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郎樱结合多年的史诗调查经验、扎实的突厥—蒙古史诗功底和史诗理论方法，对突厥—蒙古史诗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她的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思想主要体现于母题文化内涵和叙事结构的比较研究当中。尤其是她的突厥—蒙古史诗母题深层文化内涵的探讨推进了前人的研究，不仅为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对中国史诗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郎樱 史诗学 比较研究
郎樱是我国第一代杰出的史诗学家之一。本文力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郎樱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思想和理论方法。并评价她的研究对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启发。
一、郎樱对前人的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郎樱具有深厚的突厥语民族语言文学基础和丰富的突厥史诗田野调查经验。她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她大学毕业后，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派往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参加《玛纳斯》工作组，从事这部史诗的翻译工作。在工作组里，她与《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朝夕相处，有机会参加《玛纳斯》演唱会。并对史诗歌手进行初步的采访。她在柯尔克孜族地区生活的9个月的时间里，初步了解柯尔克孜人的习俗和史诗演唱传统。这一经历对她日后的突厥史诗研究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的三十年间她多次赴新疆柯尔克孜地区做田野调查，先后采访70多位史诗歌手，为40多位史诗歌手建立了档案，并对他们的演唱进行了录像、录音和摄影。并对其中多位歌手进行追踪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除此之外，她还研究过突厥语民族书面史诗《乌古斯传》和《先祖阔尔库特书》等。
（一）国外学者对突厥—蒙古史诗的比较研究
突厥—蒙古史诗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俄罗斯的学者们对突厥—蒙古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出现了日尔蒙斯基和梅列金斯基等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大家。
日尔蒙斯基将史诗《阿勒帕米斯》置于突厥—蒙古古代史诗大背景上研究，并对这部史诗多种异文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还对它在各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同异文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评述。日尔蒙斯基将史诗与民间故事进行比较认为，一些史诗就是由这些英雄故事转化而来。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英雄史诗形成的唯一途径。他说，英雄故事在后来出现的英雄史诗中只是在背景和部分内容的形成上起了明显作用。在他看来，如果史诗中出现过神话内容的话，那么这些神话内容也是通过英雄故事渗透到史诗中的，英雄故事是连接神话与英雄史诗的重要纽带。
梅列金斯基通过比较研究突厥—蒙古史诗的情节母题，探究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他指出，突厥—蒙古史诗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这是由于这些民族过去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似，他们中有些民族同属一个渊源，并长期以来互相融合，形成了密切的历史联系所致。
梅列金斯基指出，突厥—蒙古史诗特别是萨彦岭、阿尔泰地区各民族史诗的情节大都与主人公神奇的出身有关。出身神奇的主人公后来就替代充当人类祖先角色的古代神话式的主人公。在古代雅库特史诗中仍然保留着神话式的人物，而在阿尔泰史诗中就极少。出身神奇的主人公绝不是古代神话式人物的变身。这类形象另有其渊源，尽管他们诞生和成长神奇性的由来最终还要追溯到某些神话观念，也是古代民间生活方式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严格划分具有神话式主人公的神话式史诗与得以保留着神话观念的形式但已发生质变的新型史诗的界限。
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希西对蒙古史诗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运用民间故事的母题研究方法，对蒙古史诗情节结构进行了分类。他运用母题研究方法概括众多蒙古史诗文本，把蒙古史诗基本情节结构划分为：时间，英雄的出身，英雄的家乡，英雄（外貌、性格及财产），英雄的马同他的特殊关系，启程远征，助手及朋友，受到威胁，仇敌，遇敌、战斗，英雄的计策、魔力，求婚，婚礼，返回家乡等14大类。并把这14大类又分为300多个小类。用海希西的蒙古史诗情节结构分类方法，可以对众多的蒙古史诗情节结构进行分类。海希西的分类方法是具有很高学术参考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
