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三次到访中国。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等人的交往十分著名，但他在50年代两次以官方身份访问中国并深度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的经历却被人遗忘。新一代研究者对于普实克的理解通常来自两组对照关系：一是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二是王德威将普实克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一同划入所谓的“抒情传统”谱系。普实克在这两组对照关系中都被塑造为僵化且过时的人物。回到相关著述会发现，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和革命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找到的现代性，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作为“回应”的现代，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自身土壤的独立的现代。

　　[关键词]普实克；夏志清；王德威；现代性

 

　

 

　　一、从一段被淡忘的文化交流史说起

　　作为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通俗文学专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厚渊源，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普实克曾经三次到访中国，第一次到访是1932-1936年。年轻的学生普实克游历北平、西安、洛阳等地，与鲁迅和郑振铎等人有交往，在沈从文的影响下阅读丁玲的著作[陈漱渝：《普实克和他的东方传奇》，载《上海鲁迅研究》，2010（1）。]。他于1936年致信鲁迅，希望将《呐喊》译成捷克文。鲁迅应允此事，还寄给普实克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一本《故事新编》[ 鲁迅：《360723（捷） 致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全集》第14卷，388-3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二次到访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2月。普实克作为团长率领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两个半月，其间赴鲁迅故居献花、在全国文联和中国科学院举行座谈并在文化部授课[ 综合此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捷文化代表团抵京》（1950-12-12，第1版），《文化部沈部长与外交部章副部长 欢宴捷文化代表团 该团昨赴鲁迅故居献花赠礼》（1950-12-14，第4版），《全国文联举行座谈会　 欢迎捷克文化代表团》（ 1950-12-18，第4版），《捷克文化代表团在京活动 普实克博士在文化部讲<远东与中国文化在捷克>》（1950-12-22，第4版），《中国科学院举行盛会 招待捷克文化代表团》（1951-2-16，第3版），《捷文化代表团昨日离京返国》（1951-02-24，第4版）。]。此次访问结束回国后，在普实克的努力下，布拉格建立了藏书四万卷的鲁迅图书馆，其中的藏书大部分是代表团访华期间所购，此外也有中国文化部的赠予[ 《布拉格鲁迅图书馆揭幕》，载《人民日报》，1952-11-3，第4版。]。1954年，普实克的著作《解放了的中国文学及其人民传统》获得了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奖金，这一事迹在《人民日报》被列为中国和“兄弟国家”文化联系扩大的事迹加以介绍[ 《我国和兄弟国家的文化联系一天天扩大》，载《人民日报》，1955-04-01，第4版。]。第三次到访是1956年9月底至11月初，普实克作为团长率领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代表团再度访问中国，其间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并代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此时的《人民日报》也刊发了一篇对于普实克的访谈[ 综合此时期《人民日报》的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代表团到北京》，载《人民日报》1956-9-29，第4版。《访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载《人民日报》1956-10-4，第5版。《首都纪念鲁迅大会今日举行　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作家陆续到京》，载《人民日报》1956-10-19，第1版。《中捷两国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载《人民日报》，1956-11-8，第2版。]。1959年，《世界文学》发表了普实克写作的《新中国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文中尤其提到了他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等人在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理论文章，并带领捷克斯洛伐克学者翻译了《白毛女》《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可爱的中国》和毛泽东诗词等中国文学作品[ 普实克：《新中国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载《世界文学》1959（9）。]。1980年4月7日，普实克去世，《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逝世消息，并称其为“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赞美他“为增进中捷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捷著名汉学家普实克逝世》，载《人民日报》，1980-4-15，第6版。]。普实克的三次到访中国和为促进中捷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联系着一段国际左翼阵营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交流、密切互动的珍贵历史。

