就没有那么突兀了6。《杜秀兰》的政治话语多表现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对话里，这可能削弱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杜秀兰》以人物塑造为目的，在叙事特征上，令人瞩目地出现了大量心理描写和呈现。读《杜秀兰》，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杜秀兰这个人物就是“丁玲式”的人物，年轻女性，内心丰富、倔强而又随时向一个更高远的方向敞开。从杜秀兰出场眺望西山，想象未来，到跟同学王日新畅谈理想，思想再度活跃，飞往远方；在家里因为入团申请书事跟爹生气后，“一个人站到院子中去梳辫子。晨风跟着梳子在她的发上滑走，她的手一上一下，梳通了她的长发，也梳走了适间引来的一些不快。”7“她现在的心情又是多么的稳静啊！就像雨后的清晨一样”；老师和校长劝她留村，滔滔不绝，作为回应，杜秀兰的话很少，大多是内心的波澜和自我说服；决定留村后，一度面临的是爹的“骂她，气她，讽刺她，用冷言冷语敲打她”，以及村里人背后的议论，学校里找不到伴儿，“我要一个人走回去”；参加生产队劳动后，身体的酸痛和不适与融入一个新集体的欢愉构成了叙事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内心活动、心理活动的外化，构成了每一节叙事推动和每一个转变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这是比较少见的；对丁玲而言，尤其是在经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种偏重于客观叙述、类似于传统小说的不同人物和故事的扁平式串联的写法后，这种以表现“内面的人”的丰富内心和深度心理为特征的叙事方式的出现就显得很突兀了。丁玲是在192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五四”时代的代表性作家，早期作品具有强烈的心理刻画特征。不过，杜秀兰作为一个有深度内心的人物的出现，也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丁玲向五四新文学传统或个人风格的回归。

小说文本中，读者感觉最突兀的可能就是杜秀兰在林老师和校长的劝说下——所用的都是一些有关国家大局和未来远景、个人前途和国家全局的权衡之类的大道理，对于像杜秀兰这样有深度内心和顽强自我的人来说，怎么能在短短的“说教”后，就能被顺利说服呢？当然，在小说文本中，在杜秀兰碍于“情面”（“杜秀兰心里觉得很惭愧，她原是一个最听话的学生，平日对级任老师怀着无比的尊敬和热爱”）和对老师的信任（“林老师和校长绝不会错的，他们的话总是对的”），表面是似乎被说服了，但后文中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自我说服”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经过了人物的自我孤立的阶段，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行动、比较和人物关系的重新连结达成的。如果说，心理描述、“内面的人”的呈现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延续，那么，这里出现的转变中的突兀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心理描写的边界和限度，对此，从文本的表现看，作者是有自觉的。而转变的突兀和生硬，并由此导致的叙事风格整体上的罅隙，可能也不能仅仅从叙事的角度进行解释，而需要从作者经验的累积和思想转变的角度寻求其答案。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对“文友”胡也频（当然也包括丁玲）的“左转”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则促成这人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惑迷，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糊涂罢了。”8丁玲在回忆胡也频的文章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她谈到1930年初胡也频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去教书后，她去探亲，发现胡也频变化很大，“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我问他：‘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子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91980年为回应早年朋友沈从文在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这一质疑时，丁玲再次重复了这一细节10。

胡也频牺牲约半年后，丁玲写了诗《给我爱的》：“……太阳把你的颜色染红了，（红得这般可爱！）/……你是不像那些年轻人的，/你没有想到晴天里的白云，/也没有想到丛林里的鸟声，/还有那些流泉在岩石上琮琮琤琤。……/你绝不会像那些年轻的人的：/只有苍白的面颊，/懒惰的心情，/享受着玩弄着那些单调、无聊的旧套。/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你的心，/所有的时间和心神，你都分配在一个目标里的各种事上了。/所以你从不管我的眼睛，或是我的心，/因为你是不会介意着这个的……/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和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是像那些流云泉水容易的玩艺。/须要头脑，须要毅力，/一切的理论与实际，都包括在这里了……”11丁玲极少写诗，此首罕见诗作，大概也是情到浓时不吐不快。相较同时代人沈从文的理解，丁玲的解释显然在个人理性思考（当然也包含利益权衡）、自我说服式的现代“理性主义”途径之外，提供了另一条超越理性主义知识，包含更为复杂的情感、经验和认同、信仰因素的个人转变之途。《杜秀兰》没有用富有质感的方式表现这一过程，但如把杜秀兰的转变放在这一脉络里理解，则阅读的感受力会不一样。

《杜秀兰》写于1955年底，是年7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年底，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对丁玲个人而言，她正经历了是年8—9月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批判，她是在等候组织处理期间，来到京郊农村体验生活，开始写作这一小说的。小说的创作以及最终的未能完成，应该与上述背景有关。

《杜秀兰》所处理的主题，在同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赵树理在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中通过三对年轻人的婚恋和择业，涉及了农村青年在集体化过程中的出路和知识的位置问题。1957年11月，赵树理还身体力行，给自己女儿赵广建写了《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的公开信12，鼓励高中毕业的女儿到山西农村老家落户，参加实际农业生产劳动。