（二）国内学者对突厥—蒙古史诗的比较研究
我国搜集、记录史诗的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对于我国史诗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仁钦道尔吉、郎樱、降边嘉措、刘亚虎、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和托汗·依莎克等学者出版了“中国史诗研究”系列著作：《江格尔论》、《玛纳斯论》、《格萨尔论》、《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南方史诗论》、《江格尔与蒙古族宗教文化》和《<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中国史诗研究”系列著作和著名史诗学家巴·布林贝赫、朝戈金、陈岗龙的著作《蒙古英雄史诗诗学》、《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和《蟒古思故事论》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史诗理论体系的建构，标志着中国史诗学的形成。仁钦道尔吉和郎樱代表着中国第一代史诗学家。他们不仅在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在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仁钦道尔吉在鲍培对喀尔喀史诗做的单篇史诗和多篇史诗结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蒙古史诗文本的分析，把蒙古史诗的情节结构类型分为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三个类型，发展了鲍培的蒙古史诗结构类型的分类理论。他在论文《蒙古—突厥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形成与发展》中，通过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情节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突厥史诗的原始基本情节与蒙古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情节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与蒙古史诗相比，新疆与中亚的突厥史诗，更具有历史化和现实化的倾向，反映了中亚地区复杂的民族斗争与宗教斗争，许多史诗都描述了与卡勒玛克统治者的斗争。但是，早在七八百年以前以文字记录的《乌古斯传》和《先祖阔尔库特书》中的史诗基本情节与早期蒙古单篇型史诗与串联复合型史诗的基本情节很相似。
他通过总体上比较研究蒙古—突厥史诗，论证了蒙古—突厥史诗共同的起源、相同的情节结构类型发展史。他在论文《蒙古—突厥英雄史诗形成和发展的三阶段》中，通过蒙古—突厥史诗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蒙古—突厥史诗具有相似的史诗类型，即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的观点。蒙古—突厥史诗经过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早期史诗有，抢婚型史诗、考验婚型史诗、勇士与多头恶魔斗争的史诗、勇士与独眼巨人斗争的史诗等几种类型。第二阶段上形成的史诗有，婚事加征战型史诗；两次征战型史诗；多次征战型史诗。蒙古—突厥史诗绝大多数属于这一发展阶段。第三个发展阶段上的史诗是并列复合型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属于这一发展阶段，是并列复合型史诗。
他在《略论<玛纳斯>与<江格尔>的共性》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比较研究《玛纳斯》与《江格尔》的共性：首先，两部史诗经历了相似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它们都是在古老的传说和中小型史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长篇史诗。其次，两部史诗的结构很相似，都是以正面英雄人物为中心形成。《江格尔》由数十部长诗所组成，其中每一部史诗都像一部独立的中小型史诗，都可以独立成篇。《玛纳斯》第一部的结构与《江格尔》的结构基本相似。《玛纳斯》中描述的征战，每次征战都像一部相对独立的长诗。再次，两部史诗的共性也表现在题材上。两部史诗主要描述了征战。
郎樱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深入研究《玛纳斯》之外，还对其他代表性突厥史诗，即《艾尔托什吐克》、《阔布兰德》、《库尔曼别克》、《乌古斯传》、《先祖阔尔库特书》和《阔尔奥格里》的情节母题和叙事结构进行了研究。她不仅深入研究突厥史诗，而且在日尔蒙斯基、梅列金斯基、海希西和仁钦道尔吉等学者们的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比较研究突厥—蒙古史诗内在的共性与差异性，从而揭示突厥语民族和蒙古文化传统的内在相似性与差异性。她以《江格尔》与《玛纳斯》的比较研究为例，探讨了突厥—蒙古史诗传承形态、人物形象、情节母题、审美特征和叙述结构的内在共性与差异性。