　　不过，时过境迁，这段跨越多年的文化交流史逐渐被淡忘。由于普实克与鲁迅的交往，他对于中国的第一次到访常被提及。但他在50年代对于中国的第二、三次到访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几乎完全消失——尽管这两次访问有着更为官方和正式的身份、参与的活动规格更高、在中外交流史上显然更具政治意义。80年代之后，在论及普实克与中国文化交往的史实时，人们基本上只会提到他1940年出版的《中国——我的姐妹》，这本书仅仅记录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游历生活[ 参见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丛林、陈平陵、李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在中译本方面，无论是80年代翻译出版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以及该书2010年更名再版的《抒情与史诗》），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我的姐妹》，还是近年来陆续翻译的普实克写于1959-1960年间的《中国文学的三幅素描》[ 尚未出版，内容参见杨玉英、廖进《普实克的郭沫若早期小说研究——<中国文学的三幅素描：郭沫若>》，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5）；安德昌著、杨玉英译《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序<普实克中国文学的三幅素描>》，载《现代中文学刊》2019（4）。]，这些中译本的序言中都未提及普实克在1949年之后还曾两次到访中国。尽管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回忆与纪念文章会以寥寥数笔提到普实克1949年之后对于中国的访问[ 如奥古斯丁·白利德：《普实克的学术活动：1943-1980年》，李梅译，28-32页，《国际汉学》第17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万世荣：《纪念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院士90周年诞辰》，载《东欧》，1996（4）。]，但在相关研究论文中，这些故事基本上难觅踪迹。这些忽视，最初大概都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由李欧梵编纂的The Lyrical and the Epic（即《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与《抒情与史诗》的英文原版）出版于1980年的美国，普实克的左翼背景在彼时彼地是不受欢迎的；普实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中译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恰好回应了当时中国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讨论[ 参见陈平原《传统与现代——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人民日报》，1988-2-16，第5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译本出版于1987年，其中关于个人主义的观点比左翼立场更符合80年代中国的普遍风潮。而在最初的这种有意无意的避而不谈之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关于普实克1949年之后深度参与社会主义阵营友好交往的记忆只会更加淡漠。

　　除了偶尔作为鲁迅的国际友人之外，普实克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出场，似乎总是处于与他人的比较之中，以一个陈旧、刻板的“对照组”身份出现。新一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理解普实克的路径，总是来自两组对照关系：其一，是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著名论争；其二，是普实克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一道被划入所谓的“抒情传统”谱系。前者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和普实克著作The Lyrical and Epic的中译本（《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抒情与史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出版，这场论争的影响力逐渐扩散。然而，在80年代以来文学界较为普遍的“纯文学”倾向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于标榜“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1978年），《中国现代小说史》，3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而被视为“纯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为其论战对手的普实克则显得观点僵化且过时。普夏之争与冷战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但这一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几乎被抹消，二人的争论被描述为文学研究内部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两种方法的差异[ 参见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这样的描述方式，隐藏着“去历史化”的嫌疑。至于普实克与所谓“抒情传统”论述，其实本无直接关系。普实克虽然有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性的论述，但与陈世骧、高友工的“抒情传统”论属于两条相对独立的学术脉络。王德威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在自2006年起的多次讲课和论述中将普实克也划入“抒情传统”的谱系之中。在王德威看来，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从“抒情”向“史诗”变迁的论述体现出进步史观，对立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述中那种面向过去的伤悼立场。于是，普实克再一次被放在了“对照组”的位置上。

　　更重要的是，这两组事件虽然发生时间相距四十多年，但在中国大陆学界的影响时间十分接近。对于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普夏之争的影响力，主要在2005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首个大陆版出版之后；而“抒情传统”的影响力，主要在2006年王德威在北京大学的八次以“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为主题的课程之后。二者之间，仅有一年时间差。两组事件的影响力叠加，普实克被迅速塑造为一个有些僵化、过时的人物，他的面目在他人的转述中越发模糊不清。而他身上原本所缠绕的那段国际左翼阵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史，也在这些讨论中被悄然隐去。

