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杂抄》，保存有P.2721、P.2816、P.3393等13个完残不一的写本，全文共5000余字，是一部综合百科知识的问答体常识手卷。《杂抄》自述其“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据郑阿财、朱凤玉、张弓、屈直敏等所考，似即为唐代张九龄所作《珠玉抄》（已逸失）或其别本，成书约在唐代开元（713年-741年）、天宝（742年-756年）年间。从其13个写本的传抄情况看，应为时人生活常备的官修工具书。据张政烺所考，《杂抄》甚至可能即为唐宋科举所用之《何论》。《杂抄》内容涵盖历史、地理、民俗、伦理等多个领域，包括论三皇五帝、论三川八水五岳四渎、论九州九经三史三才等27篇，“辨年节日”即为其中第7篇。
唐代是我国许多传承至今的重要节日民俗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辨年节日”篇记载了唐代16个主要节日民俗的起源，尤其是其中有四则节俗起源传说在传世文献中皆已逸失无考。探究这些节俗逸说，对于我们认知传统节俗的发展演变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四则节俗逸说
（一）三月三日（上巳）与周幽王临河祓除
“辨年节日”载：“三月三日何谓？昔[周]幽王临水而游，妻将（时）妄。赍酒食至何（河）上，枇（呲）望观看，作渠（乐）解除幽王恶事。及收艾，大良。”（以P.2721为底本录文，参考P3649、S.4663、S.5658、P.3671作校，下同。）“妻时妄”者，即言幽王之后褒姒乱政；“至河”“呲望”“作乐”，即行临河祭祀祓禊除恶之术；“艾”者，艾草缚成之驱邪神像。
上巳洗濯祓禊之俗唐前即成俗。《后汉书·礼仪志上》曰：“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其节俗起源，南朝吴均所著《续齐谐记》载：“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可见上巳洗濯节俗起源，“祓除”“庆祝”两说，晋时已具备。唐宋传世文献中，亦以两说为源。“周幽王临河祓除”起源说遂为孑遗。
（二）五月五日（端午）与高辛氏嗜粽
“辨年节日”载：“五月五日何谓？高辛子姓耆（嗜）粽，以其因之。又说昔屈原投汩罗水而死，后人作粽祭之也。”“高辛子姓”即帝喾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子姓”为帝喾之子契的姓。《史记・殷本纪》载：“契封于商，赐姓子氏。”
“祭祀屈原”为影响最广的端午食粽节俗起源说。唐代前后皆如是。即《续齐谐记》所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而“帝喾高辛氏嗜粽”起源说，仅见于敦煌写本《杂抄》之中。
（三）七月七日（七夕）与高辛氏小子受弔
“辨年节日”载：“七月七日何谓？看牵牛织女，女人穿针乞巧。又说高辛氏小子，其日死。后人于日受弔。”“高辛氏小子”者，帝喾高辛氏幼子；“弔”者，追悼意。
“牛郎织女”起源说在唐代以前即已广为流传，即《续齐谐记》所载：“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当问：织女何事渡河？兄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去后三十年当还耳。明旦，成武丁失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高辛氏小子受弔”说，唯敦煌写本《杂抄》有载。
（四）九月九日（重阳）与唐尧登位
“辨年节日”载：“九月九日何谓？昔帝喾子名尧，八岁封为唐侯，十六昇天登位。克（尧）九月九日大会诸侯，用麺米拟造[酒]，麴米未到之。间其九日，帝喾崩，扶尧登位，百官总集，不得用酒。即用米𥻉欥之，团作番饼，用胡麻作米𥻉，会诸侯。自尔已来,不令断绝也。”言重阳食糕节俗源于唐尧登位之时，用米粉（麺米）造酒而酒曲（麴米）不至，即以白米（米𥻉）和胡麻籽作糕以待诸侯。
此说为传世文献所不见。唐代前后言重阳节俗者，皆取“登高避疫”之说，即《续齐谐记》所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二、因节立说与唐尧符命