二、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共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郎樱继承前人的突厥—蒙古史诗共同的起源和发展的理论，把突厥史诗和蒙古史诗视作一个整体，从总体上来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
（一）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共性的比较研究
她认为，突厥—蒙古史诗最突出的特点是活形态史诗。活形态史诗的传承，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记忆力超群、才华出众的史诗歌手；二是喜欢听史诗的听众。史诗传播活动的主体是史诗艺人与听众。她不仅重视研究才华出众的史诗歌手，而且还重视史诗听众对史诗传承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她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听众是口传史诗传承的灵魂。听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审美理想、憧憬与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史诗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史诗歌手的即兴创作与演唱内容。听众也直接参与了史诗的创作活动。
郎樱通过对《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玛玛依的长期追踪调查，以他的两次修改演唱内容为例，论证了听众接受心理、听众的意见与反响，对歌手的即兴创作、对史诗内容的变异所产生的影响。居素甫·玛玛依对于听众的反响相当重视。有一次，他演唱完玛纳斯的第五部《赛依特》，有一个男孩对他说，您忘记了一个战役。并向他简述了那次战役的情节。居素甫·玛玛依在以后的演唱中，便把这次战役补唱进去，使之成为自己唱本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证明他具有即兴创作的才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听众为他的即兴创作提供了材料。
如果听众对史诗中一些内容、情节产生排斥心理，这种心理反馈到歌手那里，歌手便会将听众难以接受的内容加以调整，使之适应听众的感受。居素甫·玛玛依在1961年的《玛纳斯》唱本中，以优美的《四十个姑娘》的传说为史诗的开端。当1979年这位歌手重新演唱时，他却以另一则族源传说取代了《四十个姑娘》的传说。后来经调查得知原因。原来其他民族与柯尔克孜人发生口角时，曾以“私生子”来辱骂柯尔克孜人。其理由是他们的祖先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根据是《玛纳斯》中的《四十个姑娘》传说。所谓的“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是指四十个姑娘因饮带泡沫的溪水后受孕之情节。一些柯尔克孜人认为《四十个姑娘》的传说对于他们不利，于是他们对歌手说，它不应出现于《玛纳斯》之中。居素甫·玛玛依考虑到听众的接受心理，于是在1979年的重唱本中将《四十个姑娘》的传说，以另一则族源传说取而代之。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只有在长期的田野调查过程当中，通过深度参与观察和认真思考，才能真正发现这一歌手与听众积极互动的现象。上述两个例子证明了口传文学的传承过程中，听众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歌手的即兴创作和表演活动。这是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书面文学中读者不能直接参与作者的创作活动。书面文学一旦被创作出来，读者不能影响或改变作品。而口传文学创编和演唱当中，歌手和听众直接面对，听众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歌手的创编和表演。
郎樱通过蒙古史诗《江格尔》与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比较研究，探讨了突厥史诗与蒙古史诗内在的共性与差异性。她认为，《江格尔》与《玛纳斯》具有众多共性。首先，两部史诗都是规模宏伟篇幅浩瀚的口头传承的活形态史诗。征战是两部史诗的主题。其次，两部史诗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共性。两部史诗都塑造了一位贯穿史诗始末的主要英雄，并且以主要英雄的名字命名。两部史诗主要歌颂两位英雄征战的业绩与一生的事迹。再次，《江格尔》与《玛纳斯》都塑造了一批会飞翔，具有起死回生神力的，能预知未来发生的事情的神女的形象。她认为，这两部史诗中的超凡妇女形象，保留着鲜明的女性崇拜观念及女萨满神话的印迹。
史诗学家们通过对蒙古史诗与早期突厥史诗文本的详细比较研究，论证了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具有共同的起源和诸多共性问题。郎樱借鉴前人的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研究成果和观点，大量阅读突厥史诗和蒙古史诗文本，概括和提炼出突厥—蒙古史诗共同的叙事结构或基本情节结构模式：
英雄特异诞生—苦难的童年—少年立功—娶妻成家—英雄外出征战—家乡被劫（或被篡权）—英雄归来—杀死入侵之敌（或篡权者）—再次征战—英雄凯旋（或牺牲）