　　普实克屡屡作为文学史论争中的“对照组”出现，证明其确实触碰到了某些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但是，如果始终只将普实克视为某些更流行的文学史观点的“对照组”，就会阻碍对其观点与历史背景的整全认知，也就失落了一条重要的文学史发展线索。普实克在当前文学研究界中略显尴尬的边缘位置，是8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转型的表征。从本质上说，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差异，源自两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内涵的不同认知，从更深远的层面上说，涉及到中国步入“现代”的两条路径，也即：中国的现代是内生的，还是从西方输入或习得的？普实克与夏志清的争论，不仅关系到研究方法的不同，更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到底是模仿西方的产物、还是与西方文学同步发展的结果；而普实克与王德威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特质的不同理解，则涉及到：“抒情”到底是中国古典文学众多特征中的一种，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原始性”的集中体现？从“抒情”到“史诗”的转变，到底是古典中国经由内部的结构调整而完成的“革命”，还是古典中国与美好传统的消逝？在今日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将有助于我们拨开话语与立场的迷雾，理解他们的真正分歧，并在当下流行的文学史观点之外找到普实克的特殊位置。

　　二、“客观”背后：两种“现代”观念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刊出普实克的长篇书评，书评从多个方面批评了夏志清著作中“教条式的偏狭和无视人的尊严的态度”[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抒情与史诗》，郭建玲译，19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对此，夏志清表示，普实克是“欧洲的中共文学代言人”，写书评是想把当时并无名气的他“击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序》，陈子善编：《夏志清序跋》，108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4。]，因而在1963年的《通报》上发表回应文章。

　　关于这次著名的普夏之争，主要有两种讨论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将二人的分歧视为两个阵营的政治立场对立。如王德威认为，普夏二人“理念背景有异，学术立场不同”[ 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普实克：《抒情与史诗》，总序，1页。]，导致他们的文学史观形成对峙之势。 第二种讨论方式，则是认为两人对于何为“客观的”文学研究持有不同标准。“客观”是两人当时的争执焦点，大多数后人研究都从这一焦点展开讨论。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研究者的目的应该是“发现客观真理”并“努力克服个人偏见”，并批评夏志清因“外在的政治标准”而影响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客观评价[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抒情与史诗》，193-194页。]。作为回应，夏志清则干脆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为题，直指普实克的“科学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生搬硬套到文学研究中来，并暗示自己才是“不带政治成见、不惧任何后果地开放思想，拒绝依靠未经检验的假设和因袭的判断”[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普实克：《抒情与史诗》，269页。]。这也就意味着，夏志清认为自己采用的才是真正“客观的”研究方法。

　　普实克和夏志清都声称自己进行的才是“客观的”研究，认为对方的观点受到了政治立场的“污染”。“客观”的问题必然涉及到评价标准。二人关于“客观”的争执，尤其体现在他们心中“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的不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中指出，“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1978年），《中国现代小说史》，39页。]。而普实克则在讨论叶圣陶和契诃夫的文章开头提出，我们应该关注导致一种“新文学”诞生的原因，以及不同作家创作出不同文学作品的原因：“除了普遍原因，一定还有更特殊具体的因素，而发现这些因素，正是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 普实克：《叶圣陶和安东·契诃夫》，《抒情与史诗》，178页。]从以上言论可以发现，普实克标榜结构主义方法，夏志清则举起了“新批评”大旗。于是，研究者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普夏二人的差异在于遵守不同研究范式，分别致力于“科学”的“文学史”和更具个人特色的“文学批评”[ 参见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既然如此，似乎二人的差异昭然若揭，无需再加讨论。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结构主义与 “新批评”都号称要使文学研究变得“科学”和“中立”，为何却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或许，我们应该跳出关于“客观”和“科学”的争论，转而直接面对普实克与夏志清的真正分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与发生动力，二人的叙述重点有着细微但重大的差异。普夏二人在何为“客观”这一问题上各执一词，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对于何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持有不同理解。由此出发，他们自然看到的是不同的文学史图景。

　　现代文学的发生源自文学革命。如何理解文学革命的“革命性”，是现代文学的首要问题。在这一点上，普夏二人的意见显然不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章 “文学革命”中强调胡适推行白话文的主张，并以“改良”界定胡适的立场。对于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观点，夏志清则斥之为“无知与不负责任”“流水账式”“武断”和“滑稽”。夏志清对于胡、陈二人的评价是否恰当，这一点暂且不论，他扬胡而抑陈的文学史评价背后，隐藏着的观点是将文学革命的内涵缩减为白话文运动，而忽略其中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意义。普实克对于“文学革命”的理解则大为不同，他并不将采用白话文视为现代文学的首要标志。普实克将鲁迅写于1911年的文言作品《怀旧》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并指出：“新文学诞生的基本条件并不是像胡适所深信的那样，取决于语言”[ 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抒情与史诗》，107页。]。普实克认为，《怀旧》虽采用文言写作，却极大削弱了情节的功能，因此具有新文学的现代特征。他还指出，这种现代形式的出现，根本上源自一批新的作家能够“以现代的眼光观察世界，对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有与众不同的兴趣”[ 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抒情与史诗》，107页。]。因此，在普实克看来，“文学革命”不能等同于白话文运动，而包含着思想上的反封建革命以及由思想革命导致的文学形式的革命。