以上四则节俗起源传说，仅见于《杂抄》，为后世所不传。诚如开篇所言，《杂抄》既为唐代官修工具书，甚至可能为科举应试之参考，四说何以逸失？
欲考其失，先考其立。上巳（三月三日）、端午（五月五日）、七夕（七月七日）、重阳（九月九日）者，《杂抄》中四节起源逸说，皆立意于重阳数（又称“天数”）之节日。其中“三”“五”为生数，即《尚书大传·五行传》所言；“天三生木。……天五生土。”重三之节，应于褒姒；重五之节，应于高辛氏。另有“七”“九”为成数，以《周易》用例，“七”为少阳小成，应于高辛氏小子；“九”为太阳大成，应于唐尧本命。如此以“唐尧”为主线，排布严整，张九龄作《珠玉抄》时，夹杂四则节俗起源之用意，便昭然若揭了，即辅助唐高祖李渊“唐尧符命”之宣传。
“唐尧”者，上古五帝之一，又称陶唐，帝喾之子，名放勋。如《杂抄》“九月九日”条所载，唐尧“八岁封为唐侯，十六昇天登位。”而唐高祖李渊七岁即袭封唐国公位，终其一生，皆在迎合“唐尧符命”。其谶，据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开皇初，……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曰：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后裴寂等二千人上疏李渊劝进时，亦言“唐尧符命”，即《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白雀呈祥，丹书授历。名合天渊，姓符桃李。君尧之国，靡不则天。星纪云周，奉时图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脱。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本自东，位当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图谶，堂堂桃李之谣歌。固已备在人谣，无德而称者也。”
节日民俗，合于岁时，为各类民俗中遍及至广、普天同庆者。时逢大节，皇帝常例与臣众聚会宴饮。以重阳为例，《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共收录重阳节诗愈350首，其中属“应制”“御制”“圣制”者，约70首，足见皇帝重阳宴饮之盛况。《杂抄》中四则节俗逸说，皆在重阳数之节立“唐尧符命”之说，实为籍岁时行天授教化于民众。试略论之。
上巳节应于褒姒者，“巳”者蛇也，《史记》言褒姒为周厉王时后宫童妾遭玄鼋（龙涎所化之黑蜥）所孕，应“檿弧箕服，实亡周国” 之谶以亡西周。《杂抄》言周幽王临河祓除，虽可致一时之治，终难免亡国天数。周平王代立，尤李渊受禅于隋。端午节应于高辛氏者，尤唐尧为帝喾高辛氏之子，似李渊承太祖、世祖之祚而有天下。七夕节应于高辛氏小子者，李渊为世祖李昞之四子。牛女天河之会，行于觜、参二宿。参宿者，晋之分野，《国语·晋语》曰：“实沉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晋者，唐尧之故地。重阳节应于唐尧者，“九”为阳数之极，九月九日唐尧登位，尤李渊受禅而立。
综上可见，《杂抄》所载四则节俗逸说，实皆为唐人迎合李渊符命谶言托古附会所作。故其虽所述达于易礼，且有官修背书，兼为科举所纳，唐代以后亦湮灭不闻。历朝历代，皆深恶不合于当朝之谶纬，极刑以遏之。唐亡之后，诸李并起，诸“唐”之国号林立于大江南北，确有“旗幡宛转似桃李花园”之势。是时“唐”外诸藩，以至于赵宋立国之后，“唐尧符命”及上巳、端午、七夕、重阳关乎符命之节俗，皆遭严厉禁绝，遗失不传。
考察存世之节俗，探究节俗之演变，历代多有出于自身种种需要而对节俗不断重塑叠造之举。如前所述，《杂抄》所载四则节俗逸说，唐代之前皆另有所述且深入人心。附会之说虽历唐代百余年宣传推广，其亡也忽焉。上巳祓禊者，出于暖春洗濯之乐；端午祭粽屈原者，北方六国故地亦为之不辍；七夕牛女之星，不独闪耀于唐尧故地之夜；重阳登高祈福者，源自对健康长寿的共同渴求。故古往今来节俗叠造者，立于共情者存，立于私利者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1月16日