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叙事结构或基本情节结构的概括与仁钦道尔吉提出的失而复得式史诗情节结构相吻合。仁钦道尔通过分析大量的蒙古史诗文本，概括出蒙古史诗的失而复得式和迎敌作战式结构类型。郎樱从情节母题的角度对突厥—蒙古史诗进行了概括，而仁钦道尔吉从结构类型的角度对蒙古史诗进行概括。他们用不同的研究视角达到了相通的结论。
（二）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突厥—蒙古史诗虽然存在诸多共性，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郎樱以《江格尔》和《玛纳斯》的比较研究为例，论述了突厥—蒙古史诗不同的审美特征和叙述结构特征。
郎樱认为，《玛纳斯》美学特征与《江格尔》明显不同。《玛纳斯》不仅具有崇高美，更具有悲剧美。悲剧美是《玛纳斯》与《江格尔》的美学特征的显著区别。《玛纳斯》遭受的苦难与不幸的牺牲，不仅激发起听众痛惜、同情之感，而且使玛纳斯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得更为崇高，更具英雄性。玛纳斯是东方英雄史诗中不可多得的一位悲剧英雄形象。《玛纳斯》八部都塑造了一位玛纳斯家族的悲剧英雄人物形象。
在《江格尔》中江格尔虽然童年受过苦难，遇到过险境，受过重伤昏死过去，但死而复生，最终以战胜各种强敌，建立强大的汗国，让百姓过上平安、富足的幸福生活为结尾。这部史诗的结尾很圆满。《江格尔》每章都是由欢宴开端，以庆典结尾。它的每章都是以英雄们欢聚在一起举行宴会时，敌人来威胁或侵犯，英雄们与侵犯者进行殊死搏斗，战胜敌人，捍卫汗国，举行盛大的庆典庆祝胜利为结尾。《玛纳斯》悲剧美的美学特征与《江格尔》的圆满结局存在显著区别。
郎樱认为，柯尔克孜族史诗悲剧美的美学特征与他们苦难的遭遇有关。笔者认为她的这一观点很有道理。柯尔克孜族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他们经常被邻近的强大的部落和民族侵略和奴役。柯尔克孜人民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经常与侵犯者进行殊死搏斗。这一不幸的民族经历，培养了柯尔克孜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造就出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柯尔克孜人民创编诗歌歌颂这些可敬的英雄的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用口耳相传的形式世代传承。玛纳斯等悲剧英雄形象体现了柯尔克孜民众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直面悲惨的命运，并积极进取和深刻反思的民族精神。
郎樱从《玛纳斯》中体现的美学特征来深入分析柯尔克孜民族性格特征和审美价值观。《玛纳斯》中塑造的众多悲剧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柯尔克孜人民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善于反思的性格。敢于面对悲惨的现实，积极进取的民族，才能创造出悲剧。她对柯尔克孜民族性格和审美价值观念的深层探究，使《玛纳斯》与《江格尔》的比较研究更加深入，推进了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
郎樱通过对《玛纳斯》与《江格尔》史诗的叙述结构的比较研究指出，《江格尔》的叙述结构以英雄们的征战为发展单元，即每打一仗，便增加一部史诗。无论增加多少征战内容，增加多少部，仍然由一位主要英雄将它们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史诗。《江格尔》的每一部都能独立成篇。而《玛纳斯》八部史诗的发展结构与《江格尔》不同，采用谱系式纵向发展结构，每部描述一位英雄的事迹，每部都是一部完整的史诗，能独立成篇，独立演唱。同时，每部之间在人物与事件上环环相扣，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整篇。
三、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母题比较研究的理论贡献
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于，她的突厥—蒙古史诗母题的比较研究方面。郎樱将史诗母题划分为“英雄身世类母题”、“英雄对手类母题”、“神奇动植物类母题”等三大类。英雄身世类母题，包括英雄特异诞生、英雄苦难童年、少年英雄立功、英雄婚姻、英雄结义、亲友背叛、死而复生、英雄外出家乡被劫、英雄妻子被劫、英雄复仇等母题。英雄对手类母题中，英雄的对手，主要指英雄超自然的对手。神奇动植物类母题包括的种类很多，在我国史诗中经常出现的动物有骏马、鹰、狼、熊等。
海希西的母题研究主要以母题分类为主，而郎樱的母题研究主要以母题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探究为主。她通过突厥—蒙古史诗母题的分类和研究认为，突厥—蒙古史诗拥有大量文化内涵丰富的古老母题。研究这些母题，不仅能够推进史诗的深入研究，而且对于研究原始人类的思维、原始社会的行为方式及习俗仪典，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她认为，史诗母题研究是史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史诗母题研究时，首先要关注的是母题的叙事模式、母题的分类以及母题类型研究。但是，史诗母题研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在于揭示蕴含于母题深层的文化内涵。