　　研究者常提到普夏二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不一，却往往忽视了，二人其实都多多少少采用了将中西作家进行比较的做法，只是比较对象不同，评价结果也就有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革命”一章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讲述的是白话文运动。但他继而宣称这种白话文学观是“狭窄”和“荒谬”的，《尝试集》等白话文作品是“索然无味”的。然后，他的论述就转入了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面向，即“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页。]，并历数西方文学和思潮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决定性影响。这样的论述框架意味着，在夏志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无法从中国自身的白话文学传统中获得足够的滋养，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文学才能提升文学品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充满着对于中西作家的比较，这一点常为人诟病，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书中的比较模式和比较对象。首先，夏志清在进行中西比较时，总是将中国现代文学中那些与西方文学的相似之处视为模仿西方文学的结果。在“文学革命”一章中，夏志清认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的观点与19世纪西方写实文学相仿。这一比较模式几乎贯穿全书。夏志清在各章中分别将鲁迅与果戈理、茅盾与左拉和德莱塞、老舍的《牛天赐传》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骆驼祥子》和哈代的作品尤其是《卡斯特桥市长》进行比较，但其结论往往认为中国作家比不上西方作家。相比之下，当普实克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诞生之时，他并未将西方文学和思潮视为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有着更深的联系。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清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源时的差异，折射出的是两种“现代”标准的差异。夏志清持有的是一种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观念，中国现代文学则是对这种西方现代性的模仿。普实克则通过分析中国自身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暗示中国文学无须模仿西方也可能进入现代。这一结论再往前走一步，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可能产生出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

　　其次，夏志清用来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作家相比较的对象，主要是19世纪的西方作家。当能否赶上19世纪的西方作家成了判断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比较就在中西文学之间设置了一种时间差距。普实克则表示，中国现代文学更接近于欧洲20世纪的文学，也即当时的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几乎同步发展。他指出，尽管新文学受到了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深刻影响，但“当时在中国兴起的文学，在本质上确实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文学，而不是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 普实克：《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的相遇》，《抒情与史诗》，82页。]关于二人在选择比较对象时的差异，有一系列的例子：比如，夏志清将鲁迅与果戈理进行对比，普实克则认为鲁迅的早期小说《怀旧》体现出和托马斯·曼、乔伊斯、捷克作家卡雷尔·卡佩克等欧洲新潮作家的相似品质，因此“无法将他归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脉络中”[ 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抒情与史诗》，108页。]。再比如，在讨论茅盾时，普实克也不像夏志清那样强调他与19世纪的作家左拉和自然主义的共性，而是强调茅盾“关注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社会事件，而较少注意个体的性格”，这表明“茅盾的现实主义与十九世纪乃至他同时代作家的现实主义的重大差异” [ 普实克：《茅盾和郁达夫》，《抒情与史诗》，138页。微妙的是，李欧梵为《抒情与史诗》所写的序言指出普实克认为茅盾“继承”了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这显然并不贴合普实克的观点。见李欧梵《序言》，《抒情与史诗》，序言3页。]。普实克认为茅盾的写法有别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却让他想起一战后的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即使是在讨论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特色时，普实克也极力避免将其论述为受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而是指出，只有当面临相同的问题、承担相同的使命之时，“影响”才会真正发生：“不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浪漫主义情绪都是从清除封建制度的斗争这一土壤中孕育出来的。”[ 普实克：《茅盾和郁达夫》，《抒情与史诗》，170页。]可以说，夏志清进行的是“影响研究”，而普实克进行的则是“平行研究”。前者的立足点在于“先进”的一方对于“后发”的一方的影响，而后者则试图排除这种先进/落后关系，将不同地区的文学发展视为彼此相对独立的进程。

