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以后，纸作为新的文字载体在社会生活、知识传播和书籍流布中得到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写抄本也随之成为东汉至隋唐时期文学创作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①] 在写抄本流行的时代（这里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作者和传抄者出于文化修养、学术兴趣的差异或政治压力、个人目的等原因，对文本作了或有意或无意的修改，使文本产生了各种歧异，给后来的读者带来了很大纷扰。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文本的传承如同连绵的河水，代代延续，生生不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流动的文本好像奔涌的河水，变动不居，充满歧异，如同“文本之河”。 

“写本时代”的到来，使文本写作和流传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对读者而言也充满了风险，存在着对文本误读和误判的可能，借用我们所熟悉的两句诗“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宋范仲淹《江上渔者》）来形容这一状况，正反映了读者在“文本之河”中遨游的风险。本文试以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文本歧异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对这些文学现象作一些初步梳理和归纳，并努力找出其中带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以便学界对此问题有一宏观的把握。 

一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异文”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存在的文本歧异，大致可以分为异文（文字异同）、乱篇（篇章错乱）、歧说（歧说异闻）三个方面，它们又是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三个层次。[②] 汉魏六朝诗文文本“异文”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可能产生在创作阶段，也可能产生在传抄阶段。在创作阶段，作者的文集又有“自定”与“他定”的不同；而在传抄阶段，又有抄手和抄写底本等不同原因。我们先来看创作阶段的情况。 

（一）“异文”的产生，首先缘于作者自己的修改，属于创作中的变动，是作者本人让文本处于变动之中。众所周知，文章初稿和定稿常常有一定的时间距离，定稿之前的创作变化，东晋袁宏《北征赋》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世说新语·文学》第92条： 

桓宣武（桓温）命袁彦伯（袁宏）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刘孝标注： 

《宏集》载其《赋》云：“闻所闻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悲尼父之恸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物之足伤，实致伤于天下。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③] 

袁宏所撰《北征赋》尚是初稿，所以可根据需要随时增删加工。还有被迫修改（或增补）文章的情形，如袁宏所撰《东征赋》，《世说新语·文学》第97条：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陶范之父）。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刘孝标注又记载了另外一种传闻： 

《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彝，桓温之父）。’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二说不同，故详载焉。[④] 

不管是与陶氏有关还是与桓氏有关，袁宏作《东征赋》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现实环境（包括政治压力）对诗文创作的巨大影响。 

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见”一作“望”，究竟是“见”，还是“望”，千百年来莫衷一是。[⑤] 作“见”的话，文义稍胜一筹，但唐宋时代流行的文本可能确如苏东坡所说，以作“望”字为多，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唐陆曜《六逸图》卷[⑥]，其中“陶潜葛巾漉酒”一图有陶渊明《饮酒》的诗句，正作“望”字（另外一个差别是“欲辩已忘言”作“欲辩已无□”，“忘”作“无”，也别有一番韵味）。“见”、“望”之争背后的历史真相很难还原，除了抄手的原因外，也有可能是陶渊明自己造成的差异。我们不妨作一个推测，陶渊明一开始用的是“望”字，已流传出去，后来改作了“见”字，也流传出去，结果造成两种文本都在世上流传。如果是陶渊明自己改“望”为“见”，那就是作者自己造成的早期文本与晚出文本的差异。因为二者都出于陶渊明之手，很难说哪个文本反映了原貌，也就是没有唯一的文本，没有文本原貌可以探寻。 

与此相关的是作者有无“自定本”的问题。汉魏六朝时期，大部分文人作品以作家别集的形式流传，已有很强的“定本”意识，如曹植的儿子曹志回答晋武帝关于曹冏《六代论》是否为曹植所作的疑问时，说要回去查阅父亲的文集目录才能知道。这个文集目录，很可能就是曹植文集的自定本。当然作者的“自定本”后来也可能会遭到篡改，也就是“自定”之后又经“他定”，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序》： 

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⑦] 

《赠白马王彪》的诗题，《文选》卷二四李善注云：“《集》曰：《于圈（鄄）城作》。”另外，诗题及诗序中的“白马王彪”，存在时间错误，因为黄初四年（223）曹彪的身份是吴王，黄初七年（226）才徙封白马，因此诗题和诗序一定是后来改的。顾农先生引《三国志》卷一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说明，《曹植集》很可能经过明帝君臣之手的改定。[⑧] 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这些文字也有可能是曹植自己手定文集时改动的。 

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两种“定本”（或版本）的情形，如《陶渊明集》就有南朝梁萧统所编的八卷本和北齐阳休之所编的十卷本。更极端的例子是整部著作（或其中一卷）的改写，如东晋孙盛迫于政治压力，其历史著作《晋阳秋》曾写两定本，寄于北方的慕容儁（请读者谅解，这里所举是史书的例子）。《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⑨] 