郎樱主要对突厥史诗、蒙古史诗和藏族史诗的英雄身世类母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她在论文《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之比较》中对两部史诗的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系列、英雄苦难童年母题和英雄少年立功母题进行比较研究，并揭示其深层文化内涵。她认为，突厥史诗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系列，一般由五个母题构成：祈子母题、神奇受孕母题、特异诞生母题 、害口吃动物内脏母题和难产母题。在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中对格萨尔特异诞生的描述由三个母题构成：祈子母题 、神奇受孕母题和特异诞生母题。
祈子母题是世界性古老的母题，它大量存在于神话传说和史诗等古老的民间文学体裁之中。《玛纳斯》、《阿勒帕米斯》、《考交加什》等突厥史诗都是以祈子母题作为开端。突厥史诗中，描述英雄年迈的父亲向上苍、祖先神灵祈祷，宰杀牲畜，举行祭天祈子仪式之后，妻子在大树下或森林中留宿，神奇怀孕，生下英雄。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中，英雄的父亲向山神和大梵天祈祷后，年迈的妻子神奇怀孕，生下了格萨尔。郎樱比较突厥史诗和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的祈子母题说，第一，突厥史诗中的祈子母题比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的内容丰富，描述得细致。第二，突厥史诗对祈子仪式描述得详尽。
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中的英雄母亲的受孕过程神奇非凡。格萨尔的母亲挤奶时，看见天空大放光明，众天神出现，一位天神之子飘然而下。英雄的母亲神奇受孕。玛纳斯的母亲和阿勒帕米斯的母亲都是在森林中或树木下独宿而神奇受孕的。英雄的超凡神力与他母亲神奇的怀孕有着密切关联。英雄母亲神奇受孕母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早期人类原始的感生生育观念。
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中英雄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都是生下来时一个肉蛋或肉囊。她认为，英雄出自肉蛋和肉囊的母题，源于卵生神话。这一母题具有原始简单类比的思维特点。由于卵能孵出飞禽鸟类，在初民的心目中，卵是生命的象征。史诗中英雄以“肉蛋”状诞生于世，这既保留有原始思维的特点，也在于突出英雄诞生非同凡响。英雄诞生的特异，还表现在英雄诞生时所呈现出的异常现象。格萨尔诞生前，下了一场大雪，大地发生震动。他诞生时毡房顶上金光灿灿。他家的牛、马、羊和犬也在同一时刻产下崽。《玛纳斯》中玛纳斯诞生时，宿敌卡勒玛克人的宫殿剧烈地晃动，河水倒流。玛纳斯诞生的同时，他的坐骑也出生。英雄诞生时往往带有特异的标志。格萨尔刚出世就作拉弓状。这是格萨尔戎马一生的象征。玛纳斯出世时，一手攥血，一手攥油。手攥油，预示着玛纳斯将使柯尔克孜人民生活富足。玛纳斯手握血块诞生预示着能征善战。
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在描述英雄苦难的童年与少年立功方面，拥有相似的母题。格萨尔未出生前，她的母亲被超同赶到远离部落的地方居住。格萨尔生长在穷苦的环境里。《玛纳斯》中的玛纳斯及其子孙的童年都是在敌人的追杀或叛变亲友的迫害中度过的。《江格尔》中的江格尔，两岁时家乡遭劫，父母亲被杀害，从小沦为孤儿。我国三大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的童年都有着苦难的经历。她认为，英雄特异诞生母题着重渲染的是英雄的神性。英雄苦难童年母题所力图表现的是作为人间英雄的人性特点。
史诗英雄少年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力量与神力。格萨尔与心狠手毒的叔父超同较量，并战胜他，他表现出非凡的神力。在较为古老的突厥史诗中，与少年英雄较量的对手，一般是凶猛的野兽或超自然的对手。维吾尔族古老史诗《乌古斯传》中的少年英雄乌古斯，杀死一头凶猛异常、吞食人畜的独角兽，为民除了害。《玛纳斯》中少年英雄玛纳斯率领四十名小勇士，与入侵的卡勒玛克人进行浴血奋战，并把侵略者赶出柯尔克孜人的领地，立下战功。郎樱认为，少年立功母题与古代成丁仪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古代，一个男孩长大，要经过严酷的成丁考验，才能成为部落的正式成员，经过成丁仪式的考验，标志着成熟，可以成婚。在史诗中，少年英雄的力与勇经受住考验，与此紧密相连的便是英雄成婚的内容。
