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创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命脉所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受到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对推动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学有深厚的创新传统，体现出注重时代性、主体性和传承性的重要特点，强调文学创新要反映时代和社会要求、注重主体精神涵养，追求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围绕新时代要求，对文学创新的时代性、主体性和传承性作出深刻阐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坚持守正创新，完善支持文学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学创新不断深化。

 

关键词：文学创新 时代性 主体性 传承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这对开拓创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命脉所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就文艺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这些重要论述，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对推动中国文学创新发展作出深刻指导。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源远流长，历代作家积极探索文学新境，取得了丰富成就。历代文学理论家深入总结文学创新的规律，积累了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时代的高度，大力弘扬中国文学创新传统，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入阐明了创新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推动文化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为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坚持守正创新，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推动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创新一直是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动力。《南齐书·文学传论》：“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在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学的创作者代代相承，追求创新，形成了内涵深厚的文学创新传统。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萌芽与奠基时期，秦汉文学在继承先秦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展现出多方面的创新开拓。在文学体裁上，秦汉出现了赋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新文体以及五言诗这样的新诗体，《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写法。魏晋以下，中国文学自觉日益深化，对文学创新的重视不断增强。西晋文学家陆机在对文学创作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的《文赋》中，鲜明标举创新的重要性，提出“虽杼轴于予怀，怵佗人之我先”，强调在文学的构思与写作中，要勇发先声，不能蹈袭前人：“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集释》，第36页)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中指出“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为文当“日新其业”。这些思考都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唐代是中国文学的繁荣时期，唐代文学在多方面展现出巨大的艺术独创。唐代诗坛群星璀璨，流派众多，既有李白、杜甫、王维这样的大家，也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杜牧这样的开宗立派、具有独创风格的名家。在散文方面，韩愈开创古文传统，柳宗元的古文成就卓然。在骈文方面，张说、苏颋等人以其卓越的创作被称为大手笔。在小说方面，唐传奇许多著名的篇章如《李娃传》《霍小玉传》等，都传诵后世。唐五代还出现了前代所无的新文学样式，如词与变文，李煜、韦庄、温庭筠等都是在词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作家。唐人对诗、文、小说、词等各类文体的表现艺术，也有许多开创性探索，许多唐人作品都成为这些文体的艺术典范。

 

唐代作家展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山水诗代表作家孟浩然的诗艺清新脱俗，被称为“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大诗人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表达了志在独创的强烈追求。中唐诗文新变更是被鲜明的创新精神所激发，古文宗师韩愈追求“惟陈言之务去”，他赞扬樊宗师作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韩愈在《答刘岩夫书》中指出：“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真正能拥有长久历史价值的作品，一定体现了“自树立不因循”的独创精神。韩愈的同道李翱认为作为文章典范的六经充分体现了“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独创特点：“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宋代作家面对唐代文学的高峰，强烈地感受到开拓文学新境的焦虑。清人蒋士铨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宋代作家并未望前人之高峰而却步，而是以极大的创新勇气，开辟新的文学疆域。《诗话总龟》载：“宋景文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最具宋调特色的江西诗派，其开创者黄庭坚就表达了对独创的强烈渴望，其《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其《赠谢敞王博喻》言“文章最忌随人后”。刘克庄高度称赞黄庭坚诗歌开新的成就，称其“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宋人非常强调在创作中要脱弃窠臼，避免蹈袭之弊。南宋诗人杨万里说：“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正是这样强烈的创新追求，让宋人在诗文等众多领域实现了重要开拓。宋代文章创作极为繁荣，词的创作也趋于繁盛，诗歌创作在唐诗艺术之外别开新境，宋调与唐音俱为诗学典范。

 

元明清的诗文创作亦非常关注创新。明代唐宋派继承发扬古文传统，代表作家唐顺之云：“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是以能与世长久。”唐宋派另一代表作家茅坤云：“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譬提兵以捣中原，惟在乎形声相应，缓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险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尽同哉！”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清代影响深远的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也表达了对创新的追求，他提出文有“十二贵”，并以“贵奇”居其首。明清诗家对开拓创新也极为关注，诗论家叶燮提出，作诗“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若徒以效颦效步为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诗亡，而法亦且亡矣”。明清诗文在唐宋诗文高潮之后，努力开拓，众多创作流派展开多样化的探索，诗文理论探索也十分深入，在中国文学史上作出独到的贡献。