　　中国现代文学到底是19世纪西方文学的模仿者，还是一战后世界文学潮流（也即所谓“20世纪文学”）中的一员？19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的差异不止在于时间上的先后。19世纪是一种以欧洲为标准的普遍现代性模式向外扩散的阶段，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打破了这种名为普遍、实为欧洲中心的现代性迷梦，出现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在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那里，他们注意到的正是20世纪文学如何构成了对19世纪帝国主义文本的挑战[ 参见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在这个意义上，当普实克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更接近于20世纪尤其是一战后的西方文学之时，在他眼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质”并不是对欧洲现代性的模仿，而是反思与挑战。普实克与夏志清最根本的不同正在于此，而非在于“客观标准”或“意识形态”的差异。当夏志清固守西方文学的所谓“大传统”，以此贬低中国现代文学的品质之时，普实克则抛弃了这一西方中心的标准。因此，在普实克眼里，中国现代文学之于西方文学的差异不是欠缺，而是其真正的创新所在。

　　夏志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主要归因于西方文学影响，这一分析模式与20世纪50年代在费正清影响下美国学界所构建的中国现代化的“冲击-回应”模式有近似之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冲击之下所产生的“回应”。相比之下，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更多吸收了自身的古典资源，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现代变革的主要动力也非来自外部冲击，而是源自中国内部的力量。事实上，这样的分析模式并非普实克的独创，而是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持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观点。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正是以50-60年代两大阵营的史学论争为背景。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的末尾，普实克从文学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内生”的特点：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始于明朝，其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部的力量，渊源也完全是中国的。欧洲的入侵只不过是加速了它的进程而已，即使没有外来的因素，它也终将实现同样的目标。[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抒情与史诗》，26页。]

 

　　普实克曾经在1956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宣读此文，其英文版著作The Lyrical and the Epic提供了这一原始出处，但微妙的是，该书的两个中译本《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和《抒情与史诗》保留了其他文章的原始出处，却删除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始出处。正是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出现了两大国际阵营的中国研究学者关于历史观念的正面交锋。普实克的文章与此时中国史学界五大基本理论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中国史分期问题”）形成了呼应，因此得到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参与此会的历史学家翦伯赞的重视。翦伯赞在两篇关于此次会议的重要文章中都提到了普实克。他在刊于《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指出，历史（尤其是中国史）“应不应该分期”是这次会议的焦点。西德、英国、荷兰、美国等地的汉学家要么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进行分期的做法，要么认为西洋史可以分期，但中国史不能分期，并反对中国社会和西欧社会按照同一规律发展的说法。正面讨论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国外汉学家为数不多，翦伯赞举出的两个例子分别是苏联汉学家郭瓦略夫和普实克[ 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载《人民日报》，1956-10-31，第7版。]。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会议纪要中，翦伯赞着重复述了普实克报告的结尾：

 

　　（新文化运动至抗战前中国文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传统，可以追溯到“红楼梦”、“老残游记”和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五四运动的文学是表示中国人民对封建制度的对抗，清代这些著作也是表示封建制度遭受到危机。中国社会今日的大变化，实已开始于明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西洋的侵入只是促进这种过程而已。[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载《历史研究》，1956（12）。]

　　

　　另一位中国代表、历史学家张芝联也着重谈到了普实克的报告[ 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1）。]。普实克提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明代已埋下诸多内因，而非清末西方入侵后才发生，从而与中国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联系。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们看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能够“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污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与发展的胡说，从而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 《编者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前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同时，普实克的观点也与此时中国学者在近代史分期问题上的讨论形成呼应。在1954年胡绳的重要文章《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他在讨论分期标准之初便否定了“拿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态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做法，提出“不仅要注意外国势力怎样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势力的侵略表现了怎样的反应”[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1）。]。该观点重视中国发展的内因而非外因，与普实克的态度是一致的。普实克从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之源泉的判断中引申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和发生时间的判断，并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性的“内生”特征，这是他的观点得到中国历史学家们认同的原因。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观点差异可以被归结为，中国现代性到底源自内部因素，还是对于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回应与模仿？这一差异背后，正隐藏着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美国主流中国研究界的不同思路。