无独有偶，古代印度也有这样的例子，如12世纪的史家、诗人迦尔诃纳（Kalhaṇa）所撰的《王河》（Rājatarangiṇī）[⑩]，因迫于皇权压力曾改写其中的第8卷，留下两种差异甚大的传本。学者云：“这一卷共有两个版本的亚原本，都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最初版本很不讨当朝国王喜欢：迦尔诃那（纳）的父亲被解除了大臣职务，因而迦尔诃那对当朝政权没有好感。然而，当《王河》被下令提交给朝廷过目，迦尔诃那重写了卷八的大部分章节，让国王显得更可亲。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梵文研究中的独特例证——就像研究西方诗人一样——早期和晚期的版本均被保留。”[11] 

（二）其次是抄录者和编纂者的原因，如《文选》卷五六班固《封燕然山铭并序》记载窦宪北伐的军队共有“骁骑十万”，《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所录《封燕然山铭并序》作“三万”，一个字差了七万人。如《文选》卷九班昭《东征赋》首二句“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其中“永初”（东汉安帝年号）当作“永元”（东汉和帝年号，永元七年为公元95年）。[12] 又如《文选》卷一○潘岳《西征赋》“或开关以延敌，競遁逃以奔窜”二句，李善注云：“言其利也。《过秦论》曰：诸侯以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也。”“五臣”吕向注云：“诸侯数为秦所败。乃开关以待诸侯，诸侯奔窜而不敢进，此秦利之时，诸侯怯也。”而贾谊《新书·过秦上》云：“（诸侯）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13]《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赞》引贾谊《过秦论》亦云：“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颜师古注曰：“遁巡，谓疑惧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读者因之而为遁逃之义。潘岳《西征赋》云‘遁逃以奔窜’，斯亦误矣。”回过头来看李善注，其中所引贾谊《过秦论》“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一句中的“遁逃”，显然是“遁（逡）巡”之讹。但潘岳《西征赋》很可能如颜师古所说，原文就作“遁逃”。 

李善注本《文选》卷二六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乱流趋正绝”一句，颇难索解，而五臣注本《文选》作“乱流趋孤屿”，[14] 与下句“孤屿媚中川”形成顶针，意思豁然开朗。“正绝”二字，当是误由注文阑入正文，《尔雅·释水》：“正绝流曰乱。”可以想见，注家对“乱”的解释“正绝”云云被误认作了正文。又《文选》卷二五卢子谅（卢谌）《答魏子悌》：“俱涉晋昌艰，共更飞狐厄。”讲到两人共同经历的磨难，其中“共更飞狐厄”一句，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石勒攻乐平，刘琨（字越石）自代飞狐口奔安次也。”飞狐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地在今河北蔚县、涞源县之间，为北方游牧民族由蒙古高原、山西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俱涉晋昌艰”一句，则与诗人当时的历史、地理状况完全不符，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六《答魏子悌》“俱涉晋昌艰”条云： 

（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阔远，分立晋昌郡。”又曰：“晋昌护匈奴中郎将，别领户。然时（段）匹磾为此职，谌在匹磾所，难斥言之，故曰晋昌也。”按：“晋昌艰”即指越石晋阳之败，越石父母为令狐泥所害，谌父母兄弟亦为刘聪所害，“阳”与“昌”音相近，传写误也。晋虽设晋昌护匈奴中郎将，考匹磾生平未为此职，安得而附会之。况晋昌乃敦煌所分，远在陇右，而匹磾方为幽州刺史，尤如风马牛之不相及也。[15] 

由于“晋昌”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不符，何焯提出“晋昌”当为“晋阳”音近传写之误，很有说服力。[16] 

六朝隋唐之间书籍以写本流传，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本《文选》、敦煌本佛经写卷等，与传世本有不少差异，多是抄手或抄本（抄手所抄之底本）造成的。如《文选》卷一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其一》：“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其中“达人贵自我”一句，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作“达人遗自我”，从诗义比较来看，谢灵运在这儿用了“杨朱贵己”的思想，显然作“贵”字胜。[17] 像这样因字形相近而误者不一而足，东汉文人张升之误为张叔也是一例。张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东汉晚期重要文人，所著文章有六十篇之多，史称其“遇党锢去官，后竟见诛，年四十九”。[18] 后人又有称张升为张叔者，陆机《遂志赋并序》云：“昔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而冯衍又作《显志赋》，班固作《幽通赋》，皆相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 [19] 陆机《序》中诸人皆称名，此处“叔”字当作“升”，盖“升”、“叔”二字形近而讹。 

许多类书所引的诗文也属于此类情形（这里并不能排除抄手和抄本的原因，甚至还有后来刻本的原因）。如班固《汉颂论功歌诗》之《灵芝歌》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七○与《初学记》卷一五，《灵芝歌》云： 

因露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20] 