郎樱列表格详细比较研究突厥史诗、蒙古史诗、芬兰史诗、埃及神话、巴比伦神话和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死而复生母题的英雄被害的方式、谋害者、搭救者和搭救方式及物品等因素，总结了死而复生母题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遇害的是男英雄，而搭救英雄、使英雄死而复生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这些女性是英雄的母亲、妻子、姐妹或是幻化为白天鹅的仙女。这一特点在阿尔泰语系民族、尤其是在突厥语民族和蒙古民间文学中表现得突出，这与这些民族曾长期信仰萨满教有密切关系。萨满教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最初的萨满由女性担任。萨满被视为人间与神界交往的使者。在古老的萨满神话传说中，萨满往往具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另外，在初民看来，女性是生命的创造者，她们既然能够孕育出生命，也能够给予死者已生命力，使死者再生。第二，在英雄死而复生的过程中，生命水、母乳、乳汁以及神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反映出初民对乳汁与圣水的崇拜观念。她的突厥—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的跨民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拓展了突厥—蒙古史诗研究的视野，为突厥—蒙古史诗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和民间故事中普遍存在的英雄入地母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英雄入地母题是英雄再生母题的一种特殊类型，突厥—蒙古史诗和民间故事中普遍存在英雄完婚或完成某种壮举之后，主动或被动进入地下，经一番考验与折磨，被神鹰驮回地面的英雄入地母题。她认为，英雄入地母题的原型为“英雄追赶妖魔入地，鹰驮英雄返回地面”。英雄入地所通过的黑暗、深邃的通道是女性“阴道”的象征；英雄入地返回地面，是英雄回归母体以求再生的象征。英雄入地母题中的鹰是萨满的灵魂，萨满的化身。鹰驮英雄返回地面，象征着英雄的再生要凭借萨满的神力。郎樱通过突厥—蒙古口头叙事文学中英雄入地母题的细致入微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英雄入地母题的原型、深层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她对突厥—蒙古史诗英雄入地母题中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发展了前人对突厥—蒙古史诗的比较研究，并且对中国史诗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结语
郎樱凭借自身深厚的突厥语民族语言文学功底，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理论和方法，结合多年的史诗田野调查经验和收获，对突厥—蒙古史诗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诸多观点。郎樱的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主要在叙事结构和母题比较研究方面推进和发展了前人的研究。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叙事结构的比较研究与仁钦道尔吉蒙古史诗结构类型的研究契合。郎樱以母题情节的视角对突厥—蒙古史诗叙事结构进行概括。而仁钦道尔吉以结构类型的视角对蒙古史诗进行归类。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突厥—蒙古史诗结构模式，概括出相通的结构模式。
郎樱把史诗母题归纳为“英雄身世类母题”、“英雄对手类母题”和“神奇动植物类母题”三大类，并在“英雄身世类母题”下面分多个母题，探究其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母题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英雄身世类母题的探究方面。她结合突厥语民族和蒙古人民的原始信仰和民俗仪式，探究他们的史诗母题蕴含的文化内涵。她认为，突厥—蒙古史诗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求子母题、神奇受孕母题体现了突厥语民族、蒙古先民和藏族原始信仰的同时，强调英雄身世的神圣性；英雄特异诞生母题揭示英雄将成为，给部落或民族带来和平的非凡英雄；英雄少年立功母题象征着成年仪式；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中的拥有起死回生神力的女性原型是女萨满；英雄入地母题象征着英雄回归母体再生仪式。
笔者认为，海希西虽然对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和英雄从岩石里诞生母题的原型进行了探讨，但他的蒙古史诗母题研究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于情节结构的分类方面。而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母题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母题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揭示方面。郎樱对突厥—蒙古史诗母题的比较研究，推进和深化了海希西的蒙古史诗母题研究，为中国史诗研究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郎樱突厥—蒙古史诗叙事结构的比较研究、母题比较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仅对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史诗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注释略）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