　　三、转向“史诗”：“革命”的意义与动力

　　从普实克延伸出来的另一影响深远的命题是“抒情与史诗”。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中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文人为自我消遣而创作的文学具有“抒情性和主观性”，为普通百姓创作的文学具有“叙事性和客观性”。普实克进而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观倾向的出现，与其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雅文学”的抒情性和对私人生活的关注有关。这一观点衍生出“抒情”与“史诗”两个关键词，李欧梵在编纂普实克文集时以之作为标题。王德威又对此加以发扬，将普实克与陈世骧、沈从文等人的论述一起组织进“抒情传统”的谱系之中。

　　“抒情传统”发端于陈世骧1971年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比较文学组上的发言，后因高友工到台湾地区讲学而在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界引发广泛反响。这一论述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陈国球、王德威编，4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4。]。王德威将“抒情传统”论述与普实克关于“抒情”的论述对接之后，便画出了一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线图：古典的“抒情传统”在进入“现代”之后被“史诗传统”取代，却仍存亡绝续、艰难维系。在王德威眼中，普实克将“抒情”向“史诗”的变化视为必然，因而吻合于左翼进化史观；而王德威本人则伤悼于个人主义的“抒情”被集体主义的“史诗”所取代，因而寄托了某种追怀古典中国的心曲。二者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抒情”向“史诗”的这一转化：这究竟是对于古典中国的破坏，还是一种具有积极因素的“革命”？

　　普实克笔下的“抒情性”与陈世骧等人提出的“抒情传统”都是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判断。二者都借用浪漫主义理论，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抒情”视为个人主体兴起的表征。但对于如何理解“抒情”与“史诗”的关系，他们的答案并不相同。在普实克这里，“抒情”是中国上层文人传统，“史诗”是民间文学传统；而在“抒情传统”论述中，中国文学传统的整体都被视为“抒情传统”，这意味着中国的古典文学在“抒情传统”论中只剩下上层文人传统，民间的史诗传统却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忽视是关键性的。在普实克的论述中，从“抒情”到“史诗”的变迁，正是民间文类地位上升、精英文类地位下降的结果，也就意味着这一变迁是传统内部的结构变化。而在“抒情传统”论中，由于“抒情”是中国的古典精神，“史诗”则是现代革命暴力的象征，从“抒情”到“史诗”的变迁因而构成了一个关于革命暴力如何破坏了古典社会的隐喻。可以说，“抒情传统”论对于民间文学的忽视，使其无法将从“抒情”到“史诗”的变迁视为中国传统自身内部的结构变动，而只能将其视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消逝。

　　值得注意的是，若延续陈世骧、高友工等人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逻辑，将“抒情”向“史诗”的转换视为“传统”被“现代”打破的征兆，那么，这个中国文学迈入“史诗”的转折点应该设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现代时期。在普实克那里，“抒情”下降、“史诗”上升的转折点也正是被放置在文学革命时期。然而，王德威却将从“抒情”到“史诗”的转折定位在40年代末：

 

　　惟有经过1949年的政治大变动，抒情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才完全浮上台面……最重要的，面对名为“现代”的挑战，抒情主体要如何跨越时间的深渊，还是注定成为其牺牲？[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749页。]

 

　　为何王德威眼中“抒情”向“史诗”的变迁、“抒情与现代性”的张力发生在1949年？只需看到王德威举出的例子正是沈从文、朱光潜等正在抉择是否皈依左翼阵营的自由主义文人，就可明白，他关切的所谓“名为‘现代’的挑战”正是中国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是现代性暴力的体现，摧毁了古典的“抒情中国”，革命史诗中集体的声音使个人主体的抒情变得湮没无闻。