其中“延寿命兮光此都”一句中的“此都”，《太平御览》作“此都”，《初学记》作“北都”。考《灵芝歌》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歌颂“芝草生殿前”而作，诗意与西汉《郊祀歌十九章》里的《齐（斋）房十三》非常接近，因循之迹较然可辨。《齐房诗》曰：“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21]《齐房诗》为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芝生甘泉齐房而作，与《灵芝歌》所咏之事正复相类。《齐房诗》“回复此都”句中的“此都”二字颇堪注意，班固《灵芝歌》中的“延寿命兮光此都”显是袭彼而来，盖“光”意谓光临，与“回复”之意略同，“此都”是指洛阳宫。《初学记》所载《灵芝歌》作“北都”，当系讹误。 

王国维在《<乐庵写书图>序》中写道：“余昔览元、明以来写本书，时时得佳处，而舛误夺落，乃比坊肆劣刻为甚。既而见六朝、唐人所写书，其佳处尤迥出诸刊本，而舛误夺落，则与元、明以来写本无异。盖古代写本多出书手，其为学士大夫手钞如郑灼之《礼记义疏》者，百不一见也。” [22] “古代写本多出书手”，是符合中古社会实际情况的一个判断，[23] 而异文的多少，自然与抄手的学问水平高低、抄写认真与否有很大关系。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一《序例》曾归纳“字体讹陋”的诸般情形：“有俗体之讹，有借用之讹，有妄减之讹，有妄增之讹，有分一字为二字而讹者，有合数字为一字而讹者，有因形近而讹者，有因音近而讹者。”[24] 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古时代文本流动中产生的种种“异文”的参考。 

二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乱篇” 

这里所说的“乱篇”，包括篇题错误、序文问题、篇章错乱等几个方面。 

（一）篇题错误，如东汉初年杜笃（字季雅）《京师上巳篇》的误题。逯钦立先生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五据《北堂书钞》卷一三五，收有杜笃《京师上巳篇》两句：“窈窕淑女美胜艳，妃戴翡翠珥明珠。”并加有案语：“《书钞》原题杜季稚，稚殆雅之伪。又汉人七言率句句用韵，此艳、珠不叶，疑非出一章。”[25] 其实，这首“七言诗”是杜笃《祓禊赋》中的句子，见于《艺文类聚》卷四，赋云：“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艳姝，戴翡翠，珥明珠。”[26] 据赋文还可以校订“诗”中的两个误字：“胜”当作“媵”，“妃”当作“姝”。类似的例子还有《艺文类聚》卷六九引汉班固《竹扇诗》：“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此《竹扇诗》实为班固《竹扇赋》之讹，见于《古文苑》卷二，[27]《竹扇诗》之五言四句乃从《竹扇赋》“削为扇翣成器美，托御君王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辟暑致清凉”数句中来，又增加几个讹字。 

又如崔骃《北征颂》，或题《武都赋》，或题《武赋》，皆误。今日本藏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三四七有“阙题”《颂》一首，罗国威先生整理该本时，注云：“此篇篇题作者及前半部分已佚，又不见于其他文献，故无从考稽。此卷中该篇排于东晋曹毗《伐蜀颂》之前，则可确定该文作者系晋或晋以前之人。”[28] 笔者案，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四四载崔骃《北征颂》，残存四句：“人事协兮皇恩得，金精扬兮水灵伏。顺天机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见于此篇“阙题”《颂》，惟“扬”作“杨”，二字在中古文本中常常通用。据此，可定“阙题”《颂》的作者是崔骃，篇名当作《北征颂》或《窦将军北征颂》。 

费振刚先生等整理《全汉赋》与龚克昌先生等《全汉赋评注》据《北堂书钞》收有崔骃《武都赋》残篇四句：“超天关兮横汉津，竭西玉兮徂北根。陵句注兮厉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元。”这四句也见于崔骃《北征颂》，字句略有不同，可互相发明。崔骃《北征颂》云：“超天关兮横汉津，朅西岳兮徂北垠。□句注兮厉楼烦，济云中兮息九原。”“朅”意谓离去、离开，“北垠”指极北之处，司马相如《大人赋》云“舒节出于北垠”，《北征颂》“朅西岳兮徂北垠”一句显然胜于“竭西玉兮徂北根”，“□句注兮厉楼烦”一句中的阙字可据“陵句注兮厉楼烦”补“陵”字。“陵句注”二句中的“句注、楼烦、云中”都是地名，“句注”为古九塞之一，在今山西代县北；“楼烦”，古地名，在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云中”，秦郡名，治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显然也是地名，为秦郡之一，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班固《窦将军北征颂》有“于是雷震九原，电曜高阙”两句，可为例证。《北征颂》的“九原”在文意上显然胜于《武都赋》的“九元”。 