 

明清以来，戏曲小说的创作日趋繁荣，创作者与批评家也十分关注创新。清代戏剧家李渔云：“‘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陈言务去，求新之谓也。至于填词一道，较之诗赋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于今为旧，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视昨亦有间焉。昨已见而今未见也，知未见之为新，即知已见之为旧矣。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李渔视“新”为“传奇”取义之本，将创新视为戏曲创作的命脉所系。明清小说批评也多以创新为尚。冯梦龙追求“词之新丽”，反对“芜秽庸淡”。冯镇峦评《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在他看来，《聊斋志异》的创新艺术出神入化，绝无蹈袭之弊。

 

近代以来，文学思潮不断发生新变，倡导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讥讽拘守陈编的俗儒之举：“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文家林纾主张：“守一先生之言，宗一先生之教，固是信服之笃；然有师而无我，有古而无今，仍不能抉出文中之妙。”(《春觉斋论文》，第113页)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巨大的创新改造。

 

总之，中国文学的传承发展，始终离不开创新的推动。中国文学深厚的创新传统，其中所蕴含的思考和勇气，对激发当下的创新创造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创新，重视推进文学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在深刻总结中国文学创新的历史经验与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得出的认识，对推动中国文学创新传统的传承和弘扬，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注重反映时代要求、强调主体精神的涵养，主张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对时代性、主体性和传承性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中华民族创新文化内在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弘扬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围绕新时代要求，对文学创新的时代性、主体性和传承性作出深入阐发。

 

（一）创新的时代性

 

中国文学将关心时代、关心社会视为艺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和内在要求。文学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锺嵘《诗品》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文学创作反映时代，反映人们丰富的情感，作家只有关心社会，才能深入地了解社会，获得充沛的创作体验。

 

作家关心社会、心忧天下，会为自身带来强大的艺术创新动力。大诗人杜甫有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忧念天下之疾苦。他所抒发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感动了无数志士仁人。他在安史之乱中深刻感受社会的动荡、人民的苦难。要表现如此丰富的社会体验和感受，就需要突破文学旧有的形式，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这为杜甫的诗艺开拓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韩愈开创古文传统，同样从深切的社会关怀中获得力量。他面对中唐复杂的社会矛盾，感叹儒学不振、道义不明，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弘扬儒道，并开创富于新的精神艺术内涵的古文，作出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重大历史贡献。中唐诗歌实现显著的艺术新变，中唐诗坛平易通俗一派的代表诗人白居易十分关心现实，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新乐府创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关注，让白居易积极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实现了对诗歌表现手法的创新。

 

中国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曾遭遇坎坷，在其人生的颠沛之途上，他们看到了许多以往看不到的山川风物、社会景象，对现实的认识大大加深，屈抑不平的愤激也带给他们更加深刻的人生和社会思考，这些都化作强烈的创新动力，为作家们打开创作的新天地。文天祥的友人邓剡在南行避难中经历种种痛苦，文天祥说：“凡十数年间，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之事，友人备尝，无所不至。其惨戚感慨之气，结而不信，皆于诗乎发之。”创作者将现实屈抑的愤激化作强烈的创新动力，这也同样体现了关心社会现实对文学创新的推动。司马迁认为，屈原创作《离骚》即是对怨激之情的表达：“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古文宗师韩愈提出“不得其平则鸣”，认为文章出自作者的不平之鸣。虽然在《送孟东野序》中，不平之鸣的含义既有不幸之鸣，也有鸣盛之鸣，但就韩愈的整体思考来讲，他更加强调的是坎坷不平之鸣。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他认为柳宗元在痛苦的遭遇中经受磨砺，这使其能成就不朽之文章伟业：“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刘禹锡同样身历贬谪，在穷愁著书中多有树立，其《刘氏集略说》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江山风物的激荡、穷愁感愤中的体悟，都在激发着文学的新创造。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时代与社会对文学创新的重要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站在文化强国建设的高度，对文学创新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作出深入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5—6页)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时代责任感与使命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新时代文学创新的时代性，还体现在要充分发挥文学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5页)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文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文学更好发挥文明交流纽带的作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对于促进中国文学在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上的创新创造，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在更加开阔的国际舞台上，展现新的风采。