　　从这一逻辑延伸出来，在王德威关于“抒情传统”进入“现代”之后如何艰难维系的这一论断中，包含着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对一个失落的纯真原始世界的怀念，以及对于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性暴力”的批评。这种对于纯真原始世界的怀念姿态源自“抒情传统”论的发明者陈世骧。陈世骧将“发为心声”的声音性或音乐性视为“抒情诗”的本质，同时强调这是一种“原始”的品质。比如，陈世骧将中国抒情诗的源头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诗经》，强调《诗经》中“诗的定义是‘歌之言’，和音乐密不可分”[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46页。]，并且重视“音声意象的召唤能力”[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50页。]。再比如，陈世骧将“兴”视为中国诗的本质，而兴的定义是“初民合群举物旋游时所发出的声音”[ 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66页。]。陈世骧始终强调“抒情”的声音性，并认为这种性质后来逐渐消失。他多次提出“抒情”是原始的，认为《诗经》“源于淳朴世代的敏感……这在受‘文明’洗礼的后代是找不到的……后代民谣根本不再是原始朴拙精神的产物”[ 陈世骧：《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86页。]，还提出原始人的情意与姿态是自然发生、自然流露的，现代人则不然[ 陈世骧：《姿与GESTURE——中西文艺批评研究点滴》，《陈世骧文存》，3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他始终将“抒情”描述为原始人的情感方式，而“现代”则被视为一个抒情衰亡的时代。

　　这种对于中国早期文学的“抒情性”的强调，十分接近于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对于古老语言的界定。卢梭认为古老的语言诞生于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因而是生动的、象征性的、诗人的语言。而现代的语言则是系统性的、理性的、是几何学家的语言。[ 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洪涛译，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陈世骧以声音性和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方式界定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学中的“抒情性”，这便是卢梭对于古老的语言的定义方式。然而，卢梭的浪漫主义语言观讲的不只是语言，而是要从对于语言的分析中引申出一种文明等级的划分。他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了处于三个发展阶段的三种语言。第一种语言是对于对象的直接描绘，他称之为一种激情式的语言。第二种语言是用约定俗成的字表示词语和命题，第三种语言是用字母的方式进行表达，这是一种分析而非描绘语音的方式。在他看来，这三种语言，呈现出人类文明从激情的到理性的发展过程。而他认为这三种语言对应着三种民族：原始民族、野蛮民族、文明民族。[ 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25-27页。]卢梭关于古老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判断标准实际上服务于一套关于“原始”与“现代”的文明等级标准。只不过，他要将这一套文明等级倒转过来，通过赞美原始人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对于现代文明压抑性的批评。

　　类似于卢梭的逻辑，在陈世骧那里，“抒情传统”之所以能构成一种“传统”，正是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保存着其最原始的阶段呈现出的原始语言的抒情特质。陈世骧有着比较文学的背景，《论中国抒情传统》一文是1971年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比较文学组上的发言。当他在赞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早期文学中的抒情精神时，似乎也隐含着一种将中国文学的古老历史视为“原始”的倾向。在这样的论述中，正是中国文学的“原始性”使其与西方文学区别开来，与之相对，西方文学则被视为真正“现代”的文学。

　　当中国传统文学的“抒情性”被视为“原始”的象征，而试图摆脱这种“原始”和“抒情性”的革命又被视为一种“暴力”，那么，唯一可以打破这种“原始”的力量就是西方。这又回到了中国的“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这一问题。“抒情传统”论看似是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质的命名，其实依然遵循着东方特殊理论，将中国视为原始、停滞、无法靠自身力量获得进步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王德威对于普实克的一处误读显得意味深长。在《“有情”的历史》中，王德威提出：

 

　　普实克强调抒情倾向是中国文学历史进入现代的契机，由此而生的抒情主体“理应”与历史进程融会贯通，从而焕发出广义的抒情群体，完成从抒情到史诗的过渡。西方写实主义小说的引进，恰恰体现了这一转化过程。[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763页。]

 