崔骃又有《武赋》，残存一句：“假皇天兮简帝心。”见《文选》卷一四颜延之《赭白马赋》、卷五八王俭《褚渊碑文》李善注，亦收入《全汉赋》与《全汉赋评注》。此句也见于崔骃《北征颂》：“假皇天兮简帝心，爰比题兮获鼎宝。”可见，今存崔骃《武都赋》、《武赋》两篇作品，均为后人误题，皆当归入《北征颂》中。虞世南编《北堂书钞》，时在隋世，时代早于许敬宗，而李善注《文选》则稍晚于许敬宗编《文馆词林》，三人时代相接，而于崔骃《北征》一颂所见不同，舛异如此。 

（二）序文问题，主要是传抄所造成的“张冠李戴”问题。一些序文的语气和用词显然不是原貌，如邹阳《酒赋序》云：“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邹阳为《酒赋》。其词曰：……”[29] 序文中出现的梁孝王是梁王刘武的谥号，显然不当出于邹阳之手。又如《北堂书钞》所载班固“《幽通赋序》”，实际是前人（项岱）《幽通赋注》中的文字。《幽通赋》始见于《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为一完篇，然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二三引有班固《〈幽通赋〉序》的一段话：“卫灵公太子蒯瞆好带剑，长一丈；公谏，乃作短剑，长一尺。公知不可以传国，乃逐之。”这段话实为唐前单行《幽通赋》旧注中之文字。[30] 

又如《艺文类聚》卷六一所载张衡《西京赋序》：“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这段话不见于《文选》卷二《西京赋》，未必为张衡所作，但《艺文类聚》为初唐人欧阳询所编，其记载应有所本。庾信《哀江南赋》“陆士衡闻而抚掌，张平子见而陋之”两句，就用了其中的典故。从《<幽通赋>序》的例子来看，很有可能这篇《<西京赋>序》本是唐前单行《西京赋》篇题下旧注之文字，却被误认（或误抄）为序文。 

还有完全的错植，如《太平御览》卷九一六所收张衡《鸿赋序》：“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已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粺，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这篇序其实是隋卢思道《孤鸿赋并序》（见《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中的文字，为了读者理解之便，详引有关文字如下： 

……高祖为丞相，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曰： 

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翦拂吹虚，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嚣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于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于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骞翥高也；《淮南》云“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鹓鸾以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勿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其词曰……[31] 

不难发现，所谓张衡的《鸿赋序》全部来自卢思道的《孤鸿赋序》，只有个别文字差异，大概是《太平御览》的编者看到《孤鸿赋序》中“平子赋曰”等字眼，便粗心的认为下面的文字全部来自张衡，而且还为它们加了《鸿赋》的标题。其实，张衡根本没有作过《鸿赋》，《孤鸿赋序》所引“平子赋”的“南寓衡阳”，来自张衡的《西京赋》：“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鶤。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不过是卢思道将“翔”字引作了“寓”。有意思的是，与魏征《隋书》同时的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卢思道传》则引作“翔”字，这可能是李延寿熟读张衡辞赋而作的个人改动。卢思道的原文是作“南寓衡阳”还是“南翔衡阳”则很难判断，从有关的文献征引来看，似乎作“寓”的可能性大一些。 

（三）篇章错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班固所作的《北征颂》。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北伐匈奴还师，班固作《窦将军北征颂》，歌颂窦宪之武功。清严可均曾据《古文苑》、《艺文类聚》卷五九所载班《颂》残篇，将其辑入《全后汉文》卷二六，然篇章错乱非常严重，多处难以卒读。钱锺书先生云：“篇末‘荡残风’至‘四行分任’一节，文字讹脱，不可句读。汪兆镛《椶窗杂记》卷三谓朱启连为句读之，以‘风’、‘阴’、‘淋’、‘弄’、‘任’为韵，亦未词达理顺。” [32] 幸运的是，在元明时人所编的文学总集元陈仁子《文选补遗》及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均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里，可以看到班固《北征颂》的完篇。《文章辨体汇选》之《北征颂》似从《文选补遗》抄来，但其本有优于《文选补遗》之处，值得重视。 

探讨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乱篇”，隋代牛弘所说的古今图书“五厄”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33]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官方藏书的质量有足够的信心和很高的期待，而自汉至唐，官方一直寻求文本的正定与统一，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立起石经，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刻“三体石经”，唐代初年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北宋初年许多著名学者直接参与“前四史”的刊刻与校雠等等。但官方学者关注的多是经史文字，中古时代的诸子、文集尚没有进入其视野，而董卓之乱、永嘉之乱、西魏平江陵、隋末战乱、安史之乱、唐末战乱等几次大的战乱，对文献特别是中古子书、文集这些没有被官方充分注意的“新文献”造成了巨大破坏。这样，官方“定本”（一些别集、总集或许本来就没有“定本”）既已不完，唐宋时代的整理者又甚荒疏，就造成了后世中古文献的混乱状况。 