同类主题的当代文学作品中，较为著名的可能要属马烽的《韩梅梅》13。该小说“1954年6月作于京郊”，当时马烽正在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一届学员，并兼任副秘书长、党支部书记）、作协创作组工作，与丁玲交往密切14。《韩梅梅》讲述了一位十七岁的高小毕业生韩梅梅，考中学未中，回家务农，最后在农业社的养猪场里找到了自己位置，发挥了知识的作用。《韩梅梅》在形式上由四封信构成，分别对应着韩梅梅留村参加劳动后的四个不同阶段，语言上保留了北方口语白话的特色，叙述集中于回乡知识女青年的视角，叙述者只是客观引入（主要是开头和结尾），没有主观介入，所以尽管用了书信体，但故事性强，不做心理刻画，叙事流畅。

可列入这一主题系列的另一篇作品是周立波的《腊妹子》15。这篇作品也讲述一位高小毕业的乡村姑娘腊妹子，没考上中学，回村参加劳动，因一手弹弓打麻雀的绝技，在“除四害”运动中脱颖而出，最后成长为农业社的会计，社里的干部。腊妹子是一个颇具地方和乡野特色的“辣妹子”，在塑造腊妹子这一形象时，周立波动用了方言土语、地方风俗、风景描写等艺术手法，将腊妹子这一泼辣辣的湖南乡村小姑娘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周立波写作《腊妹子》期间，正是如唐弢所说，作家“淳朴、简练、平实、隽永”“从绚烂到平淡”的个人风格形成的时期，《腊妹子》也因这一个人风格的印记而冲淡了时代背景带来的限制。

《杜秀兰》当然也应放在这一横向的作品系列比较中加以理解。马烽在介绍《韩梅梅》的写作经验时曾谈到“一点感想”，他说：“作品写不好就抱怨是‘赶任务’的过错，以前我也有过这种想法。事实上作品写不好问题不在于赶任务，主要原因还是作者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和缺乏生活所致。‘任务’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从现实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16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是这一系列作品共同的背景，或试图完成的“任务”，但决定一个作品成败的关键，还是作者的“生活”和艺术修养。在上述经验总结中，马烽也谈到：“我为什么能够根据报社所规定的内容写出《韩梅梅》这篇小说呢？因为我以前有意无意的接触过这一类的问题，脑子里有这样一些人物的影子。但为什么这篇小说写的不够好，人物不是那么活灵活现呢？因为我对这样一些人不十分熟悉，生活的底子不丰厚。”17

1950年代上半期，丁玲公开号召“到群众中去落户”，并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深入生活”的文章和讲话，丁玲的“生活论”是立足于创作主体的“创作论”18，其核心是“人物论”19，即“培养出自己的人物”。1955年2月，丁玲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创作，根本的问题是要写出人来，要写行动里面的人，要从很多行动里去塑造人物。要这样，我们就必得有一批我们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人物。”20这些人物与作者有长期的生活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这样，作家就能将在不同地方见到的人贯通起来，形成作家“自己的人物”。

从这一角度而言，创作任务要求和动荡的个人经历背景下写出的未完成之作《杜秀兰》仍然是丁玲“自己的人物”。

注释：

1 此处使用了汪晖的说法，见《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2 从这一角度而言，将《粮秣主任》在文类上归为“报告”或“散文”也自有其理由。

3 此处引文据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同段引文不再另注。

4 关于《杜秀兰》的写作时间，据《丁玲年谱长编》，“1955年冬……着手写短篇小说《杜秀兰》（未完稿）”；“1956年1月10日……修改短篇小说《杜秀兰》第一章”。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349页。

5 据丁玲在《〈白刃小说选〉序》中回忆，1955年冬她同白刃一起在北京西郊海淀区的一个村子里体验生活，“我们一道采访，同在一队顽固的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同在一群男女青年中劳动，一同听取乡干部介绍情况，同模范人物谈经验。”此据《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6页。他们在这次体验生活中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也是《杜秀兰》所表现的主题。

6 丁玲在《〈“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中提到，《杜晚香》最初给一家刊物（即《人民文学》），刊物编辑提出，要对小说结尾进行删削，但丁玲拒绝。刘心武在代表《十月》杂志拿到稿子后，给丁玲写信，认为“后面那段话是一锤定音，无论如何不能删”。参看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541页。

7 《杜秀兰》的引文据冷嘉整理的手稿整理稿《杜秀兰》，下不另注。

8 沈从文：《记丁玲女士》（第14节），此处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9 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记胡也频》，此文为开明书店1951年版《胡也频选集》的序言。此据《丁玲全集》（第9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0 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11 丁玲：《给我爱的》，初刊1931年9月《北斗》创刊号，此据《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319页。

12 初刊1957年11月11日《山西日报》，收入《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3 《韩梅梅》初刊《中国青年报》1954年6月29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初版。

14 关于马烽此阶段与丁玲的互动及其创作《韩梅梅》的想法，可参看马烽《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文艺报》1952年第10期；《关于〈韩梅梅〉的复信》，《文艺学习》1955年第7期。

15 《腊妹子》写于1957年10月，与同年12月定稿的《山乡巨变》正篇的创作时间基本同期。

16 17 《关于〈韩梅梅〉的复信》，《文艺学习》1955年第7期。此处引自高捷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18 何吉贤：《“从延安走来的人”——丁玲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生及其当代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3期。

19 程凯：《“培养出现实的同时也是自己的人物”——以〈夜〉为起点的追踪》，“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丁玲为中心”会议论文集，2023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

20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初刊《人民文学》1955年第3期，此据《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