 

（二）创新的主体性

 

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非常关注主体精神。创作者要有坚持理想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勇气。韩愈开创古文传统，鲜明地追求“自树立不因循”的独创，表现出弘道的气魄和不苟流俗的勇气。真正的文学创新，往往会遭受怀疑、不解，乃至批评与讥笑，而那些缺少足够创新的作品，反而可能因为适应流行的赏好而受到更多欢迎。创作者倘若没有坚定的信念，轻易为时论所左右，创新就难以坚持。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自述为文之体会，认为要摆脱外界议论的干扰：“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这强烈地表达了创作要以独立思考为本，如此才能不苟流俗、才能实现前无古人的创造的观点。杜甫集古今诗艺之大成，开后世无数法门，其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上古今独步。他同样坚持对艺术创新的独立思考，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一生不断探索诗艺，他的新探索常常未能立刻得到诗坛的广泛接受。他在承平时期的开元、天宝诗坛声名并不显赫，漂泊西南时更未能得到广泛关注。但他从未投合时好，不轻易受时论的影响，其坚持独创的精神，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坚持艺术独创，对作家的精神志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黄宗羲《钱屺轩先生七十寿序》说“人非流俗之人，而后其文非流俗之文”，徐增说“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都指出了脱俗的文学创新与作家人品胸襟的关系。陶渊明开创自然恬淡的田园诗风，古人誉其“荣利不足以易其守也，声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词不足以溺其志也”。明人陈仁锡提出“轻谀人者，其文必恶”。这些都指出艺术独创精神是人格修养境界的体现。

 

艺术创新要有突破窠臼的胆识和勇气。袁枚云：“丈夫贵独立，各以精神强。于古无臧否，于心有主张。肯如辕下驹，低头傍门墙？”在袁枚看来，创作者要勇于自立，不能低头依傍前人门墙。如此胆识来自勇气，也来自透彻的参悟。南宋诗人杨万里《和李天麟二首》其一云：“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只有摆脱前人衣钵之束缚，才能举丘山如一毛，自在独创。创作者勇于独创的主体精神，植根于创作者胸襟志趣的深刻涵养。清代诗论家薛雪云：“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一瓢诗话》，第90页)对创新主体性的高度重视，使中国文学的创新传统充满独立自主的人格力量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勇气。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高度关注作家的主体精神修养，激扬文艺工作者的创新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1—12页)文艺和社科工作者要坚持理想，抵御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10页)高尚的情怀是文学创新的基础，为创新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学创新要有坚持独创的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新时代文学在坚持创新、勇于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中国文学创新传统对主体精神的追求，在新时代得到了深刻的传承和发扬。

 

（三）创新的传承性

 

中国文学追求创新与传承的有机结合，不主张片面追求新奇新异。对传承性的尊重，是中国文学创新传统的基本坚持。新时代文学发展，高度关注传承与创新的结合。

 

杜甫以集大成的气魄开拓诗艺，在传承中创新，在集成中发展。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杜甫对继承前代优秀文学遗产的意义有自觉认识，他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他主张要祖述前贤、博采众长：“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他对于轻易否定初唐四杰等前贤的轻薄之论十分不满：“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文章领域，韩愈同样主张认真学习前代文学传统，要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自道为文取法百家，荟萃众长：“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对前贤的深入继承，使其文章艺术呈现出闳中肆外的开阔格局。杜、韩等诗文大家在继承中创新的创作经验，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明人许学夷云：“今人作诗，不欲取法古人，直欲自开堂奥，自立门户，志诚远矣。但于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果能参得透彻，酝酿成家，为一代作者，孰为不可？否则，愈趋愈远，茫无所得。如学书者，初不识锺王诸子面目，辄欲自成家法，终莫知所抵至矣。”将师古和创新对立起来，不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最终会一无所获。