在六朝别集、总集大量散佚以后，文本歧异、莫衷一是的情况在两个时期特别突出。一是唐代初年，如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不够严谨，常常有混淆作者、张冠李戴的情况。林晓光先生曾以《艺文类聚》为个案，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唐宋类书对六朝文献的载录，并非全文照录，甚至也不是局部节录，而是进行剪切删削，再将零碎片段予以拼接，其形态更应称之为截取缩写。”[34] 这种情况不仅在《艺文类聚》中存在，在《北堂书钞》（成书于隋代）、《初学记》等其它早期类书中普遍存在着。今天的人们可以借助于一些六朝隋唐文献的旧抄本，如敦煌吐鲁番所出唐抄本《文选》、日本藏唐抄本《文选》、《文馆词林》等，[35] 来纠正传世本的一些错误（当然也要注意到这些唐抄本本身也有一些文字错误）。二是北宋初年，问题集中于《文苑英华》、《古文苑》等诗文总集上。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中的萧梁诗文，与其它传世文献相较有不少歧异，下面要讲到的《昭君怨》署名问题就是一例；而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龛中的《古文苑》，也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文本垛子，成为中古诗文纷纭聚讼之地。 

三 汉魏六朝诗文早期流传中的“歧说” 

“歧说”更为复杂，涉及别集、总集、史书、类书等各种文献。“歧说”出现的原因，既有后人故意作伪的情况，也有文本传播的因素，概括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真伪问题，如《柏梁台诗》的真伪，历代学者意见不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举出五条证据，论证其非汉武帝时代所作。逯钦立《汉诗别录》[36]、伏俊琏《<柏梁台诗>再考证》[37]、王晖《柏梁台诗真伪考辨》[38]等文，则认为《柏梁台诗》作于汉武帝时期，其真实性无可怀疑。又如关于“苏李诗”（《李陵苏武赠答诗》）[39]和《古诗十九首》时代的讨论，至今没有一致意见。 

再如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赠答诗》，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40] 其质疑不无道理，因为如果《赠答诗》确是秦嘉、徐淑夫妇所作，以他们二人的创作水平，却没有被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文苑传》和《后汉书·列女传》收入，终究是一件奇怪的事。又如署名蔡琰的《悲愤诗》（五言和七言两首，见范晔《后汉书》卷八四《列女·董祀妻传》）、《胡笳十八拍》（琴曲歌辞，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和朱熹《楚辞后语》）[41]，有学者从《悲愤诗》首句“汉季失权柄”看出了伪作的狐狸尾巴。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孔雀东南飞》，序文中出现了“汉末建安中”的字眼，也让人怀疑。[42] 

又如《文选》卷四四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学者对此文真伪存有疑问，“一般认为此檄乃荀彧死后，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征吴之际为荀彧从子荀攸而作，或齐梁时代文士的伪作，详清人朱珔《文选集释》卷二一、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三六、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一《武帝纪》建安十七年（212）”。[43] 顾农先生认为：“从内容来看，此文应当不伪，只是开头打着尚书令荀彧的旗号是不对的，此公已死于建安十七年（212）。估计此文在流传过程中有被浅人妄改的地方。”[44] 

（二）篇题问题，如西汉班婕妤的《怨歌行》，见《文选》卷二七（《乐府诗集》卷四二《相和歌辞·楚调曲》同），南朝梁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一作《怨诗》，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称《团扇》诗。关于其写作时代也有不同意见，一些研究者认为其可能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又如《文选》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研究者对其篇题提出了疑问，见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关于此文的讨论。[45]《文选》卷二七鲍照《还都道中作》，李善注云：“《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浔阳还都道中》”注云：“此诗《文选》题为《还都道中》，毛扆校宋本《鲍集》作《浔阳还都道中》，皆无‘上’字，则‘上’字为误衍。此诗盖即作于发浔阳时。”[46] 其实细细思来，诗题“上浔阳”也可以说得通，因浔阳地处江州，对都城建康来说处于上游，诗人先由建康溯流而上，即是“上浔阳”，后复还都，诗题将“上浔阳”与“还都”二事合并言之，理解上并无窒碍。有时篇题错误还与文体混淆相关，如前述杜笃七言诗“《京师上巳篇》”，实为杜笃《修禊赋》之片段，这是《北堂书钞》编者造成的问题。 

（三）作者问题，如《初学记》卷一九西汉王褒《责须髯奴辞》，《古文苑》卷一七以为东汉黄香作。又如东汉《征士法高卿碑》实非胡广撰，《太尉刘宽碑》非桓麟作，《艺文类聚》所系皆误。胡广《征士法高卿碑》载于《艺文类聚》卷三七，考法真卒于中平五年（188），年八十九，而胡广卒于熹平元年（172），年八十二，卒年在法真前，不及为法真撰碑。[47] 此碑盖为法真友人郭正所作，《后汉书》卷八三《逸民·法真传》载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这段话正好可以与碑相印证，碑云：“名不可得而闻，身难可得而睹。……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轻宠傲俗，乃百世之师也。”范晔《后汉书》所引郭正的话盖简括碑文而成。 