　　中国文学为何从“抒情”转向“史诗”？王德威称“西方写实主义小说的引进”是其关键，并将其放在对普实克观点的转述之后。但这并不是普实克的原意。普实克更多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小说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联系在一起，强调“用分析手法来表达现实”这一做法（也即后来所称的现实主义）早已出现在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中，“这证明，古代的白话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源头”[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抒情与史诗》， 40页。]。而白话小说这种长久以来在文学等级中地位不高的文体之所以成为新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因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变革和随之而来的观念变革——“正如人民革命将地主阶级赶出了历史舞台一样，人民的文学也将统治阶级的文学赶下了原来的位置”[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抒情与史诗》，25-26页。]。普实克提出，“抒情”到“史诗”的变化涉及到文学体裁的等级变化，也即白话小说地位的上升，这导致“一种与欧洲文学体系相一致的新的文学格局取代了旧的封建文学等级体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旧的文学体制与欧洲古代的封建文学体制存在某些相似性”[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导言》，《抒情与史诗》，39页。]。普实克的措辞是格外谨慎的，他并不认为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跃升是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结果，而只表示这是一种“相一致”的现象。

　　可以这样总结普实克与陈世骧和王德威等“抒情传统”论者之间的差别：关于“抒情性”，陈世骧视之为中国文学的“原始”属性，普实克却视之为中国文学和历史进入现代的动力；关于“史诗性”，王德威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诗性”与西方写实主义的引进联系在一起，普实克却指出中国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中自有“史诗性”在焉；关于中国文学从“抒情”转向“史诗”的过程，“抒情传统”论述认为这是革命暴力对于古典中国的摧毁，普实克却认为这是古典中国经由内部的社会结构调整而完成的“革命”，正是这种内部的“革命”促使中国文学主动地向“现代”转变。两种论述看似有着共同之处，但其背后关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动力的理解却截然不同。

　　结语

　　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到，普实克对于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事实上，这不仅是一般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华文化的亲近之感，更是一种将中国人民视为命运共同体般的感情。在普实克第一次从中国回国之后不久，英法德意四国于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纳粹德国，这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屈辱事件如出一辙。在写于1940年的《中国——我的姐妹》中，普实克提出中国应该在内地开办工厂、矿山、学校，依靠内地的农民群众而非沿海地区银行家们贷款来发展，在西部修建铁道和公路，“通过高山和荒漠去寻找同世界相连的新的通道”。他认为，“这要耗费很多很多钱和巨大的精力。但是，这是中国摆脱外国走向独立的唯一可行之路”[ 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 80页。]。普实克的设想与后来中国的“三线建设”等政策如出一辙，这与其说源自他的政治预见性，不如说是由中捷共享的一种摆脱列强制约、独立自主发展的强烈渴望所致。普实克将中国称为“我的姐妹”，正是意识到了鲁迅所称的“弱小民族”在此时的共同命运。

　　普实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与夏志清和王德威的这两场著名对话，而他的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则是由李欧梵编订。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构成了对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一条欧美现代文学研究谱系，普实克则往往以异类的身份作为对照组出场。这往往使我们忽视其真正的观点，而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刻板代言人。然而，如果跳出各种关于“客观”与“主观”、“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话语迷雾，不是通过夏、李、王三人的描述、而是通过普实克本人的论述和具体的时代背景重新理解普实克，我们就能发现，普实克与夏志清和王德威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和“革命”在现代转型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认识，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找到了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标准之外的另一种现代。它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作为“回应”的现代，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自身土壤的独立的现代。导致这种现代得以诞生的，正是中国革命的力量。

　　在近年发表的一篇讨论《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的文章中，陈平原提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的海外汉学，比今天更多元。今天中国人所了解的海外汉学，几乎是美国的中国学。至于俄国、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各国的中国学，其身影及声音都十分零落。”[ 陈平原：《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关于<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及其他》，载《文艺争鸣》2020（7）。]作为80年代学术热潮的亲历者与先行者，陈平原的这一总结是十分准确的。他提到普实克在80年代的中国最初是因《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一文而广受赞许。事实上，在收入该文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一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作者便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正印证了陈平原关于改革开放初期海外汉学多元性的判断。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三个世界”的旧有国际政治图景还在发挥影响，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尚未被普遍接纳。对于普实克而言，他既因曾属社会主义阵营而得以被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学界迅速重新发掘，又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深入展开而随即被视为边缘人物。普实克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既无法回避又略显尴尬的“对照组”位置，也就由此诞生。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度来临的今天，重新梳理普实克学术思想的历史背景与问题意识，无论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还是关于“世界文学”的“世界”，我们或许都能获取更为复杂的认知。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