 

广泛而深入的继承，能令创作者打开视野，摆脱各种认识上的局限，为创新奠定基础。明人刘基云：“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在刘基看来，不能深入师古，对艺术的正确认识就会被眼前的轻重利害干扰，越来越背离真正的艺术创新方向。清代诗论家叶燮对此同样感触甚深，他认为深入而广泛地学习前代文学的优秀传统，才能“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他还批评时人不欲勤学古人之成就，“每每取捷径于近代当世之闻人，或以高位，或以虚名，窃其体裁、字句，以为秘本”(《原诗》，第18页)。如此捷径当然不可能带来创新。当然，对前人的继承不是一味泥古，而是要将师古与创新有机结合，金人赵秉文云：“非有意于专师古人也，亦非有意于专摈古人也。”真正的创新要避免“专师”与“专摈”两个极端。

 

新时代文学的创新发展，高度重视对优秀文学遗产的传承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十分强调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5页)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学创新与传承的联系，为文学创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蓝图，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遵循，为推动新时代文学创新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发了“守正创新”的含义：“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以守正创新推动文艺事业发展，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弘扬中国文学优秀的创新传统，推动文学的创新创造。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入认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文学创新的客观动力，这对推动文学守正创新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些论述都指出了文学来源于生活，积极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发展，是文学创新的客观动力。

 

社会的发展对中国文学创新的推动十分显著。汉代继承秦朝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体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国力强盛，社会进步，促进了文学的蓬勃发展。汉代士人形成了蓬勃进取的精神面貌，在创作中追求恢弘巨丽之境。汉代大赋与《史记》的创作，都体现了这样的追求。唐朝经济稳定，社会繁荣，文化发达，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开阔的空间。丰富的社会生活促进文学题材的扩展与文学体裁的开拓，文学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带来文艺创作观念的重要变化，促进了戏曲小说创作的繁荣。

 

新时代文艺发展，始终高度重视文艺要扎根时代、反映社会需要，重视强化文学创新的客观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9页)文学要扎根生活才能创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文学创新的内在动力，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深刻认识文学创新的社会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6页)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胸怀时代理想，反映社会发展要求，在守正创新中开创文学新局面。

 

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学创新，还要积极激发创新的主观动力，调动文艺工作者创新创造的主观能动力量。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文艺创作者的创造热情对于推动文学的创新有重要意义。唐代文学的繁荣就与唐代士人充沛的创新热情息息相关。相比于前代，越来越多的唐朝士人跻身文学创作的队伍。六朝时代的文学作者主要是高门贵族，而唐代诗人的队伍则明显扩大，大量中下级官僚以及普通士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唐代作家勇于开拓，追求独创，故文坛呈现出繁盛景象。

 

新时代文艺发展高度重视倡导创新、鼓励创新，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加强作家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1页)新时代作家队伍持续壮大，网络作家、影视编剧、自由撰稿人、自媒体写作者愈加活跃，快递、家政、工矿企业等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文学新人，为新时代文学带来朝气，文学创新的主观动力得到持续加强。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对文学反映时代内在创作机制的研究，促进创作者更好地深入生活，创作出具有高度时代性与社会性的创新之作；要深入构建鼓励人才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表彰奖励机制，帮助创作者摆脱浮躁风气的影响，沉下心来，以对时代、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从事创作，写出有高度创新性的作品；要完善文学教育的体制机制，深化对中国文学优秀遗产的学习，提高全民族的文学素养。创新是系统工程、动态过程，改革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从支持全面创新的各方面入手，真正构建起支持文学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

 

综上所述，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弘扬中国文学坚持时代性、主体性和传承性的优秀创新传统，以守正创新推动新时代文学焕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

 

 

 

注：本文脚注从简，详见原刊。原载：《文学遗产》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