《太尉刘宽碑》有两篇，一篇为蔡邕作。另一篇载《隶释》卷一一，又略见《艺文类聚》卷四六，云后汉桓麟撰，清严可均从之，将其辑入《全后汉文》卷二七。然此碑实非桓麟作。据《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桓麟“早有才惠。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为许令，病免。会母终，麟不胜丧，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桓麟在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年纪至少十五岁，且其早卒，如以建和元年（147）为桓帝初，则其卒年当在灵帝熹平二年（173）左右。据《太尉刘宽碑》，宽卒于中平二年（185）二月，此时桓麟已去世多年，不可能为刘宽撰碑。该碑字句多同于蔡邕《太尉刘宽碑》（载《全后汉文》卷七七），颇疑亦出邕手。[48] 

另外，东汉时代出现的众多官箴作品，也存在着作者淆乱的问题，详见下表： 

两汉官箴作品简表 

如此复杂的“官箴”作者问题，足令高明独断者踌躇，沉潜考索者束手，理丝解棼尚且不易，遑论接近历史的真相呢？ 

又如南朝梁陈时期陈昭的《昭君怨》（见《艺文类聚》卷三○与《乐府诗集》卷二九），《文苑英华》卷二○四和《阴铿集》将著作权给了阴铿，逯钦立先生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两收之。[53] 有些诗歌的作者问题又与代笔有关，如《玉台新咏》卷二有《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题魏文帝曹丕作；而同一首诗列入《艺文类聚》卷二九时，则题为《为挽船士与新娶妻别》，署徐幹作。顾农先生认为：“考虑到徐幹在曹丕那里当过‘文学’，侍从之臣代主人作诗非常常见而很少有相反的情形，我们宁可相信晚出的《艺文类聚》。”[54] 

（四）作者与篇题都有问题，如《文选》卷四三赵景真《与嵇茂齐书》：“安白：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李善注云：“《嵇绍集》曰：‘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赵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辽东从事。从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齐，与至同年相亲。至始诣辽东时，作此书与茂齐。干宝《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可知这封书信的作者和收信人有两种说法，一是赵至与嵇蕃，二是吕安与嵇康，李善把二说原委都罗列了出来，但没有作出判断，后代学者一般认为后说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四 馀 论 

以上所讨论的异文、乱篇、歧说等文本歧异，虽然只是中古“文本之河”很小的一个方面，但也足以让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复杂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对传世文献的可靠性，产生足够的警惕。它们虽然只是一些小问题，有些却十分关键，影响到我们对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甚至影响到我们对中古文学史真相的认识。[55] 正如前人所说，“校文字易，校是非难”，而乱篇之整理、歧说之鉴别更是不易，有些疑难问题，除非有新证据出现，也许永远都是死结，对此，我们不能强求研究者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文本之河，纷繁复杂，但并非无规律可寻——混乱和秩序常常并存，歧异和规则往往同在——我们的任务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对于汉魏六朝诗文中存在的这些文本流动和变异现象，要求我们跳出具体作家、作品的束缚，尽量从整体上把握其状况，给出自己的解释。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文字异同（“异文”），还要重视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本不确定性（如“乱篇”、“歧说”）；不仅要重视静态的文本歧异，更要重视文本流动与变异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原因，也就是具体历史语境给文本带来的动态变化，如统治集团对文学创作施加的政治影响和压力，文学创作的时代环境和氛围等等，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下面试就文本与文本群的关系，篇题、序文、正文需分开讨论，创作中的补作与回改等问题，再稍作探讨。 

中古诗文文本一些貌似无序的现象并非无序，而是无序之中的“有序”，如“赠答诗”的收录问题。六朝时代两个作者之间的“赠答诗”，常常是“赠诗”与“答诗”一同完整地被收入各自的文集，这种现象在陆机、陆云的别集中普遍存在着。因为不收入的话，读者很难孤立地来理解文本，正如后代诗人的原作与他人的和诗都同时被收录文集之中，一个文本必须在一个文本群的环境下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先秦两汉的子书不少需要以篇章为单位来讨论，[56] 汉魏六朝文学恐怕也需要更为细致的工作，一些诗文的篇题、序文、正文需分开讨论，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篇题问题，如前面讨论的崔骃《北征颂》，被误题为《武都赋》或《武赋》。序文的情况也很复杂，除了前面讲过的例子，还有序文后加的情形，如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诗序。据陶渊明所言，这篇序文是在诗歌完成以后才写的，诗歌写作与序文写作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蔡邕的《述行赋》与此类似，其序文与赋的写作时间不一致。桓帝延熹二年（159）秋，梁冀新诛，宦官头目徐璜、左悺听说蔡邕善于鼓琴，便以天子的名义命蔡邕赴京。蔡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述行赋》就作于此时。但在《述行赋序》里，蔡邕直斥徐璜、左悺为首的“五侯”之逆行，并讲到桓帝对直言极谏之士的残酷打击：白马令李云上书言宦官之祸，触怒桓帝，被处以极刑；大鸿胪陈蕃也因求情被桓帝下狱，后免归田里。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延熹三年（160），《述行赋序》很有可能是蔡邕后来补作的。[57] 

抄写带来的文本变动以及文献的不确定性，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存在，在西方也很普遍，其成果有可资借鉴之处。如关于《圣经》古代写本的研究表明，《圣经》的诸多异文和文字差异与抄写者有很大关系：他们有时会看错和听错单词，从而产生字母的拼写错误；有时会无意中漏掉短语和句子；有时会改动（或纠正或希望改进等等）自己所抄的文本——抄写不一定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常常伴随着对文本有意的改动。[58] 《圣经》研究在西方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最近学界关注比较多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写抄本”文化的研究思路，或许也与这个学术大环境有关。除了西方的古代写本研究，印度古代经典以及梵文写本的研究，也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例如公元四、五世纪间印度著名诗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的长篇叙事诗《罗怙世系》（Raghuvaṃśa），流传至今，存在许多文字差异，很多属于诸说并通的情形。 

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文文本，大都是经历“写本时代”而流传至今，其中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文本歧异，对遨游其中的研究者尤其是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是严峻的挑战。我们无须抱怨前人留下的遗产，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做些什么工作——其实，相对于先秦时期的文献残缺，中古时期的文本已算相当丰富了。回到一句老话，“勿信人之言，人实诳汝”，[59] 在阅读汉魏六朝诗文和面对各种复杂的文本现象时，记着这句话，或许能让我们少一些困惑和烦恼。 

注释：

[①] 关于写本、抄本等概念的辨析及比较，参见张宗品《写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2期，第39-47页）及童岭《“钞”、“写”有别论——六朝书籍文化史识小录一种》（台湾《汉学研究》第29卷第1期，第257-280页）。学界一般将六朝隋唐时期称为“写本时代”，但不同的研究者对写本、抄本（钞本）等概念的理解却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对此未作严格区分，以写本（或抄本、写抄本）统称之。 

[②] 严格说来，“歧说”不属于简单的文本歧异，但为了全面呈现汉魏六朝诗文文本流动与变异的复杂性，笔者在这儿一并讨论。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7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7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据袁行霈先生统计，陶集异文有740余处。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载袁著《陶渊明研究》，第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陶集的例子也让我们注意到，由于阅读者和抄写者因素的加入，文本在传播中具有独特的、令人惊讶的“进化”能力，在时间的长河里能实现一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去生成一个符合读者期待的文本。 

[⑥] 袁行霈：《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唐前关于陶渊明的绘画”，第5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⑦] 萧统：《文选》，李善注引，胡克家考异，第340、915页下，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清胡克家刻本《文选》。本文所引《文选》及李善注，如无特殊说明，均见此本，下文不一一出注。 

[⑧] 顾农：《曹植札记二题》“《赠白马王彪》”，《书品》2013年第2辑，第83-85页。 

[⑨] 房玄龄等：《晋书》，第2148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 《王河》是一部以诗歌形式记述克什米尔王朝历史的著作，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古代印度现存最早而唯一的史书。 

[11] [德]迈克尔·维茨尔（Michael Witzel）：《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方文献学——以印度学为重心的回顾》，张远译，《古今论衡》第26期（2014.6），第139页。 

[12] 参见（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一二引阮元的考证，梁章钜：《文选旁证》，穆克宏点校，上册，第301-30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 阎振益、锺夏：《新书校注》，第1-2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 《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第409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承业师北京大学傅刚教授赐示此条材料，谨致谢忱。 

[15] 何焯：《义门读书记》，崔高维点校，下册，第9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6] 予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郜同麟博士告诉我，中古碑刻和敦煌写本中，俗书“阳”或作“昜”，与“昌”字形近，或因此误“阳”为“昌”。 

[17] 参见傅刚《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发覆》，《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后收入傅著《文选版本研究》，第276-2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范晔：《后汉书》，第2627-262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9]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六，汪绍楹校，第一册，第4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严可均辑入《全晋文》卷九六，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索隐）》，第201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其中“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指崔篆所作《慰志赋》。 

[20] 徐坚等：《初学记》，下册，第37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其中“延寿命兮光此都”一句中的“此都”，《初学记》作“北都”，此据《太平御览》改。（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七○，第三册，第2578页上，中华书局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1960年版。 

[21] 班固：《汉书》，第106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2]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167页，线装书局2009年版。 

[23] 中古社会书手之多，如《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载南朝梁武帝时代所编类书《华林遍略》传到北齐境内的情形：“（扬）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即高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李百药：《北齐书》，第515页，中华书局1972版。 

[24] 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第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5]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165页，1983年版。 

[26] 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第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 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岱南阁丛书”重刻宋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九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28] 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第119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29] 见《西京杂记》卷四（葛洪：《西京杂记》，第178-184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及《初学记》卷一〇（徐坚等：《初学记》，第24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0] 详参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汉班固<幽通赋>并注校录考证》一文的考证，许著《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1] 魏徵等：《隋书》，第1398-1399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32] 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十二条“全后汉文卷二六”，第  157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3] “五厄”即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之乱、永嘉之乱、西魏平江陵，见《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后明代学者胡应麟又补充“五厄”：隋末战乱、唐安史之乱、唐末战乱、北宋靖康之乱、南宋绍兴之祸。 

[34] 林晓光：《<闲情赋>谱系的文献还原——基于中世文献构造与文体性的综合研究》，《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另参林晓光《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 

[35] 参见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周勋初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及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 

[36]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10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7]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三辑，第331页，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38] 《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 

[39] 李少卿《与苏武三首》、苏子卿《诗四首》，见《文选》卷二九。又《古文苑》载十首，苏武二首、李陵八首。 

[40] 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1] 参见《<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较近的研究有王小盾《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胡笳十八拍〉和琴歌》（《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以及顾农《重新讨论蔡琰生平及其作品的真伪》（《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42] 关于以上诸名篇真伪的学术史讨论，参见刘跃进著《中古文学文献学》相关章节的评述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3] 冈村繁：《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罗国威译，载罗国威著《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第123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 

[44] 顾农：《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第95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45]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58-59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关于此文敦煌本及文字异同，参见冈村繁著、罗国威译《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载罗国威著《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第88-123页，巴蜀书社2000年版。 

[46]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五，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7] 见《后汉书》卷八三《逸民·法真传》、卷四四《胡广传》，范晔：《后汉书》，第2774、1510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48] 陆侃如先生也有同样的意见，但未加以论证。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285页。 

[49] 《全汉文》卷五四严可均案语云：“《后汉·胡广传》，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骃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乃悉撰次首目，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如传此言，则子云仅存《二十八箴》，今遍索群书，除《初学记》之《润州箴》、《御览》之《河南尹箴》显误不录外，得《州箴》十二，《官箴》二十一，凡三十三箴，视东汉时多出五箴，纵使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可属崔骃、崔瑗，仍多出一箴，与《胡广传》未合，猝求其故而不得。覆审乃明，所谓亡阙者，谓有亡有阙，侍中、太史令、国三老、太乐令、太官令五箴多阙文，其四箴亡，故云九箴亡阙也。《百官箴》收整篇不收残篇，故子云仅二十八篇，群书征引据本集，本集整篇残篇兼载，故有三十三篇，其司空、尚书、太常、博士四箴，《艺文类聚》作扬雄，必可据信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21页上，中华书局1958年版。 

[50] 《司空箴》，《艺文类聚》卷四七作扬雄，《初学记》卷一一作崔骃，《古文苑》作扬雄，注云：一作崔骃。《全汉文》卷五四严可均案语云：“《文选·西都赋》注引首二句作扬雄。”《尚书箴》，《艺文类聚》卷四八作扬雄，《古文苑》作崔瑗，注云：一作扬雄；《太常箴》，《艺文类聚》卷四九作扬雄，《初学记》卷一二作崔骃，《古文苑》作崔骃，注云：一作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卷四六作扬雄，《古文苑》作崔瑗。 

[51] 《全后汉文》卷四四严可均案语云：“《司空箴》，《艺文类聚》四七以为扬雄作……《尚书箴》，《初学记》十一以为繁钦作……《太常箴》，《艺文类聚》四九以为扬雄，《古文苑》作崔骃，注云：‘一作扬雄。’……《大理箴》，《初学记》十二引汉崔德正《大理箴》，未详德正为谁。《古文苑》作崔骃，今据之。……《河南尹箴》，又《御览》二百五十二作扬雄，误。西汉无河南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71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52] 《侍中箴》当为繁钦作。 

[53] 参见刘国珺《对古籍中阴铿、陈昭的昭君诗考辨》，《南开学报》1988年第3期，第71-74页。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680-681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54] 顾农：《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第113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5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在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呈现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复杂性，以便读者在阅读时予以足够的注意，并无意否定固有的以《文选》为基础的汉魏六朝诗文文本的“稳定性”——事实上，汉魏六朝诗文文本早已形成自己的经典传统，其“凝固”与“稳定”的特质绝对压倒了“流动”与“变异”的因素。 

[56] 参见余嘉锡著《古书通例》卷三“论编次第三”“古书单篇别行之例”的讨论，第93-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徐建委《<说苑>研究》一书进一步提出，中国早期文献流传中“章”是基本单元，徐建委：《<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绪论”四“刘向校书的基本文献单元”，第8-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7] 这种文本形成过程中作者自己的补作和回改，属于创作问题而非传播造成的，其文本矛盾源于（作者）自愿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被迫修改作品。蔡邕《述行赋序》、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中存在的“年代错误”，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58] 参见Michael D. Coogan ed.,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with the Apocrypha, Augmented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extual Criticism”, pp.461。 

[59] 陈垣先生语，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